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游戏时长限制减少了重度游戏现象

各国政府正在考虑采取监管措施，以减少年轻人在电子设备上的时间消耗，尤其是减少游戏时间。然而，这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些拟议的措施是否真的有效？中国政府自2000年代初以来持续颁布法律法规，直接限制青少年的游戏时长。2019年11月，未满18岁的玩家每日游戏时间被限制在1.5小时，公共假期为3小时。然而，通过分析游戏利益相关者提供的超过70亿小时的Unity遥测数据，我们并未找到可靠的证据表明这些限制措施减少了重度游戏的普遍性。在我们的研究中，个人账号在一周内进行重度游戏的可能性仅增加了1.14倍，低于我们预先设定的最小效应大小（2.0倍），因此无法解释为有效的增长。在进行各种敏感性分析后，包括针对2021年游戏时长规定调整的分析，结果仍然保持稳定，这引发了人们对国家控制的游戏时长限制的有效性的质疑。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2-023-01669-8

《陌生人——对话圣战份子》第三集：内心之死

谁是狂热者？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写过：“暴徒和精英会被极权主义的威势吸引，而群众靠宣传获得，”这就是恐怖主义的本质。

https://youtube.com/watch?v=a-YEjDykKC0

中国留学生齐太磊枪杀导师案的背后：家境贫寒，父母去世未归

其父亲在接受采访时曾讲述过儿子的这段经历，“家里比较穷，考虑到去那所中学可免学杂费，所以暑假过完，就让他（齐太磊）一个人掂着包去濮阳复读。由于路费太贵，我们没人去送他。”

在那一年封丘县的高考理科成绩中，兄弟俩排名第四。据当时的报道，齐家种有6亩地，是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为此，父母为兄弟两人加起来万余元的学费犯愁，“孩子他爹已有肝病10多年了，我的腿又经常化脓，一直没办法干重活。我们俩的病，可苦了俩孩子。”

父亲介绍，俩孩子特别懂事，平时每月分别给他们生活费200元，可他们都不舍得花。而对于将来，兄弟俩表示，走一步看一步，上大学后会兼职做家教挣零花钱，减轻加重负担。

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齐太磊老家的一位叔叔王先生。他向记者表示，报道中的嫌疑人形貌特征确实是齐太磊，提到的求学经历也是属实的。“他的父母都去世了。因为手机上都有推送，在我们村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了。齐太磊当年考上了武汉大学，后来听他父母说他跟着导师去了美国，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小时候不淘气，父母在村里人缘很好。”王先生表示，自己和齐太磊父母很熟，这对夫妻病情加重后，当时被列为了贫困户，生前都有低保。王先生称，齐太磊没有精神疾病，是个正常人。发生这样的事情，村里人都感到很惊讶。

村民介绍，齐太磊在美国的几年里，其母三年前去世，其父一年前去世，“（去世）就快满一周（年）了。”

村民介绍，齐家父亲患病多年，一直是妻子在照顾。妻子要种地干活，还要照顾丈夫，“她舍不得钱，有病了还不去看。”后来先是去县里医院看，县里治不了转到新乡，新乡治不了到郑州，“（从送医到去世）就一个礼拜以内，他妈就去世了……等于说连种地带伺候病人给他妈妈身体累垮了。”

后来，他父亲自己在家住，两年后也去世了。齐太磊的弟弟可能在上海工作。村民说，去世前的病重阶段，弟弟曾把父亲接到上海去照顾了几个月，病情稳定了再送回来。但父母去世的时候齐太磊并没有回来，只有他弟弟回来了。

https://finance.sina.cn/2023-08-30/detail-imzixwrk0746372.d.html
https://www.nbd.com.cn/articles/2023-08-30/2994806.html

邢斌：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

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

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

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祊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

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

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干建筑活，大工一天三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

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

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

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

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https://mp.weixin.qq.com/s/Yms7al4Ms42pXR-tS5iYFQ

故事FM E750.断缴社保的年轻人

「单位给不给你缴社保？」，这是年轻人在就业的时候，长辈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缴社保，就代表着这个工作正规、稳定，将来国家会给你养老。而且将来你买房买车、孩子上学，都要跟你有没有缴社保绑定。

但是，在就业情况严峻的当下，年轻人越来越顾不上社保了。国家统计局最后一次公布 16-24 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 6 月份的，为 21.3 %，再创 2018 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

如果你当下没有工作，连交房租都困难，你还会关注将来的买车买房、孩子上学和你的养老吗？

https://music.163.com/program?id=2528202384

如果有这么一个完全公益的外卖平台，不收商家费用，也不克扣骑手运费，只是一个公益性质的中介，骑手享受双休，跑单自己挣了钱按国家标准交五险。

这样一个平台下的骑手如果一个月想到手挣8000块，按他每天跑40单算，每单要多少运费？

图1 如果骑手不给自己交公积金的话，他需要每单赚 13.07 元
图2 如果按国家标准交24%公积金的话，他需要每单赚 16.51 元

图3 如果这个骑手在上海，想在税前达到上海今年的平均工资12183，并且按照上海法定标准缴纳7%的公积金、为了方便计算，我们姑且认为该骑手有孩子有老人还有房贷，能够抵扣6000个税。那么他需要每单赚 18.79 元

https://weibo.com/6419748247/NhJxuw1eH

京都动画纵火杀人案一审开庭，被告青叶真司认罪，其律师以“精神失常”为由称其无罪

京都动画纵火杀人案造成36名员工死亡，45岁的青叶真司被控谋杀和纵火。在一审中，他对自己的定罪“毫无疑问”，并承认“我没想到会死这么多人。”

另一方面，被告的律师声称“由于被告精神失常，没有辨别好坏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能力”，坚称被告无罪。

检方在开庭陈述中表示：“被告应负全部责任。他声称自己的小说创意被京都动画窃取，但我们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来说，这是出于非理性的怨恨而实施犯罪的行为。”

辩方则称：“对于被告而言，此事是其不得已而为之，是对玩弄其生命的黑暗势力的一次反击。”并称：“责任问题需要参考专家意见进行讨论。”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0905/k10014180931000.html

“30块工资线”是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如今工厂、快递、外卖、网约车，成了个巨大的海绵，能吸收各种闲置劳动力，现在大家劝那些大学生和失业白领脱下长袍，一般就是暗示他们去这些行业。有一说一，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就算找不到工作，也坚决不会去干这类工作超过三个月。

一般来讲，年轻人的失业率比中年人高一些，毕竟大学刚毕业找不到工作，宁愿考几年研究生或者公务员也不去送外卖。但是中年人不一样了，一天都不能停，上边提到的那几样，总有一个适合中年人，反正不适合你也得去，车贷房贷老人孩子，都需要钱，闲在家里怎么可能。

这个故事悲剧的一个隐喻就在于，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高端研发相关的岗位，那大学生毕业之后，你在大学学的那些知识，是没有任何用的，也不会有人会雇佣。学到的知识没啥用，找不到对应的工作，可不就得去送外卖嘛。这种事已经在大规模发生了。

为啥说这事呢，那些大型互联网公司瞎折腾一些扩张型项目，每年都招一堆人进来然后把钱花光了，其中只有一部分项目能盈利，绝大部分项目最后发现真不行，不了了之了。

这是看着挺扯淡，但客观上确实每年都要消化不少大学生。如果互联网公司不烧钱搞这些非主流项目，看着好像省钱了，问题是大学生的岗位也省出来了。这两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有多大，大家应该也知道，今年毕业的一千万大学生还没消化完，明年毕业的大学生9月1日回到大学也要开始找工作了。

所以说如果互联网公司停了研发，现在极少数几个能开出高薪的工作岗位也没了。

中国包括自媒体写手在内的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们，真很少关心基层人民在忙乎啥。

而且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太多人跟基层人民割裂越来越明显，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占据我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基层老百姓到底工作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偶尔出现这么一篇文章，总能引起巨大的震撼。

之前就有个说法，说我们的电视剧里已经没有普通人的身影了，偶尔有，也离谱到你觉得编剧的脑子被驴踢了，类似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在一线租大平层，昨天还在挤地铁，今天就买了三十万的代步车，上班族里的底线也是王漫妮那样的奢侈品店柜姐。

我倒并不是想吐槽这种现实，而且说确实应该多一些关注，关注本身就是力量，进而推动给那些快递和工地小哥们把一些基本的保障安排上，类似保险什么的。

https://mp.weixin.qq.com/s/jSbjMWFMf1KzklbRgjY6FQ

为什么法治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打击坏人？

然而，世上从不缺乏英勇无畏的、野心勃勃的屠龙少年，缺乏的是制约少年力量的制度，更缺乏对屠龙少年蜕化为恶龙的警惕。人们总是欢呼恶龙的倒下，却不在意新的恶龙正在长成。

比如，我上学时，学到“法不溯及既往”的理论，觉得这简直是画蛇添足的废话。法律怎么能溯及既往呢？怎么能要求行为人遵守他行为时尚不存在的法律呢（从轻除外）？法律只要是讲道理的，就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也不用反复强调这是法治的重要原则之一吧？

但后来发现，现实远非如此。

如果社会上有什么不良现象，或者仅仅是有些人看不惯，这些人就希望赶紧出台新的规定，来严厉打击这些现象，而不在乎当下的法律是不是没有明文将之为违法，甚至有可能是合法的。只要一提打击什么，一提“倒查”多少年，都是欢呼声一片。

用新规定打击既有的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人哪怕符合现行的所有法律，也不能确认自己有没有违法，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确定。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只要将自己代入就可以理解。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行为可以免于入罪的恐惧。因为行为已经做出了，已经失去了规避违法的手段，后面的立法者执法者想要打击的话，总能量体裁衣做出规定来打击，犹如先射箭再画靶，百发百中。除了那些坚信不会溯及自己的人之外，恐怕都会人人自危。

https://mp.weixin.qq.com/s/vLnjuFzRkhnswndTUW3sSQ

《陌生人——对话圣战份子》第四集：纸王冠

这个所谓的神圣世界是纸糊的，不能给时间让人独立思考。俄罗斯的涅恰耶夫在《革命问答》中写道：“自我献身的人，应该没有自己的利益、事务、感情、爱好、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 成为战士就不必再问我是谁。家庭、文化、种族、国家、所有身份全部抹除，白袍加身，人人只有一个新的身份。但一个意识形态怎么能让一个人主动放弃一切幸福，与世界为敌，与人性为敌？与生命为敌？

https://youtube.com/watch?v=mQLiGXKn5jQ

〔译序〕我的孩子被你弄成了残疾

我把自己翻译的每一本书都珍视为自己的孩子，除了在译稿上字斟句酌，还会献上一篇热情洋溢的译者序。像是新近出版的拙译《隐蔽的宇宙》一书，早在一年前还没开始翻译时，我就已经构思好了译者序的开头。然而，最终的书里却没有译者序。原因在本文题目里已经挑明，鉴于该书译文遭到了出版方的严重删改，我绝无可能写序来对这样的残次品进行推介，如果本书非要有一篇译者序，那大概就是本文的模样——将产品的残次之处逐一列出，供读者参考，留历史见证。

我想，每一位有责任心的“责任”编辑，每一位身为读书人的做书人，都是把书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呵护的，遇到不得已而为之的删改，那也是采取绝不多删一字的原则。于是，当我看到《隐蔽的宇宙》编辑发来的审校样里，大片大片的大笔一圈就把一整句、一整段甚至一整页的文字给轻巧地删掉的笔迹时，我出离愤怒了，我不相信这是读书人和做书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关键是，我压根就没想到，这样一本主题是“生物多样性”的人畜无害科普书，竟然会遭删改。

回过头来看，这家出版方的缺点和优点是一体两面的，为着同一个目的服务：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并降低风险，实现做书的利益最大化。只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你们完全无视了书作为“人类进步的阶梯”这一精神属性。须知，在越来越少的人会读书，越来越少的好书能被读到的今天，情怀、良知、道义、担当这样的大词真的构成了一个人乃至一群人坚持做书的重要支撑，否则该有多少比做书更挣钱的活计可以干啊。而你们，却把一本好书给这样糟蹋了。我不会再与你们合作。

https://mp.weixin.qq.com/s/EhW1Un4Tx7BBu_A0Nc-oJw

大家知道我最近在直播测数据，昨天一天，我们在抖音违规了八次。其中三次是因为说了“微信”。站内提醒都只有一句：我涉嫌倒流。我可以理解腾讯和字节两家公司为了流量的商业之战，所以我尽量不说微信、朋友圈这样的词语，但接下来的事情我就开始不解了。

“秒杀”也不让说，于是我们开始把秒杀说成“秒秒”；很快，“赚钱”也不让说了。于是我们问了相关人士，他们说你们要改成“赚米”；最可怕的是“直播间”也不让说了，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改成了“啵啵间”。果然，流量又回来了。

第二天，我在讲《大英博物馆》这本书，我讲到：因为疫情原因，很多孩子现在出不了国，但可以在书里找到博物馆的里的壮丽。又被警告了。后来才知道，不能说因为疫情原因，要说因为：口罩原因。再之后，我被告知，所有极限词也不能说：比如最、第一、绝对、国家……

但问题来了，我说了一句：最好的时间是现在，也被警告了。我说了一句我完全果（谐音quan guo）断地相信了这句话……也被警告了。

再后来我发现，在抖音里，主播们快手叫某手，拼多多叫拼夕夕，小红书叫某红书，公众号叫公主号，微博叫某博，微信叫某信，抖音叫抖爸爸。也不知道张一鸣听到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毕竟人家是个八零后。为了流量，真是脸都不要了，当然我也理解，谁不是为了生活。

直到我今天回家，在小区一群孩子扯着嗓子喊：完了，芭比Q了！我一看这群孩子，也就是三五岁，刚学会汉字没几年，却过早接触了这些词汇。我才意识到，抖音有八亿用户，这些用户其实包括大量的孩子和家长。

而新一代人，正在养成一种新型的文字体系，这种文字体系说白了，就是为了平台而故意制造的错别字。而接受并使用这些错别字的，正是那些孩子，也就是我们下一代。

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在暑假作业里写着：白雪公主吃下王后给她的苹果，芭比Q了。他们写着：我妈妈在抖爸爸的啵啵间，花了五十米买了东西。他们写着：我要好好赚米，成为国家栋梁。哦对了，国家也不让说：我要好好赚米，成为国国栋梁。

救救孩子。

https://weibo.com/1843310320/LC6GU1pWV

攀比、说教、控制，年轻人逃离扫兴亲戚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家庭独生子女占据主流。较少的亲戚网络和少子化，让原本应该更具黏性的亲戚关系加速淡化，并逐渐出现了“亲不过二代”的紧缩化形态的亲戚关系。新世代的“90后”特别是“00后”青年群体的“断亲”，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更为激进的“断亲”，发生在37岁的叶文身上，他甚至断掉了原生家庭。小时候，叶文是湖南新宁一个村里的留守儿童，爸爸妈妈都去了广东东莞打工，长久的分离贯穿叶文的少年时代。后来他高考落榜，复读两年依然成绩不好，没有大学可上。做摄影学徒、开摄影工作室、喜欢文学、创作工人诗歌，这些是叶文成年后的生活，也是不被家族乃至父母理解的部分。

叶文一直记得初中一次放寒假，母亲来学校接他回家，扛着他的箱子走在前面，两个人就这样沉默地一前一后走在田垄上，穿过宽广的农田。那天他看着母亲的背影突然意识到，“母亲只是身体比较高大。我们的思想太悬殊了。”

对于家族、家人，叶文只留一句唏嘘，“他们没有能力，他们理解不了我，也管不了我。”

“攀比”也发生在最终选择断亲的薛颖身上。每次回老家，薛颖都能看到，楼下有一堆叔婆坐在一起聊天，谁从楼下走过，都要接受一群人的集体注目，注目礼过后很可能是无止尽的八卦，这让薛颖抗拒去那个地方。

薛颖结婚时没有办婚礼，她不想沦为别人的谈资。在薛颖看来，婚礼只是一场表演，是相互攀比的竞技场，迎亲的是什么车，在什么酒店办宴席，套餐什么规格，婚纱什么价位，老公帅不帅、有没有钱，这些都会成为谈资。“我为什么要花我本该享受的钱去让别人看我的隐私，再拿去跟别人比较？”

决定断亲，是想斩断这些亲戚的眼光，薛颖厌恶这样的攀比。这是家道中落之后才有的意识，小时候她是比较中的优胜者，后来家里出事，巨大的落差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她的心态。原来总向她表示羡慕的表姐现在手握几套房，考上了事业单位。表姐的妈妈喜欢在小区里跟人聊，“我家的闺女一个月挣六千多块钱，单位又发了超市卡”，诸如此类。妈妈听到这些又回来跟薛颖说，薛颖不喜欢听，“人家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过我自己的日子，想要什么自己努力去争取就是了。”

结婚生子是家庭对叶文最大的期望，这是和家人为数不多的交流中固定的主题，叶文总是以装傻或转移话题来应对。有次回去过年，父母逼着他去相亲，相了几个没相中，父母硬要他接受其中一个女孩，他不愿意，一度情绪激动，“你们再逼我，我就去奶奶墓地旁边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他真的去拿了锄头，途中被妹妹死死抱住。这之后爸妈不再逼叶文相亲。但事情没有结束，后来的一年正月，按家乡习俗要给祖先供饭，叶文的妈妈在祖宗的灵位前说道，“祖宗不管事，不让我儿子娶个媳妇，我以后也不供你们的饭了。”

听在叶文耳朵里，“是对我彻底的否定和诅咒，说得好像我会让家里绝种。”那时叶文的收入状况有了起色，他原以为父母会对他改变看法，没想到他还是母亲眼里的罪人。这之后叶文彻底放弃了让父母理解他的奢望，这是他思想上的彻底“断亲”。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76500887827382825

反审查开源软件社区的 Bad Ending 进行时

互联网审查软件的开发常常由政府支持，政府能够对此进行大量投入，让大量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与开发人员为其提供支持。

反审查社区主要由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构成，研究人员通常来自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开发人员则常常由一些学生和 IT 相关从业者组成。绝大部分社区的人员均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官方支持”。

这样的力量悬殊有一种 LV.1 勇士大战满级魔王的感觉，而审查机制的不透明和反审查机制的透明公开更加剧了这样的差距。

代理协议实际交付到用户手中是常常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从研究人员提出想法、实现、改进到正式添加到易于用户使用的客户端上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Apple 对开发者严格的限制和高昂的收费使 iOS 与 iPad OS 平台的实现更为漫长。部分开发者要求协议本身有大量用户才会添加协议的支持更是与前文互相矛盾。

我们当今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社会（有部分政治家宣称他们改变了生产制度，但这大多是谎言），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计算机相关的行业似乎却看起来不太寻常，我们常用的编译器等生产资料却是公有的，任何能都能使用它们进行生产，它们被称之为自由与开源软件，并以此为核心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与运动。然而，开发这些软件的开发者显然无法通过这个过程直接获得收入（因为本身不能获得利润），这种形式理应不能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持续，但商业实体向开发者捐赠或雇佣相关开发者却巧妙地维持了这一平衡。

但在反审查社区似乎不存在这一平衡。靠开源反审查软件盈利的大有人在，更有人依赖此赚入数亿美元的收入。另一面，社区的开发者却极少获得捐赠，也极少有开发者因此受雇。更有通过开源反审查软件盈利的同时，在不作出贡献的情况下向开发者提出需求。在社区内，我常常见到许多开发者抱怨类似的事情。这不仅使得很多开发者日益缺乏动力，甚至对部分开发者的精神造成了影响。

我深知自己无力改变这一状况，但我决定将一句谚语分享给大家。

Freedom isn’t free.

https://blog.akinokae.de/archives/the-dilemma-of-anti-censorship-software-communities/

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基于家谱的人口数据

尽管延续香火、传宗接代是人们的普遍理想，人们为此也做出种种努力，但是现实当中，人们所向往的那种儿孙满堂的理想情景并不多见，恰恰相反，绝嗣才是更为普遍的现实。经历了这267年间后，只有13.61％的人留下了自己的后代，尽管期间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是绝嗣现象仍普遍发生，人们延续香火的理想受到普遍绝嗣现实的狙击。

在影响传嗣的诸多因子中，生子数的影响最为直接，在同等死亡率下，生子数越多，传嗣的机会也就越大。生子数的多少最终受制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家谱数据中表现为占据更多资源和声望的族长容易有后代，拥有功名的人也容易使得本支脉得到延续。在人口繁衍的过程中，这些占据更多资源的人群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优势被逐步累计和放大，使得他们的后代逐渐占据了人口的主体部分。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人群则逐步被排挤和淘汰，最终绝嗣。人数最多的10％支脉，占据了总人口的62.72％；而人数最少的10％的支脉，只拥有总人口的1.25％，繁衍的机会在不同支脉之间是极不均等的。

当代欧美发达国家人口不愿意多生育、而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维持相对较高的生育率，进而出现了落后地区人口比重上升，而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口比重下降的局面。这种人口的逆向淘汰的出现，前提条件是生育和死亡大体已经在人类的掌控范围之内，尤其是在人们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流行病和饥荒。然而在传统时期的中国，人们显然还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控制死亡，相反，死亡水平决定并塑造了人口的再生产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繁衍可能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那些占据较好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家族，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营养、相对清洁的居住条件，尤其是在爆发大规模流行病和饥荒时，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使得死亡率低于那些社会经济水平落后的人群。这使得优势家族在繁衍过程中逐渐壮大，而劣势家族的生存空间则逐渐被挤压，最终被淘汰。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优势家族后代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成员之间也逐渐出现优势和劣势的分化，只有少数后代能够继承优势，而多数人则渐渐退化，于是新一轮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也随之展开。

陈熙.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基于家谱的人口数据[J].南方人口,2012,27(06):41-50.

作为表演行业的中国IT业

如果说2000年代初期的信息化建设普遍还有其必要性，这个时代也早已结束了。现在的中国，信息系统是严重过剩的。当然，全行业的绝对过剩，与部分（尤其是高精尖）领域的相对不足，是辩证共存的。或者说，正是为了解决部分高精尖领域的相对不足，国家才二十年如一日地用政策催生了行业整体的绝对过剩。

互联网企业与资本的勾结，尽管垄断意识和钻金融监管空子的意图极其明显，但一直受到政策的容忍甚至鼓励。这也是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社会资金广泛流向互联网及金融科技创新领域的原因，也是互联网企业能得到一轮又一轮融资乃至上市机会的原因。

在两个方向上的政策催生作用下，大量的体制内政企采购资金流入IT行业，更大量的互联网投融资金流入IT行业，同时IT行业生产的大多数软件根本无用。资金和产品的双重过剩，共同塑造了中国IT行业（大约从2008年至2018年）的核心课题：过剩的钱应该分配给谁。

由于产品的过剩，这个分配问题无法以生产的方式来回答。站在项目采购的角度，甲方无法根据“谁的软件产品好”来决定采购哪家公司，因为谁的软件产品反正都是没人用。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管理者无法根据“谁的软件开发效率高质量好”来决定员工的绩效奖惩，因为谁开发的软件反正都是没人用。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生产与分配的双向调节机制（俗称“按劳分配”）在IT这个过剩的行业中失效了。行业中大部分的参与者面对的课题都是如何分配，而这个分配问题与生产已经完全脱节了。

由于分配与生产已经完全脱节，此时从业者竞争获得分配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生产行为，而是“让掌握分配权的人看了觉得满意从而愿意给予分配”的行为。这种“让某人看了觉得满意”的行为，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表演行为”。

负责体制内政企采购的信息管理部门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软件系统提升治理能力”的戏码。最直观的表演形式就是建大屏，因为大屏最容易产生视觉上的冲击力。因此也很容易理解这些大屏应该在什么时候打开：上级领导视察的时候（也即信息管理部门需要表演的时候）。

参与体制内政企采购的企业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软件产品物美价廉”的戏码。“价廉”这件事是容易对比的。然而“物美”这件事，由于软件根本没人用，只能通过表演来呈现，表演的方式就是写材料。乙方写的材料能被甲方信息管理部门摘抄一部分形成他的汇报材料，这个表演的流程就是打通的。

在乙方企业中工作的员工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研发工作效能高”的戏码。同样，由于分配与生产完全脱节（即：做出来的软件也没人用），研发工作的产出实际是无法度量的。因此“效能”就简化为“服从”的同义词，表现为加班——加班的意义是展现对领导的服从（即：领导可以控制员工法定的业余时间），而非为了产出更多的产品。

互联网企业同样在表演。他们表演的是一个“研发成果转化为资产”的戏码，其目的是获得下一轮投融资。这个表演的关键同样不是产品（记住：分配与生产已经脱节），而是财务报表和PPT。

总而言之，在一个双重过剩的行业里，不要试图用生产逻辑去理解从业者的行为，因为生产与分配已经脱节。从业者的行为只与分配逻辑有关，或者说，只与取悦分配者有关。

https://mp.weixin.qq.com/s/UYiUvJg9cmEsH_E0oXzZ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