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根基浅，在官职上却凌驾在司马懿之上，他明白这种态势必不长久。面对这种境遇：要么，像他一开始做的那样，尊重司马懿，​“父事之”​，与其和衷共济；要么，寻求改变，徐而图之。前者不仅对他们两人，就是对朝政，也是最理想的选择。

但权力终究是排他的，曹爽不会甘心一直跟在司马懿后面。那么，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是暂且隐忍，步步建功，积累自己的声望与权势，等到了有抗衡之力的时候，再与其争锋。但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对司马懿的忌惮，让他夜夜难以安眠。

他的亲信丁谧等人也都看到了这一点：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诚委之。司马懿有大志向，又得民心，这样的人怎么能跟他开诚布公地共事呢？言下之意，面对这样的人，只能是有你没我。

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他们的计划是对司马懿“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在给司马懿更加尊崇的地位的同时，剥夺他录尚书事的头衔，从而独霸朝堂。

曹爽自己不便出面，就让弟弟曹羲上表朝廷。最初本想以司马懿为大司马，但朝廷考虑到，曹魏两任大司马曹休和曹真先后“累薨于位”​，恐有不吉，于是便任命司马懿为太傅，这便是景初三年这次政治风波的由来。

根据历史记载，当曹爽率先出击时，司马懿的姿态是“力不能争，且惧其祸，故避之”​。

曹爽在名义上是首辅，司马懿不能与之争。更重要的是，曹魏终究是曹家人的天下，司马懿再劳苦功高，也只是外臣。在曹爽没有明显过失以至于招致皇帝和权臣反对的时候，司马懿是没有与他争夺的条件的。

他能做的，就是暂且后退一步，静观其变。他不仅自己退，连他的弟弟司马孚也跟着后退。据《晋书·司马孚传》记载，曹爽开始专权后，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就“不视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司马孚当时官居尚书令，是尚书台主官，掌全国政务。当曹爽行使他最在意的录尚书事职权时，两人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司马孚选择跟着大哥一起往后退。

但是，司马懿并没有准备退出这个舞台。在曹爽致力于控制朝堂时，他把目光转向了外部的战场，这也是他最擅长的事情之一。

当时正值三国鼎立，曹魏若想打破这个格局，就需要在吴、蜀之间先选一个下手。

按照司马懿的规划，应以先吴后蜀为佳。

当初曹叡刚刚即位时，曾就此问题向司马懿咨询，司马懿便提出了这一观点。如今，东吴太子孙登刚刚去世，孙权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矛盾升级，惨烈的二宫之争正在酝酿之中。见东吴内部不稳，司马懿便开始全力准备与东吴的作战。

骄傲自满是大忌，因此要“损之又损之”​，谦虚再谦虚。当面对曹爽在朝堂发起的竞争时，他避开了锋芒，转而在对手没有注意的地方积累实力。这既是退让，也是务实不务虚。

反观正春风得意的曹爽，就没有这样的觉悟了。见司马懿有所退让，他更是变本加厉起来。为了彻底压制司马懿，自己独霸朝堂，他开始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治集团。曹爽知道，以自己的声望，朝中的元老重臣们基本不太可能依附于他，他开始从其他群体中寻找目标。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曹爽在排挤司马懿的同时结党营私，他“以晏（何晏）​、飏（邓飏）​、谧（丁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毕轨）司隶校尉，胜（李胜）河南尹”​，又以夏侯玄为中护军，开始组建自己的班底。

“浮华”的说法由来已久，随着时代发展，其含义也有所变化。

《汉书·杜周传》中有这样一句话：​“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规也。​”所谓“博习之徒”​，指的就是在才学上博而不精之人。而浮华既然与博习并列，含义应该也与之类似，指华而不实之人。

但到了东汉时期，浮华一词在含义上逐渐有了变化，开始与察举选士产生了一定的联系。

据《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延光元年（122年）八月，朝廷下诏说：​“刺史举所部，郡国太守、相举墨绶，隐亲悉心，勿取浮华。​”可见，当时朝廷的态度是浮华之士不可举孝廉，而这里的浮华之士已经不再是指才学上博而不精之人了。

曹魏名臣王昶曾写过一封《诫子书》​，其中提到“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这非常直观地解释了在与察举选士产生联系后浮华一词的真正含义，即结党。

为了得到被举荐的资格，一些士人不再重视对自己德行的培养，而是用一些虚伪的手段相互勾结，形成朋党，从而博取名望。

而这些人往往都是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这方便他们对舆论进行操控，直接对朝廷的人事及行政造成影响。

这便是东汉以来形成的浮华党，他们并非如字面意思一般，仅仅是一种崇尚奢靡的生活风气，而是实实在在地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对皇权形成了挑战，因此二者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曹叡在对浮华党进行打击时，是刻意把握了尺度的，因为他们的父辈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这说明曹叡此举或许只是在针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威胁消除一些隐患，而没有将矛盾扩大化，只要将这股势力打压下去目的就达到了。

由此可见，曹爽一党的成员大多是年纪较轻的后起之秀、因浮华案经受打击者、宗室或皇室姻亲，以及曹氏家族的乡里人士。

总之，以浮华党成员为基础，再加上大司农桓范，以及曹爽的弟弟曹羲和曹训，基本构成了曹爽集团的骨干。

以上这些人在利益和情感上都有支持曹爽的基础，能够将他们聚拢在一起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可见曹爽并非泛泛之辈。

正始四年（243年）​，曹魏朝堂上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辩论，两位参与者分别是司马懿和夏侯玄。事情的起因是司马懿就时政问题询问夏侯玄的意见，随后夏侯玄作了一篇《时事议》​，而双方则就此展开了唇枪舌剑。

在这篇文章中，夏侯玄主要阐述了三个观点。

第一，地方和中央在官员选拔上要各司其职；
第二，应对目前的地方行政区划进行变革，具体来讲，就是将目前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废除郡一级别的地方行政单位；
第三，改革奢侈的服饰制度，提倡朴素作风。

对于夏侯玄指出的问题，司马懿承认“大指如所示”​，而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司马懿也表示“皆大善”​。但紧接着司马懿话锋一转，说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正是“一相承习”​，因此“卒不能改”​，​“当待贤能然后了耳”​。意思就是，这些改革要等以后有了贤臣当政时才能施行。

两人的这次争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争论背后牵扯出了“正始改制”的斗争事实。曹爽集团成员以政坛新贵为主，他们资历尚浅，亟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集团中的骨干大多又是前浮华党成员，他们早在魏明帝时代就有变革之心。

于是，他们试图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史称“正始改制”​。

这是一场相当蹊跷，在历史上留下众多疑点的政治变革。首先，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曹爽集团确实发起了一场运动。比如，后来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时给曹爽的信中说道：“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汉晋春秋》也留下了线索，曹魏重臣王凌的儿子也说曹爽等人“变易朝典，政令数改”​。

不过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提到“败乱国典”的细节，没有列举他改制的具体措施。以至于有学者一度质疑正始改制的真实性。但正如上文证据显示，正始改制确实改变了不少成法。可能因为曹爽集团最终失败，他们主导的正始改制也人亡政息，因此其具体内容并不为人所知晓。或者正始改制并不全是曹爽集团成员出于私利才发起的，其中也有一些对社稷有益之政，只不过这些内容被史官们刻意隐去了。

夏侯玄提出的第一条改革措施，就是调整官员选拔制度，让地方和中央在官员选拔上要各司其职。这就涉及调整自魏文帝曹丕以来就敲定的九品官人法。

据《魏略》记载，​“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曹丕让陈群制定九品官人法，每郡设置一个中正官。

中正官依据家世、品德、才能等因素对本郡人才进行等级评判，通常被称为定品，具体则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然后朝廷依据中正官的定品结果为各地选拔的人才授予官职。

最初，中正官的权力只到郡这个级别，而到了正始年间，情况则发生了改变。据《傅子》记载，​“晋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曰：案九品之状，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品制，州置大中正”​。

也就是说，司马懿在成为辅政大臣后调整了原先的制度。

这里的“除”不是废除，而是整顿之意，即司马懿在郡中正的基础上又新设了州级别的大中正，而原先的郡中正则被称为小中正。司马懿的这个举动，本质上是对九品中正制度的完善和强化。相比郡中正，州中正掌管一州人物品第，权力更大。担任该职的人选地位和声望也就更高，这有助于增强这个制度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但这却不是曹爽集团想要看到的，因为这个制度主要维护的是世家大族的为官特权。我们知道，中正官非上品不能担任。

《晋书·陈頵传》记载，一次扬州刺史解结问僚属道：​“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可见在魏晋时期以三品士人为中正官不是正常现象，至少要二品才可以。而九品官人法中家世这一因素又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能被定为二品的士人必然出自高门大姓。另外，中正官都是由本地人担任的。据《通典》记载，​“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可见中正官虽然大多是由京官兼任，但他们所担任中正官的地点一般都是自己的故乡。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世家大族成员在担任中正官后，自然会推举本族以及关系密切的家族中的后辈，这些后辈身居高位后又会担任本地中正官，从而对当年的恩主进行回报，最终形成一张绵密的利益关系网。如此发展下去，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而曹爽集团中少有世家大族成员，多是像夏侯玄、何晏这样虽然与曹魏宗室有关，但功勋和威望都有限的少壮派。而司马懿亲近的，恰恰是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元老派，比如太尉蒋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