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机会和个人生活机遇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尤其是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我们追溯分析在1949-1994年这45年国家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中国城市中社会分层制度的历史演变。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选择教育获得、职业流动、官员升迁、经济利益分配等领域，考察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模式及其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全书的内容围绕着以下两个主要主题加以组织安排。

在市场经济中，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交易基于交换原则。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中，初始资源禀赋对社会地位具有持久影响，因为基于先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私有产权稳定并强化着各群体间的相对机会。

"市场行为是一种决定力量，它为个体的命运提供了一个普遍性条件这个意义上的阶级地位最终也是市场地位。"

这些社会中的社会流动主要是通过个人的和基于家庭的社会继承和成就实现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主要缘于工业化及其相伴的结构变化带来的新机会

即使当工业化市场社会中的社会群体通过利益集团来扩展自身利益时，他们也常常会采用参与类似市场竞争的形式。

建立保护性边界和社会封闭的"集体项目"来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

在这些社会中，分层是围绕着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而非市场经济组织起来的，依靠的是政治权威而非市场机制。

首先，我们必须把分析的重点由个体的"市场位置"转向更为广泛的再分配制度；其次，除了结构位置外，为了解释个人生活机遇，我们还必须关注分层动态过程。

"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对盈余进行再分配，这些盈余从未体现在个人收入的增加上，而是通过国家预算直接集中，再根据中央制定的目标进行再分配。"尽管匈牙利的职业类别与工业化市场社会相类似（如专家、经理、职员、技术与非技术工人），但二者的分层模式却有本质差异。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是通过竞争性市场交易分配的

相反，再分配的政治逻辑却建立了一个本质不同的报酬体系。中央政权对政治忠诚给予奖励，计划经济要求有效实施来自上层的行政命令。相应地，报酬体系也青睐于那些拥有政治地位和政治忠诚的人，如共产党员或是那些比较接近再分配权力的人。与此相对的是，那些拥有人力资本（如教育资历）的人则是隶属于政治权力的。

在中国的工业和官僚体制中，普遍实践的是对政治忠诚而非能力的回报（Harding1981；Lee1991；Nee1989；Walder1986；Zhou195）

沿着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平等的政治逻辑这一线索，人们经常提到的是官僚（干部）一方与其他所有社会群体一方之间的社会壁垒。依据杰拉斯（Djlas1957）有关官僚阶级的基本观点，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强调"再分配者"与"直接生产者"（Szelenyi1978）之间的基本划分，以及官僚地位在获取经济利益时的重要性。其主要观点是，在计划经济中，官僚的特权地位使其在经济资源再分配中拥有巨大权力，也因此能更好地获取经济利益。

关注点从财产所有权转向工作环境中的"权威关系"。

在国家官僚社会主义中，组织资产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对劳动技术分工的控制----同一劳动以及不同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协调-成为社会的中心任务。对组织资产的控制不再仅仅是企业管理者的任务，而是延伸为国家计划的核心器官。这些国家中的剥削也因此是建立在官僚权力基础上的：对组织资产的控制规定了阶级关系与阶级剥削的物质基础。

阶级是稳定的、再生的社会群体，阶级再生产这一主题对于任何阶级形成的解释都是极为重要的。

阶级再生产原则由基于财产继承变为教育文凭优势和由国家支持的职业许可所产生的合法性垄断

在社会流动中，只要机会是有限的而且资源又极其重要，代际资源传递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形成地位继承和阶级再生产的最直接方式。

形成一个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官僚阶级的操作化定义：作为一个群体，官僚阶级的成员（1）相对其他群体，享有明显更好的社会经济利益；（2）在工作组织的"权威关系"中，行使权力并控制组织资产；（3）能通过代际地位继承来实现阶级再生产。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盈余产品的攫取是否发生，而在于国家是否仅将权力赋予一个有资格限定的小圈子，并拒绝社会其他成员获得"生活和劳动手段'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