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企业可以随意裁减临时员工，大学生被要求一毕业就要具备即战力，企业对于新人犯错的容忍度几乎为零。甚至可以说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的是一个毫无晋升空间的职场环境。

这种环境下，新人们怎么可能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多数人被迫开始频繁跳槽。而此时日本社会还没有意识到这批大学生其实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反而认为这批大学生不够努力、不够上进，由此催生了“垮掉的70后”。可以说，这一代大学生没有赶上终身雇佣制度的红利，但却成了终身雇佣制度解体的牺牲品。

1996年，这部讲述两个东京失业年轻人的电视剧创下了30%的惊人收视率。剧中木村拓哉那句“在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就当是上天赐予的一个长假”的台词，安抚了很多年轻人的内心。要知道，在5年前，日本最火爆的电视剧还是《东京爱情故事》，那是一部讲述乡下孩子在东京打拼、催人奋进的励志电视剧。仅仅相隔5年，两部电视剧的对比就能说明当时日本年轻人心态转变之快。

整个日本的返乡就业潮都是建立在巨量的基建投资与海量民间资本之上的，其中很多岗位都是通过人为创造出来的，一旦投资停止这些岗位就会迅速消亡。

第一是海量基建资本从乡村抽离用以挽救倒闭企业，第二则是大量通过银行贷款修建的度假村由于银行体系的破产同样迎来了倒闭潮。简单来说乡村这套长期依赖举债基建的模式无法运行，由此用大基建营造出来的乡村就业繁荣开始破裂。

在巨大的债务压力下，别说是继续承担各类基础设施的运营费用，很多日本乡村甚至丧失了基本的偿债能力，只能依靠中央的财政支援维持运转。

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减少财政支出与缩减各地岗位成为必然的选择。
于是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启动了那场后来被无数人所诟病，也被无数人认为是拯救了日本乡村的“平成大合并”。

平成大合并虽然拯救了日本乡村财政，但未能惠及依赖财政支出的群体，尤其是90年代就业返乡潮中的年轻人。

为此，政府在2002年修订了运输管理法，大幅降低了出租车行业准入门槛，促使海量失业人口涌向此行业。据厚生劳动省统计，行业就业峰值时，全国出租车总就业人数达到34万人，成为日本城市就业的一大蓄水池。

但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日本出租车行业规模在增长22%以后就陷入停滞，最主要的原因是过量从业者的涌入，导致收入降至难以维持生计的程度。那么收入下降到哪个程度，出租车蓄水池就会达到极限？

从2002年放宽出租车从业门槛以后，随着海量出租车司机涌入，出租司机收入迅速降低。最低点出现在2009年，出租车司机与东京全口径平均收入比暴跌至0.54，即收入仅有城市普通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

学历社会中，一旦在学业考试上落败，基本等同于一辈子都毁了。在这样焦虑的心态与恐惧孩子失学的背景下，家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抢夺进入白热化状态，而教培行业的爆发式增长就是这种焦虑最好的体现。

高失业率、啃老族、御宅族在90年代就是离经叛道的代名词，毕竟80年代的昭和
男儿们毕业就能去大手企业工作，过几年就能买车买房。怎么到了平成时代，年轻人就成了啃老族和御宅族，找不到工作天天呆在家里。“这一定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他们不够努力！”于是“不努力的70后”成了90年代的社会热词，如今稀松平常的御宅一族，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可是大逆不道。因为现在的日本家长知道，孩子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大环境不好，此外经历了30年经济下行期的他们，早已对孩子没有那么高的期望了。
但当时那批长期沉浸在鸡娃氛围中的家长们可不这么觉得：这都是因为孩子不够努力，只要他努力上进就一定可以找到工作。父母们按照年少补习时的路径依赖，不断给孩子们打鸡血，教导他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于是这群70后陷入了自我证明的恶性循环，一方面父母与社会告诉他们努力就能成功，而另一方面自己明明努力了这么久却一点正反馈都没有。明明有好的学历却找不到好工作，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得他们既难以获得社会的理解，也无法与自己达成和解。在泡沫经济破裂的头10年（1991—2001年），他们长期处于社会的质疑声中。1997年开始，日本青年自杀率开始飙升，至2003年翻了近3倍，此后青年自杀人数常年保持高位。
当时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付不起房租、流落街头是一件很常见的事。而出于自尊，他们既不愿意求助父母，也很少申请政府救济。他们选择把一切的失败归咎于自己，再也没有与自己和解过。
但却无人告诉他们：其实不是他们错了，而是社会病了。

“我的父母就是废物”，今天的中文互联网开始流行“生物父亲”“废物开局”等词语，其本质上是一种对原生家庭的不满，是孩子对自己原生家庭财产情况的不满所衍生出的亚文化。而在十几年前类似的文化曾经风靡日本青少年，而孩子们所恨的，正是就业冰河世代的父母们——也就是那批少年时活在补习高压中，青年时活在就业困难中的70后们。

“派遣家庭”在日本社会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语，用来指代父母都是派遣员工，工作十分不稳定、没有稳定的收入储蓄来源的家庭。在厚生劳动省2010年的统计数据中，70后有46%的家庭至少有一方是派遣员工，而夫妻双方都是派遣员工的家庭比例也超过25%，即日本每四个70后家庭，就有一个完全依赖不稳定的派遣收入。

而这种情况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严重。被称为“团块次代”的70后，到2019年年龄最小的也已40岁。多数企业觉得他们精力不足，拒绝续签派遣协议，迫使他们从“派遣家庭”进一步滑落至“临时工家庭”。令和三年（2021年）日本国民贫困率是15.6%，按家庭计算，每6个家庭就有一个符合国民贫困标准。而在单亲家庭中，贫困率则是44.5%，也就是父母一旦离婚，孩子甚至要担心吃不饱饭的问题。

根据总务省2022年家庭预算年度调查报告，日本四口之家的每月的伙食费用是8.8万日元，也就是一年105万日元，而一个派遣员工年收入通常不会超过300万日元。这也是日本家庭主妇们个个都是省钱能手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收入不足，有谁愿意晚上8点去菜市场抢便宜菜？此外，Good Neighbors Japan组织在202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派遣家庭的父母将用餐次数减少到每日两餐，大约40%的孩子在假期连一日两餐都做不到。

而比贫穷更糟糕的是祖父母的离世，派遣家庭很大一块收入来自祖父母（50后）的退休金，祖父母一旦去世，派遣家庭的收入马上就面临断崖式下滑。在日本，派遣员工的平均年收入是263万日元，而日本相对贫困线则是年收入200万日元，可以说大部分的派遣员工都挣扎在贫困线上。在派遣家庭出生的孩子们，从小就过着贫穷而备受歧视的生活。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抽样调查，派遣家庭长大的孩子中有61%更对父母与社会存在仇视，而普通正式社员家庭的孩子只有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