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
在遇到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时，朱可夫那种出了名的泰然自若与其说源自个人的勇气——虽然他并不缺少勇敢——不如说源自最大程度的自我约束。朱可夫对官兵们的要求——自控与服从——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相似的。作为一名作战指挥官，朱可夫在大本营内部的核心指挥班子中，会尽力争取做出他所赞成的决定，争取他用来执行自己命令所需的兵力和资源。可是决定一旦做出，命令一旦下达，哪怕并不是一切都如其所愿，朱可夫也会执行命令，而且希望其他所有人也都如此。

#朱可夫
朱可夫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想入非非或别出心裁。斯大林和大本营也都有类似的想法，而且它们与苏联在社会改造中好大喜功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朱可夫对军事事务的理解便是在这种传统中形成的。虽然它可以允许有创造性，但其强调纪律和服从的威权主义的等级制色彩非常强烈。朱可夫更多的是靠干劲和魄力而不是想象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点与整个苏维埃体制中主流的精神特质是一致的。所以，朱可夫有那么大的成就，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即，他是苏联的将军。他要是在其他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作用。

#朱可夫

作为一名苏联的将军，朱可夫指挥着一支特别的军队，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他们只受过有限的教育和差不多的基本的军事训练。这些穿着制服的农民，有许多人，连同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经历过强制集体化所带来的痛苦。虽然有些人对共产主义事业是真心地坚定地拥护的，但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对这一事业是不了解、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的。在苏德战争惊心动魄的恶战中，很难想象除了依靠严厉的纪律和惩罚，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可以把这样一支军队团结起来，而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严厉无情的。

现在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朱可夫对自己批准采取的那些严厉措施曾经懊悔甚至犹豫过。

#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

The end.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必须承认，在方法论层面产生的分歧是很难通过逻辑分析和经验证据来解决的，因为它们各有道理，并能从经验世界找到相关的证据。打一个比喻，太阳为地球送来了光明，同时以黑暗作为赠品，光明和黑暗如影随形。研究者强调的是光明还是黑暗，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

这种道理也适用于如何看待人的创造性和历史制约性之间的关系，处置两者之间的张力并不存在某种普遍有效的方法，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摇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实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从抽象的方法论思考沉降到经验世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问题脉络中寻找出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社会所拥有的历史越长，文明越悠久，传统越深厚，那么“路径依赖”的作用就越大，人们创造历史所受到的环境制约也越大。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尽管人们将改革比喻为一场革命，但改革毕竟不是革命。改革以接受及利用当下的基本秩序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就此而言，改革是对国情制约的一种承认。人们无法摧毁旧的世界，然后在一张白纸上描绘美丽的图画，因为人们无法摆脱历史，一如无法抓着头发使自己脱离地面。改革实践是这样，认识活动亦是如此。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已故的著名政治学者邹说先生曾将中国政治结构比喻为一个由不同层级的同心圆组成的金字塔，中国共产党居于这个同心圆的中央，在纵向维度，自上而下一以贯之；在横向维度，具有强大的向心控制力。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汲取历史教训，丰富执政经验。从邓小平时期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同志时期的“三个代表”、胡锦涛同志时期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全面从严治党”；从当年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经由“党政分开”，到现在的“党统领全局”;词汇表达虽有变化.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定位始终未变。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第二，与长期执政相联系，中国共产党本身已成为一个嵌入政治结构的等级组织，具有与国家机构相对应的科层制结构。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自身嵌入政权结构之中。因此，作为描述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其基本要素既离不开党，也离不开党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国家和政府是其最高表现形式）。

#爪牙
书吏们主要来自那些拥有支持其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的足够财力资源的家庭，但是这种考取功名以提高其身份地位的努力一旦失败，或者其家庭在经济上后来不再能够继续给予他们支持时，这些人就无法再去追求功名或者维持生计了。

#爪牙
在19世纪，人口增长的压力和科举考试中相对固定不变的录取名额，催生出了一个被迫寻找其他谋生手段的读书人群体，而且其人数规模在不断扩大。对于这些勉力维持着精英身份在经济能力方面所需具备的最低水准的家庭来说，到衙门中投充书吏，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能够以其文笔技能即刻换来经济收入的营生方式。

#爪牙
除了其自身具备一定的文字素养和熟悉算账、保管账目记录的各种步骤，那些富有经验的行商和小贩还为巴县衙门提供了处理当地各种商贸事务和经济事宜方面的经验，而上述这两个方面都是当地官府非常关心的事项。对于那些小贩、行商和其他经营商业者自身来说，被巴县衙门雇来承充书吏，不仅是一种可在生意投资、贷款担保或偿还债务等方面加以利用的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也是那些在商业活动中能够用得到的影响力和信息的来源。

#爪牙
查定例，州县衙门书役不准过八十名……因历年公务日加冗繁，额设正役不敷指使，募雇妥人帮办，难期得力，抑且究非政体。始将雇役改为额外散役，房书则改为经承书手等名目。统计各房经书共贰百廿九名……均非报部应设之人，亦无额定之数。兹奉文饬裁，卑职自应恪遵办理，未敢稍涉欺□，敷衍了事。但以年县庶务殷繁，加之洋务日甚之际，如遽将此项外设书役裁去，照旧雇人应差，不但事多掣肘，抑且深虑兹辈别滋衅端。

#爪牙
在对存在于朝廷正式下令的明文要求与当地政府的各种实际需要间的两难困境之解决方案加以陈述时，巴县知县张铎触碰到了清朝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同时揭示了我们对衙门书吏们实际工作情况的了解为何至今仍是如此之少的主要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由于那些处于大清王朝官僚行政层级最顶端的人们对当时基层行政的环境和实际做法知之甚少。

#爪牙
书吏们拥有相当程度的读写能力和法律知识，并了解各种行政事务的具体操办方式，却又危险地游离于那套针对诸如知县之类由朝廷任命的官员加以问责和控制的正式制度之外。

#爪牙
兵部还担心，那些对其所管辖区域内的情况实际上并不熟悉的州县官，将会不当地向书吏们授予权力。由于州县官往往对其治境内的情况缺乏了解，他们很可能会与其所在衙门当中的那些非经制书吏们达成妥协。而这种妥协一旦达成，则那些非经制书吏就不会被从所在地方衙门革除。这些非经制书吏若不被革除，则他们滥用手中权力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根治，地方政务亦不可能得到改善。兵部表示，各地方衙门中的书吏总人数如今已变得非常庞大，故而实有必要依法革除那些非经制书吏。这道奏折在其最后部分总结道，若要改良行政和根除腐败之源，就必须从革除各地方衙门中的那些非经制书吏入手。

#爪牙
许多省级官员和朝堂上的中央官员都将各地方衙门中书吏人数的增长归咎于书吏群体当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结党营私和用人唯亲，以及州县官们对此缺乏警惕。上述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在其中起到了部分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19世纪后半叶地方政府日益增多的政务负担所造成的各种影响。

#爪牙
巴县衙门各房内部的竞争，源于前述那种“应差”和“办案”的区分。应差只能给承办此类任务的书吏带来相对而言很小的经济回报，而办案则是所有书吏所仰赖的主要收渠道。我们没有办法估算这两类工作相对而言的数量增长。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下这两种可能的情形，而它们都将会加剧同一房内书吏们之间的相互竞争。
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应差的任务在数量上超过了办案，那么其结果将会是在同一房内工作的那些书吏们当中造成一种“剪刀差效应”（scissors effect）。因为当应差的任务增多时，就必然会需要更多的人手投身其中，而同一房内若有更多的人手被安排去应差，则就意味着该房每位书吏所能分派到的待承办案件数量将会成相应比例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绝对会从中受益的人们就是那些典吏，因为他们的人数几乎保持不变，而且典吏对于其所在房内的所有收入与待承办案件均可分到固定的份额。
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办案的任务在增长速度上超过了应差，那么看起来所有的书吏均将从中获益。但这种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将会因书吏人数的总体增多而遭到严重缩减。为了能在各种新的机会中获益，现任的书吏们不得不对进入其所在房内工作的新手人数加以限制，或者对新进来工作的书吏们被分派去办案的机会进行节制。

#爪牙
无论是在上述哪一种情形当中，其结果都是任何房当中书吏们获得各种资源的内部竞争压力将会因此大增。

#爪牙
应对上述这些境况的方式，看起来有如下两种举措。第一种做法是，那种围绕能够分到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而激起的内部竞争，不仅在巴县衙门各房当中导致书吏们之间就此发生了各种争端，而且，为了能够成功地保住其位置和收入来源，书吏们将会拉帮结派（关于此类发生于巴县衙门书吏们之间的争端，以及他们借以拉帮结派的基础，将在本书下一章中进行讨论）。第二种应对方式则是通过限制新人进入该房工作，同时实施一套支配衙门日常行政运作的非正式规则，来对各房之内的那些位置与资源进行更为牢固的控制。在能够完全理解上述这两种应对策略之前，我们需要更为贴近地观察巴县衙门中这些书吏的出身背景，以及他们为何要选择此种被时人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营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