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市场波动看作要支付的价钱而不是该缴纳的罚款的视角看似微不足道，却是培养正确理财心态的重要部分。这种心态可以让你坚持一项理财策略足够久，最终获得长期的投资收益。

没有人会真的对钱失去理智。人们常常在缺乏足够信息和不讲逻辑的情况下做出一些理财决定，之后又悔不当初。但站在他们当时的角度来看，这些决定是有道理的。如果将泡沫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并止步于此，我们便会错过重要的一课：人们为何并如何合理化在事后看来出于贪婪的决策。

投资者们总是会天真地向那些和自己情况不一样的人学习理财经验。

有一种观点在金融领域中始终存在。它看似无关紧要，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

这种观点认为，在这个人们的投资目标和投资周期各不相同的世界里，金融资产都有一个合理的价格。

问问你自己：你今天应该为谷歌公司的股票付多少钱？

这个答案取决于“你”是谁。

你想在未来的30年里做长线理财规划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对谷歌未来30年的现金流折现值进行冷静的分析，然后才能得出你认为应该支付的合理价格。

你打算在10年内套现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去分析科技行业在未来10年内的发展潜力，以及谷歌管理层能否实现他们的愿景，然后才能得出你认为应该支付的合理价格。

你打算在1年内就卖出股票吗？那么你需要关注谷歌目前的产品销售周期，以及是否会出现熊市。

或者，你是一个日内交易者吗？如果是，那么价格高低对你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你只想在从上班到午休这短短的时间段里快速赚点儿小钱，无所谓股票价格是多少。

当投资者的目标和时间规划不同时——在任何一种投资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个人看来不合理的价格在另一个人看来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各自关注的因素是不同的。

金融领域内的一条铁律是：金钱会追逐回报的最大化。如果一种金融资产的续航能力优秀——它已经持续上涨一段时间了——那么短线投资者们认为这种趋势会持续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妥。它当然不会永远涨下去，但只要在他们需要的时间段持续上涨就可以了。而这种向上的动量以一种合乎情理的方式吸引着短线投资者入场。

然后，一切就开始加速了。

当短期回报的动量吸引了足够多的资金，使投资者的主体从长线投资者变为短线投资者时，泡沫就开始形成了。

这个过程具有内在的动力。当交易者推高短期回报，更多的投资者就会开始入场。不久之后——通常时间都不会太久——短线投资者就成了最有权威的股市定价者了。

泡沫与估值上升的关系不大。它体现的其实是另一种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短线投资者入场，交易周期变得越来越短。

一种普遍观点是，互联网泡沫期是一段对未来持非理性乐观态度的时期。在那时，最常见的头条新闻之一就是单日的交易额——一天中买卖双方的交易总额——又创下了纪录。投资者，尤其是定价者们，并没有考虑过未来20年会怎样。1999年，共同基金的年换手率是120%，意味着他们最多会考虑接下来8个月的情况。那些购买共同基金的个人投资者也是如此。

你认为炒房客会关心长期的房价租金比，或者上涨的房价是否得到了长期收入增长的支持吗？当然不会了。这些数字和他们在玩的游戏无关。对炒房客来说，唯一重要的事只有下个月的房价比这个月的高。在很多年里，房价的确每个月都在水涨船高。

对这些投资者的行为，你可以进行很多分析。你可以称他们为投机者，你可以说他们不负责任，你可以对他们甘冒巨大风险的意愿表示不赞同。

但是，我并不觉得你可以认为他们中的所有人都不理智。

泡沫之所以会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在非理性地参与长期投资，而是因为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堪称理性地转向短线交易，以追逐不断滚雪球式增长的积极动量。

当这种动量效应创造了潜在的、巨大的短期回报时，你觉得人们会怎么做？坐下来静静地当一个看客？显然不可能，因为世界不是这样运行的。人都是逐利的。在短线投资者所处的领域，长线投资需要奉行的理念——尤其是关于估值的——被人们忽视了，因为这些理念与短线投资者参与的游戏无关。

事情到这里就变得有趣了，而问题也开始出现。

长线投资者和短线投资者玩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游戏。于是，当长线投资者开始向短线投资者取经时，泡沫的危害就出现了。

1999年，互联网公司思科（Cisco）的股价上涨了300%，达到了每股60美元。按照这个价格，思科的估值为6,000亿美元。这是一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数字。很少有人真觉得它值这么多钱，而当时的短线投资者只是在通过炒高其股价获利罢了。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Burton Malkiel）曾指出，这一估值的隐含增长率意味着思科的市值在20年内将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

但回到1999年，如果你是当时的一名长线投资者，每股60美元是思科股票的唯一价格，很多人都在以这个价格购买，那么你或许会环顾四周，然后对自己说：“哇，也许其他投资者知道一些我不了解的内幕。”也许你就选择了从众。你甚至可能觉得自己很聪明。

你没有意识到的是，那些决定股票边际价格的交易者和你玩的并不是同一个游戏。对那些交易者来说，每股60美元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因为他们的计划是在当天结束前卖出股票，而那时的价格可能会比他们买入时高。但如果你是打算长期持股的，60美元的价格对你来说意味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

这两种投资者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他们身处同一个地方，朝着彼此跑去。当他们因互不知晓而迎面相撞时，就会有人受伤。很多金融和投资决策都建立在对他人的观察、模仿或与他人对赌的基础上，但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那样做，你就不知道他们那种行为会持续多久，什么会让他们改变主意，或者他们是否会吸取教训并做出调整。

持续上行的股价会让所有投资者心痒难耐，连最优秀的市场营销者也会对它的力量艳羡不已。它就像毒品一样，会将原本对价值敏感的投资者变成天真的乐观主义者，让他们受到其他人行动的影响而脱离了自己的实际，完全意识不到其他人玩的游戏和自己的不一样。

受投资理念与你不同的人们的影响后，你还会放弃自己原有的消费理念。要知道，规模非常庞大的消费支出，尤其在发达国家，都是由社会因素驱动的：你会受到你仰慕的人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你之所以像他们那样消费，是因为你在内心深处也希望别人仰慕你。

乐观主义是一种信念，相信就算过程中充满坎坷，随着时间过去，你心目中好结果出现的概率也比坏结果出现的概率大。乐观主义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多数人早上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都是要更好、更有效地做事，而不是要搞破坏。

持续敲响的悲观主义鼓点会盖过任何有关胜利的赞歌……如果你说世界一直在变好，人们会觉得你很天真，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浑然不知。如果你说世界将出现向好的转变，人们会觉得你的疯狂令人发指。相反，如果你说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你可能会被授予麦克阿瑟天才奖，甚至诺贝尔和平奖。在我成年以后……人们崇尚悲观主义的原因发生了变化，但悲观主义情绪始终存在。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商业领域。我们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认识到一种产品或一家公司的重要性，但失败却能在一夜间发生。

你越希望某事是真的，你就越容易相信一个高估其成真可能性的故事。

瘟疫在18个月内夺去了四分之一伦敦人的生命。在如此高的死亡风险面前，你会相信任何事。

现在你可以想想，同样信息有限而风险很高的局面是如何影响我们做出理财决策的。

人们为什么会听信电视节目中那些罕有成功先例的投资建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投资的风险太高。但是，只要选对几只股票，你就能轻松致富。如果某人的预测有1%的概率成真，而一旦成真便能改变你的生活，那么关注这些建议就不算犯傻——万一猜对了呢？

金融领域内的很多投资观点都带有这样的特性：一旦你听从它们，选择了某种策略或方法，你就同时在金钱和心理上进行了双重投资。如果你希望某只股票能上涨10倍，你就成了它的信徒。如果你认为某种经济政策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你就已经站好队了。

这些预测成真的概率可能很低。问题在于，这些信徒不能或者根本不会去校正这样低的概率，比如仅有1%的。许多人都固守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他们希望成真的就一定会成真，但他们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存在着获得巨大回报的可能性。

投资是为数不多的每天都存在获得巨大回报可能性的领域之一。人们相信金融骗术的方式和相信其他，例如对天气的骗术的方式不同，因为准确预测下周股市走势带给他们的回报和猜中下周是晴天还是雨天带给他们的回报是完全不同的。

一边是你希望获得的，另一边是你为实现一个可接受的结果而实际需要获得的。二者相差越大，你就越不容易轻信那些吸引人的投资故事。

在考虑预测的容错空间时，人们很容易认为，自己的预测无论如何都不会偏离事实太多，只有基本正确和非常正确之分罢了，但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当你太希望某件事成真的时候，你的预测可能从一开始就完全脱离了现实。

政策制定者们很难做出经济全面衰退的预测，因为经济衰退会给他们的职业生涯平添障碍，所以即使最坏的预测也不会比“缓慢增长”这样的说法更差了。这就属于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人们很容易相信它，因为等待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是一件痛苦的事。

政策制定者们很容易成为被批评的对象，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会从两个角度入手。如果你认为经济衰退就要来了，而你选择套现离场，你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会因为你希望发生的事而出现180°的大转弯。每一次变故和每一个事件看起来都像是末日来临的预兆——或许不是因为它们是，而是因为你希望它们是。

激励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理财目标和预期的。这句话永远有它的道理：在金融领域，容错空间是一种最重要的力量，而且风险越高，容错空间就应该越大。

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都是不完整的，但每个人都会编织完整的故事来弥补其中的空白。

以历史为例。历史是对发生过的事件的重新讲述，因此本该是清晰而客观的，但正如英国军事理论家B. H. 利德尔·哈特（B. H. Liddell Hart）在《何不向历史学习》（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一书中所写：

对[历史]的解释中必然要有想象力和直觉的一席之地。历史提供了如此浩繁的证据，因此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而哪里有选择，哪里便有选择的艺术。历史文献的阅读者往往会去寻找那些证明其正确的材料，以支持其个人观点。他们要捍卫某些忠诚，在阅读时便会带着肯定或反驳某些论调的目的。他们会拒绝接受那些挑战其信念的历史事实，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正如我们会为终结一切战争而发动战争一样。

后见之明，即人们解释过去事件的能力，给了我们一种仿佛这个世界可以被理解的错觉，也给了我们一种仿佛这个世界自有其原则的错觉，哪怕在实际上一团混乱的情况下。这是我们在很多领域犯错的重要原因。

大多数人在面对不理解的事物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不理解这些事物的，因为他们都能根据自己认识世界的独特视角和经历创造出一种在自己看来说得通的解释，无论其视角和经历是多么片面。我们都希望掌握我们生活的这个复杂世界的运作规律，因此我们会通过给自己讲故事来填补那些本质上是盲点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