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模式暗示，在中国，升入较高教育水平更多地依赖于家庭阶级背景而非父亲职业地位。

经济部门和各类工作组织在中国计划经济中占据首要地位，而职业只扮演了不太重要的角色。

个人所从事的工作类型是其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指标

人力资本理论（Becker1964）将技能视作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通过市场过程进行分配，从而实现其可能的最高价值。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工作组织的重要作用不仅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是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这部分源于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部分则是由于中国经济中对跨组织工作流动的限制。

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大部分的经济收益是通过工作组织而不是市场实现再分配的。那些越接近再分配权力的组织（如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越容易获取资源，享有越高的地位，并能提供越好的经济利益。相反，集体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则被排除在中央计划系统之外，因此很难享有再分配利益。所以，在各类组织中的位置是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进入组织层级的模式反映了重要的分层机制。

这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不同社会出身的群体间的下乡可能性没有显著差异。在这个意义上，"上山下乡"政策对所有社会群体有着无差别的负面影响。官僚阶级反抗国家政策的程度的确受到了限制。所有社会群体中，父母受过较高教育或具有"剥削阶级"背景的孩子受到的影响最为突出，这与当时的国家政策是一致的。
然而，社会出身对返城可能性的影响是显著的。

即使是在一个高度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当国家高压政策力度减弱时，现存的社会分层结构和过程仍会继续在国家政策和个人生活机遇之间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这种能早些返城的机会是极为宝贵的，正如这里的结果所显示，与那些在农村停留更久的人相比，下乡时间较短的人在经历随后的生命历程事件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毛泽东（1938）

官僚和官僚机构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秩序的基石。他们担当着共产主义国家的"组织武器"（Bauman1974；Schurmann1968；Selznick1952），而且是具有垄断权力和特权的统治阶级（Szelenyi1978）。他们为计划经济中实现经济目标提供了制度基础，并且是国家再分配明显的和隐性的经济利益的主要传送渠道。归根结底，社会主义国家是通过官僚和官僚机构来控制社会的。

官僚阶级是通过代际或庇护式流动进行自身再生产和恒久为继，还是通过其他准则（如资历、功绩等）形成？

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逻辑意味着，奖赏政治忠诚以确保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

国家用官僚职位的特权和地位作为激励，确保政治忠诚和对国家政策的遵从。

官僚忠诚的重要性意味着，在国家政策和工作重心发生变化时，认同"从前目标"的官员的忠诚和能力则成为政治包袱。

社会分层动态过程有两个基本来源。第一个是从国家政策变化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动态过程。这些动态过程通过改变官员录用和晋升的选择标准来影响官僚职业模式。第二个是中央集权国家和官僚利益间固有的紧张，导致了频繁的官僚制度改革和政治运动，从而打乱职业模式，重塑官员的生活机遇。

作为"组织的武器"的官僚体系和作为一个阶级的官僚集团之间固有的困境。稳定的官僚制度培育了以制度为基础的官僚利益、官僚谈判模式和政治进程中的派系冲突（Harding1981；LieberthalandLampton1992；Shirk1993；Shue1988）。这些利益削弱了最高领导者们的权威并威胁着国家政策实施的效率。

例如，教育和资历是中国官僚体系进行政治机会分配时采用的两个重要的且相互矛盾的资格标准。在中国的政治中，教育程度常被用作政治忠诚的指标，年龄则作为不同政治忠诚同期群的指标。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和年龄常被用作确认政治追随者群体的明确选择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