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变在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也是司马家取代曹魏建立晋王朝的起源性事件。发动者是七十一岁高龄的司马懿，曹魏的四朝元老，晋王朝的奠基者，历史上著名的“阴谋家”​。对于司马懿能赢得高平陵政变，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宋人叶适就认为“极是异事”​，当皇帝在外，他关闭城门，形同谋反，而当时的司马懿“虚位无权，势同单庶”​，怎么就取得了成功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后人多强调司马懿的隐忍奸诈，以及他的对手——曹爽的大意麻痹和软弱无能。一个被经常拿来作为证据的，就是他的“诈病赚曹爽”​。当遭到政敌曹爽的步步紧逼时，司马懿称病居家，不问朝政。曹爽信他不过，在扫墓的前几个月派亲信李胜去司马懿府上试探。不看不知道，司马懿竟然到了言语不清、听力障碍、上肢麻痹、无法进食的地步，以至于曹爽等人一致认为他“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当然，这些都是司马懿装出来的。等到曹爽出城扫墓那日，他从床上利索地爬了起来，夺取武库，关闭城门，在洛水驻扎军队，然后逼迫曹芳罢免了曹爽的一切大权。所以这个故事就是狡诈多变的司马懿取得了对无能的曹爽的胜利。不过，这个分析恐怕过于简单了。复杂诡谲的政治斗争不是武侠世界里的快意恩仇，只要正邪两派的主角进行个人对决，就能以武力高低定胜负。政治的世界复杂多了，没有人能独自掌权，独自赢得胜利。

简化高平陵政变的人，说司马懿的胜利不可思议的叶适，可能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政变当日，至少还有蒋济、高柔、王观三人的身影。《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营”​，然后“亲帅太尉蒋济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桥”​。曹爽以及兄弟曹羲都领有禁军，他们出城扫墓时，在城中还留下了部分人马。司马懿让司徒高柔、太仆王观控制、接管了这两支部队，然后和太尉蒋济一道出城，在洛水屯兵，应对曹爽有可能的反扑。此三人都是曹操时期就出仕魏国的四朝元老，到高平陵之变时，也都身居三公九卿的高位。历史学者仇鹿鸣说，他们的加入“可以增加司马懿兵变的合法性和说服力”​。所以我们这才知道：司马懿在发动政变时，根本不是“势同单庶”​，他有自己的盟友；他赢得胜利的原因也不只是，甚至不是他个人的狡诈隐忍，而是他这个行动的合法性。蒋济等四朝元老都在等着他发动政变，等他拯救曹魏政权。这是曹爽没有料到的局面，但却是他和自己的少壮派支持者一手造成的。

曹爽和司马懿同时接任辅政大臣，但一开始他就缺少足够的底气。站在军功卓著的三朝元老司马懿面前，靠着父亲曹真血缘上位的他感受到极强的气压，以至于不得不“父事之，不敢专行”​。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他快速组建了自己的势力集团，以何晏、夏侯玄、丁谧、邓飏、李胜等人为骨干。这些人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在曹爽发迹之前，就与他关系密切；二是都跟他一样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浮华党”​，年纪轻轻的名士，好坐而论道，议论朝政，在先帝曹叡时期遭受过打压。现在曹爽势单力孤，就把他们当成宝贝挖了出来。他们也觉得施展抱负的时机到了，给曹爽出了很多主意。先是策划了一场半途而废的伐蜀战争，出动十万大军，消耗国库，劳而无功，反而让曹爽的威望下降。接着把目光转向国内的政治改革，史称“正始改制”​。他们几个成员把控了主要行政机构尚书台，将用人、行政权力都捏在少数人的圈子里。这个过程中，很多老臣遭到排斥，比如高柔、王观。名义上，此二人被安置在司空、太仆这样的三公九卿位置上，实际上是高高挂起，被剥夺了实权。引起更多争议和警惕的，是对宫廷禁军系统的调整。原本担任禁军之首的是领军将军蒋济，曹爽将他安置到太尉这样一个三公虚位上，将禁军的指挥权给了自己的几个弟弟。在曹爽等人看来，左手掌握行政，右手把控禁军（相当于控制了皇帝）​，权力也就稳固了。但暂时取得胜利的人总是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伤害和侮辱的失败者，尤其是这些人都是老资历。

还有两个原本值得关注但一直缺少讨论的人物——刘放和孙资。这两人可说是曹爽的恩人。没有他们，曹爽是没有机会独揽大权的。早在曹操时代，二人就担任秘书郎，相当于曹操秘书，起草文书，参与决策，是曹操信任的心腹近臣。曹丕称帝后，改秘书郎为中书监、中书令，执掌中书省。负责这块业务的还是刘放和孙资，他们负责起草诏书，参与密谋。到了曹叡时代，把控这个大权的还是此二人。根据《三国志》记载，曹叡原定的辅政班子不是司马懿和曹爽（曹爽虽然也在列，但排名倒数第二）​，但他临终身体不济，头脑昏沉，刘放、孙资两人以诱骗方式确定了以曹爽为首、司马懿为辅的托孤班底，然后起草诏书，并抓着皇帝的手让他盖玺。刘放和孙资二人经验丰富，原本该是曹爽极力拉拢和请教的对象，但很遗憾没有。

司马懿在正始初年（240年）与曹爽同时辅政，随后遭到排挤。正始八年（247年）​，当曹爽几乎完全掌权时，司马懿托病居家。到他发动政变的正始十年（249年）​，已有一年多完全淡出了曹魏权力核心圈子。但是他与蒋济、刘放这些元老的共同利益没有发生变化，他过往的功勋以及出色的军政能力还留在这些元老的心中。他们时刻等着司马懿出来力挽狂澜。另一个遭到曹爽集团排斥的老臣孙礼，在被外放并州刺史时，就曾拜访司马懿，说他“齐踪伊吕”​。很多后世读史者可能没有想到，在曹魏老臣眼中，司马懿是可以与伊尹、姜太公相提并论的人物。曹魏的建立和统治的持续，原本依赖两个最核心的支撑集团：一是随曹操起兵的谯沛武人势力，以曹家和夏侯家为代表；二是以颍川荀氏和清河崔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不过随着汉末到三国数十年血雨腥风的战争持续，武人集团几乎凋零殆尽。头部的世家大族则遭到曹操打压，荀彧被其逼死，崔琰直接被杀掉。到了曹叡执政晚期，以及随后的正始年间，像蒋济、高柔、王观等在曹魏前期原本属于权力第二梯队的元老，就成了政权的实际支柱。但曹爽将他们都排斥在权力核心圈子之外，启用夏侯玄、何晏这些权贵二代，年轻新进。既然曹爽不用元老，司马懿就捡了起来。何况他原本就是元老集团的一分子，与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

所以，高平陵政变，最终不是司马懿赢得了对曹爽的个人胜利，而是他代表的元老派赢得了对曹爽少壮集团的胜利。关于司马氏篡魏，还有一个常见的误读：很多人以为司马家赢得了高平陵政变，基本就奠定了嬗代的基础，后面不过是走流程而已。实际上，从高平陵政变到西晋建立的公元266年，还有长达16年共涉及三代人的努力过程。司马懿发动并最终赢得高平陵政变是以拯救曹魏政权的姿态出现的，这成就了他，也禁锢了他。终其一生，他不可能做出篡魏的举动。他能做的，只是以臣子的身份，独掌曹魏政权。然后再传给长子司马师，继而次子司马昭，最后到了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手里，才完成政权的私家化。这期间经历了淮南三叛、伐蜀战争，以及司马家的内部分裂等重大挑战。这个过程很艰难，曲折惊险，跌宕起伏，因为司马家的篡魏实际上是两千年帝制史上一种与众不同的夺权尝试。古代政权的建立，要么是以整个天下为战场，对旧政权大破大立，然后组建和训练出一支自己的创业团队，两汉就是这样。还有一种是所谓的“禅让”​，以相对和平的形式接管权力，传说尧舜禹就是这样。曹操奠基的曹魏表面上是通过禅让接管权力，但从真实情况看，曹魏的建立源于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逐步组建了自己的创业团队，其核心成员是全新的，并非来自衰落的东汉。称之为禅让，是因为汉帝没有被杀，也没有投降，只是被迫配合了曹丕等人主导的政权平稳交接大戏而已。司马家的篡魏就不一样了，西晋政权的人才基本继承自曹魏，更接近禅让。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到魏晋易代时说：“祸不加于士，毒不加于民，苟易姓而无原野流血之惨，则轻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晋，上虽逆而下固安，无乃不可乎？​”王夫之的话有美化司马家的嫌疑，他们在易代过程中同样杀了很多人，比如士族和曹魏宗室，甚至是曹魏皇帝。但他也敏锐地看出了这个易代革命主要发生在统治阶层，本质是司马家将曹魏的官僚和人才转化为自家的支持者，然后在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中接管了政权。没有人能独自统治，也没有人能独自赢得胜利。

#篡魏 #起始

不得不吐槽这微信读书也忒有套路了

。。。辅政集团开始运转后，目光首先就瞄准了带兵在外的司马懿，因为他很可能是当下局面中的最大变量。曹魏上下众所周知，司马懿深得皇帝曹叡的信赖。之前，魏文帝曹丕设置度支尚书一职，以管理国家财政支出。曹叡继位后，欲启用司马孚，便问身边的人：司马孚是否有其兄长之风？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曹叡大喜道：​“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于是立刻任命司马孚为度支尚书。从这便可以看出魏明帝时期司马懿在朝堂中的地位。如今，司马懿手握四万大军，实力强大；同时，司马孚又掌握财政大权。兄弟二人如此强势，自然会引起曹魏宗室的忌惮。如果司马懿在这非常时刻到达洛阳，难保不会生出新的变故，因此曹宇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阻止司马懿回京。这就是司马懿被阻止回京的背景。

《魏略》记载：​“先是，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
所谓西还，指的是司马懿之前曾长期担任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直至受命征讨辽东方才离任。

这次让他直接带兵回到雍、凉，官复原职，想必不会引起他的警惕。然而曹宇等人还是太过乐观了，他们的计划中有一个漏洞，而这让司马懿起了疑心。

据《魏晋世语》记载，​“宣王在汲，献等先诏令于轵关西还长安。​”由此可知，曹宇等人还为司马懿的行进路程做好了规划。他们让他从河内出发，不要渡过黄河南下至河南郡，而是北上经过太行八陉中的轵关陉进入河东郡，然后从蒲坂津渡黄河向西，最后抵达关中。这样的行进路程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在和平时期，从中原进入关中最方便的路线是经洛阳向西，通过崤函道抵达关中。而曹宇不想让司马懿回洛阳，所以才安排了另一条路线。

虽然《魏晋世语》中说，司马懿是收到了辟邪带来的最后一道诏令才怀疑京中有变的，但事实上他很可能早就从这条奇怪的路线中发现了异常。

当初司马懿与曹叡约定，征讨辽东需三百六十日，一年即可班师。他于景初二年（238年）正月出兵，十二月底到达河内汲县。正常情况下，确实如他所想，可以在年内回京。正是在这里，司马懿收到了第一封诏书，令他心生疑惑。

于是，直到次年正月初一，司马懿仍原地不动。因为形势不够明朗，他不愿冒险进京，拥兵在外，明哲保身才是最优选。

司马懿的预感是正确的，此时的洛阳城内正暗流涌动。曹叡对他死后的布局有一个重大疏忽：五位辅政大臣都是宗室成员，宗室势力独享了所有权力，这势必会引起其他势力的不满。因为权力的分配讲究力量均衡、利益均沾，尤其在未来少主继位的时候更是如此。

而第一时间对此局面做出回应的是中书省，也就是皇帝的秘书机构。

此时掌管中书省的，是中书监刘放和中书令孙资。二人早在黄初年间就担任此职，成为天子身旁的亲信已经近二十年，以至于朝中早就有人对他们的专权不满。

比如，蒋济曾就此劝谏明帝，​“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但未能奏效。

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刘放、孙资二人与五位辅政大臣素来不睦。据《汉晋春秋》记载，​“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因此可以推断，曹叡没有选择他们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自己去世后，辅政大臣团会发生内讧。

然而，任何一股势力都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刘放、孙资手握大权，怎肯轻易放弃？

届时，曹宇等人掌权，他们必将遭到清算。据《魏晋世语》记载，夏侯献和曹肇对刘放、孙资弄权一向不服气，他们在宫中看到有一只鸡飞到了树上，于是相互议论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摆明就是指桑骂槐，讽刺刘放、孙资是鸡，只不过飞上枝头才变成凤凰，而且这份辉煌也不会长久。而偏偏这番话被刘、孙二人听到了，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阴图间之”​，试图离间分化辅政大臣集团。只不过，曹叡病危时期，曹宇等人始终侍奉在皇帝身侧，二人只能暂且隐忍。但随着曹叡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刘、孙二人反击的机会终于来了。

刘放决心把握住这稍纵即逝的空隙，他立刻派人叫孙资前来谋划。但孙资到后，却建议不要轻举妄动。这或许与他谨慎的个性有关。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孙资的评价就是“勤慎”​。看孙资还在犹豫不决，刘放再也忍不住了，说道：​“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意思是，再不行动就要任人宰割，死无葬身之地了，还有什么不能轻举妄动的呢？

曹宇等五位宗室所构成的辅政大臣集团，其实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明显的亲疏之分。

其中对刘、孙二人最为敌视的就是曹肇和夏侯献，当初他们公开讽刺过二人，丝毫不掩饰心中的敌意。

而曹肇和夏侯献又是曹宇最信任的，有重大事件时，他似乎会倾向于优先与此二人进行商议。

不久前极力阻止司马懿回京，让他经轵关陉前往长安的那封诏书，就是夏侯献发布的，其中必然有曹宇的授意；而这次曹叡病重，曹宇和同党们商议对策，他第一时间出去找曹肇，却把曹爽留在了皇帝身边。

由此看来，孰亲孰疏，一目了然。在曹宇眼中，曹爽和秦朗明显不及曹肇与夏侯献。针对这一点，刘放、孙资二人准备施行分化瓦解之策，从内部对宗室集团进行打击，这便是《汉晋春秋》中所说的“阴图间之”​。

眼下被曹宇疏离的曹爽就在皇帝一旁，他成了刘、孙二人最好的拉拢对象。一方面，曹爽虽然也出自名门之后，是宗室亲贵，但毕竟资历尚浅，而且他与刘、孙二人并无直接冲突，让他辅政产生的威胁并不大。另一方面，曹爽和皇帝私交甚笃，不将宗室成员全部排除在外，而是留下一个与曹叡亲近之人，这也更容易使他接受。而对于曹爽来说，他本就不是曹宇最信任之人，如今若能取曹宇而代之，自然是他求之不得之事。至于秦朗，他毕竟是外姓人，而且并不在场，因此便不做考虑了。总之，曹爽就是那个最关键的突破口，只要能将他拉拢至己方阵营，大事便成功了一半。

因此，刘放直接切入正题，完全不避讳一旁的曹爽，他相信曹爽一定不会拒绝的。不过，只让曹爽一人独揽大权是不行的，这不仅不符合刘、孙二人的利益，曹叡本人也不可能接受。于是，他们立刻补充道：​“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

以上是《汉晋春秋》中的记载，而《魏晋世语》则说，二人先劝说曹叡尽快召回司马懿，然后再推荐曹爽。虽然顺序不同，但结果无异。只有《三国志·刘放传》中的说法不同，其记载的是曹叡主动提出以曹爽代替曹宇，而刘、孙二人表示赞成。比较起来，还是《汉晋春秋》和《魏晋世语》更加可靠。毕竟曹爽在五人团体中排名靠后，即使拿下了曹宇，也轮不上他，只有刘放和孙资的建议才能起到这个效果。

不过，有一点让人疑惑的是，刘放、孙资为何如此积极推荐司马懿辅政呢？由此便产生了一种接近阴谋论的观点，即刘、孙二人可能是司马懿留在朝堂中的耳目。其实这种观点有些言过其实了，刘放与孙资确实和司马懿有些渊源不假，但此时的司马懿还没有这么大能耐，能将皇帝身边的亲信重臣收至自己麾下。二人早在曹操时代就开始在中书省的前身秘书系统任职。作为皇帝身边的顾问，他们已是三朝元老，在朝堂中足以形成一股单独的势力。司马懿与他们至多是合作关系。

据《三国志·刘放传》记载，​“景初二年，辽东平定，以参谋之功，各进爵，封本县，放方城侯，资中都侯”​。在讨伐公孙渊一战中，二人分别因参谋之功封侯。可见，他们在立场上和司马懿是一致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司马懿在朝中的政治盟友。

不过，二人却有着一些先天的劣势。据《三国志·辛毗传》记载，​“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然而，与之结交的恐怕多是趋炎附势之徒，看重的也是他们亲信权臣的身份，对其不满的同样大有人在。除了辛毗外，前文中所提到的蒋济便是如此。可见，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刘、孙二人深知自己早已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成为辅政大臣自然是奢望了。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

若论起此时朝中最德高望重且功勋卓著的老臣，除了司马懿便是满宠了。只不过，满宠是酷吏出身，在朝中名声远不及司马懿。据《资别传》记载，​“征东将军满宠、凉州刺史徐邈，并有谮毁之者，资皆盛陈其素行，使卒无纤介。宠、邈得保其功名者，资之力也”​。可见，满宠是长期遭受弹劾的，于是司马懿便成了唯一的人选。

不过，曹爽似乎对这份突然从天而降的大礼完全没有准备。当曹叡问道“堪其事不”时，曹爽竟然满头大汗，根本不知如何应对，一时间气氛尴尬至极。刘放见状，只好悄悄踩了一下曹爽的脚，随后对其耳语一番。曹爽这才反应过来，回答道：​“臣以死奉社稷。​”就这样，曹爽勉强过关了。接下来，曹叡命刘放起草诏书，召司马懿回京。

当时，曹肇的弟弟曹纂正担任曹宇的大将军司马，此人政治嗅觉非常敏锐。由于曹宇不称上意的传闻很可能已经传开，见曹宇和曹肇竟一同出宫，曹纂当即大惊失色——这种敏感时刻怎能出宫，一旦生出变故，悔之晚矣！于是，曹纂劝他们立即返回。

但刘放和孙资怎么可能允许他们再进宫呢？正好天色已晚，二人便宣诏宫门处，不得放曹肇等人进宫。

不过，曹宇一方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夏侯献。作为禁军最高指挥官领军将军，他有能力打开宫门。或许正是在他的授意下，曹肇最终成功回到了曹叡身侧。

见到皇帝后，曹肇“泣涕固谏”​。然而，此时曹叡已经大限将至，再也无力与人争执，便命曹肇取消之前的敕令。曹肇在听到曹叡的口头承诺后，竟再次离开了，这也让他们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见曹肇离去，刘放、孙资再度返回，又劝说曹叡收回成命。而曹叡此时已经顾不得臣子们在说什么了，总之一概答应下来。

不过，刘放终究还是比武官出身的曹肇高明多了。这时无论皇帝说什么都作不得数，关键是要有皇帝的诏书。

此时的曹叡已经被弄得身心俱疲，他只想好好休息一会，于是便以困倦为由拒绝了。

刘放却不管那么多，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据《汉晋春秋》记载，当时“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刘放竟然爬上床榻，抓起曹叡的手强行写了一份诏书，曹叡无力阻止。

这封诏书写完后立即被公示，曹宇、曹肇、夏侯献和秦朗被罢免。至此，大局已定，曹叡也只能接受现状。

决定曹魏命运乃至历史走向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本来司马懿没有染指大权的可能，但历史却在这里悄然转折，司马懿借此契机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三天后，曹叡的使者辟邪见到了司马懿。在这三天里，司马懿从汲县行至白屋，仅走了数十里路程。他如此拖延，就是为了等一个确切的消息。如今，辟邪的到来让他对朝中情形已经了如指掌。于是，司马懿不再迟疑，一夜间驰车四百里赶回洛阳，也见到了曹叡最后一面。

景初三年（239年）正月初一，亦即曹魏新帝曹芳继位仅仅一个多月之后，朝廷突然下了一道诏书：“太尉（即司马懿）体道正直，尽忠三世，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功盖海内。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崇宠邓禹，所以优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意思很简单，太尉司马懿侍奉三朝皇帝，东征西讨，劳苦功高，因此应效仿周公、邓禹之旧例尊为太傅。将司马懿比作周公和东汉开国功臣邓禹，是对他莫大的尊崇。但是，诏书下达后，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令朝野不安。因为所有人都清楚，这表面上看似尊崇，实则是在削权。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斗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诏书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这里保留了司马懿的持节，即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却将录尚书事这个头衔给抹去了。

东汉建立后，领尚书事被正式改为录尚书事，其权力地位进一步提高。据《晋书·职官志》记载，​“和帝时，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汉制遂以为常”​。由此可见，从这时起，录尚书事的实际权力便在三公之上，成了事实上的宰相。与司马懿同为辅政大臣的曹爽就是录尚书事，可现在偏偏司马懿被剥夺了这一头衔，双方之间的权力平衡就被打破了。

其实在曹芳登基之初，曹爽和司马懿之间是有过一段和平相处的时期的。

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而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提到，司马懿“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可以看出，曹爽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对司马懿发起挑战，二人还是相互尊重的。

究其原因，大概还是曹爽在资历方面严重不足。要知道，托孤大臣都是有主次之分的。当初曹丕托孤时，排在第一的就是曹真，他以大将军之职成为首辅。而不久前，曹叡打算以曹宇为首辅时，他同样担任大将军。因此，这次也不例外，担任大将军的曹爽肯定是位居司马懿之上的，这在曹魏算是一个惯例。

另外，在后来曹爽对朝廷的上表中，他也称自己“位冠朝首”​，这也是他的地位高于司马懿的另一个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