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压抑乃至破坏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当新兴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创新”就成为推动其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成为推动创新的基本动力。如果一个社会持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且不断扩大，这种不平等继而通过代际传递而持续地再生产下去，那些处在不平等结构底端的人们看不到实现自己美好追求的可能性，就有可能丧失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王丰，2013：3）。不仅如此。创新的需求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和固化，会使得处于社会底端的人丧失自我投资的能力和努力。这些国家（地区）在“起飞”阶段所制定和实施的很多政策着眼于鼓励个人进取、业绩和成功，但这些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逐渐会显现出另一方面的负面影响，如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在受教育、享有社会福利、社会流动等方面机会不平等的扩大，从激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动力转变为反噬积极性的阻力。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在这些国家（地区）中，这种社会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会因既得利益而逐渐固化，不仅不会受到有效控制，反而有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或放大（吉尔、卡拉斯，2008：281）。

这里，困难的是理解何为“过度”。最为人熟知的是基尼系数0.4的所谓警戒线。当然，人们都知道，0.4水平的基尼系数仅是一个参照系，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荡取决于更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得到公认的，即过大的收入差距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背景之一。

第二，激化社会矛盾与冲突，损害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社会不平等的挑战最终涉及的是整个社会伴随增长和发展而不断积累的利益冲突。在新兴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众多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例如收入和财富的增加、产业结构的改变、城镇化、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全球化浪潮等，所有这些过程最终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转变，原有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和瓦解，新的社会群体迅速崛起，旧的社会群体有的完成“华丽转身”延续下来，有的衰落乃至消亡，此消彼长，整个国家（地区）都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不同于以普遍贫困为标志的低收入阶段，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对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增加的收入、财富、福利、机会进行相应分配的新问题不断产生，由此导致城市和乡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资本和劳动，不同权力、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等人群之间的利益结构不断重组，随之形成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就会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尽管对于这些国家（地区）来说，保持甚至鼓励某种程度的差距曾经是推动增长的重要机制，但对于平等特别是机会平等的追求始终是人们的基本追求之一，“过度” 的不平等状况，例如过度的收入差距，即使在收入普遍增长的背景下也会导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产生相对剥夺感，刺激和引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威胁到人们对于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而这种稳定和预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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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当代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实现了很大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国际标准上仍然位于相对落后的行列（所谓“低收入国家”）；尽管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内在的不平等（Szelényi，1978），但和其他国家相比，当时的中国在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上仍然是一个相对更为平等的社会（Parish，1984）。这一制度上的不同是当代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发展历程起点上的一个根本区别，也导致了中国社会不平等格局演变的路径和机制具有自身特色。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增长并没有在国家的发展中稳定地占据核心位置，本就受到相对严格限制的差距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不断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或约束。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社会不平等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口即是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激发全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相对更为平等的格局也具有双重效应。与新中国建立之前社会极为不平等的状况相比，相对更为平等的格局显示出明显的正向效应：一方面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初期极大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效率和创新需求的提升，这一格局开始显现出其内含的负向效应，即当社会处于某种特定的历史状况时，例如普遍较为贫困、资源约束较强、经济增长作为国家核心任务等 ，“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相对于显著存在的劳动者个人禀赋、效率、贡献等方面的客观差距，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逐渐显现出日益严重的逆向激励属性，曾经那种相对更为平等的格局就越来越多地从发展的动力转变为障碍，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则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所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改革伊始，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激励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了中国改革的突破口。

但是，伴随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那些曾经的激励手段、机制和结果所内在具有的不平等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例如，平均主义“大锅饭”一旦被打破，收入差距就会持续扩大而难以抑制；国有企业改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却造成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规模的城镇下岗失业浪潮；“民工潮”的兴起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第二次工业化的发展，却产生了普遍的市民权利问题和乡村凋敝问题。“一分为二”和主要矛盾相互转换的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94年，为了调动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国家实行了分税制改革，曾经的税务局被分为国税局和地税局，加上其他的税改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但大约在2010年后，其弊端开始日益显现，2018年后国、地税重新合并，“一切权力归中央”，正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但这符合事物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性：基础改变，状况改变，条件改变，环境改变，目标就会改变，问题就会改变。

一是“正向强化”。改革伊始，拉开差距曾经被赋予了强烈的价值和社会意义，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突破口之一，被认为是在一个逐渐丧失活力特别是在微观层面上逐渐丧失活力的体制下重新激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手段，因而不仅曾经在全社会被广泛接受，直到今天仍然得到广泛认同，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因此，和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相比，这一过程表现出明显的“突变”特征。即使在新的发展阶段，最为广泛有效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仍然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目标。

二是“反向强化”。差距拉大也具有与“正向强化”相对同样强烈的价值和社会意义。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似的是，中国社会现阶段面临的不平等不同于贫穷时代的不平等；但不同于它们的是，中国现阶段的不平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相对更为平等的体制和快速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导致社会很快从开始阶段的普遍欢呼转变为部分的质疑甚至批判。利益结构的改变不仅导致了这种转变，而且强化了这种转变；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改变，而且造成了意识形态和思想上的强烈刺激。和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相比，现阶段的不平等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特征。因此，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长时间占据着公众所认为最重要社会问题的前列。例如，有研究指出，与内地相比，香港社会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其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在0.4以上，1971年时为0.43，1981年上升到0.45，1991年增加到0.48，2006年达到0.533，和最贫困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齐平。但问题在于，即使如此，收入差距问题当时在香港受到的关注度远低于内地，尽管它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内地（Wu，2009）。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基本特色是渐进式的体制改革。这一过程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或所谓的“再分配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长期并存为特征，两种体制的“基因”被多方面、多层次、多类型地混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连续谱（也许只有在谱系的两端才能看到相对纯粹的类型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处在于：两种体制基因中的激励效应被巧妙地整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功，而两种体制基因中存在的不平等特质（即所谓“再分配体制”的不平等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平等）也因为长期混合共存而被叠加起来，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是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不平等的结合（李路路，2012），因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将以更为显著的速度扩大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如上述基尼系数的高峰值所示，乃至收入差距拉大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正是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具有强烈的体制改革特性，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形成和演变便具有了强烈的体制和阶段特征。例如，以户籍制度、城乡分割体制、“单位-公社”体制为代表的其他各种所谓次级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不同时期所推行的政策，甚至包括政策的反复，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等，都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和机制演变。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社会一些独特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差距拉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面对持续和严重的收入差距拉大，下述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差距的影响：长期存在的所有制和单位组织的收入分割，独特的城镇化过程，特有的“民工潮”和城乡分割体制，不同群体参照系的差别等（怀默霆，2009）。

在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当中，体制和机制影响曾经受到更多的关注。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市场转型”理论，其中，“再分配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构成了分析的基本范式。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社会不平等状况和变化不仅受到体制、机制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影响（例如，Xie & Hannum，1996），但体制-机制分析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当我们在新发展阶段的意义上讨论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时，因为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这一分析范式已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更多新的影响社会不平等的因素，最为核心的是在过去改革为主的范式基础上加上了发展的范式，或者叫作广义的现代化范式（孙立平，2008；文军，2017；洪大用，2019；李培林，20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40多年的变迁，实际上是由两个基本过程组成的，即现代化过程和转型过程。前者主要表现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后者主要表现为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只不过前一个阶段的以体制改革为标志的转型过程更具有优先意义。

中国社会面临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类似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时，经济增长在日益改革的新体制（主要是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意义、价值，或者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开始越来越多地显现出相对独立的效应。在这个新发展阶段，社会不平等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社会不平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体制本身，因而有赖深入的体制改革，例如户籍分割；发展所带来的改变凸显出体制的问题，例如新社会阶层等的利益表达问题；同时，发展本身还会带来很多新的不平等问题，例如雇佣关系冲突问题、消费者权益保障问题等。形成机制不同，表现形态不同，带来的挑战和治理问题也不同。基于这种日渐复杂的变化，充分地将转型研究和现代化（发展）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或者将体制转型的研究置于更为基本的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新发展阶段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和挑战。

当中国新的发展阶段来临时，经济和社会结构首先发生了深刻变革。

在整个经济体系结构中，从1978年到2020年，在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从70.53%下降到23.6%，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从17.3%上升至28.7%，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从当时最小的12.18%上升到2020年的47.7%，第三产业成为就业人员规模最大的产业。而且在第三产业内，现代服务业（通信、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房地产）发展最为迅速，远超传统的低端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产业。

在体制结构上，中国社会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公有制的一统江山发生重大改变。至2017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占到企业总数的79.4%，企业注册资本占到全社会总注册资本的53.8%；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由非国有部门贡献；截至2017年，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就业者从1978年时微不足道的0.15%激增到83.6%左右。

在基本的资源分配机制上（包括雇佣关系），市场机制已经逐渐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所获得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多地是通过市场领域而不是通过国家行政再分配体制实现的。

这还是，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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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委员，是省、道、府衙门为某项公务临时委派到下级衙门调查、监督、催促或参与处置的官员。派到州县衙门的委员，大部分情况下是候补、候缺的佐杂。

在清朝成文的法典上并无委员的位置，“委员”这个称谓估计也是官场约定俗成而来，因此，有些关于清朝典章制度的工具书也没有为“委员”设立条目。魏光奇从“上司对州县行政的督导检查加重州县负担”的角度，对上级衙门为督导检查委派官员、候补人员做了论述。从杜凤治的日记看，委员是上级衙门对州县进行管理、监督的常规办法，不同的上级衙门会因不同原因往州县派出委员，接待、应对委员成为州县官的一项烦心事。

在多数情况下，州县官与上司之间都按会典等成文法规以及各种官场惯例运作，通过公文进行禀报、请示、审批、谕令，还可以通过私人信件沟通（有时是上下级衙门幕客之间或“家人”之间）。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上司亲临各州县督察或命令地方州县官到上司衙门所在地汇报，很难经常进行，所以，上司要派出专门的代表——委员，到州县衙门调查、催促、督办。

如果不是站在州县官的立场，而是从行政运作的角度看，派出委员具有一定合理性。例如，在省城，实缺在任官员无论如何无法完全承担所有公务，为了省城的治安，就设立了多名“查街委员”。杜凤治为审案也在典制规定的范围外延请了几位小官做审案委员，为催征委派了多名佐杂做催征委员。又如钱粮迟一些上解对州县官有利，但布政使为保证钱粮足额、准时奏销就会不断催促，除公文外再派委员去催促，这样，州县官才会随时感受到压力，不敢过于拖延。再如，州县各房违规承充等事，如果上司不监督，州县官可从违规者那里获得更多好处，所以，上司就必须派出人员监督法规的落实。

有时，遇到州县官难以处置的重大事件、案件，上级衙门会派出级别比较高的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