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我们转向讨论权力博弈布局分析中的提炼。为了制定游戏战略并掌控战局，权力行为体必须了解棋盘上的特定组合并根据这些组合的目标进行分析。这些组合可以被归类到单一或多个政治分区，我们也将此称为“竞技场”（arena），例如交通和基础设施政策、卫生政策和数字政策。 这些竞技场由四个主要元素构成：第一，政治行为体或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利益以及相互之间的权力平衡；第二，政治议题和行为体之间的争论点；第三，政治竞技场内的特别法律、规定、标准等；第四，政治竞技场内有关改革的计划、发展和趋势。
这四个元素组成了权力博弈的战略变量，不像基本规则，这些因素总是随着游戏的进行而发生改变。因此，提炼的目的是持续地提供关乎权力行为体各自政治竞技场最新、最简洁的资料，使他们对自我处境进行评估并形成战略。这意味着权力顾问们需要迅速、简洁并且通俗易懂地告知其客户所有与其有关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动态。然而，获取并传递信息仅仅是提炼的第一阶段。如果没有进行有效过滤、分类和（对概率进行）评估，那么政治信息也没有战略价值。接下来，我们将阐述政治布局分析的四阶段模型。这个模型是在发展政策行动计划的过程中逐渐成型的。因此，这是政治赋权和政治影响两大指导性原则的黏合处。
我们转向讨论权力博弈布局分析中的提炼。为了制定游戏战略并掌控战局，权力行为体必须了解棋盘上的特定组合并根据这些组合的目标进行分析。这些组合可以被归类到单一或多个政治分区，我们也将此称为“竞技场”（arena），例如交通和基础设施政策、卫生政策和数字政策。 这些竞技场由四个主要元素构成：第一，政治行为体或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利益以及相互之间的权力平衡；第二，政治议题和行为体之间的争论点；第三，政治竞技场内的特别法律、规定、标准等；第四，政治竞技场内有关改革的计划、发展和趋势。
这四个元素组成了权力博弈的战略变量，不像基本规则，这些因素总是随着游戏的进行而发生改变。因此，提炼的目的是持续地提供关乎权力行为体各自政治竞技场最新、最简洁的资料，使他们对自我处境进行评估并形成战略。这意味着权力顾问们需要迅速、简洁并且通俗易懂地告知其客户所有与其有关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动态。然而，获取并传递信息仅仅是提炼的第一阶段。如果没有进行有效过滤、分类和（对概率进行）评估，那么政治信息也没有战略价值。接下来，我们将阐述政治布局分析的四阶段模型。这个模型是在发展政策行动计划的过程中逐渐成型的。因此，这是政治赋权和政治影响两大指导性原则的黏合处。
#权力及其逻辑
一 四阶段模型
四阶段模型展示了布局分析的各步骤。每一阶段都是对政治数据的分析性浓缩，从“原始的”纯信息开始，以给出战略评估和行动建议为高潮。
阶段（1）监控和情报（Monitoring and Intelligence）
政治布局分析的第一阶段旨在回答核心问题：你需要知道什么？与行为体的政治舞台相比，尤其是数字化使得数据成倍增长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绝不是老生常谈。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每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机构报道、新闻稿、评论、推文、社交媒体发文、时事新闻和具有潜在政治意义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除此之外，还有议会印刷品、法院判决、官方和基金会及非政府组织的报告、科学出版物，以及在私人对话、讨论和演讲中进行的语言交流。总而言之，无论是消费者保护、金融还是农业，每一个政策版块都有大量的信息，既有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有评估。
顾问的首要任务是从浩瀚的政治信息中持续地收集与其客户相关的信息。这样具有选择性的信息收集方式叫作政治监控（monitoring）。监控的技术使用将在下一节谈及提炼的工具和技术时进行讨论；这里我们关注的是获取信息的关键功能。以目标为导向的监控专注于政治组合的四大主要元素（行为体、话题、规范、发展）和一系列关键问题：哪些活动、声明和辩论定义了选定好的政治竞技场，以及这些源自谁？例如选举、委员会听证会、技术会议、议会投票等重要事件的日期和截止日期是什么，以及谁将参加？涉及诸如失业率、宽带使用率、欧盟批准、英国脱欧、对“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DACA）计划等美国移民政策的看法等问题，竞技场内最新的数据和民调如何？存在何种具体的立法建议，它们的状态如何？等等。
从公共资源、专业的数据库和人际交往中进行全面的数据和信息收集，这对顾问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竞技场情况是至关重要的，也确保了没有重要或爆炸性的信息被遗漏。然而，当这些原始信息成为第一阶段分析的产物，即情报时，才为客户提供了额外战略价值。
情报指的是经过过滤并按照与咨询人的相关性进行了排序的信息。
至于信息的相关性，第一，这是一个关于有效性的问题：相较由多个可信赖来源证实的情报编译，在社交媒体上匿名传播的关于改革计划、官员解职、丑闻等谣言是非常不重要的。
第二，相关性由行为体的权力状态决定。例如，就转基因玉米的风险而言，对于一位转基因谷物生产商来说，黑森州中部小镇社区主席的意见远远没有国家农业部所发表的公报来得重要。
第三个影响相关性的因素是信息内容对权力行为体利益的影响：这些话题是否只对权力行为体的目标形成外围影响，还是能够使目标发生改变？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在2017年秋天宣布应该像对待传统香烟一样，在餐馆和酒吧里禁止使用电子烟一事所造成的影响就属后者。 这一监管信息对正在丰富产品类别和制定长期商业发展的烟草公司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考虑到这样的监管信号对其他美国城市的影响。
了解了相关性标准的定义后，排序紧随其后。以上相关性标准体现的是排序的逻辑顺序——信息的有效性、行为体的权力状态以及信息对权力行为体利益的影响。例如，即便该信息与权力行为体有关，并且可能对权力行为体造成潜在影响，但是如果信息来源不可靠，那么这样的信息也是没有价值的。质量不过关的信息可以经由第一个相关性标准进行筛除。
基于这些相关性标准，过滤是情报处理的第一阶段，得到的是数量相对较少的相关信息。简而言之，过滤专注于寻找特定的信息，以便成为接下来进行深度系统化和评估的主体。这样的过程要求权力顾问能够迅速地处理大量的数据，并根据相关性标准对这些数据进行精准分析，符合客户需求。
将麦子从稻壳中取出后，来到了按照优先项进行排序的情报处理第二阶段。艾森豪威尔矩阵（Eisenhower matrix）不仅为数据搭建了框架，还为接下来的咨询打下了基础。在这里，对所有过滤后的信息依据紧急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信息的紧急性根据顾问需要多久进行回应而判定，指的是对信息进行及时评估和分类。信息的重要性评估的是信息的内容或政治影响。
对过滤后的信息进行评估和排序，其结果分为四类，从少量首要优先信息到大量次要或不紧急的信息。
一方面，在确保权力顾问及其客户时刻了解竞技场并对短期挑战做出策略性回应上，这些不断更新并且按照等级进行排序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监控和情报通常被看作早期预警系统。另一方面，信息对长期政治布局和战略构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不像经典的艾森豪威尔矩阵那样，四象限中的信息分类没有完全被顾问的工作议程所忽略，而是成为特定政治竞技场中长期和持续性政策监控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是政治布局分析第二阶段的起始点。
一 四阶段模型
四阶段模型展示了布局分析的各步骤。每一阶段都是对政治数据的分析性浓缩，从“原始的”纯信息开始，以给出战略评估和行动建议为高潮。
阶段（1）监控和情报（Monitoring and Intelligence）
政治布局分析的第一阶段旨在回答核心问题：你需要知道什么？与行为体的政治舞台相比，尤其是数字化使得数据成倍增长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绝不是老生常谈。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每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机构报道、新闻稿、评论、推文、社交媒体发文、时事新闻和具有潜在政治意义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除此之外，还有议会印刷品、法院判决、官方和基金会及非政府组织的报告、科学出版物，以及在私人对话、讨论和演讲中进行的语言交流。总而言之，无论是消费者保护、金融还是农业，每一个政策版块都有大量的信息，既有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有评估。
顾问的首要任务是从浩瀚的政治信息中持续地收集与其客户相关的信息。这样具有选择性的信息收集方式叫作政治监控（monitoring）。监控的技术使用将在下一节谈及提炼的工具和技术时进行讨论；这里我们关注的是获取信息的关键功能。以目标为导向的监控专注于政治组合的四大主要元素（行为体、话题、规范、发展）和一系列关键问题：哪些活动、声明和辩论定义了选定好的政治竞技场，以及这些源自谁？例如选举、委员会听证会、技术会议、议会投票等重要事件的日期和截止日期是什么，以及谁将参加？涉及诸如失业率、宽带使用率、欧盟批准、英国脱欧、对“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DACA）计划等美国移民政策的看法等问题，竞技场内最新的数据和民调如何？存在何种具体的立法建议，它们的状态如何？等等。
从公共资源、专业的数据库和人际交往中进行全面的数据和信息收集，这对顾问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竞技场情况是至关重要的，也确保了没有重要或爆炸性的信息被遗漏。然而，当这些原始信息成为第一阶段分析的产物，即情报时，才为客户提供了额外战略价值。
情报指的是经过过滤并按照与咨询人的相关性进行了排序的信息。
至于信息的相关性，第一，这是一个关于有效性的问题：相较由多个可信赖来源证实的情报编译，在社交媒体上匿名传播的关于改革计划、官员解职、丑闻等谣言是非常不重要的。
第二，相关性由行为体的权力状态决定。例如，就转基因玉米的风险而言，对于一位转基因谷物生产商来说，黑森州中部小镇社区主席的意见远远没有国家农业部所发表的公报来得重要。
第三个影响相关性的因素是信息内容对权力行为体利益的影响：这些话题是否只对权力行为体的目标形成外围影响，还是能够使目标发生改变？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在2017年秋天宣布应该像对待传统香烟一样，在餐馆和酒吧里禁止使用电子烟一事所造成的影响就属后者。 这一监管信息对正在丰富产品类别和制定长期商业发展的烟草公司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考虑到这样的监管信号对其他美国城市的影响。
了解了相关性标准的定义后，排序紧随其后。以上相关性标准体现的是排序的逻辑顺序——信息的有效性、行为体的权力状态以及信息对权力行为体利益的影响。例如，即便该信息与权力行为体有关，并且可能对权力行为体造成潜在影响，但是如果信息来源不可靠，那么这样的信息也是没有价值的。质量不过关的信息可以经由第一个相关性标准进行筛除。
基于这些相关性标准，过滤是情报处理的第一阶段，得到的是数量相对较少的相关信息。简而言之，过滤专注于寻找特定的信息，以便成为接下来进行深度系统化和评估的主体。这样的过程要求权力顾问能够迅速地处理大量的数据，并根据相关性标准对这些数据进行精准分析，符合客户需求。
将麦子从稻壳中取出后，来到了按照优先项进行排序的情报处理第二阶段。艾森豪威尔矩阵（Eisenhower matrix）不仅为数据搭建了框架，还为接下来的咨询打下了基础。在这里，对所有过滤后的信息依据紧急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信息的紧急性根据顾问需要多久进行回应而判定，指的是对信息进行及时评估和分类。信息的重要性评估的是信息的内容或政治影响。
对过滤后的信息进行评估和排序，其结果分为四类，从少量首要优先信息到大量次要或不紧急的信息。
一方面，在确保权力顾问及其客户时刻了解竞技场并对短期挑战做出策略性回应上，这些不断更新并且按照等级进行排序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监控和情报通常被看作早期预警系统。另一方面，信息对长期政治布局和战略构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不像经典的艾森豪威尔矩阵那样，四象限中的信息分类没有完全被顾问的工作议程所忽略，而是成为特定政治竞技场中长期和持续性政策监控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是政治布局分析第二阶段的起始点。
#权力及其逻辑
阶段（2）竞技场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Arena Analysis，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Topic Identification）。
第二阶段回答的问题是：你的处境如何？权力行为体身处政治行动领域内的精确地图成为重点，这份地图描绘了立法和行政框架的状况，来自政治、行政、商业和公民社会并影响媒体辩论和政治的行为体或利益相关者，以及散乱无章的主题和议题。在此阶段内，经过筛选和按照优先排序的信息被提炼成一张三维的政治图片，客户们在其中得到准确的定位。竞技场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是这个阶段的三项核心职能，互为依赖、互为补充。
“竞技场分析”一词常常被用来形容对社会政治行为体所处的环境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调查。 我们更具体地使用这个概念。首先，它描绘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如法律、治理细则和法令等，还叙述了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程序规则，这些定义了行为体在具体政策领域中的活动范围。其次，竞技场分析涵盖了相关的国际协定、惯例和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最后，它还描述了自发性标准和惯例，例如，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制定的信息技术标准、德国工业标准（DIN）以及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制定的引证归并标准（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这三方面决定了单一竞技场内正式的规则和决策体系的参数。因此，虽然只适用于特定的政治领域，但也相当于是整个政治体系的逻辑（。
于是，例如，当竞技场分析应用于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NWF）、公益自然（NatureServe）等广泛关注自然和环境保护的组织时，它将会描述联邦自然保护领域中最重要的规范（从农林业规范到规划核准的程序标准），涉及可再生能源的条例，以及化学品立法、污染控制和废物管理的规定。然后，对相应的立法职责和决策规定进行修改和改革的信息对此形成补充。因此，通过对规则、规范、标准等所有政策相关领域进行提炼，这里的相关领域指的是环境、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政策，一份强大的竞技场分析是将客户所有的利益和活动融为一体，呈现在一张政治地图中。
与在监控后才进行过滤情报并对其排序不同，利益相关者识别不是在竞技场分析之后进行，而是同时进行。就本质而言，识别利益相关者指的是列出包括组织和个人在内的所有相关行为体，这些行为体与竞技场内的客户的切实利益相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竞技场内的政治。用权力博弈模型的话语来说，这包括所有与行为体所处位置相关的局面组合。对位置分析来说，了解这些行为体与了解竞技场内的规则和决策体系同样重要：他们既是事实或潜在盟友和敌方的一员，也是中立的决策者。他们是权力行为体必须要以有效的沟通战略进行说服的组织和个人，也因独有的卖点而必须与这些行为体区分开来。然而，仅仅识别出利益相关者不包括对他们的战略潜力和目标进行分析，这是第三阶段的目标：分析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可以被分为以下几个种类：国家行为体（政府官员、议员、联邦机构等）、协会及其他被公共法律所管辖的机构（专业自治政府、教堂、贸易联盟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协会和基金会，还有企业。竞技场内的权力行为体根据其目标大致被归入不同类别。例如，面对广告禁令或者额外增加的纳税时，烈酒生产商希望提高其政治地位，这涉及诸多来自成瘾和健康政策领域、主要的专业协会和具有强大资金支持的相关利益者。在美国政府层面，联邦食品和药品机构，烟酒、枪械及爆炸品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Tobacco，Firearms and Explosives）以及国会委员会等都是相关者。在协会和企业层面，医疗协会、健康保险甚至是酿酒协会都与之相关。在非营利实体类别之中有与成瘾议题相关的组织，私营部门中的啤酒和烈酒厂商也值得关注。
议题识别是第二个分析阶段的最后一项要素。这旨在识别那些能够在竞技场内主导政治话语或在未来能够塑造政治表述的议题和相应的理由。针对这些议题的讨论或争论在政治科学和政治权力咨询中也被称为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既可以加速根本性法律改革，也可以引发不同团体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和封锁，还可以煽动支持或反对权力行为体的舆论。如此种种组成了一整套政治内涵，如果想要成功地参与政治塑造，那么就需要每一位竞技场行为体选取立场。这些政策问题高度对应每一个政策领域。例如，对于数字政策领域来说，关键议题包括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电子政务和电子学习等。
对于顾问而言，需要了解竞技场的政策问题出于三项考虑。第一，政策问题决定了他们诉求自我利益的范围。如果他们的目标与主导性关键问题无关，或者不能成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顾问们则冒着既无法接触到决策者，也无法深入平民百姓的风险。第二，鉴于政策问题所具有的潜在调动能力和高关注度，它们是竞技场内主要的机会因子，也是风险因子。因此，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食物越来越重视，例如可持续性、公平贸易等日常对食物的讨论已经成为雀巢（Nestlé）、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等全球食品企业面临的主要战略挑战。第三，议题识别构成了权力行为体定义他们独有卖点（unique selling point，USP）的基础。例如，权力行为体独有的政治卖点可能是为政策问题提供创新且合理解决方式的能力，或是作为可信赖的组织，区别于其竞争者，长期支持某些核心问题）。在21世纪初期，为应对德国社会体系和人力市场的挑战，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是唯一一个提出可信赖的改革概念的政党，即“2010议程”（Agenda 2010），这也成为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执政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独有卖点。伯尼·桑德斯是2015年美国总统的强有力竞争者，他的独有卖点则是“需要一些钱”。这使得他在主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脱颖而出，这些党派常常支持美国大学收取高昂的学费。天主教堂作为权力行为主体，在涉及道德政治议题时，所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组织稳定性以及价值和信仰的永恒性是其独特之处。从根本上而言，独有卖点由两方面决定，一是政治竞技场的核心主题，二是权力行为体独有的战略优势和不足。只有当位置分析融合了两方面后，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独有卖点。
竞技场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是政治巩固第二阶段的核心要素，在政治竞技场地图中，它们确保了所有相关信息得到分类和系统化。这是权力行为体对位置的战略性进行概率分析的基础，接下来将进入第三阶段。
阶段（2）竞技场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Arena Analysis，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Topic Identification）。
第二阶段回答的问题是：你的处境如何？权力行为体身处政治行动领域内的精确地图成为重点，这份地图描绘了立法和行政框架的状况，来自政治、行政、商业和公民社会并影响媒体辩论和政治的行为体或利益相关者，以及散乱无章的主题和议题。在此阶段内，经过筛选和按照优先排序的信息被提炼成一张三维的政治图片，客户们在其中得到准确的定位。竞技场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是这个阶段的三项核心职能，互为依赖、互为补充。
“竞技场分析”一词常常被用来形容对社会政治行为体所处的环境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调查。 我们更具体地使用这个概念。首先，它描绘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如法律、治理细则和法令等，还叙述了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程序规则，这些定义了行为体在具体政策领域中的活动范围。其次，竞技场分析涵盖了相关的国际协定、惯例和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最后，它还描述了自发性标准和惯例，例如，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制定的信息技术标准、德国工业标准（DIN）以及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制定的引证归并标准（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这三方面决定了单一竞技场内正式的规则和决策体系的参数。因此，虽然只适用于特定的政治领域，但也相当于是整个政治体系的逻辑（。
于是，例如，当竞技场分析应用于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NWF）、公益自然（NatureServe）等广泛关注自然和环境保护的组织时，它将会描述联邦自然保护领域中最重要的规范（从农林业规范到规划核准的程序标准），涉及可再生能源的条例，以及化学品立法、污染控制和废物管理的规定。然后，对相应的立法职责和决策规定进行修改和改革的信息对此形成补充。因此，通过对规则、规范、标准等所有政策相关领域进行提炼，这里的相关领域指的是环境、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政策，一份强大的竞技场分析是将客户所有的利益和活动融为一体，呈现在一张政治地图中。
与在监控后才进行过滤情报并对其排序不同，利益相关者识别不是在竞技场分析之后进行，而是同时进行。就本质而言，识别利益相关者指的是列出包括组织和个人在内的所有相关行为体，这些行为体与竞技场内的客户的切实利益相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竞技场内的政治。用权力博弈模型的话语来说，这包括所有与行为体所处位置相关的局面组合。对位置分析来说，了解这些行为体与了解竞技场内的规则和决策体系同样重要：他们既是事实或潜在盟友和敌方的一员，也是中立的决策者。他们是权力行为体必须要以有效的沟通战略进行说服的组织和个人，也因独有的卖点而必须与这些行为体区分开来。然而，仅仅识别出利益相关者不包括对他们的战略潜力和目标进行分析，这是第三阶段的目标：分析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可以被分为以下几个种类：国家行为体（政府官员、议员、联邦机构等）、协会及其他被公共法律所管辖的机构（专业自治政府、教堂、贸易联盟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协会和基金会，还有企业。竞技场内的权力行为体根据其目标大致被归入不同类别。例如，面对广告禁令或者额外增加的纳税时，烈酒生产商希望提高其政治地位，这涉及诸多来自成瘾和健康政策领域、主要的专业协会和具有强大资金支持的相关利益者。在美国政府层面，联邦食品和药品机构，烟酒、枪械及爆炸品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Tobacco，Firearms and Explosives）以及国会委员会等都是相关者。在协会和企业层面，医疗协会、健康保险甚至是酿酒协会都与之相关。在非营利实体类别之中有与成瘾议题相关的组织，私营部门中的啤酒和烈酒厂商也值得关注。
议题识别是第二个分析阶段的最后一项要素。这旨在识别那些能够在竞技场内主导政治话语或在未来能够塑造政治表述的议题和相应的理由。针对这些议题的讨论或争论在政治科学和政治权力咨询中也被称为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既可以加速根本性法律改革，也可以引发不同团体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和封锁，还可以煽动支持或反对权力行为体的舆论。如此种种组成了一整套政治内涵，如果想要成功地参与政治塑造，那么就需要每一位竞技场行为体选取立场。这些政策问题高度对应每一个政策领域。例如，对于数字政策领域来说，关键议题包括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电子政务和电子学习等。
对于顾问而言，需要了解竞技场的政策问题出于三项考虑。第一，政策问题决定了他们诉求自我利益的范围。如果他们的目标与主导性关键问题无关，或者不能成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顾问们则冒着既无法接触到决策者，也无法深入平民百姓的风险。第二，鉴于政策问题所具有的潜在调动能力和高关注度，它们是竞技场内主要的机会因子，也是风险因子。因此，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食物越来越重视，例如可持续性、公平贸易等日常对食物的讨论已经成为雀巢（Nestlé）、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等全球食品企业面临的主要战略挑战。第三，议题识别构成了权力行为体定义他们独有卖点（unique selling point，USP）的基础。例如，权力行为体独有的政治卖点可能是为政策问题提供创新且合理解决方式的能力，或是作为可信赖的组织，区别于其竞争者，长期支持某些核心问题）。在21世纪初期，为应对德国社会体系和人力市场的挑战，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是唯一一个提出可信赖的改革概念的政党，即“2010议程”（Agenda 2010），这也成为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执政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独有卖点。伯尼·桑德斯是2015年美国总统的强有力竞争者，他的独有卖点则是“需要一些钱”。这使得他在主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脱颖而出，这些党派常常支持美国大学收取高昂的学费。天主教堂作为权力行为主体，在涉及道德政治议题时，所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组织稳定性以及价值和信仰的永恒性是其独特之处。从根本上而言，独有卖点由两方面决定，一是政治竞技场的核心主题，二是权力行为体独有的战略优势和不足。只有当位置分析融合了两方面后，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独有卖点。
竞技场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是政治巩固第二阶段的核心要素，在政治竞技场地图中，它们确保了所有相关信息得到分类和系统化。这是权力行为体对位置的战略性进行概率分析的基础，接下来将进入第三阶段。
#权力及其逻辑
阶段（3）利益相关者分析（Stakeholder Mapping），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
第三阶段专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帮助了你，什么能够伤害你？二者是一致的，目标都是依据三个核心领域，为咨询人勾画出上诉战略环境中的机遇和风险以及他们的目标。这三个核心领域是：（潜在的）盟友和敌方的强项和弱项，战略潜力和不足，以及在整个政治竞技场中可能发生的场景。一旦我们谈论优势、不足、机遇和威胁等，我们就摈弃了前两个阶段的描述性分析，进入了预测和概率领域。因此，战略最终的形成是经过以概率为基础的目标-方式-环境计算得出的（对政治战略概率重要性和权力使用的讨论，请参阅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第三阶段对之前所有收集到和系统化的信息进行评估，这些信息涉及权力博弈游戏中玩家及其对手的位置变动，评估带有特定风险但能够累积优势的战术。
利益相关者分析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包括根据竞技场内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从非常重要到非常不重要）和对咨询人或其利益的态度（从非常正面到非常负面），对他们依次进行丈量。
根据特定的组合，利益相关者分析分为六大类：强大的和弱小的（潜在的）同盟，强大的和弱小的（潜在的）反对派，强大的和弱小的中立玩家。这一二维丈量对于战略布局是重要的，因为这显示了在目标实现上，谁对于咨询人而言是有用的，而谁又是危险的，同时，这还决定了政策行动计划的关键步骤。因此，如果一个组织的目标与自己的目标完全相反，而且在面对抵抗时，这个组织又没有战略力量以实现其利益，那么为这个组织制定一个反制战略通常是不值得的。强大的中立行为体对于同盟和反对派来说在战略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双方都希望将他们招至麾下，或者至少不与其为敌。至于尤为强大的反对派，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进攻还是防守，还是尽可能地完全避免冲突。
尽管这张丈量地图描绘了客观的权力关系，但是并没有指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是显然，这在战略上来说是重要的：例如，虽然一个工业协会自身没有什么资源，但是如果其常务董事与一位在强大的行政事业机构工作的资深官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那么他们突然间就变成了重要的政治同盟。因此，利益相关者丈量的第二个任务版块就是网络分析。网络分析是对相关组织之间及其内部联系进行跟踪，揭示其往来和重合的重要性，这些可能无法从二维丈量中捕捉到。这样的联系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性联系，例如美国步枪协会（NRA）与共和党部分成员之间松散但实际存在的政治联盟关系，此外还包括个人关系和友谊，这有可能导致政治背叛。
该网络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其作为独立的战略变量上。在战略发展和实施过程中，权力行为体不仅能够在彼此之间，还能够与其他行为体创建并且增强政治联系，在此之中，网络构建变成了实现个体利益的可能战略方式。从这个方面来说，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决定性意义体现在它探讨的不仅是行为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以及联系的形式，还包括如果没有联系，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如此。随着竞技场的本质、范围和行为体数量的不同，不同的网络分析可能在细节的层次和描述的密度上呈现出巨大差异，甚至会超出图3-6的示意范畴。然而，以降低复杂性和围绕机遇和风险而设定战略取向仍旧是基准点。在此，顾问不应该以困扰人的示意图来干扰其客户，或以欺骗性的简化而使他们误入歧途。
风险评估与两方面的功能相关：一方面，识别咨询人自身的优缺点，也就是他/她的战略潜能和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对政治情境进行概率性分析，评估对目标造成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外部机遇和威胁。例如，规范的改变对公司的整体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著名的例子如，2012年大幅削减光伏补贴和联邦政府拒绝与中国竞争以来，德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出现跌幅。两方面的风险评估是无法严格区分的。外部分析非常依赖于事前以行为体内部为视角的分析。
内部风险分析在结合了提炼和布局分析的基础上，还增加了赋权中的组织咨询。为了阐述清楚咨询人在其竞技场内的好坏处境，顾问必须非常熟悉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最为重要的是要掌握客户的战略潜能。客户的优缺点可以通过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描述的战略潜能种类进行判断。其中的经验法则是，在政治竞技场内，高于其他玩家平均水平的就是优势，低于平均水平的就是劣势。
我们对七种战略力量及其优缺点进行了区分：
1.组织能力：设立清晰的战略目标和做出相应决定的能力。
2.动员能力：动员不同团体实现战略利益的能力，这些团体包括选民、会员、客户、追随者、病患等。
3.网络能力：为了扩大影响力和/或增加可信度，与其他行为体建立同盟的能力。
4.传递能力：以具有针对性和令人信服的方式，与个人和组织就其目标相关的担忧进行沟通的能力。
5.名声：公众关注度，以及对权力技能、权力知识和权力本身三者的认可。
6.资金能力：员工、基础设施、活动等的资金。
7.做出牺牲的意愿：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接受损失和承担风险的意愿。
阶段（3）利益相关者分析（Stakeholder Mapping），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
第三阶段专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帮助了你，什么能够伤害你？二者是一致的，目标都是依据三个核心领域，为咨询人勾画出上诉战略环境中的机遇和风险以及他们的目标。这三个核心领域是：（潜在的）盟友和敌方的强项和弱项，战略潜力和不足，以及在整个政治竞技场中可能发生的场景。一旦我们谈论优势、不足、机遇和威胁等，我们就摈弃了前两个阶段的描述性分析，进入了预测和概率领域。因此，战略最终的形成是经过以概率为基础的目标-方式-环境计算得出的（对政治战略概率重要性和权力使用的讨论，请参阅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第三阶段对之前所有收集到和系统化的信息进行评估，这些信息涉及权力博弈游戏中玩家及其对手的位置变动，评估带有特定风险但能够累积优势的战术。
利益相关者分析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包括根据竞技场内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从非常重要到非常不重要）和对咨询人或其利益的态度（从非常正面到非常负面），对他们依次进行丈量。
根据特定的组合，利益相关者分析分为六大类：强大的和弱小的（潜在的）同盟，强大的和弱小的（潜在的）反对派，强大的和弱小的中立玩家。这一二维丈量对于战略布局是重要的，因为这显示了在目标实现上，谁对于咨询人而言是有用的，而谁又是危险的，同时，这还决定了政策行动计划的关键步骤。因此，如果一个组织的目标与自己的目标完全相反，而且在面对抵抗时，这个组织又没有战略力量以实现其利益，那么为这个组织制定一个反制战略通常是不值得的。强大的中立行为体对于同盟和反对派来说在战略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双方都希望将他们招至麾下，或者至少不与其为敌。至于尤为强大的反对派，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进攻还是防守，还是尽可能地完全避免冲突。
尽管这张丈量地图描绘了客观的权力关系，但是并没有指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是显然，这在战略上来说是重要的：例如，虽然一个工业协会自身没有什么资源，但是如果其常务董事与一位在强大的行政事业机构工作的资深官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那么他们突然间就变成了重要的政治同盟。因此，利益相关者丈量的第二个任务版块就是网络分析。网络分析是对相关组织之间及其内部联系进行跟踪，揭示其往来和重合的重要性，这些可能无法从二维丈量中捕捉到。这样的联系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性联系，例如美国步枪协会（NRA）与共和党部分成员之间松散但实际存在的政治联盟关系，此外还包括个人关系和友谊，这有可能导致政治背叛。
该网络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其作为独立的战略变量上。在战略发展和实施过程中，权力行为体不仅能够在彼此之间，还能够与其他行为体创建并且增强政治联系，在此之中，网络构建变成了实现个体利益的可能战略方式。从这个方面来说，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决定性意义体现在它探讨的不仅是行为体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以及联系的形式，还包括如果没有联系，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如此。随着竞技场的本质、范围和行为体数量的不同，不同的网络分析可能在细节的层次和描述的密度上呈现出巨大差异，甚至会超出图3-6的示意范畴。然而，以降低复杂性和围绕机遇和风险而设定战略取向仍旧是基准点。在此，顾问不应该以困扰人的示意图来干扰其客户，或以欺骗性的简化而使他们误入歧途。
风险评估与两方面的功能相关：一方面，识别咨询人自身的优缺点，也就是他/她的战略潜能和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对政治情境进行概率性分析，评估对目标造成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外部机遇和威胁。例如，规范的改变对公司的整体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著名的例子如，2012年大幅削减光伏补贴和联邦政府拒绝与中国竞争以来，德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出现跌幅。两方面的风险评估是无法严格区分的。外部分析非常依赖于事前以行为体内部为视角的分析。
内部风险分析在结合了提炼和布局分析的基础上，还增加了赋权中的组织咨询。为了阐述清楚咨询人在其竞技场内的好坏处境，顾问必须非常熟悉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最为重要的是要掌握客户的战略潜能。客户的优缺点可以通过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描述的战略潜能种类进行判断。其中的经验法则是，在政治竞技场内，高于其他玩家平均水平的就是优势，低于平均水平的就是劣势。
我们对七种战略力量及其优缺点进行了区分：
1.组织能力：设立清晰的战略目标和做出相应决定的能力。
2.动员能力：动员不同团体实现战略利益的能力，这些团体包括选民、会员、客户、追随者、病患等。
3.网络能力：为了扩大影响力和/或增加可信度，与其他行为体建立同盟的能力。
4.传递能力：以具有针对性和令人信服的方式，与个人和组织就其目标相关的担忧进行沟通的能力。
5.名声：公众关注度，以及对权力技能、权力知识和权力本身三者的认可。
6.资金能力：员工、基础设施、活动等的资金。
7.做出牺牲的意愿：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接受损失和承担风险的意愿。
#权力及其逻辑
阶段（4）战略构建（strategy building）
政治战略历经四个阶段而形成，每一阶段都是后一阶段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之中，所有得到筛选、系统化且经过概率性分析评估的信息被提炼成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
第四阶段主要是顾问给出切实的行动建议。归纳起来就是回答一个实际的关键问题：你应该做什么？当然，这不是就单一个体和情况给出战术行动建议，而是不受情境影响的行动评估。该评估制定中长期政治目标，例如总理重选、联邦-州竞争改革、实施针对病患的新的统筹基本医疗、大麻合法化等。通过将当下针对政治竞技场以及客户能力、利益相关者、议题和场景的监控和情报、信息和概率分析进行思考，得出一条成本和利益都达到最优化的目标实现路径。
目标的确立及其实现路径一起构成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之前累积的政治知识通过精心策划并高效的政策设计得以应用。
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根据客户相较竞技场内其他行为体的潜能而确定实事求是的目标，以及就实现该目标制定准确的时间表，时间表的每一阶段都是详细且能修改的，还要有清晰和高效的决策层次。每一个政治战略都是计划好的权力实施，这决定了谁应该在何时取得什么，采用何种手段对付反对力量，以及如何应对目标实现过程中的突发情况。这里不再重复第二章第五节中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我们希望从权力技术（power technique）开始我们的探讨。我们将专注于政治战略的基本元素：同盟构建（alliance building）、专题治理（thematic governance）和对话，这些是每一行动计划的DNA。单一计划间的差异仅仅存在于它们的组合方式和实践上。
任何希望在政治竞技场内实现目标的人必须依赖盟友来弥补其战略劣势，例如缺乏资金能力、调动和组织能力等，除此之外，还必须通过渗透进其他组织或网络，增加实现其关切的可能。无论是在信息收集还是决策方面，不积极寻求盟友的人有被政治竞技场孤立的风险。因此，无论咨询人的实际目标是什么或其能力如何，同盟构建是所有政策行动计划的核心要素。成功组成临时的同盟（限于完成特定目标）或长期网络通常是战略制定的开端。这里考虑的是与其他个体和组织的利益重叠部分，探讨了协同作用、专业知识和专长，也评估了潜在伙伴的战略劣势所带来的风险，例如有问题的声誉、竞技场内有许多反对者、缺乏真诚等。在此基础上，联系将会加强，合作结构将会建立，同盟的联合管控机制将会得到落实。因此，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进行准确的竞技场和网络分析，以及利益相关者分析。战略制定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政治同盟本身不是永远存在的，必须培养人际关系，因为这是所有稳定同盟的基石。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和利益必须持续地进行评估和保持。否则，无论战略是多么周密，也会因为行为体之间冲突的目标而失败。
构建同盟是为了使行为体在竞技场内拥有更好的相对地位，专题治理则是根据主要的政策议题或未来挑战来完成自身定位，发布针对性信息，在政治议程中纳入关键议题并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目的性地设置新议题并引发对此的关注通常被称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而探讨已有话语影响力的议题并借此实现个人的沟通目的则称为议程冲浪（agenda surfing）。然而议程设置需要长期的规划，不仅仅是通过定量/定性研究或小组讨论等形式，重要的是要评估目标人群对不同可能信息的回应。成功的议程冲浪讲究的是在适当的时候抓住一个议题，并具备战术灵活性，以便在“公共关注浪潮”（wave of public attention）来袭前能够对其做出迅速的回应。
在民主中，权力的使用与为正当性辩护的义务有关，是专题治理中战略意义的根源所在。无法为政治目标提供合理解释和无法将个人喜好与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是不可能得到公众接纳和支持的。然而，专题治理不是让权力领域的所有人都接纳传递出的信息，这样的要求在多元化的社会是完全不现实的。
相反，第一，合理的信息必须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该信息与咨询人的个人履历、价值观、信仰和历史能够实现有说服力的匹配。例如，在政治布局战略中，中小型雪茄烟制造商将自我打造成有价值的传统制造业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代表，这是可信的。但是，这样的刻画对于全球性的制造商而言却是不可能的。
第二，该信息必须将客户的独有卖点与竞技场内的主导政策议题相连。战略性专题治理对社会成员在多个政策领域所存在的担忧、希望、恐惧和期望保持敏感，这是建立在对咨询人的优劣势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所采取的战略性沟通规划就是一个负面案例。熟知欧洲政治是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的独有卖点，因为他长时间担任欧洲议会的议长。然而，他既没有利用这个卖点，也没有谈论移民和内部安全等与欧盟政策相关的议题，而是强调了他担任过德国最西部地区一个小镇乌尔瑟伦（Würselen）的市长。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没能突出这个重要的特征，没能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区别开来。
曾经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杰布·布什（Jeb Bush）没能获得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是另一个负面例子。对他而言，远离其兄长的政策，尤其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关键。他在选战中本有机会强调他在教育政策、自然灾害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其他州长不同，杰布·布什在其任期内非常重视教育改革。他设立了佛罗里达第一个覆盖全州的教育券计划，增加了特许学校，并且创建了标准化考试。换句话说，在选战中，他本有机会利用特朗普支持者的不满（但这种不满只涉及小部分共和党选民）来获得选票。
信息必须对接收人而言是适合的，这是第三个标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二部分中探讨的那样，传达的政治立场不仅仅必须与接收人的利益相呼应，还要照顾到他们的语言和专业背景。例如，止痛药获批对于药品企业而言既是复杂的评估流程，也是行政流程。在这些重要的流程中，为了使病患协会和自助团体融入其中，就需要在核心议题上进行大规模的简化并画出重点。
除上述三方面外，专题治理还涉及另一重要问题，即应该通过何种渠道将何种形式的信息传递出去。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一部分中，我们详细讨论了政治传递的要求以及模拟和数字之间的区别，我们将接着就此进行阐述。我们注意到，在数字化进程中，沟通变得更多元、更快，但是也更多变，出现了更多的空洞内容。这些趋势使得议题设置和传递的挑战更大，战略构建也更为复杂。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使自己的政策议题受到关注并赚取利益，还包括如何保持这份关注度和所得利益。无法对此给出战略处方。但是，我们认为模拟媒体和数字媒体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工具。尤其是，广义的传播战略必须是兼顾线上和线下的，面向多样化的利益相关者而非小范围的目标群体。只专注于数字化或模拟媒体，不仅无法突出特定的世代群体，还可能导致形成咨询人有意忽略这些团体的致命印象。
传播形式的选择和设计在专题治理上同样重要。就像宣传册的平面设计或立场文件论述的真实性和研究能力一样，及时启动竞选网站并优化、简化其使用能够决定一个战略的成败。因此，战略制定包括将适用于接收人的信息、渠道和形式，政策议题和咨询人的独有卖点进行整合，做出一个连贯完整的设计。
对话是制定战略的第三个基本要素，由在竞技场内相关玩家之间特意安排的对话和讨论组成。与同盟构建和专题治理一道，是战略的通用构建版块。政治设计不仅源自强大的同盟和得到适当突出的议题，还体现在人际交流中，在议会晚会中，在讲台讨论、公民论坛或是一对一的会面中。这样的交流能够建立信心和制造共鸣。对话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沟通更能增进对利益和目标的相互理解。因此，对话为私底下游说个人目标价值和传递信息服务，也帮助展现对话者的合法利益并将这些利益纳入个人战略构成。
根据不同的战略目标，对话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对话机制都呈现巨大的差异。
同盟构建、专题治理和对话是所有政治战略共享的DNA，早前已经提及。“应该做什么？”是战略构建的关键议题，常常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回答。顾问面临着三重挑战：具体化（concretization），时间点（timing）和协调（coordination）。顾问必须计划：（a）在何时与哪些特定行为体以何种目的构建同盟；（b）要在竞技场内强调哪些专题性论述，以及通过哪些渠道进行传递；（c）何时与哪些对话者举行对话；当然还有（d）整合构建完整政治战略的所有版块。
阶段（4）战略构建（strategy building）
政治战略历经四个阶段而形成，每一阶段都是后一阶段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之中，所有得到筛选、系统化且经过概率性分析评估的信息被提炼成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
第四阶段主要是顾问给出切实的行动建议。归纳起来就是回答一个实际的关键问题：你应该做什么？当然，这不是就单一个体和情况给出战术行动建议，而是不受情境影响的行动评估。该评估制定中长期政治目标，例如总理重选、联邦-州竞争改革、实施针对病患的新的统筹基本医疗、大麻合法化等。通过将当下针对政治竞技场以及客户能力、利益相关者、议题和场景的监控和情报、信息和概率分析进行思考，得出一条成本和利益都达到最优化的目标实现路径。
目标的确立及其实现路径一起构成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之前累积的政治知识通过精心策划并高效的政策设计得以应用。
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根据客户相较竞技场内其他行为体的潜能而确定实事求是的目标，以及就实现该目标制定准确的时间表，时间表的每一阶段都是详细且能修改的，还要有清晰和高效的决策层次。每一个政治战略都是计划好的权力实施，这决定了谁应该在何时取得什么，采用何种手段对付反对力量，以及如何应对目标实现过程中的突发情况。这里不再重复第二章第五节中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我们希望从权力技术（power technique）开始我们的探讨。我们将专注于政治战略的基本元素：同盟构建（alliance building）、专题治理（thematic governance）和对话，这些是每一行动计划的DNA。单一计划间的差异仅仅存在于它们的组合方式和实践上。
任何希望在政治竞技场内实现目标的人必须依赖盟友来弥补其战略劣势，例如缺乏资金能力、调动和组织能力等，除此之外，还必须通过渗透进其他组织或网络，增加实现其关切的可能。无论是在信息收集还是决策方面，不积极寻求盟友的人有被政治竞技场孤立的风险。因此，无论咨询人的实际目标是什么或其能力如何，同盟构建是所有政策行动计划的核心要素。成功组成临时的同盟（限于完成特定目标）或长期网络通常是战略制定的开端。这里考虑的是与其他个体和组织的利益重叠部分，探讨了协同作用、专业知识和专长，也评估了潜在伙伴的战略劣势所带来的风险，例如有问题的声誉、竞技场内有许多反对者、缺乏真诚等。在此基础上，联系将会加强，合作结构将会建立，同盟的联合管控机制将会得到落实。因此，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进行准确的竞技场和网络分析，以及利益相关者分析。战略制定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政治同盟本身不是永远存在的，必须培养人际关系，因为这是所有稳定同盟的基石。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和利益必须持续地进行评估和保持。否则，无论战略是多么周密，也会因为行为体之间冲突的目标而失败。
构建同盟是为了使行为体在竞技场内拥有更好的相对地位，专题治理则是根据主要的政策议题或未来挑战来完成自身定位，发布针对性信息，在政治议程中纳入关键议题并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目的性地设置新议题并引发对此的关注通常被称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而探讨已有话语影响力的议题并借此实现个人的沟通目的则称为议程冲浪（agenda surfing）。然而议程设置需要长期的规划，不仅仅是通过定量/定性研究或小组讨论等形式，重要的是要评估目标人群对不同可能信息的回应。成功的议程冲浪讲究的是在适当的时候抓住一个议题，并具备战术灵活性，以便在“公共关注浪潮”（wave of public attention）来袭前能够对其做出迅速的回应。
在民主中，权力的使用与为正当性辩护的义务有关，是专题治理中战略意义的根源所在。无法为政治目标提供合理解释和无法将个人喜好与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是不可能得到公众接纳和支持的。然而，专题治理不是让权力领域的所有人都接纳传递出的信息，这样的要求在多元化的社会是完全不现实的。
相反，第一，合理的信息必须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该信息与咨询人的个人履历、价值观、信仰和历史能够实现有说服力的匹配。例如，在政治布局战略中，中小型雪茄烟制造商将自我打造成有价值的传统制造业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代表，这是可信的。但是，这样的刻画对于全球性的制造商而言却是不可能的。
第二，该信息必须将客户的独有卖点与竞技场内的主导政策议题相连。战略性专题治理对社会成员在多个政策领域所存在的担忧、希望、恐惧和期望保持敏感，这是建立在对咨询人的优劣势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所采取的战略性沟通规划就是一个负面案例。熟知欧洲政治是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的独有卖点，因为他长时间担任欧洲议会的议长。然而，他既没有利用这个卖点，也没有谈论移民和内部安全等与欧盟政策相关的议题，而是强调了他担任过德国最西部地区一个小镇乌尔瑟伦（Würselen）的市长。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没能突出这个重要的特征，没能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区别开来。
曾经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杰布·布什（Jeb Bush）没能获得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是另一个负面例子。对他而言，远离其兄长的政策，尤其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关键。他在选战中本有机会强调他在教育政策、自然灾害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其他州长不同，杰布·布什在其任期内非常重视教育改革。他设立了佛罗里达第一个覆盖全州的教育券计划，增加了特许学校，并且创建了标准化考试。换句话说，在选战中，他本有机会利用特朗普支持者的不满（但这种不满只涉及小部分共和党选民）来获得选票。
信息必须对接收人而言是适合的，这是第三个标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二部分中探讨的那样，传达的政治立场不仅仅必须与接收人的利益相呼应，还要照顾到他们的语言和专业背景。例如，止痛药获批对于药品企业而言既是复杂的评估流程，也是行政流程。在这些重要的流程中，为了使病患协会和自助团体融入其中，就需要在核心议题上进行大规模的简化并画出重点。
除上述三方面外，专题治理还涉及另一重要问题，即应该通过何种渠道将何种形式的信息传递出去。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一部分中，我们详细讨论了政治传递的要求以及模拟和数字之间的区别，我们将接着就此进行阐述。我们注意到，在数字化进程中，沟通变得更多元、更快，但是也更多变，出现了更多的空洞内容。这些趋势使得议题设置和传递的挑战更大，战略构建也更为复杂。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使自己的政策议题受到关注并赚取利益，还包括如何保持这份关注度和所得利益。无法对此给出战略处方。但是，我们认为模拟媒体和数字媒体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工具。尤其是，广义的传播战略必须是兼顾线上和线下的，面向多样化的利益相关者而非小范围的目标群体。只专注于数字化或模拟媒体，不仅无法突出特定的世代群体，还可能导致形成咨询人有意忽略这些团体的致命印象。
传播形式的选择和设计在专题治理上同样重要。就像宣传册的平面设计或立场文件论述的真实性和研究能力一样，及时启动竞选网站并优化、简化其使用能够决定一个战略的成败。因此，战略制定包括将适用于接收人的信息、渠道和形式，政策议题和咨询人的独有卖点进行整合，做出一个连贯完整的设计。
对话是制定战略的第三个基本要素，由在竞技场内相关玩家之间特意安排的对话和讨论组成。与同盟构建和专题治理一道，是战略的通用构建版块。政治设计不仅源自强大的同盟和得到适当突出的议题，还体现在人际交流中，在议会晚会中，在讲台讨论、公民论坛或是一对一的会面中。这样的交流能够建立信心和制造共鸣。对话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沟通更能增进对利益和目标的相互理解。因此，对话为私底下游说个人目标价值和传递信息服务，也帮助展现对话者的合法利益并将这些利益纳入个人战略构成。
根据不同的战略目标，对话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对话机制都呈现巨大的差异。
同盟构建、专题治理和对话是所有政治战略共享的DNA，早前已经提及。“应该做什么？”是战略构建的关键议题，常常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回答。顾问面临着三重挑战：具体化（concretization），时间点（timing）和协调（coordination）。顾问必须计划：（a）在何时与哪些特定行为体以何种目的构建同盟；（b）要在竞技场内强调哪些专题性论述，以及通过哪些渠道进行传递；（c）何时与哪些对话者举行对话；当然还有（d）整合构建完整政治战略的所有版块。
#权力及其逻辑
二 提炼的工具和技巧
作为权力领导权体系指导原则之一的提炼由三个优先主题构成：信息、分析和战略。处理这些焦点的方法根据优先事项的不同而变化。大部分方法已经在描绘四阶段模型时明确或隐晦地论及。这里，我们将对权力顾问的资源进行概述和系统化整理。
对于政治权力顾问来说，信息收集长久以来都是一项最耗费时间且任务艰巨的挑战。直到21世纪，这项任务涉及的内容都是每天由人工处理成百上千的信息报道、通讯稿、法案草案和法院裁决。只有到了近几年，数字化革命才带来了网络爬虫，导致了范式改变。网络爬虫指的是通过文本挖掘、社交媒体挖掘和其他定制的搜索方式，对互联网进行大规模搜索。但是，以政策为导向的爬虫者需要掌握98%以上的相关索引网站，才能确保顾问实时紧跟竞技场内的发展。此外，语言问题也需要克服，尤其是当监控扩展至不同国家时。例如，德文在句式和语法上与英语不同，更不要说与德文相距更远的中文或阿拉伯语等语言可能造成的纰漏了。
数字化压缩工具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这通常与政治机构和行为体的专业数据库结合起来，这些工具的使用需要顾问掌握全新的技能。除了勤勤恳恳地获取信息，还越来越需要了解数字技术，并且更深层次地理解政治用语和语义。即便是最好的软件代理，其能力也仅仅局限于检索同义词、俚语和提示等关键词和依赖它进行编程的搜索字符串。
尽管信息范式飞速变换，但是计算机算法至今还无法实现承担实际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基于此，对于咨询人而言，权力顾问仍旧是将收集来的政策信息进行排序和分类的关键，例如，根据每日议题进行政策预警，每日信息更新或者提供每周和月度报告。除了与权力顾问能否对该信息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做出评估息息相关外，这些情报服务的质量还取决于在全面为客户考虑的基础上，顾问是否能够对信息进行建构和提炼。理想情况下，咨询人接收经过压缩提炼的信息不仅能刷新他们的政治背景知识、催生创造性活动，还是竞技场内根据人和内容（重新）调整战略定位的基础。
比较而言，从竞技场到利益相关者再到完整的场景，政策分析的核心工具出自项目管理理论。只要核心议题是给咨询人在战略环境中定位，那么多个从管理学文献中借鉴的工具，如SWOT分析表、利益相关者议题互动图解和其他管理工具都是相关的。
二 提炼的工具和技巧
作为权力领导权体系指导原则之一的提炼由三个优先主题构成：信息、分析和战略。处理这些焦点的方法根据优先事项的不同而变化。大部分方法已经在描绘四阶段模型时明确或隐晦地论及。这里，我们将对权力顾问的资源进行概述和系统化整理。
对于政治权力顾问来说，信息收集长久以来都是一项最耗费时间且任务艰巨的挑战。直到21世纪，这项任务涉及的内容都是每天由人工处理成百上千的信息报道、通讯稿、法案草案和法院裁决。只有到了近几年，数字化革命才带来了网络爬虫，导致了范式改变。网络爬虫指的是通过文本挖掘、社交媒体挖掘和其他定制的搜索方式，对互联网进行大规模搜索。但是，以政策为导向的爬虫者需要掌握98%以上的相关索引网站，才能确保顾问实时紧跟竞技场内的发展。此外，语言问题也需要克服，尤其是当监控扩展至不同国家时。例如，德文在句式和语法上与英语不同，更不要说与德文相距更远的中文或阿拉伯语等语言可能造成的纰漏了。
数字化压缩工具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这通常与政治机构和行为体的专业数据库结合起来，这些工具的使用需要顾问掌握全新的技能。除了勤勤恳恳地获取信息，还越来越需要了解数字技术，并且更深层次地理解政治用语和语义。即便是最好的软件代理，其能力也仅仅局限于检索同义词、俚语和提示等关键词和依赖它进行编程的搜索字符串。
尽管信息范式飞速变换，但是计算机算法至今还无法实现承担实际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基于此，对于咨询人而言，权力顾问仍旧是将收集来的政策信息进行排序和分类的关键，例如，根据每日议题进行政策预警，每日信息更新或者提供每周和月度报告。除了与权力顾问能否对该信息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做出评估息息相关外，这些情报服务的质量还取决于在全面为客户考虑的基础上，顾问是否能够对信息进行建构和提炼。理想情况下，咨询人接收经过压缩提炼的信息不仅能刷新他们的政治背景知识、催生创造性活动，还是竞技场内根据人和内容（重新）调整战略定位的基础。
比较而言，从竞技场到利益相关者再到完整的场景，政策分析的核心工具出自项目管理理论。只要核心议题是给咨询人在战略环境中定位，那么多个从管理学文献中借鉴的工具，如SWOT分析表、利益相关者议题互动图解和其他管理工具都是相关的。
#权力及其逻辑
第一项原则是克服他们彼此之间的敌意、平等地对待权力实践者和理论家。任何一个持续对权力和决策的基本概念进行思考的人，必然会深入政治实践的日常世界；其他任何方式都将终止分析。然而，这样的实践只能被那些已经内化了权力和影响的具体方法（也就是赋权、提炼和影响）的人所理解和塑造。任何想要系统化并掌握权力顾问资源的人，都必须了解权力的逻辑及其普遍法则，否则整个体系就仅仅是一个没有理论基础的大杂烩。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每一个权力理论家必须成为实践者，或者每一个权力实践者都必须成为理论家。
权力力现象前所未有地被神话所塑造。对于一些人而言，权力现象是我们所处社会的根基，但是，其他人却认为这是无法决定、不可控的力量，避免与其进行一切合理的接触。在不受统治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权力管辖他人，这样的憧憬总是出现在我们的社会话语当中，作为一种以乌托邦为背景的基本政治批判而一直存在。我们一直在试图厘清这些传说和误解。权力不是难以理解、模糊不清的，而是可以被清晰定义和辨别的。权力本身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的伦理价值仅仅来自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它本质上不是不可控的，而是可以通过资源、战略和技术，达到有针对性的使用、获取和扩张的。最后，权力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启动和结束的社会现象。权力的零和游戏是人类存在之条件。只要有人，出于对自由、意识形态、刺激或游戏的乐趣，他们就会在政治、经济或宗教领域竞争影响力。任何希望离开这场游戏、远离已设定好的棋盘游戏规则的人，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做到，包括断绝社会纽带，被世界抛弃以及投向神秘主义。其他人应该学会与权力共存、学会面对权力，这是本书的意图所在。
第一项原则是克服他们彼此之间的敌意、平等地对待权力实践者和理论家。任何一个持续对权力和决策的基本概念进行思考的人，必然会深入政治实践的日常世界；其他任何方式都将终止分析。然而，这样的实践只能被那些已经内化了权力和影响的具体方法（也就是赋权、提炼和影响）的人所理解和塑造。任何想要系统化并掌握权力顾问资源的人，都必须了解权力的逻辑及其普遍法则，否则整个体系就仅仅是一个没有理论基础的大杂烩。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每一个权力理论家必须成为实践者，或者每一个权力实践者都必须成为理论家。
权力力现象前所未有地被神话所塑造。对于一些人而言，权力现象是我们所处社会的根基，但是，其他人却认为这是无法决定、不可控的力量，避免与其进行一切合理的接触。在不受统治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权力管辖他人，这样的憧憬总是出现在我们的社会话语当中，作为一种以乌托邦为背景的基本政治批判而一直存在。我们一直在试图厘清这些传说和误解。权力不是难以理解、模糊不清的，而是可以被清晰定义和辨别的。权力本身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的伦理价值仅仅来自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它本质上不是不可控的，而是可以通过资源、战略和技术，达到有针对性的使用、获取和扩张的。最后，权力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启动和结束的社会现象。权力的零和游戏是人类存在之条件。只要有人，出于对自由、意识形态、刺激或游戏的乐趣，他们就会在政治、经济或宗教领域竞争影响力。任何希望离开这场游戏、远离已设定好的棋盘游戏规则的人，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做到，包括断绝社会纽带，被世界抛弃以及投向神秘主义。其他人应该学会与权力共存、学会面对权力，这是本书的意图所在。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起始
第一，历史脉络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中国共产党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钥匙；第三，“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词;第四，认识中国政治应当处理好宪法与党章、法律与党规、国家机构与党的组织、正式制度与政治惯例之间的互补关系；第五，用内生发展和演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政治。
#起始
第一，历史脉络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中国共产党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钥匙；第三，“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词;第四，认识中国政治应当处理好宪法与党章、法律与党规、国家机构与党的组织、正式制度与政治惯例之间的互补关系；第五，用内生发展和演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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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显而易见的是，它们都摆脱了宿命论的立场，承认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强调历史是可以选择和创造的；所不同的是，人的这种主动性和能动性是否受到制约、是否存在边界，以及如何认识和表达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现代政治学用更为抽象的术语来表达这种张力，诸如“结构与能动”、“制度与行为”、“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以及“设计与演化”等。这些范畴以对子的方式呈现，其中彼此关联的二元要素分别强调不同的侧面。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显而易见的是，它们都摆脱了宿命论的立场，承认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强调历史是可以选择和创造的；所不同的是，人的这种主动性和能动性是否受到制约、是否存在边界，以及如何认识和表达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现代政治学用更为抽象的术语来表达这种张力，诸如“结构与能动”、“制度与行为”、“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以及“设计与演化”等。这些范畴以对子的方式呈现，其中彼此关联的二元要素分别强调不同的侧面。
#朱可夫
虽然斯大林依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朱可夫却是大多数人眼中的英雄。他的传记是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是如何在红军中一步步成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将军的。它还讲到了他跌宕起伏的战后生涯，当时他曾先后逃过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清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企图把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抹去，但又都未能得逞。在那些艰难的日子，朱可夫再次展示出铸就了他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种种品质：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就如同战争期间一样，起初在对手手下吃了败仗的朱可夫又重新站了起来，赢得了争夺历史记忆的胜利。
虽然斯大林依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朱可夫却是大多数人眼中的英雄。他的传记是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是如何在红军中一步步成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将军的。它还讲到了他跌宕起伏的战后生涯，当时他曾先后逃过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清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企图把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抹去，但又都未能得逞。在那些艰难的日子，朱可夫再次展示出铸就了他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种种品质：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就如同战争期间一样，起初在对手手下吃了败仗的朱可夫又重新站了起来，赢得了争夺历史记忆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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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
事实上，让斯大林真正感到不满的是朱可夫独立的个性以及他按照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真话的习惯。这种品质在战时对独裁者是很有用的，但在和平时期就不怎么值得称道了。因为此时的斯大林感到，除了自己，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像朱可夫一样，斯大林也可能有虚荣心。他对自己的副手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受到的关注感到嫉妒，尽管在树立朱可夫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威望方面，他本人也曾经推波助澜。斯大林如此对待朱可夫，也是向其他将领传递一个信号：既然他们中最有名的、与斯大林关系最紧密的朱可夫都会遭遇这样的命运，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人，要是不老老实实，也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据朱可夫的女儿叶拉说，哪怕是在家里，朱可夫也不喜欢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被贬到敖德萨这件事却令他十分痛苦。后来，他曾对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说：“当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持自我。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认输，以为我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一天也待不下去。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当然，名声就是这么回事。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有时会伤到你自己。经过这次打击，我竭力保持曾经的我。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救赎。”
然而，朱可夫的麻烦才刚刚开始。1947年2月，他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理由是他有“反党情绪”。惶恐不安的朱可夫恳求斯大林，想私下里当面向独裁者为自己辩白。不过，斯大林未予理睬，于是，反朱可夫的运动继续进行。1947年6月，朱可夫受到严厉批评，原因是他在歌唱家利季娅·鲁斯拉诺娃于1945年8月访问柏林时给她颁发了军功章。不久，鲁斯拉诺娃和她的丈夫V.V.克留科夫（V.V.Krukov）将军就被逮捕并关押起来。“1947年的时候，我成天提心吊胆，害怕被逮捕，”朱可夫后来回忆说，“我还准备了一只袋子，把我的内衣放在里面。”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越发不妙：对朱可夫在驻德期间攫取的战利品的调查开始了。根据苏共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朱可夫个人囤积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包括70件黄金珠宝、740件银器、50幅小地毯、60幅画、3700米丝绸，而且还有——想必是用行家的眼光看的——320件皮草（他年轻时做过毛皮匠）。朱可夫申辩说，这些东西要么是礼物，要么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但委员会查明，他的说法是想推脱责任的不实之词。委员会的结论是：虽说还不至于开除他的党籍，但他要把自己的非法所得上交国家。1948年1月，朱可夫被降为总部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的乌拉尔军区司令。
对朱可夫的进一步惩罚是，就当他这个人没有存在过一样。书面的卫国战争史中没有他，描写1945年胜利阅兵的绘画中也没有他。在1948年的一部讲述莫斯科战役的纪录片中，几乎没有看到朱可夫的面孔。在1949年的一幅描写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将领们策划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招贴画中，也看不到朱可夫的身影。
事实上，让斯大林真正感到不满的是朱可夫独立的个性以及他按照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真话的习惯。这种品质在战时对独裁者是很有用的，但在和平时期就不怎么值得称道了。因为此时的斯大林感到，除了自己，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像朱可夫一样，斯大林也可能有虚荣心。他对自己的副手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受到的关注感到嫉妒，尽管在树立朱可夫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威望方面，他本人也曾经推波助澜。斯大林如此对待朱可夫，也是向其他将领传递一个信号：既然他们中最有名的、与斯大林关系最紧密的朱可夫都会遭遇这样的命运，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人，要是不老老实实，也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据朱可夫的女儿叶拉说，哪怕是在家里，朱可夫也不喜欢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被贬到敖德萨这件事却令他十分痛苦。后来，他曾对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说：“当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持自我。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认输，以为我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一天也待不下去。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当然，名声就是这么回事。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有时会伤到你自己。经过这次打击，我竭力保持曾经的我。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救赎。”
然而，朱可夫的麻烦才刚刚开始。1947年2月，他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理由是他有“反党情绪”。惶恐不安的朱可夫恳求斯大林，想私下里当面向独裁者为自己辩白。不过，斯大林未予理睬，于是，反朱可夫的运动继续进行。1947年6月，朱可夫受到严厉批评，原因是他在歌唱家利季娅·鲁斯拉诺娃于1945年8月访问柏林时给她颁发了军功章。不久，鲁斯拉诺娃和她的丈夫V.V.克留科夫（V.V.Krukov）将军就被逮捕并关押起来。“1947年的时候，我成天提心吊胆，害怕被逮捕，”朱可夫后来回忆说，“我还准备了一只袋子，把我的内衣放在里面。”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越发不妙：对朱可夫在驻德期间攫取的战利品的调查开始了。根据苏共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朱可夫个人囤积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包括70件黄金珠宝、740件银器、50幅小地毯、60幅画、3700米丝绸，而且还有——想必是用行家的眼光看的——320件皮草（他年轻时做过毛皮匠）。朱可夫申辩说，这些东西要么是礼物，要么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但委员会查明，他的说法是想推脱责任的不实之词。委员会的结论是：虽说还不至于开除他的党籍，但他要把自己的非法所得上交国家。1948年1月，朱可夫被降为总部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的乌拉尔军区司令。
对朱可夫的进一步惩罚是，就当他这个人没有存在过一样。书面的卫国战争史中没有他，描写1945年胜利阅兵的绘画中也没有他。在1948年的一部讲述莫斯科战役的纪录片中，几乎没有看到朱可夫的面孔。在1949年的一幅描写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将领们策划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招贴画中，也看不到朱可夫的身影。
#朱可夫
作为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在苏联成了引人关注的公众人物，其地位仅次于赫鲁晓夫。1957年6月，在反对以前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为首的强硬派企图剥夺赫鲁晓夫领导权的斗争中，朱可夫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幸的是，对朱可夫而言，他在与莫洛托夫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使自己成了赫鲁晓夫眼中的政治威胁。1957年10月，朱可夫受到指控，说他阴谋削弱党在武装力量中的作用。在那些指控朱可夫最力的人当中，有许多都是战争期间曾与他并肩战斗的将军和元帅。朱可夫被赫鲁晓夫解除了国防部部长职务，并于1958年3月在六十一岁这个还相对年轻的年龄时退役了。
就像在斯大林时代被外放一样，朱可夫在赫鲁晓夫时代剩余的时光里，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从历史书籍中除名。
作为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在苏联成了引人关注的公众人物，其地位仅次于赫鲁晓夫。1957年6月，在反对以前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为首的强硬派企图剥夺赫鲁晓夫领导权的斗争中，朱可夫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幸的是，对朱可夫而言，他在与莫洛托夫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使自己成了赫鲁晓夫眼中的政治威胁。1957年10月，朱可夫受到指控，说他阴谋削弱党在武装力量中的作用。在那些指控朱可夫最力的人当中，有许多都是战争期间曾与他并肩战斗的将军和元帅。朱可夫被赫鲁晓夫解除了国防部部长职务，并于1958年3月在六十一岁这个还相对年轻的年龄时退役了。
就像在斯大林时代被外放一样，朱可夫在赫鲁晓夫时代剩余的时光里，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从历史书籍中除名。
#朱可夫
让朱可夫聊以自慰的是，他可以写自己的回忆录。他的作家角色的榜样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他读过后者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的二战史——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出版并限制发行的俄文译本。丘吉尔写那部书时的座右铭是，历史会证明他是对的——因为他将会书写历史！朱可夫似乎也抱有类似的想法，他不仅要用回忆录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还要用它来回击和反驳赫鲁晓夫那帮人对他的批评，尽管那意味着会为了对自己有利而影响到历史记录的准确性。
让朱可夫聊以自慰的是，他可以写自己的回忆录。他的作家角色的榜样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他读过后者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的二战史——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出版并限制发行的俄文译本。丘吉尔写那部书时的座右铭是，历史会证明他是对的——因为他将会书写历史！朱可夫似乎也抱有类似的想法，他不仅要用回忆录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还要用它来回击和反驳赫鲁晓夫那帮人对他的批评，尽管那意味着会为了对自己有利而影响到历史记录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