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蜀汉虽小，战斗力却不容小觑。它不仅拥有山川之利，还有十万大军，绝非可以轻易消灭的。即使到了蜀汉灭亡前夕，在那种动荡的局面下，曹魏也是抓住了姜维的部署失误并依靠兵力的碾压才取得成功的。然而镇守汉中的王平可不是姜维，论起防守能力，他在蜀汉将领中是首屈一指的。而曹爽的亲信们虽说并不都是碌碌无为之辈，甚至有些人颇具才智，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具有军事才能的，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软肋。

那么司马懿对这场战争又是什么态度呢？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司马懿是不愿与蜀汉交战的，在上一节中我们曾分析过，他的战略是东吴优先。一方面，大概是司马懿曾与蜀汉激战数年，对于蜀军强大的战斗力印象极为深刻；司马懿当年在卤城之战中曾与王平有过交手，此人的厉害他亲眼见过，因此，司马懿很可能认为在蜀军占据地利的情况下很难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司马懿肯定也是不希望政敌建功立业的。那么这样一来，他只需要坐等曹爽出丑就可以了。然而司马懿却没有这么做。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帝（司马懿）止之，不可”​。他还是出言劝阻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司马懿知道曹爽对此战寄予厚望，必然不会听他的建议。既然结果不会改变，那么就此博得一个深谋远虑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呢？

魏军就这样在崇山峻岭之间跋涉了一个多月，终于快要进入汉中盆地了，可是还没等出骆谷口，却发现蜀军早已在此严阵以待了。据《三国志·刘敏传》记载，刘敏“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这将蜀军的兵容之盛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出来，给人以极大的震撼。曹爽见对方兵力甚强，心中已然生出畏惧之念，只好按兵不动。其实这只是蜀军先锋刘敏的障眼法，他的兵马至多不到三万人，是故意虚张声势弄出兵多势众的假象来的。此时，曹爽没有立刻进攻，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因为蜀军最希望的就是拖时间，以等待后方的支援。这就又暴露出魏军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情报工作的不足。如果他们能确认蜀军主力其实在后方，而汉中前线只有不到三万人的话，就不会白白浪费时间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是准备不足，从作战计划的提出到大军出征仅仅用了一个月左右。虽然调集的兵力足够强大，但在情报工作方面显然有所缺失，对敌情掌握不够充分。另外，曹爽等人本身没有作战经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方的虚实其实发动一次进攻稍作试探就知道了，可他却白白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此战魏军失败是无可争议的，而关于其损失程度则众说纷纭。

按照《三国志·曹爽传》的记载，​“爽不悦，乃引军还”​，似乎说明他只是退兵回去了，并没说遭遇失败。

可是按照《汉晋春秋》的记载，“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爽，爽争崄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可见魏军损失极其惨重，其中辎重部队几乎到了全军覆没的地步。

其实这二者倒也不矛盾，​《汉晋春秋》虽然以蜀汉和晋为正统，以魏为篡逆，但这部作品的真实度还是很高的，​《资治通鉴》也多加引用。

因此曹爽大败而归是肯定的，不过按照描述他的损失应该大多是牲畜和民夫，他们是被抛弃的，而真正的作战部队损失则不大。

另外，在蜀汉方面的记录中，三岭之战同样也被略去了，这部分只出现在《汉晋春秋》中。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其实蜀汉并没获得太大战果。如果斩获颇丰，那肯定要着力描写，但是仅仅斩获了一些民夫和牲畜，可能就不值得大书特书了。

这次失败虽然损失比较有限，但仍对曹爽集团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不光建功立业的计划彻底失败，甚至夏侯玄在雍凉军中也完全丧失了人望。据《三国志·夏侯玄传》记载，当夏侯玄返回关中后，​“时人讥之”​，这令他彻底威信扫地。这也造成日后司马懿下决心撤掉夏侯玄这个雍凉都督时，他除了俯首听命以外，没有其他选择。经此一战，司马懿彻底找到了曹爽集团的软肋。他们在军事上太过无能，而且缺乏逆风作战的勇气，一旦形势不利就会气馁。因此，即使日后在战场与其相遇，司马懿也无须畏惧。这一准确的判断在数年后成为他最终取胜的关键。

《魏略》载：​“玄既迁，司马景王（即司马师）代为护军。​”当夏侯玄调往关中统筹伐蜀大战的时候，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取代他成为中护军。中护军为禁军系统高级长官，主武官选举。司马师能进入禁军系统，很可能是曹爽为了伐蜀顺利，与司马懿进行的一次利益交换。司马懿早先长期担任雍凉都督，对该地的掌控已根深蒂固。曹爽若想顺利发动战争，势必要得到司马懿的配合，至少不能让其在明面上进行阻挠。司马懿接受了这个条件，换取了一次渗透进禁军系统的机会。据《晋书·景帝纪》载，司马师在这个位置上做得很好，“为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

据《宋书·百官志》记载，​“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可见中护军也是受中领军节制的，而这应该也是曹爽同意司马师出任中护军的原因。但是，司马师却没这么简单。据《魏略》记载，司马师在上任后，​“护军总统诸将”​，这明显与《宋书》的描述相悖。由此可以推测，司马师正在禁军内部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比如向禁军各营渗透。

这几个营中，以武卫营战斗力最强，一直由曹爽集团把控。曹爽辅政前，就曾担任武卫将军。司马师能试图插手的，可能是较少被提及的中坚营，还有原本隶属于中领军的中垒营。证据就是，据《晋书·宣帝纪》载，正始六年（245年）八月，曹爽突然下了一道命令：“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

曹爽废弃中垒营与中坚营，将其麾下的部队分配给弟弟中领军曹羲直接统领。曹爽很可能是在察觉到司马家对这两个营的渗透之后，将其废黜，以其兵直属于亲弟曹羲。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以违背祖制的名义，试图阻止曹爽这样做，但没有成功。这样一来，司马师就无法在禁军内继续扩大力量了。而在兵力方面，补充了原中垒营和中坚营兵力的领军营也将全面碾压司马师的护军营。

连续两次在军事上的失败，令曹爽彻底断绝了建功立业的想法。为了增强自己的威信，曹爽集团独揽大权的举动越发激进，竟直接将郭太后迁于永宁宫软禁起来。

由于曹爽排除异己，独揽大权，势必造成许多人的不满，太尉蒋济就是其中一个。

在曹芳继位之初，蒋济担任领军将军（中领军中资深者）​，是禁军最高指挥官。但随着曹爽对禁军系统的渗透，他将弟弟曹羲任命为中领军，蒋济则被转为太尉。虽然太尉位居三公，地位很高，但毕竟没有实权，相当于被明升暗降，蒋济心中自然是有怨气的。

当时曹爽集团主持的正始改制以及禁军制度的变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蒋济更是不满，而这时发生的日食正好给了他一个好机会。古代讲究天人感应，而日食这种灾异天象，被认为代表着人间也出了奸邪，这便为锄奸制造了契机。据《后汉书·窦武传》记载，陈藩曾对窦武建议：​“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这就是一个利用日食铲除奸邪的案例。

《三国志·蒋济传》记载，蒋济也想效法前人，于是在上疏中说道：​“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国家法度只有闻名天下的当世奇才才能制定，并流传于后世，岂是“中下之吏”可以随便改易的？他将抨击的目标直指曹爽集团。

按照蒋济的说法，何晏、丁谧、邓飏等人自然就是“中下之吏”了，他们所实施的改革也不应被认同。蒋济不仅与曹爽集团有一定的恩怨，更是强烈反对正始改制，而且据《魏略》记载，​“宣王与济善”​，二人关系非常友好。蒋济可以在司马懿面前毫无顾忌地谈论贪污受贿之事，而司马懿也只是一笑而过，可见他们的亲密，可以说蒋济是司马氏家族以外反曹爽立场最为坚定的人之一。

#起始 #政治权利操作要论

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权力问题。政治权力，不仅是政治活动的围绕中心，也是政治斗争的中心目标。凡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家族、集团、政党、阶级，无一不是以夺取政权，并运用政权为自己服务为最终目标。这是因为政权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最直接、最重要、最实用的手段和途径;同时，取得政权又是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条件。因此，在政坛上，对政治权力的角逐是永远存在的，围绕着政治权力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

政治权力，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精神部分。如，意识形态，政治理论，社会思潮，思想观念，传统文化;
二是物质部分。如，政治制度，统治者及其所统率的统治集团，官僚机构，国家机器(如军队、监狱、法庭、警察)，政治设施，权力机构。
这两部分内容紧密联系，互相作用，共同对被统治者实施统治行为。

独揽大权，在本质上是由政治权力的唯一性特征所决定的。它的实现，需要严密的组织制度、紧密的权力结构、亲密的心腹人物作为有力支撑、坚强后盾，它们可以说是独揽大权的三大要素，或三大支柱。

其主要方法是把心腹人物安置在权力结构的枢纽位置上，使这些心腹人物独当一面，进而凭借组织制度，通过心腹人物之手来对其他人员进行控制、对各项事物进行治理。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保证心腹人物对独揽大权者的绝对忠诚和绝对服从，保证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独揽大权者的旨意。同时，又要把他们安置在核心部门或重要地区的领导位置上，如军队、财政、监察、司法、监狱、舆论、保卫、战略性城市、主要地方机构的最高长官，使他们真正握有实权，并且能够放心大胆地去干。在其中，如必要，还要采取措施，安抚其心，监督其行，以保证独揽大权者的绝对权威;

其次，要保证权力结构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使之立体化、结构化、层次化、开放化、网络化，以保证独揽大权者的权力触角伸及各个角落。犹如树根有主根、侧根、旁根，而又自成体系，且相互关联，以保证对各项事务的牢牢控制，使独揽大权者的政策可以由主到次、由上而下地得到完全彻底、及时有效的贯彻执行，迅速地由纸面作用于现实;

再次，要保证组织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并且使之法制化，带有强制力。要把全体社会成员无一遗露地划分到某一特定的组织结构中，并通过建立起一整套的奖惩赏罚制度，迫使社会成员无一例外地遵守特定的组织纪律。这其中，为保证组织纪律的巨大约束力，对遵守纪律者大力表彰，对违反纪律者严加惩罚，都是十分必要的。

以上这三方面相互关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党、政、军三大权中，尤以军权为甚，必须首先保证对军队绝对、有效的牢牢控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证军队对独揽大权者的绝对忠诚和绝对服从。这是因为，军队是权力的根基和来源，是保证大权独揽的有力后盾和核心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军权，就没有真正的大权独揽;不掌握军权的人绝不是真正的独揽大权者，也难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统治者、政治家。

独揽大权是相对的，是对大权的独揽，即对大事的最后决策权。而对于决策的施行，对于小事的处理，对于细节问题的关注，则应交给副手、下层去办。同时，独揽大权也是在某一地区、某一时期、某一事物的特定条件下的权力行为。但是特定的大权总是独揽在某一人物手中的

天无二日、山无二虎，作为独揽大权的人，也不能有二，否则，内争、外斗是绝对难以避免的。因此，居于权力顶尖的人物一定要以很大的精力，密切注视另一意欲独揽大权的人物的出现，并且对于他，绝不能心慈手软，务必斩草除根。

另外，大权独揽的人物也要加强对心腹人物的监察、控制，防止他们拉帮结派、不听使唤，以免大权旁落，被其架空。在这当中，实施政治平衡术，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可在心腹人物的内部有意地制造、培育两个小集团，使其相互斗争相互监督，陷于紧张的内耗，不敢有任何的非分之念，从而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不过，这其中的分寸，尤其要特别注意把握好。即，不可让任何一方占有上锋，以使尾大难掉，不好控制。为此，可采取一打一拉的办法，平时自己可坐山观虎斗尽收渔翁之利，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起一下平衡法码的作用对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寻机打一下，磨一磨他的棱角;对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则要随机拉一把，鼓一鼓他的锐气。但，也不可让内斗消耗过多的精力，以免影响整体的凝聚力和斗争力。

由于受学识、才干、时间、精力的制约，政治家不可能无论巨细，事必躬亲。他只能集中精力关注大政方针、重大事务，而不得不把一些具体事务交给下属去办。如此一来，如果下属办好了，自己尽可坐收其功、坐享其名;如果下属办孬了，自己也有借口，找个替罪羊来治罪，以堵天下民众之口真可谓君甘臣酸、君逸臣劳。

一般说来，作为高层次的政治家，他应着重考虑的事情主要有:
其一，抓政策。在审时度势、深谋远虑的基础上，在集思广益、调查论证的前提下分析内外形势，确定国家某一时期的战略指导思想、行动计划纲领、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制定出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
其二，抓人事。这也是政治家考虑的重点内容，如人才的培养、选拔、安排、使用，不同人才的配合使用、职位安排、关系处理、利益分配、相互监督，不同阶层、集团、组织之间的利益调整、矛盾解决、平衡制约等问题;
其三，抓大事。主要指影响全局的例行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如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外交等方面，需要及时做出决策、下发指示、进行处置的重大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