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重走》并不是一本完全关于西南联大的专著。它更像是杨潇本人的游记，是一路上关于他所见所想所读的记录，或者用更时髦的话说，是一种“非虚构写作”——当然徐霞客游记也可以算作是一种非虚构写作。这导致的问题便是我读到的东西和我期待的东西并不一致，至少我没有想到我会看到那么多的个人呢喃。我想看到的是历史细节与当下现实的交融，但它们并不是这本书的主体。
并不是说这本书或者杨潇的旅程缺乏意义——事实上抗战以来在任何时候重走湘黔滇旅行团之路都可以说与重走长征路一样重要。长征的独特在于其艰苦与凶险——这种特质至少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止都时刻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而湘黔滇旅行团的特别意义在于这种因势所迫的三千里壮行事实上将华北三校的大学生和教授们送到民国最疏离的边陲进行一场提前二十年的上山下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自有其客观原因，但是人们往往都会忘记上世纪初期的左翼革命大多都发生在并不富裕的国家的中下层群众之中，以及市民家庭出身的即将服务于中国广袤国土的大学生们很多都不太熟悉这个古老文明的民间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杨潇亦不例外，我可以用各种理由来为我对这本书的不满归因，而杨本人的局限性是最合适的理由（而这种局限性本身又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愈发不耐烦，对这本书的评价一再降低，哪怕我和作者同样毕业于南开大学，哪怕我已故的长辈从江阴远赴昆明，同样地去到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学。杨潇持续性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行为甚至让我感到恼怒，的确，他曾经是一位记者，毕业于已经并入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记者。
整本书的行文散乱，在他眼前之景、脑中所想和历史材料之间来回穿梭，而我在这种急转弯之中有些晕车。杨似乎有意无意地抹去他的亲身经历和史料之间的分隔，像是要营造一种穿越时空的气氛，但正如他自己所见，八十一年来的战乱、革命、建设和时光不可能不对沿途的人和物带来变化，试图在 2019 年寻找 1938 年只能是在时间尺度上刻舟求剑——虽然这条承载这叶扁舟的河流大体上还是那条河流。他确实花大力气走了这一段路，但是他脑中得到的东西不值得他的身体的付出。
我可以很明确地说这是一本写给城市中产的书，充满了对历史和对共和国边缘区域的凝视。他在面对西南的乡村民众和官僚（主要是地方史志办）时表现出的情绪、他对湘黔滇三省的商业建设的本能排斥和对基层落后城建的持续不满，还有他在面对古建消亡时对共和国前两个三十年的革命与建设流露出的有趣态度都一再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好的一面是至少他对于自己头脑里冒出来的那些情感的涌动是非常真诚的，而这种涌动又将（已经）和中国的城市里的无数城市中产产生了强烈的共振。这种怀揣着史料和预设态度徒步经过西南漫长山河时出现的情感冲动在整本书中俯仰皆是。
但是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人们自己主动选择的余地并不太多。我承认且同意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一些超然的抽象的价值判断，并且以时间的尺度将这些价值串联起来可以得到一些更加抽象的绝对的价值，但是当人们面对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比如一个民国时期的文学大家或者军阀曾经居住过的寺庙在面对商业开发时的去留问题——这种超然的单一的价值判断会坍缩成一种极复杂的利益关系：经济效益、文化价值、历史意义等变成了一个复杂函数的变量，而历史上的每一次选择基本都不会落在那个甚至不一定存在的最优值上，然后有的人就仅仅其中一个变量的优化情况做出了长篇累牍的评论。
因此我可以宣称我对这本书的刻薄并不是来自我一以贯之的习惯，而是因为杨潇选择了如此重大的一个题目并且付出了如此巨大的成本，但是结果却并没有达到我的期待。
杨潇迈出第一步并写下第一个字之后，整个行为就成为了一场巨大且壮丽的行为艺术。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们从长沙徒步抵达昆明并在战时完成学业。在战争中幸存的一些学生日后成为了国民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的重要力量，另一些远赴海外继续其研究，其中比较不幸的要么没能活到抗战或者解放战争的胜利，要么在 1976 年以前非自然死亡。而杨潇在完成了他一个人的壮行之后将所感所见结集成册，这一段经历或者这一本出版物就如此成为了杨潇这个人的一部分并享有盛名。我并非通过这种成就上的比较来对 21 世纪的这位记者做出什么指摘——这毫无意义，因为二者之间的历史跨度超过了两代人，这种对比的唯一目的就是展现中国经历二战和冷战以来的巨大变化。值得庆幸的时在如今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一所行政上的联合大学（何况倘若没有外部环境的压力华北三校的联合在八十多年前也必定无法持续），而作为学术民主和田野调查的标杆的西南联大和湘黔滇旅行团则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永恒的丰碑，时刻被提及，时刻指导中文学术圈的行为方式，更不要说联大学生师徒相传，其后辈至今仍活跃在学界——这也是《重走》那漫长的尾声所描述的。
书的副标题是“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仅限在实地探访这个层面上，杨潇确实是做出了杰出的工作。但是我相信阅读了本书的作者都会发现杨潇是带着两个问题从天津出发的，一个是这次旅途对他自己的意义，另一个是这样的一段旅程和一本书会如何指导你我解决自己的当代困惑。对于前者杨潇自己是带着史料和答案出发的，而后者并不存在一个又具体又准确的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做些什么才能带来变化——无论是好是坏，而且最好能找到同行的同志。
在 2023 年末，这种问题早已不再单纯地停留在纸面上。
#读书笔记 #文学 #中国文学 #西南联大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重走》并不是一本完全关于西南联大的专著。它更像是杨潇本人的游记，是一路上关于他所见所想所读的记录，或者用更时髦的话说，是一种“非虚构写作”——当然徐霞客游记也可以算作是一种非虚构写作。这导致的问题便是我读到的东西和我期待的东西并不一致，至少我没有想到我会看到那么多的个人呢喃。我想看到的是历史细节与当下现实的交融，但它们并不是这本书的主体。
并不是说这本书或者杨潇的旅程缺乏意义——事实上抗战以来在任何时候重走湘黔滇旅行团之路都可以说与重走长征路一样重要。长征的独特在于其艰苦与凶险——这种特质至少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止都时刻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而湘黔滇旅行团的特别意义在于这种因势所迫的三千里壮行事实上将华北三校的大学生和教授们送到民国最疏离的边陲进行一场提前二十年的上山下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自有其客观原因，但是人们往往都会忘记上世纪初期的左翼革命大多都发生在并不富裕的国家的中下层群众之中，以及市民家庭出身的即将服务于中国广袤国土的大学生们很多都不太熟悉这个古老文明的民间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杨潇亦不例外，我可以用各种理由来为我对这本书的不满归因，而杨本人的局限性是最合适的理由（而这种局限性本身又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愈发不耐烦，对这本书的评价一再降低，哪怕我和作者同样毕业于南开大学，哪怕我已故的长辈从江阴远赴昆明，同样地去到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学。杨潇持续性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行为甚至让我感到恼怒，的确，他曾经是一位记者，毕业于已经并入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记者。
整本书的行文散乱，在他眼前之景、脑中所想和历史材料之间来回穿梭，而我在这种急转弯之中有些晕车。杨似乎有意无意地抹去他的亲身经历和史料之间的分隔，像是要营造一种穿越时空的气氛，但正如他自己所见，八十一年来的战乱、革命、建设和时光不可能不对沿途的人和物带来变化，试图在 2019 年寻找 1938 年只能是在时间尺度上刻舟求剑——虽然这条承载这叶扁舟的河流大体上还是那条河流。他确实花大力气走了这一段路，但是他脑中得到的东西不值得他的身体的付出。
我可以很明确地说这是一本写给城市中产的书，充满了对历史和对共和国边缘区域的凝视。他在面对西南的乡村民众和官僚（主要是地方史志办）时表现出的情绪、他对湘黔滇三省的商业建设的本能排斥和对基层落后城建的持续不满，还有他在面对古建消亡时对共和国前两个三十年的革命与建设流露出的有趣态度都一再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好的一面是至少他对于自己头脑里冒出来的那些情感的涌动是非常真诚的，而这种涌动又将（已经）和中国的城市里的无数城市中产产生了强烈的共振。这种怀揣着史料和预设态度徒步经过西南漫长山河时出现的情感冲动在整本书中俯仰皆是。
但是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人们自己主动选择的余地并不太多。我承认且同意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一些超然的抽象的价值判断，并且以时间的尺度将这些价值串联起来可以得到一些更加抽象的绝对的价值，但是当人们面对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比如一个民国时期的文学大家或者军阀曾经居住过的寺庙在面对商业开发时的去留问题——这种超然的单一的价值判断会坍缩成一种极复杂的利益关系：经济效益、文化价值、历史意义等变成了一个复杂函数的变量，而历史上的每一次选择基本都不会落在那个甚至不一定存在的最优值上，然后有的人就仅仅其中一个变量的优化情况做出了长篇累牍的评论。
因此我可以宣称我对这本书的刻薄并不是来自我一以贯之的习惯，而是因为杨潇选择了如此重大的一个题目并且付出了如此巨大的成本，但是结果却并没有达到我的期待。
杨潇迈出第一步并写下第一个字之后，整个行为就成为了一场巨大且壮丽的行为艺术。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们从长沙徒步抵达昆明并在战时完成学业。在战争中幸存的一些学生日后成为了国民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的重要力量，另一些远赴海外继续其研究，其中比较不幸的要么没能活到抗战或者解放战争的胜利，要么在 1976 年以前非自然死亡。而杨潇在完成了他一个人的壮行之后将所感所见结集成册，这一段经历或者这一本出版物就如此成为了杨潇这个人的一部分并享有盛名。我并非通过这种成就上的比较来对 21 世纪的这位记者做出什么指摘——这毫无意义，因为二者之间的历史跨度超过了两代人，这种对比的唯一目的就是展现中国经历二战和冷战以来的巨大变化。值得庆幸的时在如今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一所行政上的联合大学（何况倘若没有外部环境的压力华北三校的联合在八十多年前也必定无法持续），而作为学术民主和田野调查的标杆的西南联大和湘黔滇旅行团则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永恒的丰碑，时刻被提及，时刻指导中文学术圈的行为方式，更不要说联大学生师徒相传，其后辈至今仍活跃在学界——这也是《重走》那漫长的尾声所描述的。
书的副标题是“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仅限在实地探访这个层面上，杨潇确实是做出了杰出的工作。但是我相信阅读了本书的作者都会发现杨潇是带着两个问题从天津出发的，一个是这次旅途对他自己的意义，另一个是这样的一段旅程和一本书会如何指导你我解决自己的当代困惑。对于前者杨潇自己是带着史料和答案出发的，而后者并不存在一个又具体又准确的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做些什么才能带来变化——无论是好是坏，而且最好能找到同行的同志。
在 2023 年末，这种问题早已不再单纯地停留在纸面上。
#读书笔记 #文学 #中国文学 #西南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