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肇罗道方濬师（1830～1889）同杜凤治的关系更非同一般。方濬师，字子严，安徽定远人，举人出身，在京曾任御史、总理衙门章京、内阁侍读等职，外放广东后长期任肇罗道。方濬师学问不错，熟悉清朝掌故，著有《焦轩随录》等。同治九年，杜凤治在乡试充任外帘官时被提调方濬师赏识。方为杜回任广宁出了力，同治十年，又向总督推荐杜凤治为南海知县的候补人选（并非排在第一位）。杜于广宁、四会、罗定任职时是方的下属，方对杜也赏识。日记中提及方濬师的地方很多，既有感激、赞许的言辞，也有抱怨的话。

清代一些文献提及方濬师贪财，如光绪九年十一月御史邓承修奏请查办广东贪官，把瑞麟、方濬师、杜凤治都列为“赃私最著者”。是否如此？杜凤治的日记提供了若干资料。

方濬师以自己帮过杜凤治大忙，亦是顶头上司，需索颇多。日记记载，方濬师出京时“欠京债近万”，方濬师致函杜凤治，“言京中旧债未清，到广以来西号新债已万余金，随时归还，随时借取，愈积愈多”。向杜借银2000两，杜认为：“肇罗缺本清淡，严翁应酬又大，手头又阔，非升运使不能了讫也。”光绪三年，方濬师俸满赴京引见，又向杜索去2000元。

瑞麟与方濬师关系本好，后来产生嫌隙。瑞麟风闻方以保荐杜居功，“每逢节寿杜令送四百元，伊亦直受不辞，先只揽权，渐将纳贿”，要广州知府冯端本问杜凤治是否真有其事。杜答复：“事实有因。初到南海，三月适逢伊老太太寿辰，送以二百元，继伊夫人生日，未送颇有后言……以为予有督、抚、藩、臬大上司，不认得他矣。此后每逢三寿辰，以二百元为例（照广宁之数），连水礼、门包已三百元出外矣，如送戏则四百元矣（太夫人生日必送外江戏班一日），逢节则无有也（与言自此后）。然伊少爷两次回家小试，第一次二百金，二次二百元。今岁大少爷一人赴京乡试，唯赠元卷四十两。”杜凤治对方濬师的例行馈送，虽与瑞麟所闻有出入，但也不少。

日记还记下，方濬师为赴京引见，向属员、同僚“借”了二三万金。署高要知县许肇元是其直接下属，“借出”不少。方濬师为酬答许，请求布政使成孚让许肇元署理香山知县，成孚表示要同巡抚商量才能定。方濬师仗着与巡抚张兆栋有戚谊，说巡抚处他去讲，不久对成孚说巡抚已应允。许肇元也对成孚行贿，成孚就挂牌委任许肇元署理香山知县。谁知方濬师说的并非实话，张兆栋得知后质问成孚：香山是大县，为何布政使委署知县不同我打招呼？但许肇元的委任已经公布，很难收回。张兆栋知道内情后，考虑到同方濬师的关系，没有追究，许肇元就侥幸当上了香山知县。

方濬师任肇罗道，与肇庆知府同城。肇罗道员收入微薄，而肇庆知府管辖黄江厘厂，收入是道台的十倍。有一次，方濬师问杜凤治，肇庆知府瑞昌对自己有什么议论。杜回答，瑞昌认为，道、府只差一级，算是属员，但方不应不顾同年兼旧交情分遇事有心龃龉。杜凤治没有如实回答，其实瑞昌曾对杜说方“凡遇厂排事无不龃龉，其意似要我迎合。我如此发财，何不略分与我？不知此钱应是我的，伊岂能分？即要分何不实说，为何借公事示意耳”。方、瑞两人表面关系正常，但方濬师对瑞昌不主动奉献很不满。

从日记上述内容可见，方濬师确有向下属需索之事，因为肇罗道收入有限、应酬大、支出多（方是著名藏书家，买书所费应不少），宦囊积累不算丰厚。日记关于总督瑞麟利用各种途径了解方、杜彼此间的关系和利益输送，方、瑞两个同城道、府为银钱的等记述，对了解清朝官员上下关系尤其是道、府两级的关系，都是很有趣的资料。

杜凤治与方功惠曾联手胁迫潘仕成出借《佩文韵府》印板印刷。潘仕成海山仙馆所印之《佩文韵府》享有盛名，潘因盐务失败被抄家后，方功惠向潘仕成提出要借书板印200部《佩文韵府》，每印一部予潘仕成板租4两。潘仕成“似乎以板租少，不说不肯，再三支吾，日延一日，推托迁延”。杜凤治趁潘仕成正在涉讼、高官日渐对其厌烦之际，要南海县丞传话：“《佩文韵府》之板，虽是你家之物，然你已抄家，即应归公。令其好好交出放刷，否则将其人舁来押追。”因书板有一半在潘仕成长子潘国荣手中，而潘国荣又因讼事在押，杜凤治一再逼迫，潘氏父子不得不答应借出印板。但潘仕成又变卦，不肯让方、杜雇用的工匠印刷。杜凤治再次传话：如果再不借，就把书板提到县衙估价抵充欠饷。潘仕成只好答应，但担心“板到别处，用别匠人有糟蹋之事”，“故恳请在伊家对门，并用伊熟悉匠人”。[184]同治十一年八月，方功惠告诉杜凤治，“《佩文韵府》已告成，为此一事，翻变何止二三十次，大费周章，幸而得成……书已告成，心力则已费尽矣”。这批《佩文韵府》共印刷了200部，两人都用于奉送上司和亲友。方功惠是这件事的倡议者和具体操办者，从中可见他既是一个有鉴赏力的藏书家，又是一个倚仗权势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悍吏。

方功惠深受瑞麟宠信，招来官场忌恨。瑞麟去世后，方功惠立即由“大红”变作“大黑”，不少官员落石下井，还传闻方将会被“甄别”（大计时奏请革职或降调）。杜凤治猜测尚不至于如此，但若方在官场失势，原来与方关系很好的官员也未必会出头为方说话。方功惠后来虽没丢官，但在官场上风光远不如瑞麟时期。杜凤治在日记中说：“方前大红今大黑，予于其红时亦淡淡相交，今仍如前。”这样写有点自欺欺人，杜凤治与方功惠的交情曾经很深，瑞麟对杜凤治的器重未必与方功惠无关，但方功惠变“黑”后两人关系就真的是“淡淡相交”了。

郑绍忠（1834～1896），号心泉，广东三水人，曾参加陈金的反清武装，率部围攻广宁，同治二年转投清朝。在清剿太平军、洪兵余部以及平息土客大械斗过程中，郑立下战功，受到瑞麟重用，此后郑所部“安勇”逐步扩大，成为同治、光绪年间广东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

在杜凤治来粤当年郑绍忠已任副将，记名总兵，不久又实任总兵。广东不少武官是随郑绍忠投降清朝的原洪兵起事参与者。日记说：“武弁皆投诚人，往往行伍、科第所不逮，提、镇、协、参大分位皆此辈居多，其勇往专笃，非人所及，亦自粤匪滋事以来之新事也。”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朝各种军队因战功得到虚衔、功牌的人数以万计，要变为实职特别是补缺极为困难。但郑绍忠所部得到瑞麟优待，30多员武弁“初次保举即由虚衔保升实职，如都司衔即保参、游实职，守备衔即保都司实职”，杜凤治受郑绍忠之托，为此30人正式得到实职疏通兵部书吏。尽管此事拖了很久，但没有妨碍安勇武弁出任军职。如杜凤治在四会任上的同僚江志，“以五品功牌一保即得都司，现署佳缺”。郑绍忠本人更是扶摇直上，投降清朝不到十年，就由低级武官实授二品总兵，加从一品提督衔。郑绍忠母、父先后去世，瑞麟两次都“奏请夺情不丁忧”，其实当时广东并无战事与动乱。瑞麟对郑绍忠、方耀的宠信不仅远远优于其他武将，也优于多数文官。瑞麟保奏两人赏穿黄马褂。咸、同以后虽不少武将因军功得此赏赐，但方、郑并无很重大的军功，故日记说：“中堂于方、郑二人可云隆重，凡司道皆不及也。”这在重文轻武的清朝可谓异数。

其时广东的旗营、绿营，能战的将领与军队甚少，郑绍忠和他的部下有造反和“平乱”两方面的实战经验，不乏好勇斗狠之徒，瑞麟恩威并济，使郑绍忠死心塌地忠于清廷、对自己毕恭毕敬，听从调遣，当出现大股盗匪或较大规模民变时，安勇就是瑞麟的王牌。而郑绍忠秉承瑞麟意旨，只求迅速平定，不惜“一味残酷任性为之”。日记记：灵山县百姓因知县冯询（咨周）贪虐，聚众闹事，烧毁了县衙大堂，郑绍忠带兵去杀“匪”数千人，“以人杀得多为能”，并以此开销弁兵口粮和报功。郑绍忠到鹤山剿办“客匪”，滥杀无辜以邀功冒饷，鹤山知县刘驹认为不应小题大做、随意杀人，向布政使密禀，得罪了郑绍忠和同在鹤山主持处置“客匪”的道台齐世熙，乃被撤任。张兆栋兼署粤督、刘坤一任粤督时郑绍忠仍果于杀戮，杜凤治议论说，郑绍忠“不过冤杀许多平人为自己立功地，是则中堂实使之，不论真假，愈杀得多愈妙，此事仍然是中堂时旧习”。

郑绍忠治军也喜怒无常，对部下动辄处死。日记写：“心泉作红头头惯了，在军营惯了，以杀人为常事，曾为马堕桥杀数马夫。”郑绍忠动辄威胁以军法从事，其部下的军官都很怕他。

郑对杜颇为尊重，杜对郑虽不无看法，但尽力笼络，两人合作良好，并建立了交情。例如，郑绍忠在广宁“欲令绅士于紧要处所设局团练，令其缉匪交匪”，在办理过程中很注意咨询杜凤治的意见。在处置黄亚水二投诚等问题上也愿意同杜商量并听杜的意见，已见于前文。杜凤治在署理四会被撤任后还有很多税饷未清，曾打算向郑绍忠“假二竿”（借两千两银），郑借与千金。

在清代，内阁、礼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官员被称为清贵官，出任学政、主考者多为这类官员。他们地位尊崇，本应注重道德形象，但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多名学政、主考既不清不廉也不自尊自重。尽管他下笔时因亲疏、恩怨、好恶等因素有所偏颇，某些细节或有夸大，但清贵官要钱不要脸无疑是普遍存在的真实情况。这些穷翰林、穷京官，平日收入微薄、生活清苦，好不容易出任学政、主考，对有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生唯一可以获得大宗收入的机会，而且他们回京后应酬支出也不会少，所以就千方百计拼命要钱了。日记中关于学政、主考要钱的生动描写，是清代“无官不贪”的真实写照。

在清朝，佐杂被戏称为“磕头虫”，因为佐杂见到比自己高的官员经常得磕头。佐杂包括州县官的佐贰官州判、州同、县丞、主簿，书吏首领官吏目、典史以及杂职官巡检、河泊所所官等，他们都处于官场底层。

佐杂地位低微，极个别佐杂因缘际会成为高官，如丁日昌、钟谦钧、张荫桓等，少数佐杂也有可能晋升，但绝大部分佐杂终生只能在官场底层浮沉。不过，佐杂准入门槛低，补缺委差的机会相对也多，又不会像州县官那样动辄亏累，因此，愿意当佐杂者大有人在。杜凤治本来想为自己的侄儿杜子楢捐个通判，杜子楢在省城办事时碰到亲戚陶子筠（友松，候补同知），后者极力怂恿他捐典史，杜子楢考虑后就先斩后奏挪用了乃叔的银两报捐，并写信给他说“与其为候补摇头大老爷，不如作实缺磕头虫”，杜凤治也就认可了。

佐杂毕竟是朝廷命官，在庶民和下层绅士面前也可以威风八面。罗定州署理州判刘源培（少庄）到罗定后盘缠用尽，没法向船家支付船价，又筹不到赴任所的费用（州判驻罗镜，离州城80余里），杜凤治感叹“据此可见作候补小官之难”，乃命账房借给他10两银赴任。几个月后刘源培拜见到罗镜下乡催征的杜凤治，杜发现刘乘坐的是“四人银顶大轿”，刘另外还有一乘小轿。杜凤治对这个从七品的苦缺穷官竟有两乘轿子感到很奇怪。晋康司巡检刘嵩龄官更小（从九品），其妻出行也坐四人轿，开锣喝道，“两清道旗、四高帽、二皂班，红伞四人”。杜凤治还以为乘轿的是西宁知县

佐杂的法定收入（俸禄加养廉）充其量不过一百几十两白银。佐杂无论如何节省，靠法定收入也难以度日，遑论办公和馈送上司了。佐杂一般没有直接征税、听讼的权力，何以能得到额外收入，有些佐杂还收入颇丰？通常，佐杂有缉捕权责，这就是佐杂得到贿赂的重要来源。如罗定州属下的西宁县，地处水陆交通要道，颇为热闹，摊馆等赌业发达，典史每年收入一两千元，主要从收赌规而来。晋康司巡检是罗定州知州直接管辖的属官，但驻地在西宁县的连滩。“连滩地方甚大，凡有赌馆、娼寮、烟馆、小押规矩，皆归晋康司收也。”赌博违法，但对统治秩序又不至造成严重冲击；要求赌博业者缴纳赌规，也不至于像勒索民众那样会引致激烈反抗。官员受贿后的默许，是赌业得以公开、半公开经营的条件。州县官一般不敢直接庇赌收规，而佐杂级别低，无须多所顾忌，又有维持治安权责，因此收受赌规是普遍现象。武弁、书吏、衙役、州县官“家人”、地方绅士都会庇赌收规，但都很难撇开佐杂。佐杂的赌规收入也会通过节寿礼等形式同州县官以及更高级的上司分享。

他梦想着伟大的爱情、辉煌的友谊、热烈的激情和崇高的抱负，然而这一切都像遥远的风暴，在他的平庸生活中连回声也没有。

《情感教育》居斯塔夫·福楼拜

李健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source

一八九五年，其时之中国，积弱不振，在甲午战争中节节败退。作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中的一员、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复先生对国事深感痛惜，扼腕奋舌，发表《原强》一文，文中先谈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后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在文中，严复首次使用“群学”概念翻译“sociology”一词，该概念借自荀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严复称群学之中心为“人伦之事”，认为斯宾塞之群学“约其所论，其节目支条，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而《大学》中言，“诚、正、修、齐、治、平”为“明德”之道，所以，“明德群学”在社会学引入中国之始，便已是题中应有之义，严复先生所论之群学，也从一开始就和国家强盛之道关联在一起。严复先生从洋务运动的失败进而思考国家强盛的根本，认为国家富强之道在于鼓民力、开民智及新民德，此三者为强国之本。

一八九七年起，严复先生陆续翻译了英国社会思想家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一书中各篇，一九〇三年结集出版时取译名为《群学肄言》。该书是斯宾塞关于社会学的奠基性作品，主要讨论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从日常的生活现象开始，分析社会现象为什么需要科学的研究，回答社会学能否成为科学，鼓励人们摆脱以“上帝”“伟人”视角来对社会做出解释的习惯，从中抽离和“祛魅”。在该书中，斯宾塞分析了社会现象的特性以及开展针对社会现象之科学研究的困难，系统地阐述了可能影响社会现象之研究结果的各种因素。对于严复先生而言，尽管斯宾塞之群学和中国圣贤之论有不期而合者，但斯宾塞所论述的群学是成体之学，是有体系的科学新理。严复表明他的翻译及论著均旨在以西方科学新理重新解释中国过去治乱兴衰的根源，并据此提出其救亡经世之方，所谓“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

当然，我们仍然面临新的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显著，人口增长开始步入下降通道，未富先老问题正在显现，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仍需努力。挑战总在不断出现，有些是中国所独有的，也有些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在斯宾塞先生的故乡——英国，也产生了众多斯宾塞不曾预料到的问题：移民无序涌入、政治分裂、社会福利不公、社会流动困难等等。全球共此凉热，人类社会迎来了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唯对我们自身的了解和研究并没有迎来同等水平的提高和进步，社会学研究也因此依然任重道远。

相当多的人（包括很多研究者）都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现代化所到之处，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会逐渐减少，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会日益发展，至少在形式平等、机会平等以及很大程度上的结果平等诸方面都将如此，机会平等甚至被认为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之一。曾几何时，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长、技术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大规模的城镇化、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都使得人们相信：一直伴随人类社会的社会不平等会逐渐弱化，一个更加平等和普遍富裕的社会正在来临。

扯淡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目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趋势，即使是在那些曾经被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1985年以来，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例如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收入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都为增长。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1980年到2013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的平均实际收入增长了142%，同时，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0%增加到20%；2008年到2009年，美国社会91%的收入所得全部进入了最顶层的1%的群体手中（斯蒂格利茨等，2017）。韩国曾经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伴随相对平等分配的范例。然而，20世纪末以来，韩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加剧，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日趋突出。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亚洲的不平等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前10%上层阶层的收入占全国整体收入的比重在1995年时为29%，到2013年时猛增到45%，18年间增加了16个百分点，其比重和增速在亚洲国家中最高（苏春艳、孟翔飞，2007；韩锡政、叶克林，2008；詹小洪，2016）。

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曾经说过，过去在主流的经济学中，收入不平等或者其他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被置于边缘地位，人们更关心经济增长；如今，社会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最前沿的公共话题，不仅在社会学中，而且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社会不平等问题都已经占据了核心位置（阿特金森，2016）；不仅《21世纪资本论》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风靡全球，“1%和99%”问题也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流行一时的口号和旗帜。无论是学者还是社会，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社会不平等。这让我们想起来库兹涅茨关于收入差距变化的著名的倒U形曲线，发达社会曾经的经济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的存在，但今天诸多反例使得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倒U形曲线的适用性，甚至它的存在（王丰，2013）。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始终表现出巨大的收入差距；另一些新兴发达国家如韩国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保持着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然而在达到高收入水平后收入差距却迅速拉大；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更多地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王丰，2013）。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一个更具特殊意义的问题，即所谓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众所周知，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布的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提出（吉尔、卡拉斯，2008），在众多新兴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地区）行列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后，它们的继续增长和发展会普遍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世界银行的报告将这一挑战归结为三个基本问题：规模经济（专业化，创新和教育，城市环境与管理）、社会不平等和腐败。这三个基本问题也被称为三个陷阱（吉尔、卡拉斯，2008：38、58）。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世界银行报告所提到的社会不平等的挑战实质上关注的是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后凸显出来的不平等问题。这一社会不平等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或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挑战，还包括消费、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全面的经济和社会机会是否为全社会所共享的挑战。在这些国家（地区）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过程中，社会不平等——如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始终存在，但是，因为在起步时全社会收入和财富水平普遍比较低，因此发展比平等更重要，用世界银行报告的话来说，“说得坦白些，这个地区的国家实施把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提高到10000美元的政策，比简单地防止收入不平等指数从0.4扩大到0.5更为重要”（吉尔、卡拉斯，2008：58）。这些国家（地区）在发展的第一阶段（从低收入行列迈向中等收入行列），为了尽可能地激励个人和组织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容忍甚至鼓励收入和财富上的差距，以尽快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这种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例如，世界银行所谓的“中等高收入”水平），如何分配和共享经济增长的收益和积累的财富就逐渐成为这些国家（地区）在继续维持增长及发展的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它之所以被定义为中等收入陷阱之一，是因为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会威胁、阻碍甚至颠覆这些国家（地区）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进程。一般来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至少会导致两个方面的负面效应。

第一，压抑乃至破坏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当新兴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创新”就成为推动其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成为推动创新的基本动力。如果一个社会持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且不断扩大，这种不平等继而通过代际传递而持续地再生产下去，那些处在不平等结构底端的人们看不到实现自己美好追求的可能性，就有可能丧失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王丰，2013：3）。不仅如此。创新的需求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和固化，会使得处于社会底端的人丧失自我投资的能力和努力。这些国家（地区）在“起飞”阶段所制定和实施的很多政策着眼于鼓励个人进取、业绩和成功，但这些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逐渐会显现出另一方面的负面影响，如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在受教育、享有社会福利、社会流动等方面机会不平等的扩大，从激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动力转变为反噬积极性的阻力。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在这些国家（地区）中，这种社会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会因既得利益而逐渐固化，不仅不会受到有效控制，反而有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或放大（吉尔、卡拉斯，2008：281）。

这里，困难的是理解何为“过度”。最为人熟知的是基尼系数0.4的所谓警戒线。当然，人们都知道，0.4水平的基尼系数仅是一个参照系，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荡取决于更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得到公认的，即过大的收入差距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背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