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阶段(4)战略构建(strategy building)
政治战略历经四个阶段而形成,每一阶段都是后一阶段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之中,所有得到筛选、系统化且经过概率性分析评估的信息被提炼成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
第四阶段主要是顾问给出切实的行动建议。归纳起来就是回答一个实际的关键问题:你应该做什么?当然,这不是就单一个体和情况给出战术行动建议,而是不受情境影响的行动评估。该评估制定中长期政治目标,例如总理重选、联邦-州竞争改革、实施针对病患的新的统筹基本医疗、大麻合法化等。通过将当下针对政治竞技场以及客户能力、利益相关者、议题和场景的监控和情报、信息和概率分析进行思考,得出一条成本和利益都达到最优化的目标实现路径。
目标的确立及其实现路径一起构成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之前累积的政治知识通过精心策划并高效的政策设计得以应用。
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根据客户相较竞技场内其他行为体的潜能而确定实事求是的目标,以及就实现该目标制定准确的时间表,时间表的每一阶段都是详细且能修改的,还要有清晰和高效的决策层次。每一个政治战略都是计划好的权力实施,这决定了谁应该在何时取得什么,采用何种手段对付反对力量,以及如何应对目标实现过程中的突发情况。这里不再重复第二章第五节中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我们希望从权力技术(power technique)开始我们的探讨。我们将专注于政治战略的基本元素:同盟构建(alliance building)、专题治理(thematic governance)和对话,这些是每一行动计划的DNA。单一计划间的差异仅仅存在于它们的组合方式和实践上。
任何希望在政治竞技场内实现目标的人必须依赖盟友来弥补其战略劣势,例如缺乏资金能力、调动和组织能力等,除此之外,还必须通过渗透进其他组织或网络,增加实现其关切的可能。无论是在信息收集还是决策方面,不积极寻求盟友的人有被政治竞技场孤立的风险。因此,无论咨询人的实际目标是什么或其能力如何,同盟构建是所有政策行动计划的核心要素。成功组成临时的同盟(限于完成特定目标)或长期网络通常是战略制定的开端。这里考虑的是与其他个体和组织的利益重叠部分,探讨了协同作用、专业知识和专长,也评估了潜在伙伴的战略劣势所带来的风险,例如有问题的声誉、竞技场内有许多反对者、缺乏真诚等。在此基础上,联系将会加强,合作结构将会建立,同盟的联合管控机制将会得到落实。因此,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进行准确的竞技场和网络分析,以及利益相关者分析。战略制定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政治同盟本身不是永远存在的,必须培养人际关系,因为这是所有稳定同盟的基石。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和利益必须持续地进行评估和保持。否则,无论战略是多么周密,也会因为行为体之间冲突的目标而失败。
构建同盟是为了使行为体在竞技场内拥有更好的相对地位,专题治理则是根据主要的政策议题或未来挑战来完成自身定位,发布针对性信息,在政治议程中纳入关键议题并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目的性地设置新议题并引发对此的关注通常被称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而探讨已有话语影响力的议题并借此实现个人的沟通目的则称为议程冲浪(agenda surfing)。然而议程设置需要长期的规划,不仅仅是通过定量/定性研究或小组讨论等形式,重要的是要评估目标人群对不同可能信息的回应。成功的议程冲浪讲究的是在适当的时候抓住一个议题,并具备战术灵活性,以便在“公共关注浪潮”(wave of public attention)来袭前能够对其做出迅速的回应。
在民主中,权力的使用与为正当性辩护的义务有关,是专题治理中战略意义的根源所在。无法为政治目标提供合理解释和无法将个人喜好与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是不可能得到公众接纳和支持的。然而,专题治理不是让权力领域的所有人都接纳传递出的信息,这样的要求在多元化的社会是完全不现实的。
相反,第一,合理的信息必须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该信息与咨询人的个人履历、价值观、信仰和历史能够实现有说服力的匹配。例如,在政治布局战略中,中小型雪茄烟制造商将自我打造成有价值的传统制造业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代表,这是可信的。但是,这样的刻画对于全球性的制造商而言却是不可能的。
第二,该信息必须将客户的独有卖点与竞技场内的主导政策议题相连。战略性专题治理对社会成员在多个政策领域所存在的担忧、希望、恐惧和期望保持敏感,这是建立在对咨询人的优劣势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所采取的战略性沟通规划就是一个负面案例。熟知欧洲政治是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的独有卖点,因为他长时间担任欧洲议会的议长。然而,他既没有利用这个卖点,也没有谈论移民和内部安全等与欧盟政策相关的议题,而是强调了他担任过德国最西部地区一个小镇乌尔瑟伦(Würselen)的市长。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没能突出这个重要的特征,没能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区别开来。
曾经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杰布·布什(Jeb Bush)没能获得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是另一个负面例子。对他而言,远离其兄长的政策,尤其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关键。他在选战中本有机会强调他在教育政策、自然灾害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其他州长不同,杰布·布什在其任期内非常重视教育改革。他设立了佛罗里达第一个覆盖全州的教育券计划,增加了特许学校,并且创建了标准化考试。换句话说,在选战中,他本有机会利用特朗普支持者的不满(但这种不满只涉及小部分共和党选民)来获得选票。
信息必须对接收人而言是适合的,这是第三个标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二部分中探讨的那样,传达的政治立场不仅仅必须与接收人的利益相呼应,还要照顾到他们的语言和专业背景。例如,止痛药获批对于药品企业而言既是复杂的评估流程,也是行政流程。在这些重要的流程中,为了使病患协会和自助团体融入其中,就需要在核心议题上进行大规模的简化并画出重点。
除上述三方面外,专题治理还涉及另一重要问题,即应该通过何种渠道将何种形式的信息传递出去。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一部分中,我们详细讨论了政治传递的要求以及模拟和数字之间的区别,我们将接着就此进行阐述。我们注意到,在数字化进程中,沟通变得更多元、更快,但是也更多变,出现了更多的空洞内容。这些趋势使得议题设置和传递的挑战更大,战略构建也更为复杂。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使自己的政策议题受到关注并赚取利益,还包括如何保持这份关注度和所得利益。无法对此给出战略处方。但是,我们认为模拟媒体和数字媒体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工具。尤其是,广义的传播战略必须是兼顾线上和线下的,面向多样化的利益相关者而非小范围的目标群体。只专注于数字化或模拟媒体,不仅无法突出特定的世代群体,还可能导致形成咨询人有意忽略这些团体的致命印象。
传播形式的选择和设计在专题治理上同样重要。就像宣传册的平面设计或立场文件论述的真实性和研究能力一样,及时启动竞选网站并优化、简化其使用能够决定一个战略的成败。因此,战略制定包括将适用于接收人的信息、渠道和形式,政策议题和咨询人的独有卖点进行整合,做出一个连贯完整的设计。
对话是制定战略的第三个基本要素,由在竞技场内相关玩家之间特意安排的对话和讨论组成。与同盟构建和专题治理一道,是战略的通用构建版块。政治设计不仅源自强大的同盟和得到适当突出的议题,还体现在人际交流中,在议会晚会中,在讲台讨论、公民论坛或是一对一的会面中。这样的交流能够建立信心和制造共鸣。对话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沟通更能增进对利益和目标的相互理解。因此,对话为私底下游说个人目标价值和传递信息服务,也帮助展现对话者的合法利益并将这些利益纳入个人战略构成。
根据不同的战略目标,对话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对话机制都呈现巨大的差异。
同盟构建、专题治理和对话是所有政治战略共享的DNA,早前已经提及。“应该做什么?”是战略构建的关键议题,常常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回答。顾问面临着三重挑战:具体化(concretization),时间点(timing)和协调(coordination)。顾问必须计划:(a)在何时与哪些特定行为体以何种目的构建同盟;(b)要在竞技场内强调哪些专题性论述,以及通过哪些渠道进行传递;(c)何时与哪些对话者举行对话;当然还有(d)整合构建完整政治战略的所有版块。
阶段(4)战略构建(strategy building)
政治战略历经四个阶段而形成,每一阶段都是后一阶段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之中,所有得到筛选、系统化且经过概率性分析评估的信息被提炼成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
第四阶段主要是顾问给出切实的行动建议。归纳起来就是回答一个实际的关键问题:你应该做什么?当然,这不是就单一个体和情况给出战术行动建议,而是不受情境影响的行动评估。该评估制定中长期政治目标,例如总理重选、联邦-州竞争改革、实施针对病患的新的统筹基本医疗、大麻合法化等。通过将当下针对政治竞技场以及客户能力、利益相关者、议题和场景的监控和情报、信息和概率分析进行思考,得出一条成本和利益都达到最优化的目标实现路径。
目标的确立及其实现路径一起构成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之前累积的政治知识通过精心策划并高效的政策设计得以应用。
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根据客户相较竞技场内其他行为体的潜能而确定实事求是的目标,以及就实现该目标制定准确的时间表,时间表的每一阶段都是详细且能修改的,还要有清晰和高效的决策层次。每一个政治战略都是计划好的权力实施,这决定了谁应该在何时取得什么,采用何种手段对付反对力量,以及如何应对目标实现过程中的突发情况。这里不再重复第二章第五节中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我们希望从权力技术(power technique)开始我们的探讨。我们将专注于政治战略的基本元素:同盟构建(alliance building)、专题治理(thematic governance)和对话,这些是每一行动计划的DNA。单一计划间的差异仅仅存在于它们的组合方式和实践上。
任何希望在政治竞技场内实现目标的人必须依赖盟友来弥补其战略劣势,例如缺乏资金能力、调动和组织能力等,除此之外,还必须通过渗透进其他组织或网络,增加实现其关切的可能。无论是在信息收集还是决策方面,不积极寻求盟友的人有被政治竞技场孤立的风险。因此,无论咨询人的实际目标是什么或其能力如何,同盟构建是所有政策行动计划的核心要素。成功组成临时的同盟(限于完成特定目标)或长期网络通常是战略制定的开端。这里考虑的是与其他个体和组织的利益重叠部分,探讨了协同作用、专业知识和专长,也评估了潜在伙伴的战略劣势所带来的风险,例如有问题的声誉、竞技场内有许多反对者、缺乏真诚等。在此基础上,联系将会加强,合作结构将会建立,同盟的联合管控机制将会得到落实。因此,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进行准确的竞技场和网络分析,以及利益相关者分析。战略制定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政治同盟本身不是永远存在的,必须培养人际关系,因为这是所有稳定同盟的基石。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和利益必须持续地进行评估和保持。否则,无论战略是多么周密,也会因为行为体之间冲突的目标而失败。
构建同盟是为了使行为体在竞技场内拥有更好的相对地位,专题治理则是根据主要的政策议题或未来挑战来完成自身定位,发布针对性信息,在政治议程中纳入关键议题并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目的性地设置新议题并引发对此的关注通常被称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而探讨已有话语影响力的议题并借此实现个人的沟通目的则称为议程冲浪(agenda surfing)。然而议程设置需要长期的规划,不仅仅是通过定量/定性研究或小组讨论等形式,重要的是要评估目标人群对不同可能信息的回应。成功的议程冲浪讲究的是在适当的时候抓住一个议题,并具备战术灵活性,以便在“公共关注浪潮”(wave of public attention)来袭前能够对其做出迅速的回应。
在民主中,权力的使用与为正当性辩护的义务有关,是专题治理中战略意义的根源所在。无法为政治目标提供合理解释和无法将个人喜好与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是不可能得到公众接纳和支持的。然而,专题治理不是让权力领域的所有人都接纳传递出的信息,这样的要求在多元化的社会是完全不现实的。
相反,第一,合理的信息必须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该信息与咨询人的个人履历、价值观、信仰和历史能够实现有说服力的匹配。例如,在政治布局战略中,中小型雪茄烟制造商将自我打造成有价值的传统制造业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代表,这是可信的。但是,这样的刻画对于全球性的制造商而言却是不可能的。
第二,该信息必须将客户的独有卖点与竞技场内的主导政策议题相连。战略性专题治理对社会成员在多个政策领域所存在的担忧、希望、恐惧和期望保持敏感,这是建立在对咨询人的优劣势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所采取的战略性沟通规划就是一个负面案例。熟知欧洲政治是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的独有卖点,因为他长时间担任欧洲议会的议长。然而,他既没有利用这个卖点,也没有谈论移民和内部安全等与欧盟政策相关的议题,而是强调了他担任过德国最西部地区一个小镇乌尔瑟伦(Würselen)的市长。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没能突出这个重要的特征,没能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区别开来。
曾经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杰布·布什(Jeb Bush)没能获得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是另一个负面例子。对他而言,远离其兄长的政策,尤其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关键。他在选战中本有机会强调他在教育政策、自然灾害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其他州长不同,杰布·布什在其任期内非常重视教育改革。他设立了佛罗里达第一个覆盖全州的教育券计划,增加了特许学校,并且创建了标准化考试。换句话说,在选战中,他本有机会利用特朗普支持者的不满(但这种不满只涉及小部分共和党选民)来获得选票。
信息必须对接收人而言是适合的,这是第三个标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二部分中探讨的那样,传达的政治立场不仅仅必须与接收人的利益相呼应,还要照顾到他们的语言和专业背景。例如,止痛药获批对于药品企业而言既是复杂的评估流程,也是行政流程。在这些重要的流程中,为了使病患协会和自助团体融入其中,就需要在核心议题上进行大规模的简化并画出重点。
除上述三方面外,专题治理还涉及另一重要问题,即应该通过何种渠道将何种形式的信息传递出去。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一部分中,我们详细讨论了政治传递的要求以及模拟和数字之间的区别,我们将接着就此进行阐述。我们注意到,在数字化进程中,沟通变得更多元、更快,但是也更多变,出现了更多的空洞内容。这些趋势使得议题设置和传递的挑战更大,战略构建也更为复杂。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使自己的政策议题受到关注并赚取利益,还包括如何保持这份关注度和所得利益。无法对此给出战略处方。但是,我们认为模拟媒体和数字媒体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工具。尤其是,广义的传播战略必须是兼顾线上和线下的,面向多样化的利益相关者而非小范围的目标群体。只专注于数字化或模拟媒体,不仅无法突出特定的世代群体,还可能导致形成咨询人有意忽略这些团体的致命印象。
传播形式的选择和设计在专题治理上同样重要。就像宣传册的平面设计或立场文件论述的真实性和研究能力一样,及时启动竞选网站并优化、简化其使用能够决定一个战略的成败。因此,战略制定包括将适用于接收人的信息、渠道和形式,政策议题和咨询人的独有卖点进行整合,做出一个连贯完整的设计。
对话是制定战略的第三个基本要素,由在竞技场内相关玩家之间特意安排的对话和讨论组成。与同盟构建和专题治理一道,是战略的通用构建版块。政治设计不仅源自强大的同盟和得到适当突出的议题,还体现在人际交流中,在议会晚会中,在讲台讨论、公民论坛或是一对一的会面中。这样的交流能够建立信心和制造共鸣。对话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沟通更能增进对利益和目标的相互理解。因此,对话为私底下游说个人目标价值和传递信息服务,也帮助展现对话者的合法利益并将这些利益纳入个人战略构成。
根据不同的战略目标,对话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对话机制都呈现巨大的差异。
同盟构建、专题治理和对话是所有政治战略共享的DNA,早前已经提及。“应该做什么?”是战略构建的关键议题,常常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回答。顾问面临着三重挑战:具体化(concretization),时间点(timing)和协调(coordination)。顾问必须计划:(a)在何时与哪些特定行为体以何种目的构建同盟;(b)要在竞技场内强调哪些专题性论述,以及通过哪些渠道进行传递;(c)何时与哪些对话者举行对话;当然还有(d)整合构建完整政治战略的所有版块。
#权力及其逻辑
二 提炼的工具和技巧
作为权力领导权体系指导原则之一的提炼由三个优先主题构成:信息、分析和战略。处理这些焦点的方法根据优先事项的不同而变化。大部分方法已经在描绘四阶段模型时明确或隐晦地论及。这里,我们将对权力顾问的资源进行概述和系统化整理。
对于政治权力顾问来说,信息收集长久以来都是一项最耗费时间且任务艰巨的挑战。直到21世纪,这项任务涉及的内容都是每天由人工处理成百上千的信息报道、通讯稿、法案草案和法院裁决。只有到了近几年,数字化革命才带来了网络爬虫,导致了范式改变。网络爬虫指的是通过文本挖掘、社交媒体挖掘和其他定制的搜索方式,对互联网进行大规模搜索。但是,以政策为导向的爬虫者需要掌握98%以上的相关索引网站,才能确保顾问实时紧跟竞技场内的发展。此外,语言问题也需要克服,尤其是当监控扩展至不同国家时。例如,德文在句式和语法上与英语不同,更不要说与德文相距更远的中文或阿拉伯语等语言可能造成的纰漏了。
数字化压缩工具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这通常与政治机构和行为体的专业数据库结合起来,这些工具的使用需要顾问掌握全新的技能。除了勤勤恳恳地获取信息,还越来越需要了解数字技术,并且更深层次地理解政治用语和语义。即便是最好的软件代理,其能力也仅仅局限于检索同义词、俚语和提示等关键词和依赖它进行编程的搜索字符串。
尽管信息范式飞速变换,但是计算机算法至今还无法实现承担实际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基于此,对于咨询人而言,权力顾问仍旧是将收集来的政策信息进行排序和分类的关键,例如,根据每日议题进行政策预警,每日信息更新或者提供每周和月度报告。除了与权力顾问能否对该信息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做出评估息息相关外,这些情报服务的质量还取决于在全面为客户考虑的基础上,顾问是否能够对信息进行建构和提炼。理想情况下,咨询人接收经过压缩提炼的信息不仅能刷新他们的政治背景知识、催生创造性活动,还是竞技场内根据人和内容(重新)调整战略定位的基础。
比较而言,从竞技场到利益相关者再到完整的场景,政策分析的核心工具出自项目管理理论。只要核心议题是给咨询人在战略环境中定位,那么多个从管理学文献中借鉴的工具,如SWOT分析表、利益相关者议题互动图解和其他管理工具都是相关的。
二 提炼的工具和技巧
作为权力领导权体系指导原则之一的提炼由三个优先主题构成:信息、分析和战略。处理这些焦点的方法根据优先事项的不同而变化。大部分方法已经在描绘四阶段模型时明确或隐晦地论及。这里,我们将对权力顾问的资源进行概述和系统化整理。
对于政治权力顾问来说,信息收集长久以来都是一项最耗费时间且任务艰巨的挑战。直到21世纪,这项任务涉及的内容都是每天由人工处理成百上千的信息报道、通讯稿、法案草案和法院裁决。只有到了近几年,数字化革命才带来了网络爬虫,导致了范式改变。网络爬虫指的是通过文本挖掘、社交媒体挖掘和其他定制的搜索方式,对互联网进行大规模搜索。但是,以政策为导向的爬虫者需要掌握98%以上的相关索引网站,才能确保顾问实时紧跟竞技场内的发展。此外,语言问题也需要克服,尤其是当监控扩展至不同国家时。例如,德文在句式和语法上与英语不同,更不要说与德文相距更远的中文或阿拉伯语等语言可能造成的纰漏了。
数字化压缩工具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这通常与政治机构和行为体的专业数据库结合起来,这些工具的使用需要顾问掌握全新的技能。除了勤勤恳恳地获取信息,还越来越需要了解数字技术,并且更深层次地理解政治用语和语义。即便是最好的软件代理,其能力也仅仅局限于检索同义词、俚语和提示等关键词和依赖它进行编程的搜索字符串。
尽管信息范式飞速变换,但是计算机算法至今还无法实现承担实际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基于此,对于咨询人而言,权力顾问仍旧是将收集来的政策信息进行排序和分类的关键,例如,根据每日议题进行政策预警,每日信息更新或者提供每周和月度报告。除了与权力顾问能否对该信息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做出评估息息相关外,这些情报服务的质量还取决于在全面为客户考虑的基础上,顾问是否能够对信息进行建构和提炼。理想情况下,咨询人接收经过压缩提炼的信息不仅能刷新他们的政治背景知识、催生创造性活动,还是竞技场内根据人和内容(重新)调整战略定位的基础。
比较而言,从竞技场到利益相关者再到完整的场景,政策分析的核心工具出自项目管理理论。只要核心议题是给咨询人在战略环境中定位,那么多个从管理学文献中借鉴的工具,如SWOT分析表、利益相关者议题互动图解和其他管理工具都是相关的。
#权力及其逻辑
第一项原则是克服他们彼此之间的敌意、平等地对待权力实践者和理论家。任何一个持续对权力和决策的基本概念进行思考的人,必然会深入政治实践的日常世界;其他任何方式都将终止分析。然而,这样的实践只能被那些已经内化了权力和影响的具体方法(也就是赋权、提炼和影响)的人所理解和塑造。任何想要系统化并掌握权力顾问资源的人,都必须了解权力的逻辑及其普遍法则,否则整个体系就仅仅是一个没有理论基础的大杂烩。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每一个权力理论家必须成为实践者,或者每一个权力实践者都必须成为理论家。
权力力现象前所未有地被神话所塑造。对于一些人而言,权力现象是我们所处社会的根基,但是,其他人却认为这是无法决定、不可控的力量,避免与其进行一切合理的接触。在不受统治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权力管辖他人,这样的憧憬总是出现在我们的社会话语当中,作为一种以乌托邦为背景的基本政治批判而一直存在。我们一直在试图厘清这些传说和误解。权力不是难以理解、模糊不清的,而是可以被清晰定义和辨别的。权力本身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的伦理价值仅仅来自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它本质上不是不可控的,而是可以通过资源、战略和技术,达到有针对性的使用、获取和扩张的。最后,权力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启动和结束的社会现象。权力的零和游戏是人类存在之条件。只要有人,出于对自由、意识形态、刺激或游戏的乐趣,他们就会在政治、经济或宗教领域竞争影响力。任何希望离开这场游戏、远离已设定好的棋盘游戏规则的人,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做到,包括断绝社会纽带,被世界抛弃以及投向神秘主义。其他人应该学会与权力共存、学会面对权力,这是本书的意图所在。
第一项原则是克服他们彼此之间的敌意、平等地对待权力实践者和理论家。任何一个持续对权力和决策的基本概念进行思考的人,必然会深入政治实践的日常世界;其他任何方式都将终止分析。然而,这样的实践只能被那些已经内化了权力和影响的具体方法(也就是赋权、提炼和影响)的人所理解和塑造。任何想要系统化并掌握权力顾问资源的人,都必须了解权力的逻辑及其普遍法则,否则整个体系就仅仅是一个没有理论基础的大杂烩。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每一个权力理论家必须成为实践者,或者每一个权力实践者都必须成为理论家。
权力力现象前所未有地被神话所塑造。对于一些人而言,权力现象是我们所处社会的根基,但是,其他人却认为这是无法决定、不可控的力量,避免与其进行一切合理的接触。在不受统治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权力管辖他人,这样的憧憬总是出现在我们的社会话语当中,作为一种以乌托邦为背景的基本政治批判而一直存在。我们一直在试图厘清这些传说和误解。权力不是难以理解、模糊不清的,而是可以被清晰定义和辨别的。权力本身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的伦理价值仅仅来自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它本质上不是不可控的,而是可以通过资源、战略和技术,达到有针对性的使用、获取和扩张的。最后,权力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启动和结束的社会现象。权力的零和游戏是人类存在之条件。只要有人,出于对自由、意识形态、刺激或游戏的乐趣,他们就会在政治、经济或宗教领域竞争影响力。任何希望离开这场游戏、远离已设定好的棋盘游戏规则的人,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做到,包括断绝社会纽带,被世界抛弃以及投向神秘主义。其他人应该学会与权力共存、学会面对权力,这是本书的意图所在。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起始
第一,历史脉络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中国共产党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钥匙;第三,“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词;第四,认识中国政治应当处理好宪法与党章、法律与党规、国家机构与党的组织、正式制度与政治惯例之间的互补关系;第五,用内生发展和演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政治。
#起始
第一,历史脉络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中国共产党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钥匙;第三,“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词;第四,认识中国政治应当处理好宪法与党章、法律与党规、国家机构与党的组织、正式制度与政治惯例之间的互补关系;第五,用内生发展和演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政治。
👍1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显而易见的是,它们都摆脱了宿命论的立场,承认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强调历史是可以选择和创造的;所不同的是,人的这种主动性和能动性是否受到制约、是否存在边界,以及如何认识和表达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现代政治学用更为抽象的术语来表达这种张力,诸如“结构与能动”、“制度与行为”、“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以及“设计与演化”等。这些范畴以对子的方式呈现,其中彼此关联的二元要素分别强调不同的侧面。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显而易见的是,它们都摆脱了宿命论的立场,承认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强调历史是可以选择和创造的;所不同的是,人的这种主动性和能动性是否受到制约、是否存在边界,以及如何认识和表达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现代政治学用更为抽象的术语来表达这种张力,诸如“结构与能动”、“制度与行为”、“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以及“设计与演化”等。这些范畴以对子的方式呈现,其中彼此关联的二元要素分别强调不同的侧面。
#朱可夫
虽然斯大林依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朱可夫却是大多数人眼中的英雄。他的传记是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是如何在红军中一步步成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将军的。它还讲到了他跌宕起伏的战后生涯,当时他曾先后逃过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清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企图把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抹去,但又都未能得逞。在那些艰难的日子,朱可夫再次展示出铸就了他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种种品质: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就如同战争期间一样,起初在对手手下吃了败仗的朱可夫又重新站了起来,赢得了争夺历史记忆的胜利。
虽然斯大林依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朱可夫却是大多数人眼中的英雄。他的传记是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是如何在红军中一步步成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将军的。它还讲到了他跌宕起伏的战后生涯,当时他曾先后逃过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清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企图把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抹去,但又都未能得逞。在那些艰难的日子,朱可夫再次展示出铸就了他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种种品质: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就如同战争期间一样,起初在对手手下吃了败仗的朱可夫又重新站了起来,赢得了争夺历史记忆的胜利。
👍3
#朱可夫
事实上,让斯大林真正感到不满的是朱可夫独立的个性以及他按照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真话的习惯。这种品质在战时对独裁者是很有用的,但在和平时期就不怎么值得称道了。因为此时的斯大林感到,除了自己,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像朱可夫一样,斯大林也可能有虚荣心。他对自己的副手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受到的关注感到嫉妒,尽管在树立朱可夫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威望方面,他本人也曾经推波助澜。斯大林如此对待朱可夫,也是向其他将领传递一个信号:既然他们中最有名的、与斯大林关系最紧密的朱可夫都会遭遇这样的命运,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人,要是不老老实实,也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据朱可夫的女儿叶拉说,哪怕是在家里,朱可夫也不喜欢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被贬到敖德萨这件事却令他十分痛苦。后来,他曾对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说:“当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持自我。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认输,以为我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一天也待不下去。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当然,名声就是这么回事。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有时会伤到你自己。经过这次打击,我竭力保持曾经的我。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救赎。”
然而,朱可夫的麻烦才刚刚开始。1947年2月,他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理由是他有“反党情绪”。惶恐不安的朱可夫恳求斯大林,想私下里当面向独裁者为自己辩白。不过,斯大林未予理睬,于是,反朱可夫的运动继续进行。1947年6月,朱可夫受到严厉批评,原因是他在歌唱家利季娅·鲁斯拉诺娃于1945年8月访问柏林时给她颁发了军功章。不久,鲁斯拉诺娃和她的丈夫V.V.克留科夫(V.V.Krukov)将军就被逮捕并关押起来。“1947年的时候,我成天提心吊胆,害怕被逮捕,”朱可夫后来回忆说,“我还准备了一只袋子,把我的内衣放在里面。”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越发不妙:对朱可夫在驻德期间攫取的战利品的调查开始了。根据苏共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朱可夫个人囤积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包括70件黄金珠宝、740件银器、50幅小地毯、60幅画、3700米丝绸,而且还有——想必是用行家的眼光看的——320件皮草(他年轻时做过毛皮匠)。朱可夫申辩说,这些东西要么是礼物,要么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但委员会查明,他的说法是想推脱责任的不实之词。委员会的结论是:虽说还不至于开除他的党籍,但他要把自己的非法所得上交国家。1948年1月,朱可夫被降为总部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的乌拉尔军区司令。
对朱可夫的进一步惩罚是,就当他这个人没有存在过一样。书面的卫国战争史中没有他,描写1945年胜利阅兵的绘画中也没有他。在1948年的一部讲述莫斯科战役的纪录片中,几乎没有看到朱可夫的面孔。在1949年的一幅描写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将领们策划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招贴画中,也看不到朱可夫的身影。
事实上,让斯大林真正感到不满的是朱可夫独立的个性以及他按照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真话的习惯。这种品质在战时对独裁者是很有用的,但在和平时期就不怎么值得称道了。因为此时的斯大林感到,除了自己,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像朱可夫一样,斯大林也可能有虚荣心。他对自己的副手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受到的关注感到嫉妒,尽管在树立朱可夫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威望方面,他本人也曾经推波助澜。斯大林如此对待朱可夫,也是向其他将领传递一个信号:既然他们中最有名的、与斯大林关系最紧密的朱可夫都会遭遇这样的命运,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人,要是不老老实实,也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据朱可夫的女儿叶拉说,哪怕是在家里,朱可夫也不喜欢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被贬到敖德萨这件事却令他十分痛苦。后来,他曾对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说:“当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持自我。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认输,以为我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一天也待不下去。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当然,名声就是这么回事。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有时会伤到你自己。经过这次打击,我竭力保持曾经的我。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救赎。”
然而,朱可夫的麻烦才刚刚开始。1947年2月,他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理由是他有“反党情绪”。惶恐不安的朱可夫恳求斯大林,想私下里当面向独裁者为自己辩白。不过,斯大林未予理睬,于是,反朱可夫的运动继续进行。1947年6月,朱可夫受到严厉批评,原因是他在歌唱家利季娅·鲁斯拉诺娃于1945年8月访问柏林时给她颁发了军功章。不久,鲁斯拉诺娃和她的丈夫V.V.克留科夫(V.V.Krukov)将军就被逮捕并关押起来。“1947年的时候,我成天提心吊胆,害怕被逮捕,”朱可夫后来回忆说,“我还准备了一只袋子,把我的内衣放在里面。”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越发不妙:对朱可夫在驻德期间攫取的战利品的调查开始了。根据苏共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朱可夫个人囤积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包括70件黄金珠宝、740件银器、50幅小地毯、60幅画、3700米丝绸,而且还有——想必是用行家的眼光看的——320件皮草(他年轻时做过毛皮匠)。朱可夫申辩说,这些东西要么是礼物,要么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但委员会查明,他的说法是想推脱责任的不实之词。委员会的结论是:虽说还不至于开除他的党籍,但他要把自己的非法所得上交国家。1948年1月,朱可夫被降为总部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的乌拉尔军区司令。
对朱可夫的进一步惩罚是,就当他这个人没有存在过一样。书面的卫国战争史中没有他,描写1945年胜利阅兵的绘画中也没有他。在1948年的一部讲述莫斯科战役的纪录片中,几乎没有看到朱可夫的面孔。在1949年的一幅描写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将领们策划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招贴画中,也看不到朱可夫的身影。
#朱可夫
作为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在苏联成了引人关注的公众人物,其地位仅次于赫鲁晓夫。1957年6月,在反对以前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为首的强硬派企图剥夺赫鲁晓夫领导权的斗争中,朱可夫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幸的是,对朱可夫而言,他在与莫洛托夫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使自己成了赫鲁晓夫眼中的政治威胁。1957年10月,朱可夫受到指控,说他阴谋削弱党在武装力量中的作用。在那些指控朱可夫最力的人当中,有许多都是战争期间曾与他并肩战斗的将军和元帅。朱可夫被赫鲁晓夫解除了国防部部长职务,并于1958年3月在六十一岁这个还相对年轻的年龄时退役了。
就像在斯大林时代被外放一样,朱可夫在赫鲁晓夫时代剩余的时光里,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从历史书籍中除名。
作为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在苏联成了引人关注的公众人物,其地位仅次于赫鲁晓夫。1957年6月,在反对以前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为首的强硬派企图剥夺赫鲁晓夫领导权的斗争中,朱可夫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幸的是,对朱可夫而言,他在与莫洛托夫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使自己成了赫鲁晓夫眼中的政治威胁。1957年10月,朱可夫受到指控,说他阴谋削弱党在武装力量中的作用。在那些指控朱可夫最力的人当中,有许多都是战争期间曾与他并肩战斗的将军和元帅。朱可夫被赫鲁晓夫解除了国防部部长职务,并于1958年3月在六十一岁这个还相对年轻的年龄时退役了。
就像在斯大林时代被外放一样,朱可夫在赫鲁晓夫时代剩余的时光里,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从历史书籍中除名。
#朱可夫
让朱可夫聊以自慰的是,他可以写自己的回忆录。他的作家角色的榜样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他读过后者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的二战史——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出版并限制发行的俄文译本。丘吉尔写那部书时的座右铭是,历史会证明他是对的——因为他将会书写历史!朱可夫似乎也抱有类似的想法,他不仅要用回忆录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还要用它来回击和反驳赫鲁晓夫那帮人对他的批评,尽管那意味着会为了对自己有利而影响到历史记录的准确性。
让朱可夫聊以自慰的是,他可以写自己的回忆录。他的作家角色的榜样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他读过后者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的二战史——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出版并限制发行的俄文译本。丘吉尔写那部书时的座右铭是,历史会证明他是对的——因为他将会书写历史!朱可夫似乎也抱有类似的想法,他不仅要用回忆录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还要用它来回击和反驳赫鲁晓夫那帮人对他的批评,尽管那意味着会为了对自己有利而影响到历史记录的准确性。
#朱可夫
据他说,“国家的所有高级军队领导人都反对朱可夫。这些将军和元帅们知道,朱可夫虚荣心很强。他们知道,他这人既讨厌,又乏味。他们知道他粗俗,是个篡位者。他们知道,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样的野心家。他们知道,他把挡在自己路上的所有人都踩在脚下。他们知道,他有强烈的权力欲,而且总以为自己一贯正确”。
据他说,“国家的所有高级军队领导人都反对朱可夫。这些将军和元帅们知道,朱可夫虚荣心很强。他们知道,他这人既讨厌,又乏味。他们知道他粗俗,是个篡位者。他们知道,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样的野心家。他们知道,他把挡在自己路上的所有人都踩在脚下。他们知道,他有强烈的权力欲,而且总以为自己一贯正确”。
#朱可夫
对朱可夫的一种最为常见的批评是:他不爱惜自己手下士兵的生命;他不在乎为了胜利所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对于这样的批评,朱可夫坚决予以否认。他指出,坐在扶手椅中的批评者说这个那个战役可以用小得多的生命的代价赢下来,这种话事后说起来很轻松。不错,他是喜欢进攻,但在战争期间,他也学到了撤退的好处。实际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朱可夫当时也在尽力保存他的力量,保护他的士兵。他的战役准备总是一丝不苟,而且只要斯大林允许,他就会集中足够多的资源。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朱可夫的部队的伤亡率绝不比其他苏联将领的高,包括人们认为比较宽厚的罗科索夫斯基。认为朱可夫这人漠视手下士兵的生死,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他有时对自己的部下残酷无情,但那不是他生性残忍,而是指挥风格的问题。而且在受挫或不满意的时候,朱可夫的怒火大多是指向高级指挥官,所以后来有些人才对他如此不满。
对朱可夫的一种最为常见的批评是:他不爱惜自己手下士兵的生命;他不在乎为了胜利所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对于这样的批评,朱可夫坚决予以否认。他指出,坐在扶手椅中的批评者说这个那个战役可以用小得多的生命的代价赢下来,这种话事后说起来很轻松。不错,他是喜欢进攻,但在战争期间,他也学到了撤退的好处。实际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朱可夫当时也在尽力保存他的力量,保护他的士兵。他的战役准备总是一丝不苟,而且只要斯大林允许,他就会集中足够多的资源。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朱可夫的部队的伤亡率绝不比其他苏联将领的高,包括人们认为比较宽厚的罗科索夫斯基。认为朱可夫这人漠视手下士兵的生死,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他有时对自己的部下残酷无情,但那不是他生性残忍,而是指挥风格的问题。而且在受挫或不满意的时候,朱可夫的怒火大多是指向高级指挥官,所以后来有些人才对他如此不满。
#朱可夫
朱可夫的一生远不只是一张他打过的那些战役的年表。他的故事是与他为之服务的苏联政权的成败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说,朱可夫是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忠心耿耿。他对纳粹分子的胜利虽说对人类的帮助很大,但也让一个就其本身而言是高度集权的高压体制得以强化并获得了合法性。朱可夫不仅是军人,也是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他认为苏联采取的镇压措施对于自己所信奉的共产主义来说是必要的。即便他活着看到苏联的终结,他也未必会觉得有必要抛弃自己的信仰,或为自己在拯救斯大林政权方面所扮演过的角色而道歉。相反,就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会说自己不但是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个爱国者,而苏维埃政权——尽管它有种种缺陷——是他唯一可以为其服务的、代表自己国家利益的政权。
朱可夫的一生远不只是一张他打过的那些战役的年表。他的故事是与他为之服务的苏联政权的成败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说,朱可夫是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忠心耿耿。他对纳粹分子的胜利虽说对人类的帮助很大,但也让一个就其本身而言是高度集权的高压体制得以强化并获得了合法性。朱可夫不仅是军人,也是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他认为苏联采取的镇压措施对于自己所信奉的共产主义来说是必要的。即便他活着看到苏联的终结,他也未必会觉得有必要抛弃自己的信仰,或为自己在拯救斯大林政权方面所扮演过的角色而道歉。相反,就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会说自己不但是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个爱国者,而苏维埃政权——尽管它有种种缺陷——是他唯一可以为其服务的、代表自己国家利益的政权。
#朱可夫
朱可夫既不是完美无瑕的传奇英雄,也非诋毁者所说的彻头彻尾的恶棍。毫无疑问,他是个伟大的将军,一个有着极高的军事才能的人,一个具备了为打赢野蛮的战争所必须具备的性格力量的人。但是,他也犯过许多错误,无数的人因为这些错误而付出了血的代价。朱可夫是个有着性格缺陷的、充满矛盾的人,所以,对于他的生活和事业,我们不可能轻易地做出裁决。但除了他的那些重大的胜利和败绩之外,使朱可夫成为一个令人如此着迷的主题的,也正是那些缺陷和矛盾。
朱可夫既不是完美无瑕的传奇英雄,也非诋毁者所说的彻头彻尾的恶棍。毫无疑问,他是个伟大的将军,一个有着极高的军事才能的人,一个具备了为打赢野蛮的战争所必须具备的性格力量的人。但是,他也犯过许多错误,无数的人因为这些错误而付出了血的代价。朱可夫是个有着性格缺陷的、充满矛盾的人,所以,对于他的生活和事业,我们不可能轻易地做出裁决。但除了他的那些重大的胜利和败绩之外,使朱可夫成为一个令人如此着迷的主题的,也正是那些缺陷和矛盾。
#朱可夫
1896年,朱可夫出生于俄国农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十二岁时被送到莫斯科当毛皮匠学徒,1915年应征加入沙皇军队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过伤,并因作战勇敢而获得勋章。1917年的俄国革命使年轻的格奥尔吉卷入了政治。他先后加入红军和共产党,在俄国内战中站在获胜的布尔什维克一方。在被选中参加军官培训之后,朱可夫在红军中逐级晋升,成为苏联元帅和二战中最著名的苏军将领。
故事基本属实。朱可夫出身寒微却跃居社会的顶层,这是理解他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体制的信仰终生不渝的关键。朱可夫从成年起便为之服务的是一个野蛮、高压、专制的政权,而且不时地采取恐怖手段。它在经济上并不特别有效,尽管它可以在紧急情况(例如战争)下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这一体制始终未能践行其平等主义理想,统治它的是一个很少——如果说有过的话——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政党。但是与旧的沙皇政权相比,它给朱可夫这样的人提供了此前从未有过而且也无法想象的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升迁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特权、社会地位以及强烈的身份意识:自己是精英中的一分子,负有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责任。这并不是说朱可夫之所以忠于苏维埃体制,仅仅是因为这样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对于他以及其他许多成功地成为新的苏维埃精英成员的人来说,在其理想与升迁所带来的好处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在迈向更好的世界的过程中,两者都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朱可夫早年生活的故事,问题在于,它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朱可夫本人。如果用现代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童年生活的确是很艰苦的,但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像该神话所暗示的那样,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考虑到他的出生地以及家庭的亲戚关系,他还是个相对来说得到优待的(privileged)农民。
1896年,朱可夫出生于俄国农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十二岁时被送到莫斯科当毛皮匠学徒,1915年应征加入沙皇军队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过伤,并因作战勇敢而获得勋章。1917年的俄国革命使年轻的格奥尔吉卷入了政治。他先后加入红军和共产党,在俄国内战中站在获胜的布尔什维克一方。在被选中参加军官培训之后,朱可夫在红军中逐级晋升,成为苏联元帅和二战中最著名的苏军将领。
故事基本属实。朱可夫出身寒微却跃居社会的顶层,这是理解他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体制的信仰终生不渝的关键。朱可夫从成年起便为之服务的是一个野蛮、高压、专制的政权,而且不时地采取恐怖手段。它在经济上并不特别有效,尽管它可以在紧急情况(例如战争)下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这一体制始终未能践行其平等主义理想,统治它的是一个很少——如果说有过的话——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政党。但是与旧的沙皇政权相比,它给朱可夫这样的人提供了此前从未有过而且也无法想象的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升迁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特权、社会地位以及强烈的身份意识:自己是精英中的一分子,负有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责任。这并不是说朱可夫之所以忠于苏维埃体制,仅仅是因为这样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对于他以及其他许多成功地成为新的苏维埃精英成员的人来说,在其理想与升迁所带来的好处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在迈向更好的世界的过程中,两者都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朱可夫早年生活的故事,问题在于,它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朱可夫本人。如果用现代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童年生活的确是很艰苦的,但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像该神话所暗示的那样,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考虑到他的出生地以及家庭的亲戚关系,他还是个相对来说得到优待的(privileged)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