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清朝典制，布政使在州县官赴任、署理等事项上有较大权力，但在太平天国战争过后，督抚基本掌握了州县官以下官员任免的权力，甚至道府任免也以督抚意见为转移。督抚在行使委、署缺的权力时还出现了很多腐败的情况。杜凤治曾在日记中议论：“目下更无论，方伯即一小缺亦无权，两院明摆出各用其人，官场如是，意谓广东为甚。”“方伯即一小缺亦无权”或过甚其词，而布政使的人事权被大为压缩则是事实。杜凤治偏重说广东，是他出于自身感受的感慨，其实各省皆然。

以州县官缺为例，通常由布政使根据制度和惯例提出候选者名单，督抚批准后布政使挂牌公布与颁发赴任的公文。候选名单或事前请示督抚，或揣摩督抚的意旨提出，而督抚也会对名单再进行讨论。按察使、盐运使、粮道以及道员、知府有程度不等的发言权。广州将军虽不管吏治，但品级高，有时也会对州县以下官员的委任发表意见。此外，从京城高官到在籍大绅对地方官的任命也会有影响。一般而言，一个州县官要成功委、署缺，总督、巡抚、布政使三人的意见要基本一致，督、抚的意见最关键，其他重要官员也没有太强烈的反对意见才行。重要的长期差使（如厘金局、谳局、交代局等局所的总办、委员），虽由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等司道级官员主管，但督、抚经常会过问。

清朝本来对升官、委缺有一系列制度，省一级也会制定委缺、署缺的实施细则，如同、光年间广东就有《地方官员委署章程》，对知府以下直至佐杂挨委、酌委各缺的资格、程序有相当细致的规定，甚至对多个具体缺份何种资格的官员方可补、署也有详细规定。日记也记载王凯泰任粤藩后制定章程，“同通不得署州县事，余仿此，各归各班，又州县补缺先正途、次劳绩，又次超委、试用、委用等项”。然而，再详尽的制度、章程也不可能解决官员委缺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一些官员确实不适合任本缺，优、苦缺之间也有必要调剂，久不得缺而又符合制度、章程规定的官员又要有所安置，督、抚、布政使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裁量变通。而且，委缺是高官最重要的权力，也是得到贿赂的最好机会，所以，督、抚、布政使无法也不愿完全按照制度、章程委缺。制度、章程以及官场舆论都不能不顾，但最终能否得缺，就看个人的条件、关系以及手段了。

督、抚、布政使在委缺，尤其是委要缺、大缺时，表面上会顾及程序及委任者的资格、能力、官声，与此同时关系与机缘也特别重要。杜凤治在日记中称自己调署南海县，既因自己完全符合规定，又有贵人助力，也因碰上机会。其中，肇罗道方濬师的大力推荐起了作用。瑞麟也了解到杜凤治是个有能力的官员（很可能方功惠等亲信进了言），且官声不错，上司、同僚、绅士都有好评，布政使邓廷楠是杜的同年且关系好，而杜在吏部的人脉也减少了调署和后来正式补授的阻力。光绪二年春杜凤治回任南海，是因为上年冬署理南海知县胡鉴卷入了一宗外国人租赁码头的纠纷案件，开篆后又发生县署差役因庇赌刺死兵丁之事，督、抚不得不把胡鉴撤任，南海是杜凤治本任，藩台把杜凤治列作接任南海的第一人选，巡抚张兆栋与杜关系良好，新到任的总督刘坤一不反对，于是杜凤治迅速回任南海。

光绪三年，杜凤治的族侄杜承洙（菊人）在谳局审案有劳绩，按察使周恒祺按照相关章程和惯例，表示要为杜承洙争取一个大缺。其时刚好博罗县缺将空出，周恒祺就同布政使杨庆麟商量，杨庆麟答应了，并向周出示博罗缺候委人选名单，杜承洙排在第一，官场中人都知道了杜承洙将得到博罗缺。过了两天，未见挂牌，周恒祺对杜凤治说还要通过督抚最后决定，但督抚事先已表示同意。谁知事情却突然变化，杨庆麟见巡抚后告诉周恒祺，巡抚提出要把博罗缺给杨梦龙，因为杨梦龙剿匪出过力，杜承洙可改委和平县。周恒祺认为所谓巡抚的意思其实只是杨庆麟本人“于中作怪”。和平是小缺，为让杜承洙不失去署大缺的机会，周恒祺建议杜凤治去跟杨庆麟说杜承洙委和平事不要挂牌，“既宪恩欲与大缺，此次不能，何妨少待”。杜凤治同广州知府冯端本商量，请冯出面说。稍后杜凤治就得知礼部尚书万青藜致函张兆栋、杨庆麟为杨梦龙说项，以及不久前杨庆麟同周恒祺因公事有过节，所以就拿这件事报复。杜凤治见事已至此，只好对杜承洙说：“在汝以捐班试用甫及两年，得委署事，和平纵小，不至赔累，如是亦云可矣。汝独不见读书捷南宫即用来此数年之久，尚未见印是方是圆，出入听鼓，旅况艰难……此去官声如佳，安知不调署繁缺乎？”日记记杜承洙委缺一事没有提及贿赂，新到任的总督刘坤一也没有参与意见，几个高官在委任杜承洙问题上的分歧与态度变化仍属于“正常程序”。杜承洙以捐班试用知县、谳局审案劳绩的资格，差点得大缺而落空，最终得到一个不至赔累之小缺，这个结果主要是由官场关系决定的。

杜凤治的外甥陶子筠（友松）在交代局任差，得到督抚、布政使赏识，按章程应该得缺。陶友松是同知、通判班，省城只有广粮通判一个著名优缺，无论如何轮不到他，所以，陶友松希望在省城附近谋求一个缺。虎门同知可以不必常驻，佛山同知离省城近，公务不算繁忙，故欲谋求此二缺中的一个。杜凤治为他向杨庆麟说项求署佛山同知。杨说因为陶在交代局得力，怕巡抚以无人可代替为理由不肯放行。杜凤治说：“此缺与虎门同，常可在省，陶丞自愿兼局务，不领薪水。藩台问此缺何如？予对约每年可作到两吊光景。”杜凤治与杨庆麟的对话如谈一宗生意。但陶子筠未能得到佛山、虎门缺，刚好前山同知（又称澳门同知）缺出，经广州知府冯端本力荐，陶子筠以“兼差不领（交代局）薪水”为条件得以委署此缺。

清朝官府在省城与在外州县，处置官民关系的原则与手法不尽相同。在广宁、四会、罗定等州县，杜凤治一方面会做一些怜老惜贫、重视农事、体恤“良民”、疏河修路、催建义仓、禁溺女婴、设育女堂之事，另一方面又会对百姓采用极为严厉的手段。例如清查“盗匪”时，经常会烧毁“匪屋”；对被认为故意欠粮抗缴的绅民，动辄拘捕、烧屋、责打；与“匪”无关、并无欠粮的人也会无辜受牵累。同治十一年，杜凤治率差、勇到南海县伦表村查案，但很难找到人，因“广东风气，凡遇官到一村，老幼皆逃避去”。为何无论绅民都要躲避？无非是因为官员下乡通常会对绅民责骂处罚，随从的书吏、差役、勇丁更会滋扰勒索。

在清朝官员心目中，自然不存在庶民生命财产合法权利之说。

有些官民关系紧张的地方，民间也会实力抗官。

当时官府以“民之父母”自命，对百姓又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仁惠之政。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民众容易聚众闹事，官府在“硬”的一手以外，也有怀柔的手段，设立了一些救助救济机构，还鼓励、支持绅商设立慈善机构。

对居民某些违法行为，官府有时也会网开一面。

在今人心目中，清朝的衙署应该是官威所在、任何人也不敢冒犯的，但从杜凤治日记看却不尽然，有些情况还颇为有趣。日记记载了在布政使署、督署有很多下层执事人员乱搭乱建的房屋。[85]还有一次，抚署巡捕称，在抚署后墙外居住的陈亚贵，因抚署后花园芭蕉叶有碍风水，竟爬墙入园内砍伐百余棵，要求杜凤治查究。陈亚贵闻风逃走，其寡媳梁氏则称入园只是摘叶并无砍伐。后陈亚贵到案，杜凤治查明只是梁氏嫌抚署芭蕉叶遮住窗口光线，砍去数片叶，与园丁发生争吵，所谓伐芭蕉事系园丁嫁祸。抚署花园久已荒废，“草长可隐人，满目荒芜”，园丁常收钱允许人进园采摘草药。按陈梁氏的口供，其家所住房屋竟以抚署围墙作屋墙，并朝抚署花园开窗。杜凤治把陈亚贵押到抚辕请示如何发落，巡抚得知案情后表示无意追究，传谕杜凤治责令陈亚贵“严束寡媳，毋再滋事”，“从宽施恩释令去”。杜凤治想到如果把陈亚贵押回衙署释放，陈难免要受书吏、差役勒索，于是就在抚署头门将陈训斥几句，“即令回家安业”。

瑞麟作为清朝在广东最高级别的官员，对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不遗余力，也颇有经验和成效。瑞麟处理对外事务，以同外人相安无事为原则，经常妥协退让，对内则以强硬手段治理。方耀、郑绍忠两部在清乡时滥杀，得到瑞麟的许可和鼓励。瑞麟有一个瘫痪的儿子，天天咒骂父亲何故尚不死，杜凤治觉得这是瑞麟纵容方、郑滥杀“伤天和不轻”的报应。晚清广东审判盗案实行“就地正法”，这本来就容易造成滥杀冤杀，瑞麟较之其他高官更主张从快从重多杀人，谕令不必管有无其他证据，“既有供词，即可杀之”。下属的文武官员多数就秉承瑞麟意旨以严厉手段惩办盗案疑犯。

瑞麟是广东官员群体的最高统率者，对待平民百姓严厉，但对下属官员则不失为一个有威望、有能力、有度量的“好上司”。他位高权重，处理官场事务既有决断也很圆滑，能维护官场的规矩和官员的整体利益，对细节也并不昏聩糊涂。杜凤治认为，瑞麟“为人诸凡明澈，且有决断，其短处唯喜听小人谗言”。有一次，瑞麟对杜凤治谈起粮道贵珊宦囊积蓄数目以及吸食鸦片、爱好男风等隐私。他显然有不少渠道和办法掌握下属的情况。

瑞麟对下属官员很注意保持亲切谦和的风度，如果单独接见下属，即使是首县知县，也会让到炕上坐，远比其他高官亲切。

有一次杜凤治感冒请假几天，销假后瑞麟一见就问候杜是否已痊愈，日记写道：“中堂于此等处最讲究。”同治十二年文武乡试和旗营、绿营大阅结束后，杜凤治为下乡催征禀辞，瑞麟对他说：“自八月文闱起，继以武闱，又逢大阅，日夕忙忙碌碌，直累到如今，费财费力费心，真亏你们，现可少憩，又要下乡乎？”杜凤治听了觉得很暖心。瑞麟对官员各种不符合典章制度的行为，甚至贪赃枉法，虽然也斥责、查办，但动真格的时候不多。例如，晚清广东盐政败坏，私盐充斥，但瑞麟说：“我之令文武拿私者拿其大帮者耳（大帮走私必有数千包），如小小经纪夹带一二十包借得微利赡家，不必拿也。”这一指示表面为“小小经纪”，实则还是为照顾官员，因为文武官员乘坐的船只经常携带私盐（包括杜凤治），有瑞麟的意旨，关卡更不会认真搜检官员的船只。瑞麟也不轻易参劾下属官员。杜凤治辞官归里后，有一次在《申报》上读到两广总督张树声参劾盐运使何兆瀛等一批官员的消息，赞叹瑞麟、张兆栋“性皆宽平和恕”，除极少数做得很过分的官员外，“十年以来从未见以白简从事”。杜凤治钦佩瑞麟，除了“知遇之恩”以外，也因瑞麟是个比较体恤下属的上司。

对瑞麟的“宽容大度”，官员们当然欢迎，但广东官场贪渎之风因此更盛行了。瑞麟本人也以“好货”著称。巡抚张兆栋对杜凤治谈论过总督瑞麟纳贿委缺，批评布政使俊达过于逢迎总督，甚至同杜议论总督小夫人亲属纳贿委缺的事。同治十二年，新到任的学政章鋆主动告诉杜，瑞麟在京中声名不佳，杜便问京中人议论什么，章鋆说无非是索贿的事。杜凤治对自己用于瑞麟的大宗支出常有记载，对瑞麟亲信以及督署“家人”的额外盘剥勒索更是反感和无奈，认为瑞麟像明末的周延儒，“利归群小，怨集一身”，名声都被这些人搞坏了。瑞麟是广东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也不能说没有成效，但杜凤治的评论是：“中堂爱体面，肯用钱，如筑炮台、买机器洋炮，费去不赀，其实皆上当事。”

瑞麟死后，杜凤治在日记中说：“中堂本来有和峤之名，卖缺鬻官，众口同声，死后可以已矣。”又抄录坐省“家人”的信函，其中提到各店铺对官府强迫路祭瑞麟不满，“而各铺民有说无钱者，有说中堂无甚好处到民间者，有说设祭要出于人心情愿，岂有抑勒压派者”，只有少数商人不得不“虚应故事”。瑞麟死后，其亲属、“家人”把督署一切物品拆下带走或卖钱，“闻说督署唯有地皮不镵”，致使办事的官员不胜其负担，民间怨声载道。日记还抄录了一首讽刺瑞麟但词句不通的七律白头帖。

继瑞麟任两广总督者为英翰（？～1876），字西林，满洲正红旗人。坐省“家人”以及其子杜子榕对英翰来粤的排场及各种负面传闻都一一向在罗定的杜凤治致函报告，如提到英翰的行装竟有“种菊花宜兴盆数千个，菊花数百种，金鱼四大桶，蟋蟀盆及斗栅不计其数，金鱼缸数只，花雕四百坛”。杜凤治因而判断新总督“性情于此已见一斑。局面必大手亦必阔”。英翰还广收贿赂，“此次宫保到任，各官送礼俱开单，送玉器用手巾包裹，不设扛箱，宫保照常收受”。到广东后，英翰设立海防局，为得到新的财政来源不惜让赌博合法化。杜凤治觉得这样做不成体统：“如何说出口？全不顾脸面，此等人能作如此大官，朝廷正倚畀甚殷、圣眷隆重之时，必以为有才能也，而才能乃如是，可叹！”

杜凤治对刘坤一做总督的能力很不佩服，认为刘“心乱”，并进而评论：“此公实欲励精图治，无论大小事必欲躬亲，而精力、心思不及，得乎此失乎彼，顾了东忘了西，事事欲躬亲，遂至事事无就绪，得不心乱乎！”

为何杜凤治佩服“有和峤之癖”的瑞麟而不佩服勤政清廉的刘坤一？因为杜凤治完全是站在州县官的立场做评判的，他更关心官场中下层群体的利益，希望上司能够按照官场“正常”的规则办事，不喜欢上司严格查察下属。对杜凤治来说，较之愿意接受贿赂、“宽大”的瑞麟，刘坤一更不好伺候。

蒋益澧来粤后立即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奏请减少州县征收色米的折价...然而，色米折价是各州县重要的收入来源，因而也是府、道以上各级上司节寿礼和各项馈送的重要来源。色米折价减收首先损害了州县官的利益，从而也损害了整个广东官场的利益。因为蒋益澧减少色米折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且又得到朝旨允准，故各级官员不敢公开反对，但都心怀不满。
杜凤治在广宁绅士闹考期间曾得到蒋的袒护，作为州县官也因色米折价减收而利益受损，故对蒋益澧的态度有些矛盾。

李福泰与杜凤治关系一般，杜对李的能力有限和任用私人颇有微言：“李为抚台，一味引用私人，为此与王补翁成仇。李本无材能，不过向有好人之目，操守是好的，自作巡抚声名大损，有私故也。不怕羞耻，所用无非私人也。”同治九年末，李奉旨调桂抚，不久病故。李福泰死后，受其庇护的官员均被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