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样一种在理性上看起来扭曲而阴暗的文化传播非常容易通过娱乐的方式塑造对手的漫画式形象，成为“全民共识”。但是，这种暗藏自身扭曲和阴暗心理的对手形象很难经受住真正的战争理由的检验。试问，如果对手真是既坏又蠢，简直是自作孽不可活，那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全民愤慨、不依不饶、兴师动众地去针对它，为什么击败如此不堪的它会成为我们的梦想？

鸽派的温和、宽大、厚道大概率会让帝国霸权出现管理的疏忽，甚至丧失必要的审慎，就像西庇阿那样，“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霸权的多层级结构会因为过于宽松的管理而变得松弛，各种差异化的安排遭遇挑战和突破，同心圆结构最终就会走向解体。所以，宽，有宽的疏漏。

国与国之间不过是以利相合、以力相拼，没有什么情分和道义可言。能利用老大的时候就用，能自己单干就干，老大要是翻脸就拼了。老大其实和我一样势利，他那些嘴上的仁义道德不过是虚伪的托词。有拿小弟不当人看的老大，自然就会有拿老大不当哥看的小弟，双方的钩心斗角就开始了，他们的关系就真的变成了赤裸裸的利与力。霸权的多层级结构会因为过于紧绷的管理而变得脆弱，战争和预防战争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同心圆结构的弹性和韧性就会下降，最终变成直接统治，直到付不起代价而走向崩溃。所以，严，有严的麻烦。

在这两种管理模式的背后，是“三观”的差别，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有重大差别。他们都有站得住脚的理由，也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
鸽派认为世界本质上是和平的，兄弟们再不成熟总是会成长的，不长进的兄弟好好教育了也就开窍了。总之，世界很宽，是因为自己心里很宽。西庇阿出身于罗马的顶级贵族家庭，三十出头就手握盖世功勋，他完全有理由这样阳光地对待整个世界。但他天然容易低估兄弟们的复杂性，政治里面的情义和道义再深厚，终究不可能完全摆脱利与力。以包庇和纵容对待兄弟们对利与力的追逐其实绝非上策，让他们各安其位又是何其困难。所以，鸽派的理想主义底色会让他们很难绕开“天真”这种政治上致命的危险。
鹰派认为世界本质上是斗争的，兄弟们的投靠也只是暂时的，他们不会跟你一条心，形势有变化他们就顾自己，如果反叛能得到好处，他们很容易就反了。比西庇阿小一岁的老加图是萨宾人，农民出身，混迹罗马，虽然得到瓦莱里乌斯家族的提携，但确实个人打拼非常艰辛。他也完全有理由这样阴森森地对待这个世界。“迦太基必须毁灭！”这句名言看起来很豪迈，其实渗透着老加图内心的不安全和不自信。但是，他天然容易低估政治所必需的道德和理想，政治里面的利与力再强，终究不可能完全放弃道德和理想的解释、引导和规训。以高压和严酷的姿态对待复杂多样的兄弟们会过于简单粗暴，丧尽了心服的话，谁都付不起直接控制所有人的成本。所以，鹰派的现实主义底色会让他们很难绕开自我孤立这种政治上致命的危险。

政治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政治也应该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条原则相互补充时为真，相互分离时为假

二元结构的健全，是一个大国真正具备帝国本色的标准。还在一根筋地往前冲，就说明帝国还不成熟。

如果这种平衡和统一通过个人的品性和历练极难达成，那么，稳妥的方式是通过制度引导和规制两派的斗争，促使客观上出现平衡和统一的效果。很不幸，罗马共和在这里没有一如既往地为我们提供光辉的榜样，而是留下了令人痛心的教训

这里需要把我们对二元结构的认识再次升级：鸽派和鹰派的二元对立是帝国内部的世界主义和本土主义的纠缠。就像西庇阿代表了世界主义，老加图代表了本土主义，他们的对立和平衡反映在文化斗争当中，也自然会集中到帝国战略当中。而他们代表的罗马式的世界主义和本土主义之间的纠缠，将会在所有的帝国当中不断地上演，这是帝国的宿命。

当帝国的世界主义一面走强的时候，它会背上更多的责任，一方面被人指责虚伪、多管闲事，另一方面大量消耗实力，最终可能虚脱致死。反过来，当帝国的本土主义一面走强的时候，它会夺取更多的实惠，一方面被人指责利欲熏心、为富不仁，另一方面大量消耗自己的道德资本，最终可能众叛亲离。

衰亡的种子总是暗藏在兴盛的欢喜当中。

在小而穷的基础上设置的共和制度不能适应罗马变得大而富。旧制度的不适应通过一系列动荡表现出来，上层的贵族斗争和下层的平民崛起都严重冲击了旧制度，这些动荡造就了新形势、酝酿了新打法，共和制度终于被撑破了。改革，可以看成罗马应对大而富带来的棘手新形势所做出的主动自我调整，它要下安黎民百姓，须得上抑豪强权贵，求索不得的恶果不仅是改革者暴毙，更可怕的是国家的裂解。

大而富最直接带来的问题就是贫富不均，进而引发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怀疑和过往激励机制的失效，从而导致政治结构的扭曲变形，没有及时有效调整，很可能会走向解体。

这个道理和一帮兄弟一起创业很像。成功之前一起打拼，找到了正确的风口和正确的协作方式，就意气风发地杀出一片天地。问题是，成功了之后呢？同甘共苦的兄弟情义得经得住公司上市股份分配的考验，得经得住合伙制变成公司制之后权力重新分配的考验，得经得住重新确立共同新方向、新目标的考验。所以，兄弟之间到底是“塑料兄弟情”还是真的情比金坚，得靠成功来检验。一个国家也必须经得起成功的检验，否则，辉煌的顶峰往前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人类内心中由来以（已）久的、对权力的渴望也就充分滋长起来并且约束不住了。但国家的资源贫乏的时候，平等是容易维持的。但是一旦全世界被征服，敌对的国家或国王被摧毁，而人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追求财富的时候，贵族和平民之间便开始发生争端了。

帕累托最优这种无人受损却至少一人得益的状况只是理想之中的，现实中的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有人受益的时候就一定有人受损。利己通常都是以损人为代价的。大概只有一种情况能达到无人受损、有人受益的状态，那就是天上掉馅饼。而帕累托最优的反面就是抢劫，一个人的受益绝对以对方的受损为代价。如此说来，经济发展让不同的人的处境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处于帕累托最优和抢劫之间，结果越接近帕累托最优，当事人越觉得公平合理，越接近抢劫，当事人越觉得不公平、不合理。

罗马征服带来的巨额财富在拿到手但还没有分配的时候，对所有罗马人来说是帕累托最优，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受损，但肯定有至少一个人得到了改善。外部资源的汇入看起来真是像天上掉馅饼，这也是掠夺让掠夺者集团内部兴奋和团结的原因。但是，只要一分配，帕累托最优的局面瞬间就瓦解了，因为外部资源、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瞬间就成了内部事务，成了罗马人之间的事情。它自然也就不再可能是帕累托最优，有人拿到了，就有人少拿了，无论分配规则是什么，都不可能绝对地公平。

在掠夺者集团当中，很明显，分配是按等级展开的，执政官拿到的战利品一定比普通士兵多得多。如此一来，罗马的战无不胜意味着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态势像滚雪球一般一发不可收拾，等到罗马赢得了第三次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叙利亚战争，把地中海变成内湖，成了世界帝国，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霄壤之别的程度。

贫富差距扩大的过程，从长线来看一定是一个政治斗争加剧的过程。尽管两个过程并不会绝对同步，但它们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吻合的。传统、道德、权威、纪律等因素会在一定时间内缓冲掉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公平的感觉，但时间长了，贫富差距日趋严重，人民生活普遍贫困，任何解释都难以缓解人民心中普遍的不满，政治斗争的火药就充足地积攒下来了。只要一些偶然事件的火星，就能让这个充满了愤懑的社会爆炸。罗马是我们一起打下来的，为什么你们贵族锦衣玉食、奢华腐败，我们这些流血流汗的平民不仅没有改善生活，反而变得更加贫困？

罗马的贫富不均事实上比滚雪球的态势还要严重。因为贵族和平民之间巨大的政治身份和权力的差异、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使得罗马在财富分配问题上落入了“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马太效应。如果只是按照军衔和军功为依据分配胜利果实就足以造成贫富分化的滚雪球态势，那么，贵族们兼并土地的“天性”使得财富更加迅速地向他们集中，雪球滚得简直是插上了翅膀。兼并土地使得大量自由农丧失土地，自由农即便保有土地也难以在市场上和贵族的大田庄抗衡。因为大田庄不仅有资本支撑，还有经济上的规模效益，更有极其便宜的大量奴隶充当劳动力。贵族的奴隶制田庄红红火火和自由农经济的普遍破产，是海量资源汇入罗马之后马太效应的结果。“奴隶没有什么关系，公民才是紧要的。”对传统的罗马平民来讲，最重要的是土地。罗马共和的基础是自由农经济、自由农阶层和自由农社会政治生活。平时种地，有事打仗，罗马人就是农民—士兵，确切地说是有公民权的自由农士兵。海量资源汇入及其不公平的分配对自由农士兵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一方面，战胜得来的绝大部分土地被贵族们拿走了；另一方面，贵族们用大量的奴隶去种地。自由农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很多人都破产，沦为无地可种的城市游民。

“在那些仍然被少数寡头集团控制着的国家中，日益积聚起来的改革压力必须逐步获得释放，否则，当它增长到某种突破点时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湮没并摧毁整个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