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块工资线”是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如今工厂、快递、外卖、网约车，成了个巨大的海绵，能吸收各种闲置劳动力，现在大家劝那些大学生和失业白领脱下长袍，一般就是暗示他们去这些行业。有一说一，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就算找不到工作，也坚决不会去干这类工作超过三个月。

一般来讲，年轻人的失业率比中年人高一些，毕竟大学刚毕业找不到工作，宁愿考几年研究生或者公务员也不去送外卖。但是中年人不一样了，一天都不能停，上边提到的那几样，总有一个适合中年人，反正不适合你也得去，车贷房贷老人孩子，都需要钱，闲在家里怎么可能。

这个故事悲剧的一个隐喻就在于，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高端研发相关的岗位，那大学生毕业之后，你在大学学的那些知识，是没有任何用的，也不会有人会雇佣。学到的知识没啥用，找不到对应的工作，可不就得去送外卖嘛。这种事已经在大规模发生了。

为啥说这事呢，那些大型互联网公司瞎折腾一些扩张型项目，每年都招一堆人进来然后把钱花光了，其中只有一部分项目能盈利，绝大部分项目最后发现真不行，不了了之了。

这是看着挺扯淡，但客观上确实每年都要消化不少大学生。如果互联网公司不烧钱搞这些非主流项目，看着好像省钱了，问题是大学生的岗位也省出来了。这两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有多大，大家应该也知道，今年毕业的一千万大学生还没消化完，明年毕业的大学生9月1日回到大学也要开始找工作了。

所以说如果互联网公司停了研发，现在极少数几个能开出高薪的工作岗位也没了。

中国包括自媒体写手在内的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们，真很少关心基层人民在忙乎啥。

而且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太多人跟基层人民割裂越来越明显，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占据我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基层老百姓到底工作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偶尔出现这么一篇文章，总能引起巨大的震撼。

之前就有个说法，说我们的电视剧里已经没有普通人的身影了，偶尔有，也离谱到你觉得编剧的脑子被驴踢了，类似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在一线租大平层，昨天还在挤地铁，今天就买了三十万的代步车，上班族里的底线也是王漫妮那样的奢侈品店柜姐。

我倒并不是想吐槽这种现实，而且说确实应该多一些关注，关注本身就是力量，进而推动给那些快递和工地小哥们把一些基本的保障安排上，类似保险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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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法治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打击坏人？

然而，世上从不缺乏英勇无畏的、野心勃勃的屠龙少年，缺乏的是制约少年力量的制度，更缺乏对屠龙少年蜕化为恶龙的警惕。人们总是欢呼恶龙的倒下，却不在意新的恶龙正在长成。

比如，我上学时，学到“法不溯及既往”的理论，觉得这简直是画蛇添足的废话。法律怎么能溯及既往呢？怎么能要求行为人遵守他行为时尚不存在的法律呢（从轻除外）？法律只要是讲道理的，就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也不用反复强调这是法治的重要原则之一吧？

但后来发现，现实远非如此。

如果社会上有什么不良现象，或者仅仅是有些人看不惯，这些人就希望赶紧出台新的规定，来严厉打击这些现象，而不在乎当下的法律是不是没有明文将之为违法，甚至有可能是合法的。只要一提打击什么，一提“倒查”多少年，都是欢呼声一片。

用新规定打击既有的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人哪怕符合现行的所有法律，也不能确认自己有没有违法，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确定。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只要将自己代入就可以理解。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行为可以免于入罪的恐惧。因为行为已经做出了，已经失去了规避违法的手段，后面的立法者执法者想要打击的话，总能量体裁衣做出规定来打击，犹如先射箭再画靶，百发百中。除了那些坚信不会溯及自己的人之外，恐怕都会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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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对话圣战份子》第四集：纸王冠

这个所谓的神圣世界是纸糊的，不能给时间让人独立思考。俄罗斯的涅恰耶夫在《革命问答》中写道：“自我献身的人，应该没有自己的利益、事务、感情、爱好、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 成为战士就不必再问我是谁。家庭、文化、种族、国家、所有身份全部抹除，白袍加身，人人只有一个新的身份。但一个意识形态怎么能让一个人主动放弃一切幸福，与世界为敌，与人性为敌？与生命为敌？

https://youtube.com/watch?v=mQLiGXKn5jQ

〔译序〕我的孩子被你弄成了残疾

我把自己翻译的每一本书都珍视为自己的孩子，除了在译稿上字斟句酌，还会献上一篇热情洋溢的译者序。像是新近出版的拙译《隐蔽的宇宙》一书，早在一年前还没开始翻译时，我就已经构思好了译者序的开头。然而，最终的书里却没有译者序。原因在本文题目里已经挑明，鉴于该书译文遭到了出版方的严重删改，我绝无可能写序来对这样的残次品进行推介，如果本书非要有一篇译者序，那大概就是本文的模样——将产品的残次之处逐一列出，供读者参考，留历史见证。

我想，每一位有责任心的“责任”编辑，每一位身为读书人的做书人，都是把书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呵护的，遇到不得已而为之的删改，那也是采取绝不多删一字的原则。于是，当我看到《隐蔽的宇宙》编辑发来的审校样里，大片大片的大笔一圈就把一整句、一整段甚至一整页的文字给轻巧地删掉的笔迹时，我出离愤怒了，我不相信这是读书人和做书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关键是，我压根就没想到，这样一本主题是“生物多样性”的人畜无害科普书，竟然会遭删改。

回过头来看，这家出版方的缺点和优点是一体两面的，为着同一个目的服务：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并降低风险，实现做书的利益最大化。只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你们完全无视了书作为“人类进步的阶梯”这一精神属性。须知，在越来越少的人会读书，越来越少的好书能被读到的今天，情怀、良知、道义、担当这样的大词真的构成了一个人乃至一群人坚持做书的重要支撑，否则该有多少比做书更挣钱的活计可以干啊。而你们，却把一本好书给这样糟蹋了。我不会再与你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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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我最近在直播测数据，昨天一天，我们在抖音违规了八次。其中三次是因为说了“微信”。站内提醒都只有一句：我涉嫌倒流。我可以理解腾讯和字节两家公司为了流量的商业之战，所以我尽量不说微信、朋友圈这样的词语，但接下来的事情我就开始不解了。

“秒杀”也不让说，于是我们开始把秒杀说成“秒秒”；很快，“赚钱”也不让说了。于是我们问了相关人士，他们说你们要改成“赚米”；最可怕的是“直播间”也不让说了，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改成了“啵啵间”。果然，流量又回来了。

第二天，我在讲《大英博物馆》这本书，我讲到：因为疫情原因，很多孩子现在出不了国，但可以在书里找到博物馆的里的壮丽。又被警告了。后来才知道，不能说因为疫情原因，要说因为：口罩原因。再之后，我被告知，所有极限词也不能说：比如最、第一、绝对、国家……

但问题来了，我说了一句：最好的时间是现在，也被警告了。我说了一句我完全果（谐音quan guo）断地相信了这句话……也被警告了。

再后来我发现，在抖音里，主播们快手叫某手，拼多多叫拼夕夕，小红书叫某红书，公众号叫公主号，微博叫某博，微信叫某信，抖音叫抖爸爸。也不知道张一鸣听到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毕竟人家是个八零后。为了流量，真是脸都不要了，当然我也理解，谁不是为了生活。

直到我今天回家，在小区一群孩子扯着嗓子喊：完了，芭比Q了！我一看这群孩子，也就是三五岁，刚学会汉字没几年，却过早接触了这些词汇。我才意识到，抖音有八亿用户，这些用户其实包括大量的孩子和家长。

而新一代人，正在养成一种新型的文字体系，这种文字体系说白了，就是为了平台而故意制造的错别字。而接受并使用这些错别字的，正是那些孩子，也就是我们下一代。

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在暑假作业里写着：白雪公主吃下王后给她的苹果，芭比Q了。他们写着：我妈妈在抖爸爸的啵啵间，花了五十米买了东西。他们写着：我要好好赚米，成为国家栋梁。哦对了，国家也不让说：我要好好赚米，成为国国栋梁。

救救孩子。

https://weibo.com/1843310320/LC6GU1pWV

攀比、说教、控制，年轻人逃离扫兴亲戚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家庭独生子女占据主流。较少的亲戚网络和少子化，让原本应该更具黏性的亲戚关系加速淡化，并逐渐出现了“亲不过二代”的紧缩化形态的亲戚关系。新世代的“90后”特别是“00后”青年群体的“断亲”，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更为激进的“断亲”，发生在37岁的叶文身上，他甚至断掉了原生家庭。小时候，叶文是湖南新宁一个村里的留守儿童，爸爸妈妈都去了广东东莞打工，长久的分离贯穿叶文的少年时代。后来他高考落榜，复读两年依然成绩不好，没有大学可上。做摄影学徒、开摄影工作室、喜欢文学、创作工人诗歌，这些是叶文成年后的生活，也是不被家族乃至父母理解的部分。

叶文一直记得初中一次放寒假，母亲来学校接他回家，扛着他的箱子走在前面，两个人就这样沉默地一前一后走在田垄上，穿过宽广的农田。那天他看着母亲的背影突然意识到，“母亲只是身体比较高大。我们的思想太悬殊了。”

对于家族、家人，叶文只留一句唏嘘，“他们没有能力，他们理解不了我，也管不了我。”

“攀比”也发生在最终选择断亲的薛颖身上。每次回老家，薛颖都能看到，楼下有一堆叔婆坐在一起聊天，谁从楼下走过，都要接受一群人的集体注目，注目礼过后很可能是无止尽的八卦，这让薛颖抗拒去那个地方。

薛颖结婚时没有办婚礼，她不想沦为别人的谈资。在薛颖看来，婚礼只是一场表演，是相互攀比的竞技场，迎亲的是什么车，在什么酒店办宴席，套餐什么规格，婚纱什么价位，老公帅不帅、有没有钱，这些都会成为谈资。“我为什么要花我本该享受的钱去让别人看我的隐私，再拿去跟别人比较？”

决定断亲，是想斩断这些亲戚的眼光，薛颖厌恶这样的攀比。这是家道中落之后才有的意识，小时候她是比较中的优胜者，后来家里出事，巨大的落差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她的心态。原来总向她表示羡慕的表姐现在手握几套房，考上了事业单位。表姐的妈妈喜欢在小区里跟人聊，“我家的闺女一个月挣六千多块钱，单位又发了超市卡”，诸如此类。妈妈听到这些又回来跟薛颖说，薛颖不喜欢听，“人家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过我自己的日子，想要什么自己努力去争取就是了。”

结婚生子是家庭对叶文最大的期望，这是和家人为数不多的交流中固定的主题，叶文总是以装傻或转移话题来应对。有次回去过年，父母逼着他去相亲，相了几个没相中，父母硬要他接受其中一个女孩，他不愿意，一度情绪激动，“你们再逼我，我就去奶奶墓地旁边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他真的去拿了锄头，途中被妹妹死死抱住。这之后爸妈不再逼叶文相亲。但事情没有结束，后来的一年正月，按家乡习俗要给祖先供饭，叶文的妈妈在祖宗的灵位前说道，“祖宗不管事，不让我儿子娶个媳妇，我以后也不供你们的饭了。”

听在叶文耳朵里，“是对我彻底的否定和诅咒，说得好像我会让家里绝种。”那时叶文的收入状况有了起色，他原以为父母会对他改变看法，没想到他还是母亲眼里的罪人。这之后叶文彻底放弃了让父母理解他的奢望，这是他思想上的彻底“断亲”。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76500887827382825

反审查开源软件社区的 Bad Ending 进行时

互联网审查软件的开发常常由政府支持，政府能够对此进行大量投入，让大量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与开发人员为其提供支持。

反审查社区主要由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构成，研究人员通常来自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开发人员则常常由一些学生和 IT 相关从业者组成。绝大部分社区的人员均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官方支持”。

这样的力量悬殊有一种 LV.1 勇士大战满级魔王的感觉，而审查机制的不透明和反审查机制的透明公开更加剧了这样的差距。

代理协议实际交付到用户手中是常常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从研究人员提出想法、实现、改进到正式添加到易于用户使用的客户端上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Apple 对开发者严格的限制和高昂的收费使 iOS 与 iPad OS 平台的实现更为漫长。部分开发者要求协议本身有大量用户才会添加协议的支持更是与前文互相矛盾。

我们当今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社会（有部分政治家宣称他们改变了生产制度，但这大多是谎言），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计算机相关的行业似乎却看起来不太寻常，我们常用的编译器等生产资料却是公有的，任何能都能使用它们进行生产，它们被称之为自由与开源软件，并以此为核心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与运动。然而，开发这些软件的开发者显然无法通过这个过程直接获得收入（因为本身不能获得利润），这种形式理应不能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持续，但商业实体向开发者捐赠或雇佣相关开发者却巧妙地维持了这一平衡。

但在反审查社区似乎不存在这一平衡。靠开源反审查软件盈利的大有人在，更有人依赖此赚入数亿美元的收入。另一面，社区的开发者却极少获得捐赠，也极少有开发者因此受雇。更有通过开源反审查软件盈利的同时，在不作出贡献的情况下向开发者提出需求。在社区内，我常常见到许多开发者抱怨类似的事情。这不仅使得很多开发者日益缺乏动力，甚至对部分开发者的精神造成了影响。

我深知自己无力改变这一状况，但我决定将一句谚语分享给大家。

Freedom isn’t free.

https://blog.akinokae.de/archives/the-dilemma-of-anti-censorship-software-communities/

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基于家谱的人口数据

尽管延续香火、传宗接代是人们的普遍理想，人们为此也做出种种努力，但是现实当中，人们所向往的那种儿孙满堂的理想情景并不多见，恰恰相反，绝嗣才是更为普遍的现实。经历了这267年间后，只有13.61％的人留下了自己的后代，尽管期间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是绝嗣现象仍普遍发生，人们延续香火的理想受到普遍绝嗣现实的狙击。

在影响传嗣的诸多因子中，生子数的影响最为直接，在同等死亡率下，生子数越多，传嗣的机会也就越大。生子数的多少最终受制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家谱数据中表现为占据更多资源和声望的族长容易有后代，拥有功名的人也容易使得本支脉得到延续。在人口繁衍的过程中，这些占据更多资源的人群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优势被逐步累计和放大，使得他们的后代逐渐占据了人口的主体部分。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人群则逐步被排挤和淘汰，最终绝嗣。人数最多的10％支脉，占据了总人口的62.72％；而人数最少的10％的支脉，只拥有总人口的1.25％，繁衍的机会在不同支脉之间是极不均等的。

当代欧美发达国家人口不愿意多生育、而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维持相对较高的生育率，进而出现了落后地区人口比重上升，而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口比重下降的局面。这种人口的逆向淘汰的出现，前提条件是生育和死亡大体已经在人类的掌控范围之内，尤其是在人们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流行病和饥荒。然而在传统时期的中国，人们显然还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控制死亡，相反，死亡水平决定并塑造了人口的再生产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繁衍可能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那些占据较好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家族，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营养、相对清洁的居住条件，尤其是在爆发大规模流行病和饥荒时，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使得死亡率低于那些社会经济水平落后的人群。这使得优势家族在繁衍过程中逐渐壮大，而劣势家族的生存空间则逐渐被挤压，最终被淘汰。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优势家族后代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成员之间也逐渐出现优势和劣势的分化，只有少数后代能够继承优势，而多数人则渐渐退化，于是新一轮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也随之展开。

陈熙.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基于家谱的人口数据[J].南方人口,2012,27(06):41-50.

作为表演行业的中国IT业

如果说2000年代初期的信息化建设普遍还有其必要性，这个时代也早已结束了。现在的中国，信息系统是严重过剩的。当然，全行业的绝对过剩，与部分（尤其是高精尖）领域的相对不足，是辩证共存的。或者说，正是为了解决部分高精尖领域的相对不足，国家才二十年如一日地用政策催生了行业整体的绝对过剩。

互联网企业与资本的勾结，尽管垄断意识和钻金融监管空子的意图极其明显，但一直受到政策的容忍甚至鼓励。这也是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社会资金广泛流向互联网及金融科技创新领域的原因，也是互联网企业能得到一轮又一轮融资乃至上市机会的原因。

在两个方向上的政策催生作用下，大量的体制内政企采购资金流入IT行业，更大量的互联网投融资金流入IT行业，同时IT行业生产的大多数软件根本无用。资金和产品的双重过剩，共同塑造了中国IT行业（大约从2008年至2018年）的核心课题：过剩的钱应该分配给谁。

由于产品的过剩，这个分配问题无法以生产的方式来回答。站在项目采购的角度，甲方无法根据“谁的软件产品好”来决定采购哪家公司，因为谁的软件产品反正都是没人用。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管理者无法根据“谁的软件开发效率高质量好”来决定员工的绩效奖惩，因为谁开发的软件反正都是没人用。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生产与分配的双向调节机制（俗称“按劳分配”）在IT这个过剩的行业中失效了。行业中大部分的参与者面对的课题都是如何分配，而这个分配问题与生产已经完全脱节了。

由于分配与生产已经完全脱节，此时从业者竞争获得分配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生产行为，而是“让掌握分配权的人看了觉得满意从而愿意给予分配”的行为。这种“让某人看了觉得满意”的行为，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表演行为”。

负责体制内政企采购的信息管理部门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软件系统提升治理能力”的戏码。最直观的表演形式就是建大屏，因为大屏最容易产生视觉上的冲击力。因此也很容易理解这些大屏应该在什么时候打开：上级领导视察的时候（也即信息管理部门需要表演的时候）。

参与体制内政企采购的企业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软件产品物美价廉”的戏码。“价廉”这件事是容易对比的。然而“物美”这件事，由于软件根本没人用，只能通过表演来呈现，表演的方式就是写材料。乙方写的材料能被甲方信息管理部门摘抄一部分形成他的汇报材料，这个表演的流程就是打通的。

在乙方企业中工作的员工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研发工作效能高”的戏码。同样，由于分配与生产完全脱节（即：做出来的软件也没人用），研发工作的产出实际是无法度量的。因此“效能”就简化为“服从”的同义词，表现为加班——加班的意义是展现对领导的服从（即：领导可以控制员工法定的业余时间），而非为了产出更多的产品。

互联网企业同样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研发成果转化为资产”的戏码，其目的是获得下一轮投融资。这个表演的关键同样不是产品（记住：分配与生产已经脱节），而是财务报表和PPT。

总而言之，在一个双重过剩的行业里，不要试图用生产逻辑去理解从业者的行为，因为生产与分配已经脱节。从业者的行为只与分配逻辑有关，或者说，只与取悦分配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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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对话圣战份子》第五集：弗兰肯斯坦怪物

柴静六集纪录片《陌生人》里最挑战的一集：她在本集直面欧洲反恐部门“你们为何让恐怖分子离开？”；质疑政治人物“你们是否为了选票忽视危险？”；她发现极右组织与圣战分子的高度相似性，以及狂热之下同样的虚弱和怀疑，“如果你今天剥夺了穆斯林自由，明天失去的也许是记者，媒体和法院的自由？” ；她也自省因为担心被标签化“伊斯兰恐惧症”而紧张的后果，直到她采访的圣战分子说：“你们不谈？那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人机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wjw1Ja83Y

缅甸诈骗手册：中科院博士揭露诈骗真实细节

9月14日，我们联系到张原，他向我们讲述了在缅甸诈骗园区的生活和诈骗实施的细节。我们还得到了两份诈骗公司内部的培训资料，一份是一万多字的中英双语《业务专业知识的学习》，另一份是由诈骗聊天截图组成的《聊天范例》。

此前模糊的缅甸诈骗集团内部的轮廓，开始变得清晰、具体——

集团内诈骗链条分工明确：寻找客户的人，被叫做“引流手”，和客户详细聊天的人，被叫做“详聊手”，跟客户打电话和视频的人，叫做“话务员”，引导客户投资的人，叫做“经纪人”。

在《业务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聊天范例》里，诈骗的每个步骤和流程都被覆盖，为诈骗者提供详尽的培训和指导。从怎么包装人设，打招呼说第一句话，聊天聊什么话题，怎么在恰当的时刻从情感聊到投资，资料包都会提供模板和例句。

奖惩体制也同样完善：骗到大单的人有敲鼓的资格，会被公司奖励现金或者嫖娼，管理也相对宽松。完不成下发任务的人会被强制要求加班，体罚，限制每天睡觉和上厕所的时间。更为严格的惩罚是对那些“坏了规矩”的人，他们会被关进“兵站”——类似私人监狱的地方，根据“破坏规矩”的程度来设置关押的时间。

整个集团有类似社会金字塔型的结构，公司经理——团长——组长——组员。领导一层一层下发任务，人的层级和权力由KPI决定，完不成KPI的人会坠入下一个层级。一套价值观也在园区内被强化：只有完成KPI才有价值，只有发财才有尊严。管理者们用“被骗的人活该被骗”，“劫富济贫”等话术给予诈骗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支撑，让诈骗者一次又一次突破道德底线。

被骗去缅甸之前，张原任职于中科院庐山植物园，博士研究方向为古植物。2022年，张原因经济困难在网络上找中介求职，因为英语很好，他原本希望去新加坡做英语客服，却落入诈骗园区招聘人员的陷阱。2022年8月，他先到达泰国的湄索，然后又来到缅甸东南部的妙瓦底地区某诈骗园区。在园区内，他被收走手机和证件，无法与外界联系。

张原因为外债，家人生病，迫切期待找到一份高收入工作而陷入深渊。可被形势所迫，渴望突破阶层改变人生的，又怎会是张原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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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习惯了学生自杀

一名小学生，被老师生生用暴力打进了ICU，生死不知。小朋友的病历很快就传遍了医疗圈，儿科的同行们表示从没见过如此可怕的伤害，除非坠楼乃至遭遇车祸。

我在群里插了一句嘴，有谁敢公开替这名小学生打抱不平，大家都沉默了。我知道他们为何沉默，因为怕遭到权力报复。

当家长去学校调取监控时，学校答复监控坏了，事发还不到24小时监控就坏了。监控又坏了。当地教育局从始至终保持沉默。

南京某985高校，短短一年时间高达6名硕士博士自杀，他们生前或控诉被导师压榨或控诉不像个人。可我们的媒体被集体下达了封口令。他们的死没引起任何关注。

六名高材生，又不仅仅是六名高材生，他们代表的是一个被压榨到绝望的群体。可死了就死了，没人在乎。他们的死甚至没带来一点点改变。

一名武汉的大学生，自杀前留下遗言，“就让我的死来推动学校改变”。可他死亡的消息很快被掩盖，曝光他跳楼视频的学生也被学校迅速约谈处分。

就在一年前，这所大学的学生还集体在网上控诉学校暴力压迫。现在他们中的一员希望用死来逼迫学校改变，他们却集体选择了沉默。当记者采访时没有一人敢出头，没一人敢出头。

放任何国家，大学生自杀都是很严重的事件，何况接二连三的自杀。可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大学生自杀，习惯了院长教授们强奸学生，习惯了院士教授们科研造假用几千万经费养后宫。

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能为力。

饶毅教授被捧为英雄，可他改变了什么呢？他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常常想我能改变些什么，可我能改变什么呢？连我也习惯了学生自杀。因为我也是一名教授，还是所谓的名牌大学的教授。

现在的学生真的很厉害，我们批评权力批评黑暗都会被他们视为敌人，被他们口诛笔伐，他们真的很凶。

可他们自己遭遇压迫时他们却不敢反抗，他们不敢反抗权力，他们畏惧校方。甚至他们身边的同学选择自杀时，他们都不敢站出来说一句话。

他们高呼爱国，我愿意相信他们的话是真诚的，可身边最亲近的同学自杀死了，他们没一人敢出头。

我敢实名举报副省级大员，我不怕大盖帽上门威胁，我敢带着我的学生去给那些绝望的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救助。可我害怕今天的大学生。

他们像头狼，又随时温顺的像只小白羊。我是一名教授，会叫的野兽。我的责任是传业授道，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今天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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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兴的东亚父母，还不完债的孩子

有人总结了中国诡异的亲子关系：和父母分享快乐，快乐就会消失；向父母倾诉烦恼，烦恼就会加倍。父母似乎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执意拉开父辈与子辈的距离，即便你一次次靠近，现实总会让你碰一鼻子灰。但如果你真的想逃离，他们又会拽紧绳子把你拉回来。

有些父母到老都想不明白，儿女亲情为什么越来越疏离。明明是父母牵着孩子的手来到世界上，最后却变成了隔着厚障壁的陌生人。

直到他们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知道（或永远不会有机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情绪叫做“失望性情感隔离”。

如果在童年时期，孩子的委屈、撒娇、苦恼、倾诉在父母那里从来不会得到正向反馈，那么在领悟到这个事实后，大部分孩子会因为失望选择不再与父母建立情感链接，这就是失望性情感隔离。像是人体的某种自我保护机制，一旦受到太多次同样的伤害，便会本能性地隔绝再次受伤的可能。

子女是父母持有的资产和物品，所以“削骨还父，割肉还母”放在任何时代都具备振聋发聩的悲壮。

在古代，父权是逼你下跪的宗庙和牌位。

你不得不服从——在小农社会，父权是分配土地资源的大家长，是生存资本的给予者与分配者。

在现代，分配方式变了，而亲子关系依然保持上古惯性。

父母变成了资产持有者。他们稀里糊涂地走入婚姻，稀里糊涂地生下孩子——就像进入股票市场的散户，只是听别人说持有这支股票未来就有保障，所以稀里糊涂地all in了。

但收益不是散户能决定的。

这支股票赚了，他们点头颔首；这支股票赔了，他们破口大骂。在中式孝道金字塔的排序里，只有满足了父母的要求，才能获得“特等大孝子”的头衔，这个头衔和学历、收入、自我都无关，只和“听话”有关。如果还能赚点票子，那更是锦上添花。

当父母不再决定分配方式，家庭就变成了个人施展威权的场所。

孩子变成一个成年人可以免责摆弄的最小单位。快乐的孩子是无用的废物，卷不死的永动机看上去分外耀眼。

所以父母总是看不得子女“快乐”。

对东亚人而言，快乐是腐蚀意志力的毒药，是享乐的邪恶魔鬼，蜜罐是贬义的，而苦水才是正道的光。

对于东亚人而言，骄兵必败。开心是一种自带失败因子的情绪。所以我们信仰吃苦，崇尚卧薪尝胆，并且将其内化为一套方法论，教化我们的子子孙孙。

我们痴迷于“玉不琢不成器”的叙事。所谓“成器”，就是达到东亚语境下“成才”的严格标准；所谓“雕琢”，就是在这套严格标准之下，对一个天然人的强制塑形。

而打压就是这套塑形方法中最便利的工具。

许多父母甚至会变成嫉妒孩子的幽灵，总是以被亏欠的姿态示人，似乎总要在最快乐的时刻敲醒你：你的快乐是榨干父母获得的。

原本一场正常不过的对话，变成了债主的索取关注：你不能抛下我，轻而易举地去追求幸福。你的幸福必须带有负罪感。

后面的那句话是：我不幸福，凭什么你幸福？

“扫兴”就像东亚人的锶同位素，渗入了骨头和血液里，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也无法轻易剔除，它总在不经意的瞬间蹦出来，提醒你牢记自己东亚人的身份。

在这片情感匮乏的土地上，人们从未习得爱意究竟是什么。

他们只是如临大敌。

https://mp.weixin.qq.com/s/25f75yjrtnHvXNyTe8WWvw

死份证

“哎，说不定行。”阎罗说。“你看，你死了，就能在我们这办业务了，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一个大活人出现在地府，影响多不好，对吧。”

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想到这个荒谬可笑的世界，从一旁抄起一把开信刀，抹了脖子。

请求证明我没死的材料已经交上去了，据说等上二十个工作日就可以得到回执，届时就可以去地府人事局那里报道获取介绍信，再去户口处做背景调查……

葬礼上，我满心愉快，充满希望，跑到在我旁边默哀的同事们旁边高呼：“我拿到死份证了，我拿到死份证了。我没死！我没死！”

他们似乎没人理我，也许是没听见我说的什么。

https://www.nmbxd1.com/t/53515140

中国式摇滚席卷石家庄

根据政府组织专家统计的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

接着是领导讲话：要打造一个文化现象，争取10月份出圈。一位参会人员记得，有领导在解释项目缘起时还说了句：我们的摇滚乐总比淄博烧烤高级吧。

3月到7月，类似的讨论会开了七八次。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的创始人韩强每次都在。他说，几乎每个领导见到他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摇滚乐？

他反复解释：摇滚乐是西方舶来品，咱们要“洋为中用”，提炼其中的精神：自由，博爱，能带给我们力量。

一次会后，本地十几支乐队代表被召集起来，跟省里一位领导吃饭。乐队们开始还有点拘束，后来喝了点酒都放开了，还有人自称摇滚诗人，当众朗诵起原创诗歌。

只有领导不怎么说话，她拿出一个笔记本，认真记录着乐队之间的聊天，流派、风格，什么是pogo、死墙……

她嘱咐在场的乐队：摇滚乐应该多唱些正能量的东西。

这些演出中很少见到本地乐迷的身影，他们都去Livehouse和音乐节。我在酒吧碰到三个刚从内蒙看完音乐节回来的乐迷，他们20岁出头，经常组团去外地看演出，为带大旗到现场还特意坐30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但对于自己家乡打造摇滚之城，他们显得漠不关心。“就觉得挺荒诞的吧”，一个女孩说，她的印象主要来自河北共青团改编的那首《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一次演出转场途中，一位主唱指着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对我说：“你看见那个领头的了吗？他一直盯着我们，不让接受自媒体采访。”

又有一次，演出后集体采访，一名外地记者问乐队，是哪个部门联系他们来演出的？一名中年男子立刻跳出来，责令所有人把录音笔和录像设备关了，说所有关于政府的事都不许往出说。记者问男子是哪个部门的，对方答，他也是记者，本地媒体的。

被问到怎么看《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改编，聂永问：“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他提出要回答两个版本。一个是“改得好，太正能量了，太符合当下的要求”，而且“以后真促进摇滚乐的发展了，不管它艺术水准如何，我是赞成的”；另一个版本是“很无语，我无法评价”。他说创作者都接受不了作品被人改，“我本来是一把刀子，你给我改成个棒棒糖......这已经不是摇滚的意义了”。

为保证发展的是“高级”的摇滚乐，聂永的结论是：支持政府对摇滚乐适当管理，不仅要审歌词，还要审表演形式，要杜绝“低级下流”，“不能弄得大家觉得摇滚乐是一帮无耻的小人在玩的东西”。

2021年9月，姬赓以乐队成员身份获批成为“2020年度石家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每月人社局给发500元补贴，理由是“在社会比较有影响力，对推广石家庄‘名片’发挥了作用”。

另一张名片《爱摇》的创刊人朱晋辉对此向《凤凰周刊》评价：“一个月从政府领一千个五毛特殊津贴的人，我不该与之再有交集。”

今年3月，段郎也被请去开会，有领导提出，想帮《通俗歌曲·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两本石家庄代表性摇滚刊物复刊。段郎和《通摇》社长都没有表态。

后来段郎对我说；“我们和《通俗歌曲》都曾经受到过......没有感受到有关部门的善意，你现在用到我们了，又把我们拾起来，不断利用我们曾经的名声，我们的心理有点复杂。”

今年2月，韩强的地下丝绒因违建遭到拆除，接到通知时只给了三天时间。那天搬到一半，拆迁队就来砸玻璃了，他不得不在废墟中拯救设备。为了寻找新场地，他在网上发文称“突遭强拆”，随后不断接到派出所电话，让删文。最后改成了“突遭拆除”。

几天后，石家庄市市长约他到办公室，说，我们准备把石家庄打造成摇滚之城，不能让“地下丝绒”这个有名的牌子倒掉。新场地的问题，必要时候政府可以帮忙解决。

7月22日演出当天，这位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站在台上呼吁观众点歌，有人点了一首Beyond的《海阔天空》，他对台下说：“祝大家方方面面都海阔天空，一路长虹。”演出结束后，他面对多家媒体说：“我们石家庄的乐队都很正能量。”

第二天我在咖啡馆问邢迪，摇滚乐不是自由和反叛吗，为什么演出上要说那些话？他说：“那是外国人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

至于筹备期间，政府在会议上展示过的那份统计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韩强看完，直接告诉领导，这份数据严重脱离现实，别说300个乐队，能拿出30个就不错了，而且这30个里没有一个能靠演自己的作品活着，除了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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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遭境外披露兜售 我市一政务信息系统技术服务公司被行政处罚

前期，据有关部门在跟踪调查中发现，我市某政府信息系统技术承包商违规将政务数据置于互联网进行测试期间，相关存储端存在高危漏洞，导致大量公民数据泄露，以致成为境外不法分子窃取政务数据的“供应链”入口，2022年7月，相关公民个人信息在境外黑客论坛被披露兜售。针对问题线索，上海市网信办联合有关部门对涉事公司未严格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违法行为，开展现场网络安全检查。

经查，该公司主要从事政务信息系统技术支撑工作。2022年，该公司租用1台私有云服务器用于对未交付政务系统的研发测试和演示验收工作，存储了大量公民信息和政务信息，涉及公民个人信息数据1.5万余条。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在开展数据处理活动中未能有效履行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没有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技术防护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导致平台频繁遭受境外远程访问和数据泄露风险。日前，上海市网信办协调有关部门已要求该公司立即下线政府网站页面、关闭相关云服务端口、配合开展网络资产清查，并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近期，上海市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正在推进“亮剑浦江·消费领域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专项执法行动”，聚焦8个社会关注高、个人信息被过度索取的消费场景开展专项整治。上海市网信办再次强调，各类企业要合法合规收集、储存、使用公民个人信息，采取必要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下一步，上海市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加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监督检查，做好源头防控，督促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坚决打击危害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乃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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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喜欢去李佳琦直播间购物？最低价究竟真实吗？

我知道有很多观众因为李佳琦反问观众为什么这么多年工资没涨而感到愤怒。其实，“打工人的工资为什么没涨”是个好问题，只不过作为上海青联委员、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他问错了对象。他原本可以在更加适合的场合提出这个问题。可他却选择了问他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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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了，她都要被剪20分钟

你会发现，如今的删减程度，越来越大，删减的条件，也越来越紧缩。看电影的门道，越来越少，删减的东西越来越多。

总有一天会出现这样的代沟——当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谈起同一部电影时，竟然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这个情节，真的有吗？这种画面，是可以播的吗？难道这个电影，不是大团圆结局吗？

够了。

救救电影，救救我们的记忆。

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悖论：我们要严厉打击盗版。但结果，“正版”比盗版看起来更像假冒伪劣，让观众怎么能发自内心地支持？

我们责怪“三分钟解说”把电影剪得支离破碎，观众连看完一部电影的耐心都没有了。可是，如果连长视频对于删减可以随意退让，那么又能要求谁来尊重作品的完整性呢？

这种对观众情感的伤害。这种对电影自身信誉的毁弃。比任何外在的侵蚀，都更危险。

是的，有一部分内容我们无权看到。

但起码。观众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在用共同的嘘声指证出了缺失，在张口要回这权利。

而剪刀手。也将这些片段珍藏，他明白每动一次剪刀，都是对电影的背叛。

在不完美的环境中。没有忘记对完美电影的追求。

所以在封存的片段多年后重见天日时，才会泪流满面。

当天堂电影院被拆除之日，大家才会重新凝聚在一起目送最后一程。

虽然在那里，电影是残缺的。但对电影的爱却是完整的。

最害怕的是。电影院仍然火爆，电影仍然络绎不绝，大家假装相安无事，但久而久之早已放弃抵抗，心如死灰。

心死了。就真的一切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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