作为表演行业的中国IT业

如果说2000年代初期的信息化建设普遍还有其必要性，这个时代也早已结束了。现在的中国，信息系统是严重过剩的。当然，全行业的绝对过剩，与部分（尤其是高精尖）领域的相对不足，是辩证共存的。或者说，正是为了解决部分高精尖领域的相对不足，国家才二十年如一日地用政策催生了行业整体的绝对过剩。

互联网企业与资本的勾结，尽管垄断意识和钻金融监管空子的意图极其明显，但一直受到政策的容忍甚至鼓励。这也是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社会资金广泛流向互联网及金融科技创新领域的原因，也是互联网企业能得到一轮又一轮融资乃至上市机会的原因。

在两个方向上的政策催生作用下，大量的体制内政企采购资金流入IT行业，更大量的互联网投融资金流入IT行业，同时IT行业生产的大多数软件根本无用。资金和产品的双重过剩，共同塑造了中国IT行业（大约从2008年至2018年）的核心课题：过剩的钱应该分配给谁。

由于产品的过剩，这个分配问题无法以生产的方式来回答。站在项目采购的角度，甲方无法根据“谁的软件产品好”来决定采购哪家公司，因为谁的软件产品反正都是没人用。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管理者无法根据“谁的软件开发效率高质量好”来决定员工的绩效奖惩，因为谁开发的软件反正都是没人用。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生产与分配的双向调节机制（俗称“按劳分配”）在IT这个过剩的行业中失效了。行业中大部分的参与者面对的课题都是如何分配，而这个分配问题与生产已经完全脱节了。

由于分配与生产已经完全脱节，此时从业者竞争获得分配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生产行为，而是“让掌握分配权的人看了觉得满意从而愿意给予分配”的行为。这种“让某人看了觉得满意”的行为，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表演行为”。

负责体制内政企采购的信息管理部门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软件系统提升治理能力”的戏码。最直观的表演形式就是建大屏，因为大屏最容易产生视觉上的冲击力。因此也很容易理解这些大屏应该在什么时候打开：上级领导视察的时候（也即信息管理部门需要表演的时候）。

参与体制内政企采购的企业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软件产品物美价廉”的戏码。“价廉”这件事是容易对比的。然而“物美”这件事，由于软件根本没人用，只能通过表演来呈现，表演的方式就是写材料。乙方写的材料能被甲方信息管理部门摘抄一部分形成他的汇报材料，这个表演的流程就是打通的。

在乙方企业中工作的员工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研发工作效能高”的戏码。同样，由于分配与生产完全脱节（即：做出来的软件也没人用），研发工作的产出实际是无法度量的。因此“效能”就简化为“服从”的同义词，表现为加班——加班的意义是展现对领导的服从（即：领导可以控制员工法定的业余时间），而非为了产出更多的产品。

互联网企业同样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研发成果转化为资产”的戏码，其目的是获得下一轮投融资。这个表演的关键同样不是产品（记住：分配与生产已经脱节），而是财务报表和PPT。

总而言之，在一个双重过剩的行业里，不要试图用生产逻辑去理解从业者的行为，因为生产与分配已经脱节。从业者的行为只与分配逻辑有关，或者说，只与取悦分配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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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对话圣战份子》第五集：弗兰肯斯坦怪物

柴静六集纪录片《陌生人》里最挑战的一集：她在本集直面欧洲反恐部门“你们为何让恐怖分子离开？”；质疑政治人物“你们是否为了选票忽视危险？”；她发现极右组织与圣战分子的高度相似性，以及狂热之下同样的虚弱和怀疑，“如果你今天剥夺了穆斯林自由，明天失去的也许是记者，媒体和法院的自由？” ；她也自省因为担心被标签化“伊斯兰恐惧症”而紧张的后果，直到她采访的圣战分子说：“你们不谈？那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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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诈骗手册：中科院博士揭露诈骗真实细节

9月14日，我们联系到张原，他向我们讲述了在缅甸诈骗园区的生活和诈骗实施的细节。我们还得到了两份诈骗公司内部的培训资料，一份是一万多字的中英双语《业务专业知识的学习》，另一份是由诈骗聊天截图组成的《聊天范例》。

此前模糊的缅甸诈骗集团内部的轮廓，开始变得清晰、具体——

集团内诈骗链条分工明确：寻找客户的人，被叫做“引流手”，和客户详细聊天的人，被叫做“详聊手”，跟客户打电话和视频的人，叫做“话务员”，引导客户投资的人，叫做“经纪人”。

在《业务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聊天范例》里，诈骗的每个步骤和流程都被覆盖，为诈骗者提供详尽的培训和指导。从怎么包装人设，打招呼说第一句话，聊天聊什么话题，怎么在恰当的时刻从情感聊到投资，资料包都会提供模板和例句。

奖惩体制也同样完善：骗到大单的人有敲鼓的资格，会被公司奖励现金或者嫖娼，管理也相对宽松。完不成下发任务的人会被强制要求加班，体罚，限制每天睡觉和上厕所的时间。更为严格的惩罚是对那些“坏了规矩”的人，他们会被关进“兵站”——类似私人监狱的地方，根据“破坏规矩”的程度来设置关押的时间。

整个集团有类似社会金字塔型的结构，公司经理——团长——组长——组员。领导一层一层下发任务，人的层级和权力由KPI决定，完不成KPI的人会坠入下一个层级。一套价值观也在园区内被强化：只有完成KPI才有价值，只有发财才有尊严。管理者们用“被骗的人活该被骗”，“劫富济贫”等话术给予诈骗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支撑，让诈骗者一次又一次突破道德底线。

被骗去缅甸之前，张原任职于中科院庐山植物园，博士研究方向为古植物。2022年，张原因经济困难在网络上找中介求职，因为英语很好，他原本希望去新加坡做英语客服，却落入诈骗园区招聘人员的陷阱。2022年8月，他先到达泰国的湄索，然后又来到缅甸东南部的妙瓦底地区某诈骗园区。在园区内，他被收走手机和证件，无法与外界联系。

张原因为外债，家人生病，迫切期待找到一份高收入工作而陷入深渊。可被形势所迫，渴望突破阶层改变人生的，又怎会是张原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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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习惯了学生自杀

一名小学生，被老师生生用暴力打进了ICU，生死不知。小朋友的病历很快就传遍了医疗圈，儿科的同行们表示从没见过如此可怕的伤害，除非坠楼乃至遭遇车祸。

我在群里插了一句嘴，有谁敢公开替这名小学生打抱不平，大家都沉默了。我知道他们为何沉默，因为怕遭到权力报复。

当家长去学校调取监控时，学校答复监控坏了，事发还不到24小时监控就坏了。监控又坏了。当地教育局从始至终保持沉默。

南京某985高校，短短一年时间高达6名硕士博士自杀，他们生前或控诉被导师压榨或控诉不像个人。可我们的媒体被集体下达了封口令。他们的死没引起任何关注。

六名高材生，又不仅仅是六名高材生，他们代表的是一个被压榨到绝望的群体。可死了就死了，没人在乎。他们的死甚至没带来一点点改变。

一名武汉的大学生，自杀前留下遗言，“就让我的死来推动学校改变”。可他死亡的消息很快被掩盖，曝光他跳楼视频的学生也被学校迅速约谈处分。

就在一年前，这所大学的学生还集体在网上控诉学校暴力压迫。现在他们中的一员希望用死来逼迫学校改变，他们却集体选择了沉默。当记者采访时没有一人敢出头，没一人敢出头。

放任何国家，大学生自杀都是很严重的事件，何况接二连三的自杀。可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大学生自杀，习惯了院长教授们强奸学生，习惯了院士教授们科研造假用几千万经费养后宫。

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能为力。

饶毅教授被捧为英雄，可他改变了什么呢？他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常常想我能改变些什么，可我能改变什么呢？连我也习惯了学生自杀。因为我也是一名教授，还是所谓的名牌大学的教授。

现在的学生真的很厉害，我们批评权力批评黑暗都会被他们视为敌人，被他们口诛笔伐，他们真的很凶。

可他们自己遭遇压迫时他们却不敢反抗，他们不敢反抗权力，他们畏惧校方。甚至他们身边的同学选择自杀时，他们都不敢站出来说一句话。

他们高呼爱国，我愿意相信他们的话是真诚的，可身边最亲近的同学自杀死了，他们没一人敢出头。

我敢实名举报副省级大员，我不怕大盖帽上门威胁，我敢带着我的学生去给那些绝望的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救助。可我害怕今天的大学生。

他们像头狼，又随时温顺的像只小白羊。我是一名教授，会叫的野兽。我的责任是传业授道，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今天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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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兴的东亚父母，还不完债的孩子

有人总结了中国诡异的亲子关系：和父母分享快乐，快乐就会消失；向父母倾诉烦恼，烦恼就会加倍。父母似乎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执意拉开父辈与子辈的距离，即便你一次次靠近，现实总会让你碰一鼻子灰。但如果你真的想逃离，他们又会拽紧绳子把你拉回来。

有些父母到老都想不明白，儿女亲情为什么越来越疏离。明明是父母牵着孩子的手来到世界上，最后却变成了隔着厚障壁的陌生人。

直到他们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知道（或永远不会有机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情绪叫做“失望性情感隔离”。

如果在童年时期，孩子的委屈、撒娇、苦恼、倾诉在父母那里从来不会得到正向反馈，那么在领悟到这个事实后，大部分孩子会因为失望选择不再与父母建立情感链接，这就是失望性情感隔离。像是人体的某种自我保护机制，一旦受到太多次同样的伤害，便会本能性地隔绝再次受伤的可能。

子女是父母持有的资产和物品，所以“削骨还父，割肉还母”放在任何时代都具备振聋发聩的悲壮。

在古代，父权是逼你下跪的宗庙和牌位。

你不得不服从——在小农社会，父权是分配土地资源的大家长，是生存资本的给予者与分配者。

在现代，分配方式变了，而亲子关系依然保持上古惯性。

父母变成了资产持有者。他们稀里糊涂地走入婚姻，稀里糊涂地生下孩子——就像进入股票市场的散户，只是听别人说持有这支股票未来就有保障，所以稀里糊涂地all in了。

但收益不是散户能决定的。

这支股票赚了，他们点头颔首；这支股票赔了，他们破口大骂。在中式孝道金字塔的排序里，只有满足了父母的要求，才能获得“特等大孝子”的头衔，这个头衔和学历、收入、自我都无关，只和“听话”有关。如果还能赚点票子，那更是锦上添花。

当父母不再决定分配方式，家庭就变成了个人施展威权的场所。

孩子变成一个成年人可以免责摆弄的最小单位。快乐的孩子是无用的废物，卷不死的永动机看上去分外耀眼。

所以父母总是看不得子女“快乐”。

对东亚人而言，快乐是腐蚀意志力的毒药，是享乐的邪恶魔鬼，蜜罐是贬义的，而苦水才是正道的光。

对于东亚人而言，骄兵必败。开心是一种自带失败因子的情绪。所以我们信仰吃苦，崇尚卧薪尝胆，并且将其内化为一套方法论，教化我们的子子孙孙。

我们痴迷于“玉不琢不成器”的叙事。所谓“成器”，就是达到东亚语境下“成才”的严格标准；所谓“雕琢”，就是在这套严格标准之下，对一个天然人的强制塑形。

而打压就是这套塑形方法中最便利的工具。

许多父母甚至会变成嫉妒孩子的幽灵，总是以被亏欠的姿态示人，似乎总要在最快乐的时刻敲醒你：你的快乐是榨干父母获得的。

原本一场正常不过的对话，变成了债主的索取关注：你不能抛下我，轻而易举地去追求幸福。你的幸福必须带有负罪感。

后面的那句话是：我不幸福，凭什么你幸福？

“扫兴”就像东亚人的锶同位素，渗入了骨头和血液里，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也无法轻易剔除，它总在不经意的瞬间蹦出来，提醒你牢记自己东亚人的身份。

在这片情感匮乏的土地上，人们从未习得爱意究竟是什么。

他们只是如临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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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份证

“哎，说不定行。”阎罗说。“你看，你死了，就能在我们这办业务了，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一个大活人出现在地府，影响多不好，对吧。”

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想到这个荒谬可笑的世界，从一旁抄起一把开信刀，抹了脖子。

请求证明我没死的材料已经交上去了，据说等上二十个工作日就可以得到回执，届时就可以去地府人事局那里报道获取介绍信，再去户口处做背景调查……

葬礼上，我满心愉快，充满希望，跑到在我旁边默哀的同事们旁边高呼：“我拿到死份证了，我拿到死份证了。我没死！我没死！”

他们似乎没人理我，也许是没听见我说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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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摇滚席卷石家庄

根据政府组织专家统计的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

接着是领导讲话：要打造一个文化现象，争取10月份出圈。一位参会人员记得，有领导在解释项目缘起时还说了句：我们的摇滚乐总比淄博烧烤高级吧。

3月到7月，类似的讨论会开了七八次。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的创始人韩强每次都在。他说，几乎每个领导见到他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摇滚乐？

他反复解释：摇滚乐是西方舶来品，咱们要“洋为中用”，提炼其中的精神：自由，博爱，能带给我们力量。

一次会后，本地十几支乐队代表被召集起来，跟省里一位领导吃饭。乐队们开始还有点拘束，后来喝了点酒都放开了，还有人自称摇滚诗人，当众朗诵起原创诗歌。

只有领导不怎么说话，她拿出一个笔记本，认真记录着乐队之间的聊天，流派、风格，什么是pogo、死墙……

她嘱咐在场的乐队：摇滚乐应该多唱些正能量的东西。

这些演出中很少见到本地乐迷的身影，他们都去Livehouse和音乐节。我在酒吧碰到三个刚从内蒙看完音乐节回来的乐迷，他们20岁出头，经常组团去外地看演出，为带大旗到现场还特意坐30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但对于自己家乡打造摇滚之城，他们显得漠不关心。“就觉得挺荒诞的吧”，一个女孩说，她的印象主要来自河北共青团改编的那首《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一次演出转场途中，一位主唱指着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对我说：“你看见那个领头的了吗？他一直盯着我们，不让接受自媒体采访。”

又有一次，演出后集体采访，一名外地记者问乐队，是哪个部门联系他们来演出的？一名中年男子立刻跳出来，责令所有人把录音笔和录像设备关了，说所有关于政府的事都不许往出说。记者问男子是哪个部门的，对方答，他也是记者，本地媒体的。

被问到怎么看《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改编，聂永问：“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他提出要回答两个版本。一个是“改得好，太正能量了，太符合当下的要求”，而且“以后真促进摇滚乐的发展了，不管它艺术水准如何，我是赞成的”；另一个版本是“很无语，我无法评价”。他说创作者都接受不了作品被人改，“我本来是一把刀子，你给我改成个棒棒糖......这已经不是摇滚的意义了”。

为保证发展的是“高级”的摇滚乐，聂永的结论是：支持政府对摇滚乐适当管理，不仅要审歌词，还要审表演形式，要杜绝“低级下流”，“不能弄得大家觉得摇滚乐是一帮无耻的小人在玩的东西”。

2021年9月，姬赓以乐队成员身份获批成为“2020年度石家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每月人社局给发500元补贴，理由是“在社会比较有影响力，对推广石家庄‘名片’发挥了作用”。

另一张名片《爱摇》的创刊人朱晋辉对此向《凤凰周刊》评价：“一个月从政府领一千个五毛特殊津贴的人，我不该与之再有交集。”

今年3月，段郎也被请去开会，有领导提出，想帮《通俗歌曲·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两本石家庄代表性摇滚刊物复刊。段郎和《通摇》社长都没有表态。

后来段郎对我说；“我们和《通俗歌曲》都曾经受到过......没有感受到有关部门的善意，你现在用到我们了，又把我们拾起来，不断利用我们曾经的名声，我们的心理有点复杂。”

今年2月，韩强的地下丝绒因违建遭到拆除，接到通知时只给了三天时间。那天搬到一半，拆迁队就来砸玻璃了，他不得不在废墟中拯救设备。为了寻找新场地，他在网上发文称“突遭强拆”，随后不断接到派出所电话，让删文。最后改成了“突遭拆除”。

几天后，石家庄市市长约他到办公室，说，我们准备把石家庄打造成摇滚之城，不能让“地下丝绒”这个有名的牌子倒掉。新场地的问题，必要时候政府可以帮忙解决。

7月22日演出当天，这位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站在台上呼吁观众点歌，有人点了一首Beyond的《海阔天空》，他对台下说：“祝大家方方面面都海阔天空，一路长虹。”演出结束后，他面对多家媒体说：“我们石家庄的乐队都很正能量。”

第二天我在咖啡馆问邢迪，摇滚乐不是自由和反叛吗，为什么演出上要说那些话？他说：“那是外国人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

至于筹备期间，政府在会议上展示过的那份统计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韩强看完，直接告诉领导，这份数据严重脱离现实，别说300个乐队，能拿出30个就不错了，而且这30个里没有一个能靠演自己的作品活着，除了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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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遭境外披露兜售 我市一政务信息系统技术服务公司被行政处罚

前期，据有关部门在跟踪调查中发现，我市某政府信息系统技术承包商违规将政务数据置于互联网进行测试期间，相关存储端存在高危漏洞，导致大量公民数据泄露，以致成为境外不法分子窃取政务数据的“供应链”入口，2022年7月，相关公民个人信息在境外黑客论坛被披露兜售。针对问题线索，上海市网信办联合有关部门对涉事公司未严格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违法行为，开展现场网络安全检查。

经查，该公司主要从事政务信息系统技术支撑工作。2022年，该公司租用1台私有云服务器用于对未交付政务系统的研发测试和演示验收工作，存储了大量公民信息和政务信息，涉及公民个人信息数据1.5万余条。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在开展数据处理活动中未能有效履行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没有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技术防护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导致平台频繁遭受境外远程访问和数据泄露风险。日前，上海市网信办协调有关部门已要求该公司立即下线政府网站页面、关闭相关云服务端口、配合开展网络资产清查，并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近期，上海市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正在推进“亮剑浦江·消费领域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专项执法行动”，聚焦8个社会关注高、个人信息被过度索取的消费场景开展专项整治。上海市网信办再次强调，各类企业要合法合规收集、储存、使用公民个人信息，采取必要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下一步，上海市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加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监督检查，做好源头防控，督促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坚决打击危害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乃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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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喜欢去李佳琦直播间购物？最低价究竟真实吗？

我知道有很多观众因为李佳琦反问观众为什么这么多年工资没涨而感到愤怒。其实，“打工人的工资为什么没涨”是个好问题，只不过作为上海青联委员、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他问错了对象。他原本可以在更加适合的场合提出这个问题。可他却选择了问他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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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了，她都要被剪20分钟

你会发现，如今的删减程度，越来越大，删减的条件，也越来越紧缩。看电影的门道，越来越少，删减的东西越来越多。

总有一天会出现这样的代沟——当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谈起同一部电影时，竟然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这个情节，真的有吗？这种画面，是可以播的吗？难道这个电影，不是大团圆结局吗？

够了。

救救电影，救救我们的记忆。

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悖论：我们要严厉打击盗版。但结果，“正版”比盗版看起来更像假冒伪劣，让观众怎么能发自内心地支持？

我们责怪“三分钟解说”把电影剪得支离破碎，观众连看完一部电影的耐心都没有了。可是，如果连长视频对于删减可以随意退让，那么又能要求谁来尊重作品的完整性呢？

这种对观众情感的伤害。这种对电影自身信誉的毁弃。比任何外在的侵蚀，都更危险。

是的，有一部分内容我们无权看到。

但起码。观众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在用共同的嘘声指证出了缺失，在张口要回这权利。

而剪刀手。也将这些片段珍藏，他明白每动一次剪刀，都是对电影的背叛。

在不完美的环境中。没有忘记对完美电影的追求。

所以在封存的片段多年后重见天日时，才会泪流满面。

当天堂电影院被拆除之日，大家才会重新凝聚在一起目送最后一程。

虽然在那里，电影是残缺的。但对电影的爱却是完整的。

最害怕的是。电影院仍然火爆，电影仍然络绎不绝，大家假装相安无事，但久而久之早已放弃抵抗，心如死灰。

心死了。就真的一切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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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不幸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惟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着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爸爸不能代替我的爸爸，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爸爸啊。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502.html

“西格玛男人，永远不会掉入女人的陷阱”

不管是西格玛男人一脚踹飞女人的微短剧，还是把女人故意扔到地上的包包一脚踢飞，每一个视频下都能看到一句独属于男性的接头暗号：西格玛男人，永远不会掉入女人的陷阱。

每说完一次，似乎都是在自作多情的女性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男性群体在进行了一番精神娱乐后长吁一口气：真爽啊。

和著名金句“心疼男人就是倒霉的开始”如出一辙，国王语录也强调不要轻易为异性付出：“失败男人第一步，就是期待女人回复消息；失败男人第二步，就是情绪被女人掌控；失败男人第三步，就是给女人写小作文；失败男人第四步，就是女人生气立马道歉。”

如果一个人完整地看过《美国精神病人》这部电影，那他恐怕无法认同贝尔饰演的帕特里克·贝特曼是一个西格玛男人。

已知西格玛男人的严格定义，是不追随主流、游离在社会制度等级之外、能吸引女性但对女性没有兴趣。

但帕特里克·贝特曼这个角色，从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的小说到同名改编电影，表达的都是人在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夹击之下，从空虚走向偏执，最终彻底癫狂的过程。他的投行工作是家里安排的，每天要面对的唯一难题就是如何定一家高档餐厅。他笼罩在巨大的消费主义空虚之下。

帕特里克非但不是合格的西格玛男人，甚至是一个“假装自己是西格玛”的精神弱者，他被权力和地位蛊惑，不断寻求外界的肯定，对失去社会地位感到恐惧。

与其说大家向往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西格玛男人，不如说自我陶醉在一种人造的模糊形象之中：

既有饱胀的物质资本，拥有拿下跑车、劳力士和高档公寓的财富；又有惊为天人的肌肉与脸庞，享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女性资源；更有随意处置女性性命的生杀大权。

不止一家国外媒体指出，西格玛文化流行的背后，藏着的那把暗刀仍然是“厌女”。“有毒男子气概俱乐部”以另一种面貌，在短视频时代招募成员。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西格玛男人和臭名昭著的incel群体（involuntary celibate，非自愿独身群体）共享了许多特点。

与Alpha男性具备同等购买力的财富和外表，是过度自负的表现；而赋予自身“在系统之外不被理解”的孤独感，是自卑的外化。

“西格玛男性与incel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太聪明了，不适合这个世界，而其他人则生活在无知之中。但是，西格玛男人并没有屈服于这个令人沮丧的现实，而是倾向于过时的性别期望，即男性的体能和财富，他们不仅拒绝有吸引力的女性，而且还蔑视她们。”（GQ）

并且，美化“西格玛男人”的分类标签，可能会让原本不属于这一标签的男性，将其作为时尚潮流而盲目追随。毕竟在男性发明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的严格划分下，普通的delta男和更弱势的omega男，甚至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中文互联网对西格玛男人的认知还停留在玩梗搞笑，那西方世界则是将其推向了恐怖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了现实中射向人群的真枪实弹。

西格玛男人只是冰山表层。在冰山的更深处，是更加幽暗的男权文化组织。

被社会和女性“辜负”的incel们，其厌女的本质是对“曾经固若金汤的社会地位如今发生松动”的焦虑和恐惧，极端父权社会就是他们永恒的乡愁。

经济的挫败与感情的孤独，让他们把问题归咎于女性主义崛起。在他们心里，只要把时间拨回女人对男人俯首听命的时代，就能恢复昔日的荣光。这种诉求和极端右翼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共同构成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

incel寻找的并不是性生活本身，而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绝对统治。“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崇拜女性的地方，这太他妈不对了，她们不是神，她们只是一个该死的XX容器”，这只是随机截取的一段incel社群发言。

这种源自观念的愤怒很难解决，因为这是一场关于男性精神气质的存在危机。男权亚种在变化，不变的是他们将女性视为性资源、战利品、流通货币。

当父权构筑的男性童话日益消解，西格玛男人只是选择了不合作，而incel选择了流血和暴力。

贴标签是在潮流中最容易模仿的事，当你以为自己是“人类种族里最稀缺的顶级极品”西格玛男人的时候，也许在性别等级制度中，你只是一个没有魅力的omega男；当你沉浸在“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的时刻，或许你没有觉察到，“厌女”两个字藏在更深处的地方。

https://mp.weixin.qq.com/s/8AxcvQdV6bSTGIjwqa0a2g

《陌生人——对话圣战份子》第六集：以人之名

恐怖主义的招募是在讲一个故事，脱身而出的人可以是有力的反叙事者。

https://youtube.com/watch?v=4XDCnhDPTFo

人往高处走

现在的情况却是，不少人在逃离刑检岗位。

责任更加重大的刑检岗位并没有凸显其重要性，反而从高处跌落，从高处正在变为低处。

以前都是主诉检察官到其他部门任副职，公诉的副职要到其他部门任职，现在却是其他部门的副职到刑检任正职。

一个刑检人员调到其他部门反而却是被重用了。

这是因为其他部门更出成绩，而刑检总是出问题，又累。

这里边的岗位调动有的时候是被动的，是总体安排的，有的也是自己主动而为的。

就像我当初想去公诉一样，现在不少刑检人特别想去其他业务部门，因为他们也想往高处走。

其他也不是其他部门变高了，而还是刑检变低了。

刑检正在失去那些自信的、从容的风采，变得越来越不深刻，越来越不淡定了。

其实究其本质就是越来越不会挣分，越来越不会获取抓人眼球的司法政绩。

就像有些媒体说的，觉得还是某些部门的片子好拍，动则气势恢宏，科技感绚烂。而刑检除了一些惊天的大案，其他的好像都是身边的小事，也难以体现出宏大的气势。

刑检的气势好像出不来。还是我们对这些所谓的小事，越来越没有感受力了?

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不觉得那些关乎自由、名誉乃至生命的事情是重要的事情？

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新闻效应、画面效果，还是当事人的人生?

我们不仅冷漠，有时候还越来越世俗了。

我们追求的高处到底是什么，有时候也不禁让人反思。

虽然刑检部门仍然是最能够锻炼人的岗位，但是年轻人也非常的现实,没有实在的发展机会，光谈理想也是不够的。

这样一来，放眼望去除了刑检都是高地，只要从这个低位爬到任何一个部门都是一种往高处走，不论是其他检察部门还是综合部门。

这样的趋势真的好么，目前所谓的高处真的是高处么，我们确实需要反思。

但人性就是这样的，即使在反思之前它也会趋利避害的往高处走，这个高处无关乎道德和价值，就是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和发展机会。

但是对于检察体系来说，我们不能不认真的反思目前这个所谓高处是不是真的高处，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我们是不是忘了检察官这个职业是怎么产生的了，忘了我们的本行是干什么的了?

人往高处走没错，但是首先应该知道这个高处到底是哪里，它凭什么是高处，我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到底想去哪里。

因为这关乎我们的司法观。

https://weibo.com/2553607491/Nklc2wyvD

一个严肃的问题：互联网巨头们到底创造了多少就业？

我们想用另外一套逻辑来证明这件事情：从业门槛的降低、行业竞争越趋市场化，它能容纳的就业就越多。

比如内容产业，我们今天周围到处是各种自媒体从业者，从图文到短视频，这本质上是媒体这个过去被国有资本垄断的行当，被互联网结构了。

到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内容产业从业者门槛极大降低，几乎是个人都能有了一夜成名的机会，也有了通过内容变现、就业的可能，这个产业创造的就业和产值，早已是20多年前的几百倍。

那么到这里，关于“互联网巨头到底是创造了就业还是毁灭了更多就业岗位”的争论，应该就结束了，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它们到底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

我们将选择阿里巴巴、美团、拼多多、京东、滴滴、腾讯、字节跳动、快手、小红书、百度10家互联网巨头来分析，排名不分先后，前5名更偏向交易型平台，后5名更偏向内容型平台，当然双方互有交集。

中国主流交易类平台合计创造的有效直接就业人数大约是5300万。中国主流内容平台创造的直接有效就业岗位大约3515万个。最终统计出来，上述10家最具代表性的公司，过去一年（部分计算了截止今年Q2的数据）创造的直接有效就业数据总共是：5300+3515=8815万个。

接着我们来看看间接就业人口数据。所有头部互联网平台创造的直接+间接就业人口大约是2.2亿个。这2亿多个就业，实际上有一部分并不算社会学统计上的就业，只能算生存。

比如间接就业统计中的农产品就业，农产品我们根据产值6万即创造一个就业计算，这也是为什么美团、拼多多的间接就业人口比例更大的原因。拼多多我们按照25%的GTV为农产品统计，这部分GTV大约8000亿，其中的约70%流入上游生产环节，5600亿收入创造的是933万人的“就业”，淘系按照5000亿农产品GMV计算，同样按照70%流入农作物生产环节，创造大约617万各农民“就业”。人均6万元产值，减去肥料、播种、种子、机械等，到手的年收入可能不到1.5万元，但是对于种植的农民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笔最不坏的生存资金。

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统计显示，全国工薪阶层在职员工4.02亿，此外，含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自媒体工作者等在内的灵活用工人员大约8400万，另有农民工2.93亿，他们并没有统计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如果加上这部分大约3000万从业者，合计得有8亿人左右，若剔除2.9亿农民工就是5.1亿，头部互联网平台创造的总就业人口已经占到这5.1亿核心就业人口的43%左右。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是想提醒大家，无论多么重视互联网行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和潜力，都不为过。我听到过最好笑的一种说法是：这些资本巨头，实际上有你没你并没多少差别，一鲸落、万物生，一个巨头倒下了，无数个中小企业会站起来。

我没听过比这更缺乏常识的话了，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树上有10只鸟，你开枪打死一只，剩下的是多少呢，0只。因为其他的鸟会因为恐惧而飞走。

对于通过市场竞争成长起来的大公司，如果我们不能给予基本的尊重，反而认为有你没你都一样，甚至没你更好。

其他大企业的安全感又从何而来呢？大企业的待遇尚且如此，中小企业又能有多好的前景和信心呢？

这种形势下，资本将如同惊弓之鸟，不是争先恐后继续投资，而是偷偷转移资产。恐惧是刻在骨子里的创伤，是经济增长的天敌。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今天看起来都有点虚弱无力。

历史已经一再地证明过，唯有依赖市场经济，依靠民营企业，给予资本足够的尊重，给予市场充足的信心，就业才会如源头活水、踏浪而来。

https://mp.weixin.qq.com/s/Zwp74XJNbu1xgmNMuQoHHw

孩子的救命钱去哪了？儿慈会被曝涉违规“配捐”

配捐活动，本身没有问题。所谓的“配捐”模式，起源于腾讯的99公益日。每年9月，为了扶持公益项目，腾讯基金会每年拿出数亿资金，根据各项慈善公益活动募得善款额度，随机配捐。这些配捐的资金也来自腾讯等平台。

“正规的配捐活动，必须是向社会募捐，捐款资金也是统一打入基金会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所有的资金都是由基金会统一管理和支配。”李月是深圳一家服务困境家庭的基金会秘书长，由于没有公开募捐资格，他们将项目挂靠在儿慈会下。她旗下的公益组织也会每年参与腾讯等平台的配捐，所有的捐款资金都是打入儿慈会账户。

“募捐资金流经个人账户，这是违反慈善法规的。”多位公益人士告诉凤凰网《风暴眼》， 募捐活动的全部收支应当纳入慈善基金会的账户，由该基金会统一进行财务核算和管理。否则会存在很大的风险隐患。

9月14日，儿慈会平台传播部主任孙丹丹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称，“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发起这样的配捐活动，还要把钱打进他的个人账户上。”并未对基金会是否存在日常配捐活动做出回应。针对上述疑问，凤凰网《风暴眼》发送邮件寻求儿慈会的回应，截至发稿前，尚未收到回复。期间拨打儿慈会总部和紧急救助电话，亦均未能接通。

通常来说，公益组织募得捐款越多，意味着旗下的项目也可以获得更多配捐款，抽成也会增多。根据2022年儿慈会年度报告披露，当年，儿慈会在腾讯99公益日期间筹资2.3亿元，获得配捐款2735万元。其中非配捐时段筹资4061万，获得配捐189万。

这些配捐资金对没有经营收入的公益机构而言，无疑是一笔不菲的额外收入。所以出现不少人会利用求助者急需用钱的心理，向其家属筹得大量钱款，从而获得更多配捐款。待配捐款到账后，再给予家属一定比例的补助。李月告诉凤凰网《风暴眼》。

也就是说，慈善组织大力推出配捐活动，实际上是为了获得腾讯等平台的配捐额。这也导致社会上出现不少公益人士“冒名”配捐，然后卷走患病家属大额资金的乱象。2017年同梦基金会创始人刘建被爆出，卷走100多位白血病家属的1000多万募捐款。2021年，桐柏县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王亚南被曝出利用白血病家属的心理，卷走了数百万元的募捐款。

https://mp.weixin.qq.com/s/WeZd2osNZ1pzCtoPRngnmw

全球第二例猪心移植手术于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实施

周五，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宣布他们实施了有史以来第二例猪心移植手术。医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58岁的手术者劳伦斯·福赛特“目前可以自主呼吸，心脏功能良好，无需任何支持设备的帮助。”

https://edition.cnn.com/2023/09/22/health/pig-heart-transplant-living-patient-second-time-ever/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