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
对朱可夫的一种最为常见的批评是：他不爱惜自己手下士兵的生命；他不在乎为了胜利所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对于这样的批评，朱可夫坚决予以否认。他指出，坐在扶手椅中的批评者说这个那个战役可以用小得多的生命的代价赢下来，这种话事后说起来很轻松。不错，他是喜欢进攻，但在战争期间，他也学到了撤退的好处。实际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朱可夫当时也在尽力保存他的力量，保护他的士兵。他的战役准备总是一丝不苟，而且只要斯大林允许，他就会集中足够多的资源。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朱可夫的部队的伤亡率绝不比其他苏联将领的高，包括人们认为比较宽厚的罗科索夫斯基。认为朱可夫这人漠视手下士兵的生死，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他有时对自己的部下残酷无情，但那不是他生性残忍，而是指挥风格的问题。而且在受挫或不满意的时候，朱可夫的怒火大多是指向高级指挥官，所以后来有些人才对他如此不满。

#朱可夫
朱可夫的一生远不只是一张他打过的那些战役的年表。他的故事是与他为之服务的苏联政权的成败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说，朱可夫是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忠心耿耿。他对纳粹分子的胜利虽说对人类的帮助很大，但也让一个就其本身而言是高度集权的高压体制得以强化并获得了合法性。朱可夫不仅是军人，也是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他认为苏联采取的镇压措施对于自己所信奉的共产主义来说是必要的。即便他活着看到苏联的终结，他也未必会觉得有必要抛弃自己的信仰，或为自己在拯救斯大林政权方面所扮演过的角色而道歉。相反，就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会说自己不但是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个爱国者，而苏维埃政权——尽管它有种种缺陷——是他唯一可以为其服务的、代表自己国家利益的政权。

#朱可夫
朱可夫既不是完美无瑕的传奇英雄，也非诋毁者所说的彻头彻尾的恶棍。毫无疑问，他是个伟大的将军，一个有着极高的军事才能的人，一个具备了为打赢野蛮的战争所必须具备的性格力量的人。但是，他也犯过许多错误，无数的人因为这些错误而付出了血的代价。朱可夫是个有着性格缺陷的、充满矛盾的人，所以，对于他的生活和事业，我们不可能轻易地做出裁决。但除了他的那些重大的胜利和败绩之外，使朱可夫成为一个令人如此着迷的主题的，也正是那些缺陷和矛盾。

#朱可夫
拉丁文“sic transit gloria”。这句话带有宗教色彩，意在感叹尘世的荣耀短暂而易逝。

#朱可夫
1896年，朱可夫出生于俄国农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十二岁时被送到莫斯科当毛皮匠学徒，1915年应征加入沙皇军队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过伤，并因作战勇敢而获得勋章。1917年的俄国革命使年轻的格奥尔吉卷入了政治。他先后加入红军和共产党，在俄国内战中站在获胜的布尔什维克一方。在被选中参加军官培训之后，朱可夫在红军中逐级晋升，成为苏联元帅和二战中最著名的苏军将领。

故事基本属实。朱可夫出身寒微却跃居社会的顶层，这是理解他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体制的信仰终生不渝的关键。朱可夫从成年起便为之服务的是一个野蛮、高压、专制的政权，而且不时地采取恐怖手段。它在经济上并不特别有效，尽管它可以在紧急情况（例如战争）下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这一体制始终未能践行其平等主义理想，统治它的是一个很少——如果说有过的话——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政党。但是与旧的沙皇政权相比，它给朱可夫这样的人提供了此前从未有过而且也无法想象的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升迁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特权、社会地位以及强烈的身份意识：自己是精英中的一分子，负有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责任。这并不是说朱可夫之所以忠于苏维埃体制，仅仅是因为这样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对于他以及其他许多成功地成为新的苏维埃精英成员的人来说，在其理想与升迁所带来的好处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在迈向更好的世界的过程中，两者都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朱可夫早年生活的故事，问题在于，它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朱可夫本人。如果用现代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童年生活的确是很艰苦的，但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像该神话所暗示的那样，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考虑到他的出生地以及家庭的亲戚关系，他还是个相对来说得到优待的（privileged）农民。

#朱可夫

20世纪初的俄罗斯，随着小学教育在农村的普及，农民的生活正经历着一场文化革命。村庄不论大小，大多建起了学校。朱可夫就是受益者之一，他接受了三年完整的小学教育，而多数农民都会选择两年。这表明，他的父母或许是贫穷的，但对于自己儿子的期待还是较高的。把教育当作提升个人社会地位的途径，这是朱可夫一生秉持的态度，而且他还把这样的态度传给了自己的家人。

#朱可夫
在当学徒的时候以及在加入军队之后，朱可夫也经常受到体罚，但他并未因此而怀恨在心。在多年之后，他告诉自己的女儿玛丽亚说：“艰难的生活是人生最好的学校。”

#朱可夫
1908年夏天，当他来到莫斯科的时候，熙熙攘攘的人群、高大气派的建筑（村里的房子没有超过两层的）以及疯狂的生活节奏，让他感到头晕目眩，不知所措。不过，莫斯科到处都是像他那样的人：受过教育的农村小伙子，有亲戚在这座城市，做毛皮匠、裁缝、木匠、皮匠之类的手艺。

他舅舅的门店在市中心，离红场不远。朱可夫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其中有一小时的午饭时间。工作很辛苦，还要时不时地挨师傅（和女工头）的打，但格奥尔吉不仅熬过来了，还挤出时间来上夜校继续自己的教育。朱可夫在后来的生活中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朱可夫不属于那种才智出众的将军，宁可说，他属于苏联人所谓的实干型，也就是注重实际行动的人；但在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方面，他是个好学生，而且还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文学作品。据他的女儿埃拉说，读书在朱可夫的家中总是处于中心位置。到这位元帅去世的时候，他在自己的乡间别墅已经积攒了20000册图书。可惜的是，在他去世之后政府收回了别墅，大部分藏书都变成了纸浆，最后只有几百册被博物馆收藏了。

#朱可夫
1914年，朱可夫学徒期满。此时的他作为一个手艺不错的毛皮匠有了不错的收入，手下还有3个小徒工。从他与自己那些毛皮匠同事在当时一起拍的一幅照片来看，这是一群衣着体面而又温文尔雅的富足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张朱可夫与亚历山大一起拍的照片也表明，这个年轻人已经超越了他卑微的出身，成功适应了城市的新环境。要不是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朱可夫无疑会继续做他的毛皮匠，并最终经营起他自己的作坊。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很坦率，说自己年轻时缺乏政治热情，并说这在他的同事中很普遍。他将其归因于手工业者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与工业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截然不同的。与此同时，他又声称自己已经受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而正在俄国传播的各种革命思想的影响，并暗示说，自己逐渐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思想。可是，除了朱可夫自己的证言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的萌发。他当初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时很可能并不像他后来说的那样坚决。他的确成了一个忠贞的共产主义者，但那是由于机缘而非有意的安排，是由于军事和政治事态发展的偶然性而非社会主义思想的启示。这其中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由此而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朱可夫
在回忆录中说到自己参加的军士培训时，朱可夫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在骑术、武器的使用和操练方法方面，这种培训的确不错；另一方面，“教给军士的不是合乎人道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对他的期待就是要把士兵变成听话的机器。维持纪律靠的是严厉。虽然条例并未规定可以采取体罚的方式，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却司空见惯”。

#朱可夫
朱可夫还没到前线就受到了战火的洗礼：他所在的部队遭到了一架侦察机的轰炸，结果炸死了一名士兵，炸伤了五匹马。到前线后不久，朱可夫就因为抓到一名德国军官而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枚勋章——“圣乔治十字勋章”。在苏联记者于1945年在柏林写的一篇没有发表的采访中，朱可夫回忆说自己当时对情报工作十分着迷，而且因为懂得一点德语，就专门抓俘虏。在1916年10月又一次执行侦察巡逻任务的时候，朱可夫的两位同伴被地雷炸成了重伤，他本人也被爆炸的气浪从马背上掀了下来。严重震伤的朱可夫被转移到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住院治疗。这次负伤让朱可夫得到了他的第二枚“圣乔治十字勋章”。1916年年底，他被派回自己原来的部队——第5预备骑兵团。就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当初我离开时还是个年轻的士兵，现在带着军士的杠杠、实战经验和两枚‘圣乔治十字勋章’回来了。”

#朱可夫

由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家们组成的临时政府取代了沙皇政府。临时政府的目标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进行紧急改革，并做好制宪会议选举的筹备工作，而制宪会议将就国家的新宪法达成一致。不过，事态的发展让这些计划落了空。因为此时的政权是一种“二元政权”，权力和权威由临时政府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分享。苏维埃作为普选产生的委员会，在地方层面接管了国家的管理。它们比临时政府更加激进，这就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集团的鼓动和宣传，即要求在俄国建立一个不但是民主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权，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要求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土地归农民，面包给工人，并让俄国退出战争。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很受欢迎，尤其是在士兵和工人当中。不到六个月，他们就成为俄国最强大、最有组织的政党。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策划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新的社会主义政府，它将代表各个苏维埃的利益而进行统治。

这些很快从彼得格勒波及全国各地的剧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军队的政治化。临时政府的首批法令之一就是，准备发布命令，批准成立士兵委员会和水兵委员会，以便选出他们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朱可夫当选为自己所在的骑兵连的委员会主席和团苏维埃代表。他后来声称，当时自己在团里支持布尔什维克派，但他的当选很可能只是反映了他作为优秀军士的地位和威望，而不是自己的政治倾向。朱可夫还提到了团苏维埃是怎样被反苏维埃分子接管的。结果，这个团的一些部队与乌克兰的反革命民族主义分子站在了一边。他自己的部队被解散了，士兵们被遣散回家，而他有几周一直在东躲西藏，以逃避替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效力的军官们的追捕。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要一直等到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之后才来到莫斯科。

#朱可夫

1917年年底，朱可夫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打算——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休息一下再加入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1月建立的红军。但不巧的是，他得了斑疹伤寒，所以他又过了半年才加入军队。不过，现在看来，朱可夫当时的做法很可能是和多数被遣散的前沙皇军队的士兵一样：回家静观其变。

#朱可夫

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俄国退出了战争。不过，和平的代价是很高的，布尔什维克被迫将大片的土地割让给德国人。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因此发动了武装暴动，反对列宁政府，而这在俄国还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他们是不愿意去做的。为了应对刚刚开始的内战，布尔什维克开始组建武装力量，以便保卫自己用革命的手段夺取的政权。职业军队取代了曾经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革命的民兵组织。军官选举被取消，传统的指挥结构又确立了，同时还开始发给适当的薪饷。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开始征召前沙皇军队中的军官和军士。1918年9月初，布尔什维克发布命令，要求朱可夫那个年龄段的人于月底前报到入伍。

朱可夫虽然是住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的心脏地带，但实际上，他也可以像许多俄国农民一样，不去理睬征兵令。他之所以应征，多半是出于职业上的考虑，而不是政治上的选择，因为这给了他继续自己的军事生涯的机会。就像许多在红军中服役的第一代军人一样，朱可夫的政治信念是其从军的结果而非原因。

1918年10月1日，朱可夫加入红军的莫斯科第1骑兵师第4团。[18]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是首批应征入伍的，朱可夫所在的部队也有许多信仰共产主义的干部。在这样的环境中，朱可夫被布尔什维克所吸引并于1919年3月成为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的新名称）的预备党员，那是不奇怪的。预备党员有一段预备期，在此期间，申请入党的人必须证明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朱可夫要到1920年5月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呓语
说的对啊，™没有地图确实不好读书！

#朱可夫
在10月底的一次白刃战中，朱可夫被手榴弹炸伤了。在萨拉托夫（Saratov）野战医院治疗的期间，他遇到了一个名为玛丽亚·沃尔霍娃（Maria Volkhova）的年轻女学生。他俩有一个月的时间形影不离，但在玛丽亚回到其位于波尔塔瓦（Poltava）的家乡而朱可夫也被送回斯特列尔科夫卡的家中继续康复的时候，这段关系就结束了。事实证明，这只是暂时的分离，三年后，这段关系又恢复了，尽管朱可夫此时已娶了另外一个女人。之后不久，玛丽亚为朱可夫生下了一个私生女——马加丽塔（Margarita）。

#朱可夫
1920年1月，朱可夫返回了部队。但是，由于尚未痊愈（他再次得了斑疹伤寒，这种病在当时很常见），他被分配到第3预备骑兵师。三个月后，朱可夫迎来了其红军生涯的新的转折点：他被派去参加红军骑兵指挥员培训，地点是在莫斯科东南约100英里处的梁赞（Ryazan）。红军骑兵指挥员培训实际上是用来训练下级军官的，但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取消了军官衔，而且要等到二战的时候才恢复，所以在红军中就用“指挥员”这个统称来区分级别的高低。

#朱可夫
朱可夫是由他所在师的党组织推荐参加培训的。他在1920年3月15日报到，并被安排参加预备课程的学习——那是要让受训学员接受基本的教育。俄语、数学、地理、卫生保健、军队管理、政治教育、军事条例，所有这些科目他都拿到了良好或优秀，于是很快就结业并开始学习专门的骑兵战术课程，而且尽管他曾在沙皇军队中干过，但最后竟然能帮着训练其他学员了。

在梁赞，朱可夫在自己所在的党小组中非常积极，甚至一度成为它的书记。但似乎是因为发生了一场与该小组主席斯塔文科夫（Stavenkov）有关的争论——他被指控在执勤时打瞌睡——朱可夫辞去了这一职务。在党小组开会讨论此事的时候，朱可夫竭力为斯塔文科夫辩护，说他是个不错的党务工作者，也是个不错的指挥员。朱可夫反对拟议中的把斯塔文科夫从培训班除名的做法，并认为倒是那个指控他的人应该被踢出党小组，并开除出党。除一人弃权外，朱可夫的动议被一致通过。

朱可夫还是培训学校卫生状况三人监督小组的成员和负责检查新学员资格的委员会的成员。从这一点来看，朱可夫的能力在当时已经得到了认可。不过，朱可夫在学校的表现还难称楷模。1920年7月底，他因违反纪律而被停了几天课。确切的原因到现在都还不清楚。

#朱可夫
到1920年10月时，朱可夫已晋升为排长。在该旅被派往沃罗涅日省镇压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暴动时，他又晋升为连长。那次暴动发展成了所谓的“坦波夫叛乱”（Tambov Revolt），领导者是曾经担任过地方民兵组织指挥官的A.S.安东诺夫（A.S.Antonov）。与安东诺夫武装的交锋，是朱可夫在俄国内战中经历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之后，朱可夫获得了他的第一枚红军奖章——“红旗勋章”。据嘉奖令说，朱可夫的连队“在1921年3月5日……顶住了敌军1500～2000名骑兵七个小时的猛攻，而后发动反击，经过六次白刃战，终于打垮了匪徒”。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一次白刃战中，一名安东诺夫匪徒用他的枪管被截短了的步枪向我射击，把我的马给打死了。马倒下时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动弹不得，要不是指导员诺切夫卡（Nochevka）来救我，接下来我就会被砍死。他手起刀落，杀死了那个匪徒，并抓住他的马的缰绳，扶我骑了上去。”

#朱可夫
到1921年夏天，坦波夫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但朱可夫的部队要一直追剿安东诺夫残部到这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朱可夫的伙伴中就有他年轻的妻子。据他的女儿叶拉说，朱可夫是在调到沃罗涅日时遇到她妈妈、乡村教师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Alexandra Dievna，出生于1900年）的。按照叶拉的说法，如果他们是在1920年结的婚，那它一定是一场旋风式的罗曼史，因为朱可夫是10月才到那儿的。

#朱可夫

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切都轻描淡写。但那时除了讲述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之外，他的回忆录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他个人的。一旦他加入红军，他的回忆就成了其军事生涯和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历史记录。比如说，就连他父亲于1921年去世这件事，他都没想到要提一下。

献身于他认为作为一名苏维埃战士所应承担的社会主义神圣义务，这当然是朱可夫生活中的核心内容，但远远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哪怕是在压抑、刻板的苏维埃体制中，公民也是有个性和除公共生活之外的私人生活的。朱可夫也不例外。在军事和政治生涯中的辉煌背后，是驱使着他不断向前和从容面对失败的个人抱负以及强悍的性格。若是说我们从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他所有的个人品质和性格特点，那就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但是，这些故事中的相当多的内容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艰难困苦面前的泰然自若；坚持学习和自我提高；作战勇敢；以及勇于承担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

从童年到成年，从乡村到城市，经历战争与革命，加入红军和共产党——从年轻的格奥尔吉的这些故事中，可以得到的典型的教益是：时事的混乱与动荡，为那些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而他们也抓住了机会。这种模式在朱可夫的生活和事业中还会不断地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