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瑞麟任两广总督者为英翰（？～1876），字西林，满洲正红旗人。坐省“家人”以及其子杜子榕对英翰来粤的排场及各种负面传闻都一一向在罗定的杜凤治致函报告，如提到英翰的行装竟有“种菊花宜兴盆数千个，菊花数百种，金鱼四大桶，蟋蟀盆及斗栅不计其数，金鱼缸数只，花雕四百坛”。杜凤治因而判断新总督“性情于此已见一斑。局面必大手亦必阔”。英翰还广收贿赂，“此次宫保到任，各官送礼俱开单，送玉器用手巾包裹，不设扛箱，宫保照常收受”。到广东后，英翰设立海防局，为得到新的财政来源不惜让赌博合法化。杜凤治觉得这样做不成体统：“如何说出口？全不顾脸面，此等人能作如此大官，朝廷正倚畀甚殷、圣眷隆重之时，必以为有才能也，而才能乃如是，可叹！”

杜凤治对刘坤一做总督的能力很不佩服，认为刘“心乱”，并进而评论：“此公实欲励精图治，无论大小事必欲躬亲，而精力、心思不及，得乎此失乎彼，顾了东忘了西，事事欲躬亲，遂至事事无就绪，得不心乱乎！”

为何杜凤治佩服“有和峤之癖”的瑞麟而不佩服勤政清廉的刘坤一？因为杜凤治完全是站在州县官的立场做评判的，他更关心官场中下层群体的利益，希望上司能够按照官场“正常”的规则办事，不喜欢上司严格查察下属。对杜凤治来说，较之愿意接受贿赂、“宽大”的瑞麟，刘坤一更不好伺候。

蒋益澧来粤后立即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奏请减少州县征收色米的折价...然而，色米折价是各州县重要的收入来源，因而也是府、道以上各级上司节寿礼和各项馈送的重要来源。色米折价减收首先损害了州县官的利益，从而也损害了整个广东官场的利益。因为蒋益澧减少色米折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且又得到朝旨允准，故各级官员不敢公开反对，但都心怀不满。
杜凤治在广宁绅士闹考期间曾得到蒋的袒护，作为州县官也因色米折价减收而利益受损，故对蒋益澧的态度有些矛盾。

李福泰与杜凤治关系一般，杜对李的能力有限和任用私人颇有微言：“李为抚台，一味引用私人，为此与王补翁成仇。李本无材能，不过向有好人之目，操守是好的，自作巡抚声名大损，有私故也。不怕羞耻，所用无非私人也。”同治九年末，李奉旨调桂抚，不久病故。李福泰死后，受其庇护的官员均被撤换。

张兆栋，号友山（又作酉山），山东潍县人，与杜凤治有同年之谊，对杜亦有所照应。张兆栋也是个精于官场世故的官僚，杜凤治对其较少向属员推荐领干脩的挂名幕客、不让属员多破费、不甚接受京中及各省大官请托等颇有好评，认为张“清介鲠直，有古大臣风烈”。杜凤治论张兆栋与总督刘坤一共事：“事事让他，不作一专主事，心中有言亦不出口，将权柄全授于彼，得以专行其志……至于得封疆大体，中丞最为得体，唯少弱不肯侵他人之权，渐至己权亦授之人，才稍不逮耳，德则盛矣美矣。”杜凤治虽然评价张兆栋最得封疆大吏的大体，但对其才能与担当则评价不高，曾议论他：

唯这位大人闲谈则可，即如洋务、盐务，不关抚台主政之事，亦喜闻之，然欲其发一言谕司道照办，或洋务、盐务有不足于心者，请出一言万万不肯也。故虽为一省之主，而不肯多说一语、多管一事，一听制台、藩台所为，两司回事靡不允从，从无更改，间或有改亦偶然耳。权全授与他人，而公夷然不以为意也，诚大度忠厚人也。

张兆栋在粤抚任上多年，与瑞麟、刘坤一两位强势总督共事而能保持其地位，与这种“宽和”“忠厚”的态度大有关系。张兆栋也不是完全无作为，英翰接任粤督后开办海防局征收赌饷且其随员过于招摇，张兆栋便与广州将军长善联手弹劾英翰，使后者被朝廷罢免。

张兆栋也曾与瑞麟产生过相当尖锐的矛盾。同治十二年九月，盐运使钟谦钧因为年老要求引退，按一般惯例应由粮道贵珊署理盐运使，但瑞麟不喜欢贵珊，想以布政使俊达兼署。张兆栋对俊达事事只听从瑞麟本就有看法，且认为俊达兼署理由不足，于是放话：如果总督出奏以俊达兼署盐运使，他将不会衔，如果总督单衔上奏，他将引退辞官。瑞麟想与张兆栋讨论署理盐运使的人选，张却尽量躲避。此事涉及广东文官系统地位最高的总督、巡抚、布政使三个人，整个官场都感到不安。按察使、广州知府无法调和，将军、学政、副都统、海关监督也纷纷出面劝解。按察使曾问杜凤治有何好主意，杜提议说服钟谦钧销假继续任职，按察使认为不错，但此议被钟谢绝。杜凤治曾猜测总督会以广州知府冯端本署理解决僵局，因为冯是督、抚都接受的人，最后，果然按照杜的猜测由冯端本署理盐运使。

为何瑞麟可以同张兆栋妥协，而对蒋益澧则不能容忍非要将其劾免不可？杜凤治的日记透露了部分原因。

清朝制度规定总督可以节制巡抚，但两人各有独立的衙门，事权的划分并不清楚，且都有单衔奏事的权力。有清一代，同城督、抚常有矛盾，这种情况对加强君主集权却不无好处。由于瑞麟的强势，一般巡抚自不是他的对手。但作为老官僚，瑞麟深谙为官之道，通常也不愿把权力用尽、把事情闹大做绝，因为总督参劾巡抚，也要付出代价。蒋益澧锐意进取，锋芒毕露，带有多名官员和亲信军队来粤，有把湘系势力扩展到广东的意味。差不多同时，有湖北巡抚曾国荃把湖广总督官文参免之事。官文与曾国荃、瑞麟与蒋益澧这两组督、抚有很多近似之处，似无资料反映曾、官之争对瑞麟决意参劾蒋益澧的影响，但以瑞麟的地位、处境和性格，他不可能不关注湖北正在发生的事。蒋益澧挑战了瑞麟的地位和权力，行事又不大按官场规则，不是一个容易共事的角色，故瑞麟认为必须驱除。而蒋益澧得罪了整个广东官场，政争经验又不足，把柄较多，故瑞麟敢于下手。张兆栋则不甚争权，对瑞麟不构成权力分配的重大威胁，张兆栋不赞成俊达兼署盐运使的理由也更符合清朝的制度和惯例。所以，瑞麟开始希望以高姿态来换取张兆栋同意俊达兼署，张不为所动，而瑞麟考量后也明白张兆栋不会衔甚至辞官对自己并无好处，于是不再坚持，督、抚的矛盾终于没有闹大。

邓藩台不辨事之轻重缓急大小一味宽，张臬台（按：指张瀛）不论事之轻重缓急大小一味严，过犹不及，一言蔽之，皆糊涂也。

杜与周谈得来，对周也佩服，认为周是司道中最有魄力能力、最能通官场上下情的人。光绪三年九月，杜凤治要到佛山查办私开闱姓案，周恒祺提醒他：督、抚对禁赌意见不完全一致。刘坤一因御史曹秉哲奏参广东盗贼多，而治理盗匪是总督主政事项，故特别重视缉捕，“近来绝口不提赌事”；而张兆栋则注意禁赌，且军政并非巡抚专责，故“从来少提盗案”。如果不认真揣摩督、抚心思，高调到佛山处置闱姓事，万一总督质问“许多盗案君不下乡，而为区区闱姓立刻前往”，你怎么回答？杜凤治听后大悟，决定见总督禀辞时“借一事言之，或查团练，或查清河工程”，不提赴佛山查闱姓。为此杜在日记中写道：“可知福翁才情真胜人十倍，能不五体投地乎！”但周恒祺卸按察使任后杜凤治的账房送周夫人生日寿礼“门包减送如送候补道之数”，周很不高兴。周离粤赴闽藩任，杜又没有送程仪，周更不满，对人说杜“不识好歹”。杜后来还怀疑周恒祺向刘坤一进谗言中伤自己。

为何农业产不出高经济价值，为什么？ - 春过雪消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4492741003/answer/1888997675707392278

因为农业归根结底是对光能的利用：

　　（1）天然光合作用效率太低，导致农业生产能量产出与能量投入比率无法提高。

　　（2）单位面积内天然光能量有限且人工补光的采集、传输成本畸高决定了农业只能使用本地光能增量，单位面积能量投入密度无法提高因而单位面积产量（值）无法提高。

　　两个“无法提高”决定了农业的单位面积理论最高产量（值）和单位面积生产率的天花板都很低；而且这个天花板在实现通过基因工程或人工光合作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或者“核聚变发电实用化=》极廉价能源=》人工补光的工厂化规模农业”以前，投入再多、再密集的资本、技术、人员也无法提高。

　　（3）受限于农机智能化水平，即使如美、加等国的高科技、机械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在牺牲“单位面积生产率”后，单位劳动人员所能管理耕作的农田面积仍然并不太高。

　　两个“无法提高”再加上这一条，造成了农业不仅单位面积生产率低，单位劳动生产率也很低。

　　最终就是：农业单位面积理论最高产量（值）、农业单位面积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天花板都很低。参考上面计算的理论最高产值5万元/亩：

　　单位面积：2018年世行数据全球诸国以荷兰、日本最高（近1.5万美元/公顷），折合6000多元/亩、约理论最高产值12%。

　　单位劳动：美、加等国的高科技、机械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基本达到了当前单位劳动人员所能管理耕作的农田面积上限，以1128美元/公顷的农业单位面积生产率×劳均70公顷耕地农业劳动生产率，获得了78488美元/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荷兰（77852美元/人）相当，不及以色列（107523美元/人）。中国的农业单位面积生产率和单位劳动生产率分别为：8190美元/公顷、4776美元/人。　

　　反观工业生产，其能源转化、传输、利用效率比农业高得多，所以能通过在单位面积内密集投入能源（资本、技术、人员）来极大地提高产出；其天花板也就远远高于农业。不说什么高科技产业如芯片厂之类，就连纺织厂实现百万元/亩的产值也并不困难。所以，在现在的科技水平下，农业生产率一定会低于工业生产率。只有将来“极廉价能源为基础的人工补光+高光合作用效率”的工厂化农业，其生产率就能与某些工业的生产率一较高下，但届时可能就不会再有“农业”了。

有人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农产品价格，问：既然农业的单位面积效率是如此之低且目前毫无提高的希望，那农产品应该非常稀缺才是。也就是价格应该很高？换言之农产品应该可以兑换到很多的“廉价”工业品？这是完全诉诸感觉的“结论”。

　　（1）农业单位面积效率低但架不住投入农业的土地面积多，全球除少数袖珍和情况特殊的国家，基本上农业用地面积都远远高于工业+其它建设用地，低效×极大面积=较多的农业产出，这就是农产品没有“非常稀缺”的原因。

　　（2）不考虑灾荒异常情况，即使在稳定、正常秩序下，农产品价格也并不低。

　　数十年前，必需全家收入大部分用于购买米面油等农产品才能维生，不可能不算“昂贵”。而此后的数十年中，你用任何工业品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与农产品的价格进行对比，基本无一例外全是下降；也就是说，大米、猪肉、白菜相对于塑料制品、家电、手表、手机……总体一直都是在持续涨价；相比过去，农产品确实可以兑换到很多、并在未来必能兑换到更多的“廉价”工业品。

　　（3）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昂贵”的米面油在“持续涨价”之后我们却反而认为农产品价格不高了？

　　同一年度在全球各国粮价差异并不大，同样的粮价，为什么有的国家觉得价低，有的国家觉得价高？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的变化表明：随着国家工业化程度提高，国民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明显呈下降趋势。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发布2018年全球各国和地区恩格尔系数显示，美国、新加坡、英国恩格尔系数较小，分别为8.1%、8.7%和11.3%；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恩格尔系数分别为15.9%、17.0%、24.1%；巴西、南非、印度、俄罗斯等金砖国家恩格尔系数分别为17.2%、26.4%、32.1%、35.4%；老挝、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恩格尔系数较大，分别为60.5%、60.4%、60.0%。

　　这些地方，哪些觉得农产品价高？哪些觉得农产品价低？

　　事实上我们对某商品价格高低的判断往往是来自于它在你总支出中的直观占比；工业化程度越高，恩格尔系数越小，就越会“觉得”农产品价格低。

　　所以

　　农产品价格并不低，我们“觉得”农产品价格低，只是因为我们迈入了工业社会，而农产品在工业社会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在你总支出中的直观占比都很低。

算不尽芸芸众生微贱命，回头看五味杂陈奈何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