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出差。

明日也出。

#罗马史纲

重点在于，再宏大的政治进程都是由微观的权力斗争和利益交换构成的。宏观上的场面越大，微观上的多元性就越强。用微观上的简单纯洁造就宏观上的白璧无瑕，是童话，不是政治。各色人等的博弈能否最终出现好局面是政治的重点，是建立好制度、塑造好机制的目标，道德批判和纯洁性追求则不是。

#罗马史纲
曾经借死敌朱古达的嘴说：“这是一座准备出卖的城市，而如果它碰到一个买主的话，它注定很快会灭亡的！”如果罗马元老院承受不住朱古达的金钱攻势，一堆政治生意人把国事当作私人买卖来经营，罗马确如朱古达所说，很快就会灭亡。

若国之将亡，未来必然混战，你是当权之一，是损己为国，还是尽可能把一切都划拉到手为后面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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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极端是我们想象中的纯洁。如果罗马人在朱古达作乱的时候团结一致、毫无异议、异口同声，不是很令人鼓舞吗？不是很道德高尚吗？不正是符合老大最应有的光辉形象吗？绝不，那将是一个极其虚伪的格局。在这种格局当中，权力的结构不是多元的，而是高度一元的，某个人物控制了元老院，甚至也控制了人民。所有人都按照他暗示的意思同仇敌忾，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吹牛拍马，和取得胜利之后令人作呕的歌功颂德是一样的。这个人成了罗马的老大，也就是罗马世界中老大的老大。如此一来，共和也就不再是共和，而变成了帝制。显然，罗马共和的霸业不是在这种格局中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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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于奔命的征伐四方和永无止境的内部斗争是罗马用政治联盟建立霸权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很多本不属于罗马的仗，她也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赢；很多本不必要的斗争，她必须斗，但她很可能因此心力交瘁。罗马征服是一个豪迈的过程，但它躲不开奔忙的疲累和内斗的心累，它注定也是一个充满了苦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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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焦距是读历史必须练就的功夫，也是读历史特别能带来乐趣和见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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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膨胀。
膨胀期陷阱的首要条件是发展势头大好。所谓膨胀期陷阱，就是得先膨胀起来。这个条件有极为充分的客观依据。罗马确实在崛起，所有人也都看到了罗马在崛起，罗马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处于快速上升的通道当中。
罗马自公元前509年进入共和时代以来，确实是顺风顺水，除了公元前390年被凯尔特人教训了一次之外，都是不断地胜利。先吞并拉丁姆地区，然后是意大利中部，然后击败萨莫奈人掌握了意大利中南部，再然后赶走了皮洛士，拿下了意大利南部，最后击败迦太基成为地中海霸主。这是公元前241年。
古代世界国运如此昌隆的国家并不多见。两个半世纪多一点的时间，罗马从一个小小城邦变成了地中海的霸主，而且依然没有见顶，她还在向上飞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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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古希腊在雅典和斯巴达的率领下抗击波斯，登上辉煌的顶峰，随后经过残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被马其顿收服，一共也就150多年（公元前492年至公元前338年）。

马其顿在腓力二世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的率领下，创立长矛步兵方阵和机动骑兵部队，荡平希腊，远征东方，从腓力二世登基到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一共也就36年（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23年）。

中世纪的加洛林王朝自查理·马特自立，到查理曼武功鼎盛，再到他的孙子用《凡尔登条约》把帝国肢解为三，一共也就92年（公元751年至公元843年）。

中国的秦国（朝）自商鞅变法崛起，秦始皇一统天下，然后二世而亡，一共151年（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206年）。

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享祚210年（公元前202年至公元8年）。

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享祚196年（公元25年至公元220年）。

李渊建立的唐朝享祚290年（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

蒙古自成吉思汗统一各部，经忽必烈建立元朝，至元朝灭亡，一共163年（公元1206年至公元1368年）。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享祚277年（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多尔衮入关，至宣统退位，爱新觉罗的政权享祚296年（公元1616年至公元1911年）。

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享祚89年（公元661年至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享祚508年（公元750年至1258年）。

奥斯曼帝国享祚623年（公元1299年至公元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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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上轻视既有实力又恨死自己的对手，一定会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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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敌者必遭死敌致命攻击，攻击一旦到来，自我膨胀的轻敌者往往会陷入一片混乱。因为她的实力其实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她的浮夸所掩盖的缺点会暴露无遗，这时候她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任何人，无论多平凡，亦有闪亮的部分；另一方面，不是你的过往经历决定了你的后半生，而是你对过往经历的解读决定了你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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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中选择公正与和蔼而非严酷与高压的政策，是一种“反自然的”非凡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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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势均力敌的时候，双方可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被对方打乱节奏很重要。但在敌强我弱的时候，弱势一方一定要迅速熟悉敌人的战法，并加以灵活运用。这个时候还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很难从惨败的失利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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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里比阿针对这个问题总结了统治被征服人民的政治学原理，“人们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对待邻居，去提出未来会有更佳生活之希望的人，会赢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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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对历史上大多数大国政治战略几乎不适用，它们只在近500年来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政治基本单位的时代部分有效，在民族国家不断演化的过程中逐渐失效。内政外交的区分和相应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技术的配备，其实是以一个从未完全实现的理想模型为前提的，那就是与他国界线分明的主权国家。这种国家以民族作为人口、历史、文化的基础，以民族主义的叙事打造出“自古以来”就和其他民族泾渭分明的共同体（民族），以民族自决的法理支撑它对主权独立的要求，从而以主权划定排他性的政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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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不会因为任何国家宣称自己划定了界限就自觉停止扩张，让它停止扩张的唯一方法是用权力顶住权力。大国并不是只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存在，它一定会突破自己的物理空间去寻求更加广阔的政治空间，它的权力一定是超越自身国界的，否则它就不是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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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视角，用主权国家的视角看政治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封闭眼光，习惯了它，眼界和思维就会被它限制，人就成了井底之蛙。主权国家这一整套排他性、独立性、至上性的逻辑看起来很漂亮、很雄赳赳气昂昂，但每一环都存在着重大问题。我们暂且放下民族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和民族自决的正当性及可行性，单就从权力的性质和运作机制来看，主权国家实际上并不能实现绝对的界限分明，对于大国，尤其困难。“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

明日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