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
到1920年10月时，朱可夫已晋升为排长。在该旅被派往沃罗涅日省镇压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暴动时，他又晋升为连长。那次暴动发展成了所谓的“坦波夫叛乱”（Tambov Revolt），领导者是曾经担任过地方民兵组织指挥官的A.S.安东诺夫（A.S.Antonov）。与安东诺夫武装的交锋，是朱可夫在俄国内战中经历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之后，朱可夫获得了他的第一枚红军奖章——“红旗勋章”。据嘉奖令说，朱可夫的连队“在1921年3月5日……顶住了敌军1500～2000名骑兵七个小时的猛攻，而后发动反击，经过六次白刃战，终于打垮了匪徒”。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一次白刃战中，一名安东诺夫匪徒用他的枪管被截短了的步枪向我射击，把我的马给打死了。马倒下时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动弹不得，要不是指导员诺切夫卡（Nochevka）来救我，接下来我就会被砍死。他手起刀落，杀死了那个匪徒，并抓住他的马的缰绳，扶我骑了上去。”

#朱可夫
到1921年夏天，坦波夫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但朱可夫的部队要一直追剿安东诺夫残部到这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朱可夫的伙伴中就有他年轻的妻子。据他的女儿叶拉说，朱可夫是在调到沃罗涅日时遇到她妈妈、乡村教师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Alexandra Dievna，出生于1900年）的。按照叶拉的说法，如果他们是在1920年结的婚，那它一定是一场旋风式的罗曼史，因为朱可夫是10月才到那儿的。

#朱可夫

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切都轻描淡写。但那时除了讲述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之外，他的回忆录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他个人的。一旦他加入红军，他的回忆就成了其军事生涯和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历史记录。比如说，就连他父亲于1921年去世这件事，他都没想到要提一下。

献身于他认为作为一名苏维埃战士所应承担的社会主义神圣义务，这当然是朱可夫生活中的核心内容，但远远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哪怕是在压抑、刻板的苏维埃体制中，公民也是有个性和除公共生活之外的私人生活的。朱可夫也不例外。在军事和政治生涯中的辉煌背后，是驱使着他不断向前和从容面对失败的个人抱负以及强悍的性格。若是说我们从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他所有的个人品质和性格特点，那就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但是，这些故事中的相当多的内容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艰难困苦面前的泰然自若；坚持学习和自我提高；作战勇敢；以及勇于承担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

从童年到成年，从乡村到城市，经历战争与革命，加入红军和共产党——从年轻的格奥尔吉的这些故事中，可以得到的典型的教益是：时事的混乱与动荡，为那些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而他们也抓住了机会。这种模式在朱可夫的生活和事业中还会不断地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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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俄国内战结束，红军大部也随即复员。到20年代中期，红军兵力已从500万缩减到50万左右。在留在部队的那些人当中，也包括朱可夫。对于自己为什么决定要继续服役，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做出解释，但他特意提到了1921年2月苏共要求所有党员留在军队的指示。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指示，但它们对于阻止党员的大批退伍几乎不起作用。朱可夫之所以留在军队，是因为军队适合他。就像他自己说的，“大部分留下来的人之所以那么做，是考虑到自己的意向和能力，才选择了献身军队工作”。

内战结束时，朱可夫虽然还只是个低级指挥官，但他完全有条件在红军中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前程。他做过沙皇军队的军士，又是红军的低级指挥官，而且因为作战勇敢，两支军队都给他颁发过勋章。相对来说，他还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参加过红军骑兵指挥员的培训。特别是，朱可夫是党员，这在新的苏维埃政权中可是事业进步的最重要的资格。

20世纪20～30年代，朱可夫在红军中的崛起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个稳步前进的过程。他在1922年起步时是个连长，到那个十年结束时升到了团级和旅级指挥职务。他的第一个高级指挥职务是在1931年被任命为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接着便是师级和军级指挥职务。1938年，他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具体负责训练。直到1939年5月朱可夫被派往远东调查苏蒙军队在与日军的边境冲突中失利的情况时，他的名字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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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在其中干出一番事业的那个组织，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威权主义高压体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关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现在的典型描述是：它是某种形式的“军事社会主义”，是1917年革命的产物，同样也是俄国内战的产物。

内战期间有无数的人被杀死或饿死。为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学会了冷酷无情；只要有必要，它们就会使用无论何种程度的暴力去保卫自己的政权。政治动员的方式由说服变成了强制。布尔什维克党（它在1918年更名为共产党）的管理变得越来越等级分明，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在1919～1920年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差点就失败了，当时它们在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据点遭到反革命白军的团团围困。白军在军事上得到了英、法、日、美这些外国政府的援助，因为它们害怕取得成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会传染给自己的国家。因此，布尔什维克认为内战是一场生死搏斗，它所面对的敌人不仅来自国内，还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布尔什维克希望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最终会帮自己一把，但当这种帮助并未出现的时候，它们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至少暂时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与资本主义共存。

内战是赢了，但布尔什维克仍然担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进攻有可能与国内的颠覆活动联手并构成致命的威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战争的创伤随处可见。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整个间隙期，苏维埃政权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半战争动员的状态。在这种紧张气氛下，红军被视为对保卫革命而言不可或缺的盾与剑。

红军——其正式名称是“工农红军”——也被视为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是遵守纪律和履行政治义务的典范，它将把全体人民与苏维埃政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不过，那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应征入伍的人来说，在红军中服役是一种冷酷无情的，而且也会把人变得冷酷无情的经历。对于朱可夫那样的职业军官，这种经历的意义就比较积极了。他们受人尊敬，津贴和待遇比那些应征入伍的人要好很多。现政权给予红军的崇高地位也强化了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的忠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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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开始实施快速现代化计划，红军对现政权变得越发重要了。快速现代化计划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1928年，苏联人开始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这些五年计划的目的是要大幅提高工业产量，并把国家从以农民为主的社会改造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20世纪30年代工业产量增加了850%。真实的数字很可能要低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当时的工业化规模是巨大的。在此期间建造了成千上万个工厂，修筑了许多新的水坝、运河、公路和铁路，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由于担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工业化的努力大多集中于国防工业。这就像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1931年2月的一次有名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弥补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要么就被它们彻底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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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苏联农业的强制集体化。布尔什维克在意识形态上主张农业部门要由国家控制，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它们才开始强迫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加入集体农庄。到1937年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90%。但是，来自农民的阻力相当大，农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对于集体化浪潮所导致的危机，共产党政权采取的办法是大规模的处决、逮捕和驱逐，结果造成了数百万农民的死亡。特别是1932～1933年，集体化过程中的野蛮行为再加上天灾，在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和乌克兰引发了严重的饥荒。高压政治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苏共以及国家安全机构，但红军也有份，尽管现在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朱可夫当时也直接参与了集体化运动。

在朱可夫决定继续服役的时候，红军的地位还远远没有后来那么高。在内战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乱哄哄的复员工作不仅破坏了红军的正常运转，也削弱了它的士气。党内还有人主张，要废除常备军，依靠带有业余性质的自卫队——这也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的想法。对此，红军的各位领导人表示，因为国内外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必须保留专门的常备军。

党内争论的结果是，在两种立场之间采取折中的办法：除了一些地方师之外——这些地方师主要由每年服役数月的兼职军人组成——建立一支50万人左右的正规部队。正规部队集中在边境地区，而地方师通常驻扎在比较安全的内地。但即便是所谓的正规部队，入伍者大多也只服役两年时间。红军中由职业军人构成的核心依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地方师则几乎是清一色的步兵。在红军的11个骑兵师和8个骑兵旅中，地方师只有1个。骑兵部队在人员配备、物资供应和技术效率方面都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备战水平，这就使朱可夫成了内战后经过整编的红军中的精英。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之所以会涌现出那么多骑兵出身的高级军官，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朱可夫

内战后红军改革的关键人物是它的总参谋长米哈伊尔·伏龙芝（Mikhail V.Frunze），他同时还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即国防部部长）。伏龙芝改组了红军的指挥结构，取消了内战中形成的军政双重领导制——在这种制度下，政治委员对指挥决定拥有否决权。1924年，伏龙芝开始采取一长制，从而取消了政治委员在军事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

朱可夫当时是在伏龙芝手下的莫斯科第1骑兵师服役。他在谈起内战后伏龙芝在重建红军方面的功绩时，就像苏联的许多军事回忆录的作者一样，满怀爱戴与敬佩。1925年10月，由于胃部手术失败，伏龙芝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在新红军中确立的职业精神却保留了下来。伏龙芝信奉铁的纪律和高强度的训练，以及对军官除了要进行政治教育之外还要进行职业教育，这些都在日后被朱可夫融入了自己的指挥风格之中。

伏龙芝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热情，不过，在军事事务尤其是战略思想上，他也并不保守，而是有着创新思维。在他的帮助下，经过整编的红军对军事战略、战术及技术进行了热烈的辩论。由于红军对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来说极为重要，所以在独立思考日益受到压制，就连最温和的有关党的路线的讨论都被绝对禁止的苏维埃体制下，它还能被允许保持一种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活跃的氛围。

之所以会出现正统性与创造性兼而有之的这种奇怪局面，原因之一是，它符合约瑟夫·斯大林的领导风格。斯大林在1922年成了苏共的总书记，并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是苏维埃政权中的绝对主宰。1924年列宁去世的时候，作为继承人的斯大林开始显露峥嵘，并通过一连串的党内斗争，击败了自己的政治对手，确立了自己的支配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在成为党及党所统治的国家的领导者的道路上，一直顺风顺水。斯大林的领导风格有个特点：为了实现规定的目标，他一贯主张创新，只要这些新的东西不去质疑党的权力或他自己的独裁地位就行。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愈演愈烈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信徒——尽管比较温和——朱可夫在这种规定好的、有时还具有建设性的框架中工作，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朱可夫

1922年6月，朱可夫被任命为第38骑兵团中的连长，这意味着他要负责大约100个士兵。1923年3月，他被提升为第7萨玛拉骑兵师第40团副团长。7月，他被临时、接着又正式任命为该师第39布祖鲁克骑兵团团长。朱可夫在二十六岁时的级别就相当于西方军队的陆军中校了。此后七年他一直都是团长。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这一时期对他的军事教育影响是最大的：

指挥一个团一直被视为掌握战争艺术最重要的阶段。团是基本的作战部队，团一级的战斗需要所有地面部队的配合……团长必须对自己的部队，以及作战中通常配属该团的支援部队非常熟悉。他必须正确选择主要的作战方向，并相应地集中自己的主要兵力……一个团长，如能熟练掌握管理一个团的方法，并能使之始终处于战斗准备状态，那么，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他在各级指挥岗位上，都会是优秀的军事领导者。

当朱可夫接管第39布祖鲁克骑兵团的时候，该团的情况相当糟糕：缺乏战斗准备，军官们不清楚在和平时期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朱可夫很快就使局面有了改观。1923年，在上级的工作检查中，他的成绩得到了肯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热爱且熟悉骑兵工作。能使自己很快适应环境。具有很强的纪律性。短期内将他的团提升到最高水平。任命他为团长是完全正确的。”

从朱可夫任团长时的命令和报告来看，他成功的关键是，对于和训练、纪律及政治指导有关的细节一丝不苟。据20世纪20年代曾在他手下服役的A.L.克罗尼克（A.L.Kronik）说，朱可夫是个率直而严格的指挥员，在个人交往中不苟言笑，尤其是和他的部下，他从来不喜欢和自己的手下搞得太熟。朱可夫的态度，克罗尼克特别指出，“表达了他对自己之于下属的责任的理解，他认为自己不但是他们的指挥员，还是他们的导师”。

#朱可夫

1924年10月，师长决定派朱可夫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培训的目的是让高级指挥员在军事和政治技能方面接受全面的教育，好让他们在返回部队后再反过来教给自己的下属。“课程安排得满满的，”朱可夫回忆说，“除了上课之外，课余时间我们还得进行大量的研究。”

在朱可夫的同学当中，有两位未来的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和伊万·巴格拉米扬（Ivan K.Bagramyan）。他们两个注定要在朱可夫的生活和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朱可夫

罗科索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对骑兵学校的那个班是这样说的：“我们年轻，充满朝气，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成为一个紧密的团队。我们学习的劲头都很大，尤其是朱可夫，他完全沉浸在征服军事科学的奥秘之中。每当我们顺便去他的房间的时候，他总是趴在铺在地上的地图上仔细研究。那时候对他来说，责任高于一切。”[11]巴格拉米扬对朱可夫更是赞美有加：“（他）在我们这批学员中是最有天赋的。那时候他表现出的，不仅是超群的意志力，还有特别具有原创性的思维。在骑兵战术方面，朱可夫不止一次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打得我们措手不及。他的决定产生的争议总是最大，但他通常都能用有力的逻辑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回忆肯定会受到事后看法的影响，尽管如此，朱可夫当时是个专心致志的学员和年轻有为的指挥官，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

#朱可夫
1929年年底，朱可夫被送到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高级指挥员的深造。朱可夫再次遇到了一群非常优秀的、注定会在卫国战争中身居要职的同学，包括在列宁格勒被围时指挥苏军的L.A.戈沃罗夫（L.A.Govorov）元帅和苏军著名坦克指挥官F.I.托尔布欣（F.I.Tolbukhin）元帅。这次培训是为了培养师及师以上的指挥员，重点主要放在当代条件下战役实施的理论与实践。1930年春天时的朱可夫结业报告，对这位三十三岁的指挥员的能力做了敏锐的评估：对多兵种联合战术的了解完全符合要求，参加军事演习和小组作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对野战勤务条例的熟悉程度符合要求；军事行动的战术决定明确而果断，值得称道；如继续进步，将有能力指导团、师两级作战的战术准备工作。朱可夫唯一学得不好的科目是参谋工作，它得到的评语是“勉强”符合要求。报告的结论是：“从气质和性格特点来看，他显然是一个前线指挥员（不太适合参谋工作）。”

#朱可夫
红军和其他军队一样，也很注意吸收一战的经验和教训，注意评估现代军事技术的新发展，尤其是坦克和飞机对于未来战争的影响。红军还需要吸收俄国内战的经验，因为那次冲突和以静态的阵地战为主的一战很不一样，它的特点是在数百英里的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红军的领导层认为，未来战争将会是机械化的战争，是坦克、大炮、飞机、摩托化步兵和空降部队的联合作战，以快速突入敌方领土和防线的纵深地带。

#朱可夫
坚定，果断。有主动精神并知道怎样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一贯严格要求。在个人交往中有点冷漠，不够婉转。明显有点固执。非常自负。在军事问题上准备得很充分。拥有大量的实际指挥经验。热爱军队工作并总是追求完美。可以看出，他的能力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有威信。这一年，他的旅在操练和步枪的战斗训练方面，以及整个旅的战术和作战方面，都收到重大的成效。熟悉并关心动员工作。对节约使用武器装备以及马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而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政治方面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把他安排在这一岗位上是完全正确的。只要经过适当的培训，他可以成为师长或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员。不能安排他从事参谋和教学工作——他讨厌那样的工作。

#朱可夫

朱可夫在指挥中往往过于严厉，他在多年之后终于承认了这个错误。“过去有人说我对部属要求太严，但我当时认为，这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指挥员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承认自己有时候要求太严了，对自己下属的过错不够冷静和宽容……对于他们的工作或行为，我见不得任何的懈怠。他们有些人不能够理解这一点，而我呢，当时对人性的弱点或许不够宽容。”

#朱可夫

“结果，一个训练有素的师变成了一群不称职的劳动力。更糟糕的是，建材短缺和多雨天气等不利因素，使得冬季的防寒工作没能够及时做好，影响了士气和斗志。纪律松弛了，马匹生病的比例也增加了。”朱可夫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反复的训练和演习，同时狠抓纪律。

忘了发了

#朱可夫

曾任第4骑兵师参谋长的L.F.米努克（L.F.Minuk）回忆说，朱可夫是个精力充沛、有组织有纪律的指挥员，他对细节一丝不苟，对自己和下属同样要求严格。米努克完全认可朱可夫的指挥风格，因为它效果很好，而且就应该那样，因为第4师驻扎在边境地区，一旦发生战争，遇到敌人的进攻，它就会首当其冲。“如果一个指挥员在我面前都控制不住自己，犹豫不决，那在战斗中我们还能指望他什么？”这话朱可夫曾多次对米努克说过。但朱可夫不单是批评自己的指挥员，米努克说，他还纠正他们的错误，并照顾他们个人的需要——例如，帮助他们解决家庭和健康问题。工作之外，米努克回忆说，对朱可夫来说不存在官阶和等级，他可以变得很随和：“在他的身上，我从来没有发现任何自负、傲慢或自大，但是在与下属的工作关系和非工作关系之间，是有明显的界限的。”

#呓语
”等未来经济恢复，时代也不会再给他们机会“

#朱可夫

问题在于，朱可夫对事情经过的说法现在还得不到文献证据的支持，而且只有一位幸存的见证人，那就是他自己。朱可夫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差点儿成为大清洗的受害者，现在看来似乎是有意为之，这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巴，省得别人说他是大清洗的受益者，尽管他被提升为第3军和此后第6军的军长恰好是因为他的前任们遭到了清洗。另外，如果朱可夫的行为实际上就像他在自己的后苏联时代版本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那毫无疑问，他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只有那些规规矩矩、不招惹任何是非的人——应该说这在武装力量中是绝大多数——才能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不过，这并不是说清洗没有给朱可夫带来烦恼，或者没让他感受到某种实实在在的惶恐。但现在很难回避这样的结论，即当时朱可夫与大多数苏联公民一样，不想招惹麻烦，所以就把自己的怀疑憋在心里，并这样来安慰自己：斯大林一定清楚他自己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