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
1908年夏天，当他来到莫斯科的时候，熙熙攘攘的人群、高大气派的建筑（村里的房子没有超过两层的）以及疯狂的生活节奏，让他感到头晕目眩，不知所措。不过，莫斯科到处都是像他那样的人：受过教育的农村小伙子，有亲戚在这座城市，做毛皮匠、裁缝、木匠、皮匠之类的手艺。

他舅舅的门店在市中心，离红场不远。朱可夫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其中有一小时的午饭时间。工作很辛苦，还要时不时地挨师傅（和女工头）的打，但格奥尔吉不仅熬过来了，还挤出时间来上夜校继续自己的教育。朱可夫在后来的生活中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朱可夫不属于那种才智出众的将军，宁可说，他属于苏联人所谓的实干型，也就是注重实际行动的人；但在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方面，他是个好学生，而且还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文学作品。据他的女儿埃拉说，读书在朱可夫的家中总是处于中心位置。到这位元帅去世的时候，他在自己的乡间别墅已经积攒了20000册图书。可惜的是，在他去世之后政府收回了别墅，大部分藏书都变成了纸浆，最后只有几百册被博物馆收藏了。

#朱可夫
1914年，朱可夫学徒期满。此时的他作为一个手艺不错的毛皮匠有了不错的收入，手下还有3个小徒工。从他与自己那些毛皮匠同事在当时一起拍的一幅照片来看，这是一群衣着体面而又温文尔雅的富足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张朱可夫与亚历山大一起拍的照片也表明，这个年轻人已经超越了他卑微的出身，成功适应了城市的新环境。要不是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朱可夫无疑会继续做他的毛皮匠，并最终经营起他自己的作坊。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很坦率，说自己年轻时缺乏政治热情，并说这在他的同事中很普遍。他将其归因于手工业者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与工业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截然不同的。与此同时，他又声称自己已经受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而正在俄国传播的各种革命思想的影响，并暗示说，自己逐渐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思想。可是，除了朱可夫自己的证言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的萌发。他当初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时很可能并不像他后来说的那样坚决。他的确成了一个忠贞的共产主义者，但那是由于机缘而非有意的安排，是由于军事和政治事态发展的偶然性而非社会主义思想的启示。这其中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由此而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朱可夫
在回忆录中说到自己参加的军士培训时，朱可夫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在骑术、武器的使用和操练方法方面，这种培训的确不错；另一方面，“教给军士的不是合乎人道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对他的期待就是要把士兵变成听话的机器。维持纪律靠的是严厉。虽然条例并未规定可以采取体罚的方式，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却司空见惯”。

#朱可夫
朱可夫还没到前线就受到了战火的洗礼：他所在的部队遭到了一架侦察机的轰炸，结果炸死了一名士兵，炸伤了五匹马。到前线后不久，朱可夫就因为抓到一名德国军官而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枚勋章——“圣乔治十字勋章”。在苏联记者于1945年在柏林写的一篇没有发表的采访中，朱可夫回忆说自己当时对情报工作十分着迷，而且因为懂得一点德语，就专门抓俘虏。在1916年10月又一次执行侦察巡逻任务的时候，朱可夫的两位同伴被地雷炸成了重伤，他本人也被爆炸的气浪从马背上掀了下来。严重震伤的朱可夫被转移到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住院治疗。这次负伤让朱可夫得到了他的第二枚“圣乔治十字勋章”。1916年年底，他被派回自己原来的部队——第5预备骑兵团。就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当初我离开时还是个年轻的士兵，现在带着军士的杠杠、实战经验和两枚‘圣乔治十字勋章’回来了。”

#朱可夫

由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家们组成的临时政府取代了沙皇政府。临时政府的目标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进行紧急改革，并做好制宪会议选举的筹备工作，而制宪会议将就国家的新宪法达成一致。不过，事态的发展让这些计划落了空。因为此时的政权是一种“二元政权”，权力和权威由临时政府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分享。苏维埃作为普选产生的委员会，在地方层面接管了国家的管理。它们比临时政府更加激进，这就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集团的鼓动和宣传，即要求在俄国建立一个不但是民主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权，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要求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土地归农民，面包给工人，并让俄国退出战争。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很受欢迎，尤其是在士兵和工人当中。不到六个月，他们就成为俄国最强大、最有组织的政党。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策划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新的社会主义政府，它将代表各个苏维埃的利益而进行统治。

这些很快从彼得格勒波及全国各地的剧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军队的政治化。临时政府的首批法令之一就是，准备发布命令，批准成立士兵委员会和水兵委员会，以便选出他们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朱可夫当选为自己所在的骑兵连的委员会主席和团苏维埃代表。他后来声称，当时自己在团里支持布尔什维克派，但他的当选很可能只是反映了他作为优秀军士的地位和威望，而不是自己的政治倾向。朱可夫还提到了团苏维埃是怎样被反苏维埃分子接管的。结果，这个团的一些部队与乌克兰的反革命民族主义分子站在了一边。他自己的部队被解散了，士兵们被遣散回家，而他有几周一直在东躲西藏，以逃避替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效力的军官们的追捕。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要一直等到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之后才来到莫斯科。

#朱可夫

1917年年底，朱可夫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打算——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休息一下再加入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1月建立的红军。但不巧的是，他得了斑疹伤寒，所以他又过了半年才加入军队。不过，现在看来，朱可夫当时的做法很可能是和多数被遣散的前沙皇军队的士兵一样：回家静观其变。

#朱可夫

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俄国退出了战争。不过，和平的代价是很高的，布尔什维克被迫将大片的土地割让给德国人。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因此发动了武装暴动，反对列宁政府，而这在俄国还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他们是不愿意去做的。为了应对刚刚开始的内战，布尔什维克开始组建武装力量，以便保卫自己用革命的手段夺取的政权。职业军队取代了曾经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革命的民兵组织。军官选举被取消，传统的指挥结构又确立了，同时还开始发给适当的薪饷。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开始征召前沙皇军队中的军官和军士。1918年9月初，布尔什维克发布命令，要求朱可夫那个年龄段的人于月底前报到入伍。

朱可夫虽然是住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的心脏地带，但实际上，他也可以像许多俄国农民一样，不去理睬征兵令。他之所以应征，多半是出于职业上的考虑，而不是政治上的选择，因为这给了他继续自己的军事生涯的机会。就像许多在红军中服役的第一代军人一样，朱可夫的政治信念是其从军的结果而非原因。

1918年10月1日，朱可夫加入红军的莫斯科第1骑兵师第4团。[18]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是首批应征入伍的，朱可夫所在的部队也有许多信仰共产主义的干部。在这样的环境中，朱可夫被布尔什维克所吸引并于1919年3月成为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的新名称）的预备党员，那是不奇怪的。预备党员有一段预备期，在此期间，申请入党的人必须证明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朱可夫要到1920年5月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呓语
说的对啊，™没有地图确实不好读书！

#朱可夫
在10月底的一次白刃战中，朱可夫被手榴弹炸伤了。在萨拉托夫（Saratov）野战医院治疗的期间，他遇到了一个名为玛丽亚·沃尔霍娃（Maria Volkhova）的年轻女学生。他俩有一个月的时间形影不离，但在玛丽亚回到其位于波尔塔瓦（Poltava）的家乡而朱可夫也被送回斯特列尔科夫卡的家中继续康复的时候，这段关系就结束了。事实证明，这只是暂时的分离，三年后，这段关系又恢复了，尽管朱可夫此时已娶了另外一个女人。之后不久，玛丽亚为朱可夫生下了一个私生女——马加丽塔（Margarita）。

#朱可夫
1920年1月，朱可夫返回了部队。但是，由于尚未痊愈（他再次得了斑疹伤寒，这种病在当时很常见），他被分配到第3预备骑兵师。三个月后，朱可夫迎来了其红军生涯的新的转折点：他被派去参加红军骑兵指挥员培训，地点是在莫斯科东南约100英里处的梁赞（Ryazan）。红军骑兵指挥员培训实际上是用来训练下级军官的，但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取消了军官衔，而且要等到二战的时候才恢复，所以在红军中就用“指挥员”这个统称来区分级别的高低。

#朱可夫
朱可夫是由他所在师的党组织推荐参加培训的。他在1920年3月15日报到，并被安排参加预备课程的学习——那是要让受训学员接受基本的教育。俄语、数学、地理、卫生保健、军队管理、政治教育、军事条例，所有这些科目他都拿到了良好或优秀，于是很快就结业并开始学习专门的骑兵战术课程，而且尽管他曾在沙皇军队中干过，但最后竟然能帮着训练其他学员了。

在梁赞，朱可夫在自己所在的党小组中非常积极，甚至一度成为它的书记。但似乎是因为发生了一场与该小组主席斯塔文科夫（Stavenkov）有关的争论——他被指控在执勤时打瞌睡——朱可夫辞去了这一职务。在党小组开会讨论此事的时候，朱可夫竭力为斯塔文科夫辩护，说他是个不错的党务工作者，也是个不错的指挥员。朱可夫反对拟议中的把斯塔文科夫从培训班除名的做法，并认为倒是那个指控他的人应该被踢出党小组，并开除出党。除一人弃权外，朱可夫的动议被一致通过。

朱可夫还是培训学校卫生状况三人监督小组的成员和负责检查新学员资格的委员会的成员。从这一点来看，朱可夫的能力在当时已经得到了认可。不过，朱可夫在学校的表现还难称楷模。1920年7月底，他因违反纪律而被停了几天课。确切的原因到现在都还不清楚。

#朱可夫
到1920年10月时，朱可夫已晋升为排长。在该旅被派往沃罗涅日省镇压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暴动时，他又晋升为连长。那次暴动发展成了所谓的“坦波夫叛乱”（Tambov Revolt），领导者是曾经担任过地方民兵组织指挥官的A.S.安东诺夫（A.S.Antonov）。与安东诺夫武装的交锋，是朱可夫在俄国内战中经历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之后，朱可夫获得了他的第一枚红军奖章——“红旗勋章”。据嘉奖令说，朱可夫的连队“在1921年3月5日……顶住了敌军1500～2000名骑兵七个小时的猛攻，而后发动反击，经过六次白刃战，终于打垮了匪徒”。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一次白刃战中，一名安东诺夫匪徒用他的枪管被截短了的步枪向我射击，把我的马给打死了。马倒下时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动弹不得，要不是指导员诺切夫卡（Nochevka）来救我，接下来我就会被砍死。他手起刀落，杀死了那个匪徒，并抓住他的马的缰绳，扶我骑了上去。”

#朱可夫
到1921年夏天，坦波夫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但朱可夫的部队要一直追剿安东诺夫残部到这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朱可夫的伙伴中就有他年轻的妻子。据他的女儿叶拉说，朱可夫是在调到沃罗涅日时遇到她妈妈、乡村教师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Alexandra Dievna，出生于1900年）的。按照叶拉的说法，如果他们是在1920年结的婚，那它一定是一场旋风式的罗曼史，因为朱可夫是10月才到那儿的。

#朱可夫

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切都轻描淡写。但那时除了讲述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之外，他的回忆录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他个人的。一旦他加入红军，他的回忆就成了其军事生涯和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历史记录。比如说，就连他父亲于1921年去世这件事，他都没想到要提一下。

献身于他认为作为一名苏维埃战士所应承担的社会主义神圣义务，这当然是朱可夫生活中的核心内容，但远远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哪怕是在压抑、刻板的苏维埃体制中，公民也是有个性和除公共生活之外的私人生活的。朱可夫也不例外。在军事和政治生涯中的辉煌背后，是驱使着他不断向前和从容面对失败的个人抱负以及强悍的性格。若是说我们从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他所有的个人品质和性格特点，那就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但是，这些故事中的相当多的内容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艰难困苦面前的泰然自若；坚持学习和自我提高；作战勇敢；以及勇于承担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

从童年到成年，从乡村到城市，经历战争与革命，加入红军和共产党——从年轻的格奥尔吉的这些故事中，可以得到的典型的教益是：时事的混乱与动荡，为那些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而他们也抓住了机会。这种模式在朱可夫的生活和事业中还会不断地重复。

#朱可夫

1921年，俄国内战结束，红军大部也随即复员。到20年代中期，红军兵力已从500万缩减到50万左右。在留在部队的那些人当中，也包括朱可夫。对于自己为什么决定要继续服役，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做出解释，但他特意提到了1921年2月苏共要求所有党员留在军队的指示。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指示，但它们对于阻止党员的大批退伍几乎不起作用。朱可夫之所以留在军队，是因为军队适合他。就像他自己说的，“大部分留下来的人之所以那么做，是考虑到自己的意向和能力，才选择了献身军队工作”。

内战结束时，朱可夫虽然还只是个低级指挥官，但他完全有条件在红军中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前程。他做过沙皇军队的军士，又是红军的低级指挥官，而且因为作战勇敢，两支军队都给他颁发过勋章。相对来说，他还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参加过红军骑兵指挥员的培训。特别是，朱可夫是党员，这在新的苏维埃政权中可是事业进步的最重要的资格。

20世纪20～30年代，朱可夫在红军中的崛起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个稳步前进的过程。他在1922年起步时是个连长，到那个十年结束时升到了团级和旅级指挥职务。他的第一个高级指挥职务是在1931年被任命为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接着便是师级和军级指挥职务。1938年，他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具体负责训练。直到1939年5月朱可夫被派往远东调查苏蒙军队在与日军的边境冲突中失利的情况时，他的名字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朱可夫

朱可夫在其中干出一番事业的那个组织，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威权主义高压体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关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现在的典型描述是：它是某种形式的“军事社会主义”，是1917年革命的产物，同样也是俄国内战的产物。

内战期间有无数的人被杀死或饿死。为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学会了冷酷无情；只要有必要，它们就会使用无论何种程度的暴力去保卫自己的政权。政治动员的方式由说服变成了强制。布尔什维克党（它在1918年更名为共产党）的管理变得越来越等级分明，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在1919～1920年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差点就失败了，当时它们在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据点遭到反革命白军的团团围困。白军在军事上得到了英、法、日、美这些外国政府的援助，因为它们害怕取得成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会传染给自己的国家。因此，布尔什维克认为内战是一场生死搏斗，它所面对的敌人不仅来自国内，还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布尔什维克希望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最终会帮自己一把，但当这种帮助并未出现的时候，它们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至少暂时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与资本主义共存。

内战是赢了，但布尔什维克仍然担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进攻有可能与国内的颠覆活动联手并构成致命的威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战争的创伤随处可见。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整个间隙期，苏维埃政权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半战争动员的状态。在这种紧张气氛下，红军被视为对保卫革命而言不可或缺的盾与剑。

红军——其正式名称是“工农红军”——也被视为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是遵守纪律和履行政治义务的典范，它将把全体人民与苏维埃政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不过，那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应征入伍的人来说，在红军中服役是一种冷酷无情的，而且也会把人变得冷酷无情的经历。对于朱可夫那样的职业军官，这种经历的意义就比较积极了。他们受人尊敬，津贴和待遇比那些应征入伍的人要好很多。现政权给予红军的崇高地位也强化了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的忠诚感。

#朱可夫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开始实施快速现代化计划，红军对现政权变得越发重要了。快速现代化计划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1928年，苏联人开始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这些五年计划的目的是要大幅提高工业产量，并把国家从以农民为主的社会改造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20世纪30年代工业产量增加了850%。真实的数字很可能要低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当时的工业化规模是巨大的。在此期间建造了成千上万个工厂，修筑了许多新的水坝、运河、公路和铁路，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由于担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工业化的努力大多集中于国防工业。这就像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1931年2月的一次有名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弥补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要么就被它们彻底打败”。

#朱可夫

其次是苏联农业的强制集体化。布尔什维克在意识形态上主张农业部门要由国家控制，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它们才开始强迫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加入集体农庄。到1937年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90%。但是，来自农民的阻力相当大，农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对于集体化浪潮所导致的危机，共产党政权采取的办法是大规模的处决、逮捕和驱逐，结果造成了数百万农民的死亡。特别是1932～1933年，集体化过程中的野蛮行为再加上天灾，在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和乌克兰引发了严重的饥荒。高压政治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苏共以及国家安全机构，但红军也有份，尽管现在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朱可夫当时也直接参与了集体化运动。

在朱可夫决定继续服役的时候，红军的地位还远远没有后来那么高。在内战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乱哄哄的复员工作不仅破坏了红军的正常运转，也削弱了它的士气。党内还有人主张，要废除常备军，依靠带有业余性质的自卫队——这也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的想法。对此，红军的各位领导人表示，因为国内外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必须保留专门的常备军。

党内争论的结果是，在两种立场之间采取折中的办法：除了一些地方师之外——这些地方师主要由每年服役数月的兼职军人组成——建立一支50万人左右的正规部队。正规部队集中在边境地区，而地方师通常驻扎在比较安全的内地。但即便是所谓的正规部队，入伍者大多也只服役两年时间。红军中由职业军人构成的核心依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地方师则几乎是清一色的步兵。在红军的11个骑兵师和8个骑兵旅中，地方师只有1个。骑兵部队在人员配备、物资供应和技术效率方面都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备战水平，这就使朱可夫成了内战后经过整编的红军中的精英。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之所以会涌现出那么多骑兵出身的高级军官，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朱可夫

内战后红军改革的关键人物是它的总参谋长米哈伊尔·伏龙芝（Mikhail V.Frunze），他同时还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即国防部部长）。伏龙芝改组了红军的指挥结构，取消了内战中形成的军政双重领导制——在这种制度下，政治委员对指挥决定拥有否决权。1924年，伏龙芝开始采取一长制，从而取消了政治委员在军事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

朱可夫当时是在伏龙芝手下的莫斯科第1骑兵师服役。他在谈起内战后伏龙芝在重建红军方面的功绩时，就像苏联的许多军事回忆录的作者一样，满怀爱戴与敬佩。1925年10月，由于胃部手术失败，伏龙芝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在新红军中确立的职业精神却保留了下来。伏龙芝信奉铁的纪律和高强度的训练，以及对军官除了要进行政治教育之外还要进行职业教育，这些都在日后被朱可夫融入了自己的指挥风格之中。

伏龙芝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热情，不过，在军事事务尤其是战略思想上，他也并不保守，而是有着创新思维。在他的帮助下，经过整编的红军对军事战略、战术及技术进行了热烈的辩论。由于红军对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来说极为重要，所以在独立思考日益受到压制，就连最温和的有关党的路线的讨论都被绝对禁止的苏维埃体制下，它还能被允许保持一种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活跃的氛围。

之所以会出现正统性与创造性兼而有之的这种奇怪局面，原因之一是，它符合约瑟夫·斯大林的领导风格。斯大林在1922年成了苏共的总书记，并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是苏维埃政权中的绝对主宰。1924年列宁去世的时候，作为继承人的斯大林开始显露峥嵘，并通过一连串的党内斗争，击败了自己的政治对手，确立了自己的支配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在成为党及党所统治的国家的领导者的道路上，一直顺风顺水。斯大林的领导风格有个特点：为了实现规定的目标，他一贯主张创新，只要这些新的东西不去质疑党的权力或他自己的独裁地位就行。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愈演愈烈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信徒——尽管比较温和——朱可夫在这种规定好的、有时还具有建设性的框架中工作，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朱可夫

1922年6月，朱可夫被任命为第38骑兵团中的连长，这意味着他要负责大约100个士兵。1923年3月，他被提升为第7萨玛拉骑兵师第40团副团长。7月，他被临时、接着又正式任命为该师第39布祖鲁克骑兵团团长。朱可夫在二十六岁时的级别就相当于西方军队的陆军中校了。此后七年他一直都是团长。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这一时期对他的军事教育影响是最大的：

指挥一个团一直被视为掌握战争艺术最重要的阶段。团是基本的作战部队，团一级的战斗需要所有地面部队的配合……团长必须对自己的部队，以及作战中通常配属该团的支援部队非常熟悉。他必须正确选择主要的作战方向，并相应地集中自己的主要兵力……一个团长，如能熟练掌握管理一个团的方法，并能使之始终处于战斗准备状态，那么，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他在各级指挥岗位上，都会是优秀的军事领导者。

当朱可夫接管第39布祖鲁克骑兵团的时候，该团的情况相当糟糕：缺乏战斗准备，军官们不清楚在和平时期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朱可夫很快就使局面有了改观。1923年，在上级的工作检查中，他的成绩得到了肯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热爱且熟悉骑兵工作。能使自己很快适应环境。具有很强的纪律性。短期内将他的团提升到最高水平。任命他为团长是完全正确的。”

从朱可夫任团长时的命令和报告来看，他成功的关键是，对于和训练、纪律及政治指导有关的细节一丝不苟。据20世纪20年代曾在他手下服役的A.L.克罗尼克（A.L.Kronik）说，朱可夫是个率直而严格的指挥员，在个人交往中不苟言笑，尤其是和他的部下，他从来不喜欢和自己的手下搞得太熟。朱可夫的态度，克罗尼克特别指出，“表达了他对自己之于下属的责任的理解，他认为自己不但是他们的指挥员，还是他们的导师”。

#朱可夫

1924年10月，师长决定派朱可夫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培训的目的是让高级指挥员在军事和政治技能方面接受全面的教育，好让他们在返回部队后再反过来教给自己的下属。“课程安排得满满的，”朱可夫回忆说，“除了上课之外，课余时间我们还得进行大量的研究。”

在朱可夫的同学当中，有两位未来的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和伊万·巴格拉米扬（Ivan K.Bagramyan）。他们两个注定要在朱可夫的生活和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