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牙
许多省级官员和朝堂上的中央官员都将各地方衙门中书吏人数的增长归咎于书吏群体当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结党营私和用人唯亲，以及州县官们对此缺乏警惕。上述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在其中起到了部分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19世纪后半叶地方政府日益增多的政务负担所造成的各种影响。
许多省级官员和朝堂上的中央官员都将各地方衙门中书吏人数的增长归咎于书吏群体当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结党营私和用人唯亲，以及州县官们对此缺乏警惕。上述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在其中起到了部分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19世纪后半叶地方政府日益增多的政务负担所造成的各种影响。
#爪牙
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应差的任务在数量上超过了办案，那么其结果将会是在同一房内工作的那些书吏们当中造成一种“剪刀差效应”（scissors effect）。因为当应差的任务增多时，就必然会需要更多的人手投身其中，而同一房内若有更多的人手被安排去应差，则就意味着该房每位书吏所能分派到的待承办案件数量将会成相应比例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绝对会从中受益的人们就是那些典吏，因为他们的人数几乎保持不变，而且典吏对于其所在房内的所有收入与待承办案件均可分到固定的份额。
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办案的任务在增长速度上超过了应差，那么看起来所有的书吏均将从中获益。但这种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将会因书吏人数的总体增多而遭到严重缩减。为了能在各种新的机会中获益，现任的书吏们不得不对进入其所在房内工作的新手人数加以限制，或者对新进来工作的书吏们被分派去办案的机会进行节制
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应差的任务在数量上超过了办案，那么其结果将会是在同一房内工作的那些书吏们当中造成一种“剪刀差效应”（scissors effect）。因为当应差的任务增多时，就必然会需要更多的人手投身其中，而同一房内若有更多的人手被安排去应差，则就意味着该房每位书吏所能分派到的待承办案件数量将会成相应比例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绝对会从中受益的人们就是那些典吏，因为他们的人数几乎保持不变，而且典吏对于其所在房内的所有收入与待承办案件均可分到固定的份额。
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办案的任务在增长速度上超过了应差，那么看起来所有的书吏均将从中获益。但这种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将会因书吏人数的总体增多而遭到严重缩减。为了能在各种新的机会中获益，现任的书吏们不得不对进入其所在房内工作的新手人数加以限制，或者对新进来工作的书吏们被分派去办案的机会进行节制
#爪牙
无论是在上述哪一种情形当中，其结果都是任何房当中书吏们获得各种资源的内部竞争压力将会因此大增。
应对上述这些境况的方式，看起来有如下两种举措。第一种做法是，那种围绕能够分到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而激起的内部竞争，不仅在巴县衙门各房当中导致书吏们之间就此发生了各种争端，而且，为了能够成功地保住其位置和收入来源，书吏们将会拉帮结派（关于此类发生于巴县衙门书吏们之间的争端，以及他们借以拉帮结派的基础，将在本书下一章中进行讨论）。第二种应对方式则是通过限制新人进入该房工作，同时实施一套支配衙门日常行政运作的非正式规则，来对各房之内的那些位置与资源进行更为牢固的控制。在能够完全理解上述这两种应对策略之前，我们需要更为贴近地观察巴县衙门中这些书吏的出身背景，以及他们为何要选择此种被时人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营生方式。
无论是在上述哪一种情形当中，其结果都是任何房当中书吏们获得各种资源的内部竞争压力将会因此大增。
应对上述这些境况的方式，看起来有如下两种举措。第一种做法是，那种围绕能够分到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而激起的内部竞争，不仅在巴县衙门各房当中导致书吏们之间就此发生了各种争端，而且，为了能够成功地保住其位置和收入来源，书吏们将会拉帮结派（关于此类发生于巴县衙门书吏们之间的争端，以及他们借以拉帮结派的基础，将在本书下一章中进行讨论）。第二种应对方式则是通过限制新人进入该房工作，同时实施一套支配衙门日常行政运作的非正式规则，来对各房之内的那些位置与资源进行更为牢固的控制。在能够完全理解上述这两种应对策略之前，我们需要更为贴近地观察巴县衙门中这些书吏的出身背景，以及他们为何要选择此种被时人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营生方式。
#加缪
我的家庭贫穷，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因而也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妒羡。这个家庭通过仅有的沉默寡言、含而不露的风格、自然而朴实的骄傲感，虽然不会读书看报，却在当时给了我最高尚的教益，我也不觉得巴黎的名流就高人一等，真正的阳光普照整个世界，照在巴黎，也同样照在贫民窟里。这世间最可怕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偏见与愚昧，以及由之而来的优越感。障碍可以说寓于偏见或愚昧中。
我的家庭贫穷，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因而也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妒羡。这个家庭通过仅有的沉默寡言、含而不露的风格、自然而朴实的骄傲感，虽然不会读书看报，却在当时给了我最高尚的教益，我也不觉得巴黎的名流就高人一等，真正的阳光普照整个世界，照在巴黎，也同样照在贫民窟里。这世间最可怕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偏见与愚昧，以及由之而来的优越感。障碍可以说寓于偏见或愚昧中。
#权力及其逻辑
我们将（政治）权力争夺形容为零和游戏，意思是竞争游戏的总和是恒定的，一方的胜利总会导致另一方的失利。我们进一步用一个模型来使这个游戏的比喻更为具体。从本质而言，政治竞赛就是权力的国际象棋比赛，而顾问的工作就是带领其客户，即咨询人，巧妙地赢得比赛。就像政治一样，国际象棋就是一场冲突，其核心就是通过将具有不同影响力和技能的棋子（例如兵、车、马等）排兵布阵、预测对方走位，来赢得主导权。与其他游戏不同，国际象棋需要结合战略和战术要素。对敌我走位的计算深度以及对不可预见的失误的利用决定了胜败。
我们将（政治）权力争夺形容为零和游戏，意思是竞争游戏的总和是恒定的，一方的胜利总会导致另一方的失利。我们进一步用一个模型来使这个游戏的比喻更为具体。从本质而言，政治竞赛就是权力的国际象棋比赛，而顾问的工作就是带领其客户，即咨询人，巧妙地赢得比赛。就像政治一样，国际象棋就是一场冲突，其核心就是通过将具有不同影响力和技能的棋子（例如兵、车、马等）排兵布阵、预测对方走位，来赢得主导权。与其他游戏不同，国际象棋需要结合战略和战术要素。对敌我走位的计算深度以及对不可预见的失误的利用决定了胜败。
#权力及其逻辑
1）熟悉棋盘
熟悉棋盘意味着：
第一，消化游戏正式的规则和机制：目标、首发阵容、走子和标准操纵（如捉双、牵制、王车易位等）。简而言之，熟悉棋盘的人了解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行为范畴；他们了解地形和队列。因此，参加比赛的必要先决条件才得以满足。
对于国际象棋权力模型而言，了解规则和机制首先包括掌握政治竞技场的制度结构以及制度之间能力和责任的分配概况。例如，德国遵循的是两院制的联邦宪法，存在横向和纵向的权力分配，采用多党体制。在这里，利益谈判大多符合协调主义，即行政机构、利益相关者和政客间通过交换看法、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来进行。这个协调主义结构与美国政治体系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极度的竞争和各式各样的利益冲突是后者的特征。
第二，熟悉棋盘包括使具体的决策规则和各级立法、执法、管辖和行政过程实现内化。以欧洲为例，立法程序由欧盟委员会（EU Commission）、欧洲理事会（EU Council）和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以及欧盟委员会体系三方完成，也就是说欧盟法律的落实是由行政和专家会议组成的有序系统完成的。
第三点由特定法律和条例组成，它们既为利益实现和权力使用做出了限制，也提供了可能。这涵盖了广泛的法律规范，从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基本原则到西德联邦议院针对游说者设置的身份卡机制等非常具体的规则。
第四点即最后一点是政治文化和语言，既包括权力斗争人格和政治表述，也包括不成文的规定和论述用词。政治用语需要被政治范畴内的所有人员理解，同时还要取得法律和专业上的合法性。
在理想情况下，这四个方面必须成为每一个权力博弈玩家的第二天性，成为他们权力能力的一部分。就共同点而言，这些元素基本都是固定的。它们是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介绍的战略常量。就像在“国王的游戏”中的走子、布局和标准操控一样，他们决定了权力博弈中哪些行为是可能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何人可以做出这些行为。当然，这没有说明何人可以走子，是执政当局、公司、联合会、公民社会团体，还是一位部长、执行总裁、总经理，抑或非政府组织的领导。
（2）研读局面
国际象棋是关乎局面的游戏。胜败仅仅取决于王是否被兵保护、后是否被攻击或者兵是否能够畅通无阻地走到第八横线而升级。初学者认为棋盘上交织的棋子是令人困惑的；他们能够说出哪个棋子可以如何走位，却无法得知棋盘上复杂的布局所带来的战略、战术潜能和力量对比。相比之下，专家们却能够准确地通过局面评估出威胁和机会，包括可以做出例如“十步内将死！”的战略陈述。
同理，任何希望成功赢得权力博弈的人都必须能够研读局面，也就是能够熟练诠释和评估政治局面。这不仅是了解谁是与达成某一政策目标息息相关的权力行为体（这里的政策目标包括促成服务产业规范、达成法律修正案和实施建筑项目等），还应该知道他们的议程和动力是什么，他们（潜在）的反对者和盟友分别有谁，以及上述所有相关者的关系。解密政治议题的权力平衡和辨别发展方向和趋势需要这些信息。因此，研读局面需要掌握广泛的知识，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高度专业的，例如，州政府是否与某些州立彩票维持紧密联系，因此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持对抽奖的公共管制；内政部长是否面临党内施压而打击非法移民，即便这不符合其本人价值；环境组织是否为了取悦其支持者而支持收紧对消费者的保护，等等，诸如此类。
灵活是这些位置因素的共同点，它们属于本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所介绍的战略变量。在这里，我们考虑的不是权力博弈的框架，而是行为在特定游戏中导致的结果。将此类比为国际象棋，是因为两者中的行为体都必须根据站位来寻找解决方式。以目标为导向、对局面的分析和评估是得出成功战略的前提条件。
（3）掌控比赛
国际象棋不是思考和反思理论的游戏，而是关乎进攻和防守，以及如何掌控战场的游戏。如果不能赢得比赛或至少打成平手，那么对于游戏的深度理解和卓越的局面分析都是无用的。掌控比赛意味着在走子上抢占先机，以攻击、扰乱和摧毁对手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对方给出回应。行为体不仅要有能力进行深度计算、对游戏有良好的理解，还要具备非凡的胆量、创造力、勇气并愿意做出牺牲，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任何犹豫太久的人都会丧失主动性，甚至输掉整场游戏。
权力博弈也能找到这些特点。它们既是一方实现个人利益、在竞争中扩大影响力和抵御其他人反抗的先决条件，也是拥有诠释公共利益权力的前提。这个准则对于所有行为体都适用，无论是政治机构、私营部门成员还是公民社会组织。在代议制民主的权力博弈中，掌控比赛指的是通过具体措施来成功地影响集体决策和长期的意愿塑造过程，例如，筹集大多数选票；决定立法会或常务委员会的议程；适当的时候在重要的政治媒体上发表一篇文章；控制有影响力的专家组的组成；为了某一议题，通过针对性活动来动员一些团体；以及与拥有丰富资源的盟友组成稳定的联盟。即使这些工具只是政治影响力范畴内的九牛一毛，却是权力博弈的特征。成功地掌控比赛不仅是掌握这些工具的使用，还应该知悉在全局战略的哪一个阶段（在国际象棋术语中指的是开局、中局和残局）适用哪种工具，以及如何协调这些工具来实现目标。这就是必须以创造性的过程将对于游戏的理解和局面的分析进行结合的原因，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诞生的。
政治顾问的职责直接来自权力博弈模型——熟悉棋盘、研读局面和掌控比赛，这相应地为权力领导权体系提供了三项指导原则和领域：赋权、提炼和影响。第一，顾问必须使其客户，即咨询人理解权力博弈棋盘，使他们将规则和机制内化成权力知识。第二，顾问必须将客户指定的与游戏有关的所有信息进行提炼和浓缩，形成布局分析，以权力知识为成功的战略打下基础。第三，与客户一道，顾问们必须积极地在政治空间内形成影响力，使用合适的政治工具来掌控权力博弈比赛。这个权力领导权方法论的总结阐述了顾问的三项主要任务和相应的挑战（或本书第二章第五节中介绍的权力维度），三者似乎能够严格且明确地区分开来。然而，在政治现实中，在顾问日常工作中，三者的区别并不是那么明显。赋权、提炼和影响构成的等边三角关系是一个整体：影响政治的经验对布局分析有影响，也对系统的内化造成影响。从三个方面来讲述咨询方式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讨论落实这三项权力领导权指导原则的时候应该将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牢记在心。接下来，我们将具体解释什么是政治权力竞赛中的赋权、提炼和影响。
1）熟悉棋盘
熟悉棋盘意味着：
第一，消化游戏正式的规则和机制：目标、首发阵容、走子和标准操纵（如捉双、牵制、王车易位等）。简而言之，熟悉棋盘的人了解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行为范畴；他们了解地形和队列。因此，参加比赛的必要先决条件才得以满足。
对于国际象棋权力模型而言，了解规则和机制首先包括掌握政治竞技场的制度结构以及制度之间能力和责任的分配概况。例如，德国遵循的是两院制的联邦宪法，存在横向和纵向的权力分配，采用多党体制。在这里，利益谈判大多符合协调主义，即行政机构、利益相关者和政客间通过交换看法、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来进行。这个协调主义结构与美国政治体系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极度的竞争和各式各样的利益冲突是后者的特征。
第二，熟悉棋盘包括使具体的决策规则和各级立法、执法、管辖和行政过程实现内化。以欧洲为例，立法程序由欧盟委员会（EU Commission）、欧洲理事会（EU Council）和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以及欧盟委员会体系三方完成，也就是说欧盟法律的落实是由行政和专家会议组成的有序系统完成的。
第三点由特定法律和条例组成，它们既为利益实现和权力使用做出了限制，也提供了可能。这涵盖了广泛的法律规范，从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基本原则到西德联邦议院针对游说者设置的身份卡机制等非常具体的规则。
第四点即最后一点是政治文化和语言，既包括权力斗争人格和政治表述，也包括不成文的规定和论述用词。政治用语需要被政治范畴内的所有人员理解，同时还要取得法律和专业上的合法性。
在理想情况下，这四个方面必须成为每一个权力博弈玩家的第二天性，成为他们权力能力的一部分。就共同点而言，这些元素基本都是固定的。它们是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介绍的战略常量。就像在“国王的游戏”中的走子、布局和标准操控一样，他们决定了权力博弈中哪些行为是可能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何人可以做出这些行为。当然，这没有说明何人可以走子，是执政当局、公司、联合会、公民社会团体，还是一位部长、执行总裁、总经理，抑或非政府组织的领导。
（2）研读局面
国际象棋是关乎局面的游戏。胜败仅仅取决于王是否被兵保护、后是否被攻击或者兵是否能够畅通无阻地走到第八横线而升级。初学者认为棋盘上交织的棋子是令人困惑的；他们能够说出哪个棋子可以如何走位，却无法得知棋盘上复杂的布局所带来的战略、战术潜能和力量对比。相比之下，专家们却能够准确地通过局面评估出威胁和机会，包括可以做出例如“十步内将死！”的战略陈述。
同理，任何希望成功赢得权力博弈的人都必须能够研读局面，也就是能够熟练诠释和评估政治局面。这不仅是了解谁是与达成某一政策目标息息相关的权力行为体（这里的政策目标包括促成服务产业规范、达成法律修正案和实施建筑项目等），还应该知道他们的议程和动力是什么，他们（潜在）的反对者和盟友分别有谁，以及上述所有相关者的关系。解密政治议题的权力平衡和辨别发展方向和趋势需要这些信息。因此，研读局面需要掌握广泛的知识，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高度专业的，例如，州政府是否与某些州立彩票维持紧密联系，因此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持对抽奖的公共管制；内政部长是否面临党内施压而打击非法移民，即便这不符合其本人价值；环境组织是否为了取悦其支持者而支持收紧对消费者的保护，等等，诸如此类。
灵活是这些位置因素的共同点，它们属于本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所介绍的战略变量。在这里，我们考虑的不是权力博弈的框架，而是行为在特定游戏中导致的结果。将此类比为国际象棋，是因为两者中的行为体都必须根据站位来寻找解决方式。以目标为导向、对局面的分析和评估是得出成功战略的前提条件。
（3）掌控比赛
国际象棋不是思考和反思理论的游戏，而是关乎进攻和防守，以及如何掌控战场的游戏。如果不能赢得比赛或至少打成平手，那么对于游戏的深度理解和卓越的局面分析都是无用的。掌控比赛意味着在走子上抢占先机，以攻击、扰乱和摧毁对手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对方给出回应。行为体不仅要有能力进行深度计算、对游戏有良好的理解，还要具备非凡的胆量、创造力、勇气并愿意做出牺牲，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任何犹豫太久的人都会丧失主动性，甚至输掉整场游戏。
权力博弈也能找到这些特点。它们既是一方实现个人利益、在竞争中扩大影响力和抵御其他人反抗的先决条件，也是拥有诠释公共利益权力的前提。这个准则对于所有行为体都适用，无论是政治机构、私营部门成员还是公民社会组织。在代议制民主的权力博弈中，掌控比赛指的是通过具体措施来成功地影响集体决策和长期的意愿塑造过程，例如，筹集大多数选票；决定立法会或常务委员会的议程；适当的时候在重要的政治媒体上发表一篇文章；控制有影响力的专家组的组成；为了某一议题，通过针对性活动来动员一些团体；以及与拥有丰富资源的盟友组成稳定的联盟。即使这些工具只是政治影响力范畴内的九牛一毛，却是权力博弈的特征。成功地掌控比赛不仅是掌握这些工具的使用，还应该知悉在全局战略的哪一个阶段（在国际象棋术语中指的是开局、中局和残局）适用哪种工具，以及如何协调这些工具来实现目标。这就是必须以创造性的过程将对于游戏的理解和局面的分析进行结合的原因，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诞生的。
政治顾问的职责直接来自权力博弈模型——熟悉棋盘、研读局面和掌控比赛，这相应地为权力领导权体系提供了三项指导原则和领域：赋权、提炼和影响。第一，顾问必须使其客户，即咨询人理解权力博弈棋盘，使他们将规则和机制内化成权力知识。第二，顾问必须将客户指定的与游戏有关的所有信息进行提炼和浓缩，形成布局分析，以权力知识为成功的战略打下基础。第三，与客户一道，顾问们必须积极地在政治空间内形成影响力，使用合适的政治工具来掌控权力博弈比赛。这个权力领导权方法论的总结阐述了顾问的三项主要任务和相应的挑战（或本书第二章第五节中介绍的权力维度），三者似乎能够严格且明确地区分开来。然而，在政治现实中，在顾问日常工作中，三者的区别并不是那么明显。赋权、提炼和影响构成的等边三角关系是一个整体：影响政治的经验对布局分析有影响，也对系统的内化造成影响。从三个方面来讲述咨询方式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讨论落实这三项权力领导权指导原则的时候应该将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牢记在心。接下来，我们将具体解释什么是政治权力竞赛中的赋权、提炼和影响。
#权力及其逻辑
变得强大是与对手竞争政治权力、实现政治利益的基础。重点是明白且理解包括个人和组织在内的权力行为体的政治逻辑、政治用语和政治品格。对于顾问来说，赋权指的是使人和机构准备好进行这场权力博弈，帮助他们理解这场游戏，而不仅仅是能够背诵出正式的法律和规范。赋权的最终目标是形成政治战略式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行动方案。在这些职责当中，顾问不仅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技术，还必须对客户真真切切地感同身受，对他们的能力做出真实的评估。
变得强大是与对手竞争政治权力、实现政治利益的基础。重点是明白且理解包括个人和组织在内的权力行为体的政治逻辑、政治用语和政治品格。对于顾问来说，赋权指的是使人和机构准备好进行这场权力博弈，帮助他们理解这场游戏，而不仅仅是能够背诵出正式的法律和规范。赋权的最终目标是形成政治战略式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行动方案。在这些职责当中，顾问不仅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技术，还必须对客户真真切切地感同身受，对他们的能力做出真实的评估。
#权力及其逻辑
一 政治逻辑
“政治逻辑”引起大家对数学推导、形式化建模或三段论的联想，显得似乎很抽象、很难理解。但是，如前文一样，我们用古老且广泛的“逻辑”一词作为集体术语，涵盖具体目标领域内，即21世纪代议制民主的政治的基本机制、法律和功能。政治逻辑被分为四个板块：体系逻辑、决策逻辑、组织逻辑和传播逻辑。
体系逻辑解答了一个简单却基本的问题：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相应地，首先，这包括诸如德国基本法、美国宪法、欧盟里斯本条约在内的宪法或国际法；国家、超国家、区域和本地层面的制度性秩序，如政府、议会、法院、行政机构等；职责分配；制度间权力的相互联系。这对于最高长官、立法、司法和行政间的权力关系调整而言是重要的。他们决定了政治体系是议会制民主还是总统制民主，政治决定是否被一个强大的干涉主义宪法法院所控制，国家的区域单位是否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人民是通过直接的民主工具参与立法还是立法权只掌握在选举代表的手中，等等。总而言之，政治体系的制度性框架确定了谁决定了什么和决策人对谁负责。
第二，体系逻辑还包括该制度内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例如经审读和通过、最终呈递到最高长官面前并得到正式颁布的法律草案，或是举行公投所需的法定人数和条件。这里有必要对名义程序和实际程序做一个区分。例如，德国联邦议会（Bundestag）决定了法律需要获得大多数议员的票数才能通过，所以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名义上的立法人，但是实际上只有很少的立法草案是由议员们提出的。大部分类似的草案是由部委内的专业部门提出的［为了确保法律能在德意志联邦参议院（Bundesrat）通过，这个过程通常有州一级的政治家参与。然后，这些法律提交至内阁，只有当内部共识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才会被呈递至议会的全体大会上进行讨论。 但是，美国的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每一名成功当选的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都是带领一大批员工的政治企业家，在这些员工的帮助下，他们起草立法文件，并为相关会议做详尽的准备。正如温弗里德·斯特凡尼（Winfried Steffani）在经典的议会分类（辩论式议会、工作式议会，辩论和工作并存的议会）中所描绘的那样 ，这种核心区别无法单独从正式的宪法系统中分析得出。他们是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政治实践者的一部分，与正式的制度秩序一样重要。
体系逻辑的第三个方面最好用体系目标来概括。这是指在各自制度和程序规则背后基本的且由历史决定的指导性原则。体系目标解答了政治体系关于“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体系是这样建构的。在德国，政治体系是吸取了国家社会主义和魏玛宪法失败的教训而建立的。所以，政治权力不是集中在一位公共官员的手中，也不是散落在没有能力的民众身上。这个双重说明对于理解德国联邦的基本结构及其制度和程序性规则的运转是关键的。对比而言，美国的体系目标是尽可能地限制国家机构的权力使用，保护民众不被政府过度干预和不受过分的意识形态政策所影响，甚至不惜以党派之争来使机构瘫痪作为代价。阻碍是有目的的，因为这有意无意都会成为制度性和程序性的规则。其中，利用参议院的各种规则来阻挠多数党推动就某项议案投票（filibuster）值得关注，这种强大的立法手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参议员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为了阻止法案的通过进行了冗长的演讲。在现代社会，这个手法仅被著名（臭名昭著）地应用于美国参议院，因为参议院的规则容许议员们就任何话题畅所欲言。根据美国参议院议事规则第XXII条，除非“五分之三的参议员正式选择并宣誓”（通常是100名参议员中要有60名），否则不能结束辩论。
深入理解体系逻辑对于权力博弈是必不可少的。体系逻辑决定了权力在政治体系中是如何分配和使用的，这就是实现利益的起点和渠道。每一权力博弈规则都是根据体系的逻辑制定的。例如，对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等总统制的集权国家民主来说，关系到国家元首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被严格地限制，相较奥地利等议会制联邦式民主而言，其开局和走子有不同的规则。在第五共和国内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巴黎，更准确地说是在爱丽舍宫，权力围绕着以总统为中心的小圈子成型，与此同时，权力在奥地利却是分散的，以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为特征。任何不了解不同社会体系逻辑间差异的人都无法参与权力的博弈；理解这些特征是能够做出有意义的走位和决定的先决条件。
决策逻辑作为组成政治逻辑的第二个板块，与体系逻辑紧密相连。这将回答以下为题：代议制民主权力领域中的决策是根据哪些原则做出的？这里的重点不是议会投票的大多数原则，也不是欧洲理事会的绝对多数原则（此二者都是体系逻辑的元素），而是政治决策结构中的基础与合理性。
通过比较经济与政治，我们将更好地阐述决策逻辑。例如，在企业中，执行总裁们的决定直接针对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发现新客户群体和开发市场或者使商业合作最优化，但最基本和一致的目标是增加利润或提高股票的市场价格。 利润是私营部门的终极目标，其他所有目标都是基于利润而生的。民主内的政治决策总是朝着公共利益这个终极目标而进发的，更准确地说，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和提倡。政治决策者采取的种种措施有法律、规定、指令、国际协定和制度改革等，这些措施在应对失业率、加强内部安全、保护环境或改善教育水平等具体议题上的功能似乎是不同的，却有着相同的潜在合理性原则，即整个社会的福祉。所有的决定必须通过展示当前目标与终极目标之间的有效联系而成为合理的决定。
政治决策逻辑带来两种主要影响。第一，政治决策不应该留下只满足特定利益团体或单一行为体的印象。任何被怀疑在民主权力博弈中玩弄侍从政治或裙带主义的人都无法成功。因此，首先，所有政治权力领域的利益集结都是建立在怀抱着极大的悲悯之情投身于公益事业上面的， 这不足为奇。其次，在公开辩论中，人们经常试图把追求某些特定利益的人归为敌方，这也是正常的。这样的法则也适用于党派以外，如当企业作为政治权力行为体影响政治的时候。不涉及可信赖的共同利益的商业游说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政治决策逻辑的特殊性告诉我们不要被共同利益的独特之处所吸引，而是要使之变得令人信服而富有吸引力，这是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可信赖的导向，而不仅仅是某一社会团体的偏好。意识到需要对政治利益进行整合并用这些利益将社会各种分工联系起来的现实解释了一些问题，例如即使在选举和投票根据大多数原则已经普遍受到认可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国会或其他议会立法机构中的实际委员会的工作仍是在两党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共同利益的准则在这里也同样适用，我们将其作为政治品格的组成部分在接下来的第二节第三部分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第二种影响是决策不可能与民众意见长期对峙。民主的人民主权准则赋予了公民决定共同利益的高度自由。在代议制体系中，尽管政治决策机构被委托给当选的代表，但是这些代表是主权人民的政治委托人并对他们负责。因此，政治决策的逻辑是需要认真对待公民的恐惧和担心，要么通过更好的政策进行调节，要么进行大幅度的修正。不考虑这种决策逻辑要求的政治是专家统治论。这来自精英对自我的认知，以及秉持着政治家比普通民众对共同利益的本质有更好的理解的信仰；然而，这通常导致政治迷茫和自信的流失。一个专家统治论政策的典型例子就是在面对2010年欧元危机时，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逐渐加强权力，创建了富有影响力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这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民主之外。为了避免货币的崩溃，两个机制被授权通过购买债券和提供紧缩规定允许的贷款，从而介入成员国的预算政策，损害了成员国国家议会的预算权。这导致的影响就如政治科学家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警告的那样，“这是一次对民主自我选择侮辱性的去权。” 这对于在金融上依赖他国的债务国更是如此：“债务国中如选举、议会或政府的民主常规机制被削弱得只剩下空壳，政治已不由受影响的国家本身决定。”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超过50%的公民选择不相信欧盟，这样的政策可能是原因之一。
一 政治逻辑
“政治逻辑”引起大家对数学推导、形式化建模或三段论的联想，显得似乎很抽象、很难理解。但是，如前文一样，我们用古老且广泛的“逻辑”一词作为集体术语，涵盖具体目标领域内，即21世纪代议制民主的政治的基本机制、法律和功能。政治逻辑被分为四个板块：体系逻辑、决策逻辑、组织逻辑和传播逻辑。
体系逻辑解答了一个简单却基本的问题：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相应地，首先，这包括诸如德国基本法、美国宪法、欧盟里斯本条约在内的宪法或国际法；国家、超国家、区域和本地层面的制度性秩序，如政府、议会、法院、行政机构等；职责分配；制度间权力的相互联系。这对于最高长官、立法、司法和行政间的权力关系调整而言是重要的。他们决定了政治体系是议会制民主还是总统制民主，政治决定是否被一个强大的干涉主义宪法法院所控制，国家的区域单位是否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人民是通过直接的民主工具参与立法还是立法权只掌握在选举代表的手中，等等。总而言之，政治体系的制度性框架确定了谁决定了什么和决策人对谁负责。
第二，体系逻辑还包括该制度内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例如经审读和通过、最终呈递到最高长官面前并得到正式颁布的法律草案，或是举行公投所需的法定人数和条件。这里有必要对名义程序和实际程序做一个区分。例如，德国联邦议会（Bundestag）决定了法律需要获得大多数议员的票数才能通过，所以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名义上的立法人，但是实际上只有很少的立法草案是由议员们提出的。大部分类似的草案是由部委内的专业部门提出的［为了确保法律能在德意志联邦参议院（Bundesrat）通过，这个过程通常有州一级的政治家参与。然后，这些法律提交至内阁，只有当内部共识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才会被呈递至议会的全体大会上进行讨论。 但是，美国的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每一名成功当选的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都是带领一大批员工的政治企业家，在这些员工的帮助下，他们起草立法文件，并为相关会议做详尽的准备。正如温弗里德·斯特凡尼（Winfried Steffani）在经典的议会分类（辩论式议会、工作式议会，辩论和工作并存的议会）中所描绘的那样 ，这种核心区别无法单独从正式的宪法系统中分析得出。他们是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政治实践者的一部分，与正式的制度秩序一样重要。
体系逻辑的第三个方面最好用体系目标来概括。这是指在各自制度和程序规则背后基本的且由历史决定的指导性原则。体系目标解答了政治体系关于“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体系是这样建构的。在德国，政治体系是吸取了国家社会主义和魏玛宪法失败的教训而建立的。所以，政治权力不是集中在一位公共官员的手中，也不是散落在没有能力的民众身上。这个双重说明对于理解德国联邦的基本结构及其制度和程序性规则的运转是关键的。对比而言，美国的体系目标是尽可能地限制国家机构的权力使用，保护民众不被政府过度干预和不受过分的意识形态政策所影响，甚至不惜以党派之争来使机构瘫痪作为代价。阻碍是有目的的，因为这有意无意都会成为制度性和程序性的规则。其中，利用参议院的各种规则来阻挠多数党推动就某项议案投票（filibuster）值得关注，这种强大的立法手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参议员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为了阻止法案的通过进行了冗长的演讲。在现代社会，这个手法仅被著名（臭名昭著）地应用于美国参议院，因为参议院的规则容许议员们就任何话题畅所欲言。根据美国参议院议事规则第XXII条，除非“五分之三的参议员正式选择并宣誓”（通常是100名参议员中要有60名），否则不能结束辩论。
深入理解体系逻辑对于权力博弈是必不可少的。体系逻辑决定了权力在政治体系中是如何分配和使用的，这就是实现利益的起点和渠道。每一权力博弈规则都是根据体系的逻辑制定的。例如，对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等总统制的集权国家民主来说，关系到国家元首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被严格地限制，相较奥地利等议会制联邦式民主而言，其开局和走子有不同的规则。在第五共和国内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巴黎，更准确地说是在爱丽舍宫，权力围绕着以总统为中心的小圈子成型，与此同时，权力在奥地利却是分散的，以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为特征。任何不了解不同社会体系逻辑间差异的人都无法参与权力的博弈；理解这些特征是能够做出有意义的走位和决定的先决条件。
决策逻辑作为组成政治逻辑的第二个板块，与体系逻辑紧密相连。这将回答以下为题：代议制民主权力领域中的决策是根据哪些原则做出的？这里的重点不是议会投票的大多数原则，也不是欧洲理事会的绝对多数原则（此二者都是体系逻辑的元素），而是政治决策结构中的基础与合理性。
通过比较经济与政治，我们将更好地阐述决策逻辑。例如，在企业中，执行总裁们的决定直接针对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发现新客户群体和开发市场或者使商业合作最优化，但最基本和一致的目标是增加利润或提高股票的市场价格。 利润是私营部门的终极目标，其他所有目标都是基于利润而生的。民主内的政治决策总是朝着公共利益这个终极目标而进发的，更准确地说，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和提倡。政治决策者采取的种种措施有法律、规定、指令、国际协定和制度改革等，这些措施在应对失业率、加强内部安全、保护环境或改善教育水平等具体议题上的功能似乎是不同的，却有着相同的潜在合理性原则，即整个社会的福祉。所有的决定必须通过展示当前目标与终极目标之间的有效联系而成为合理的决定。
政治决策逻辑带来两种主要影响。第一，政治决策不应该留下只满足特定利益团体或单一行为体的印象。任何被怀疑在民主权力博弈中玩弄侍从政治或裙带主义的人都无法成功。因此，首先，所有政治权力领域的利益集结都是建立在怀抱着极大的悲悯之情投身于公益事业上面的， 这不足为奇。其次，在公开辩论中，人们经常试图把追求某些特定利益的人归为敌方，这也是正常的。这样的法则也适用于党派以外，如当企业作为政治权力行为体影响政治的时候。不涉及可信赖的共同利益的商业游说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政治决策逻辑的特殊性告诉我们不要被共同利益的独特之处所吸引，而是要使之变得令人信服而富有吸引力，这是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可信赖的导向，而不仅仅是某一社会团体的偏好。意识到需要对政治利益进行整合并用这些利益将社会各种分工联系起来的现实解释了一些问题，例如即使在选举和投票根据大多数原则已经普遍受到认可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国会或其他议会立法机构中的实际委员会的工作仍是在两党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共同利益的准则在这里也同样适用，我们将其作为政治品格的组成部分在接下来的第二节第三部分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第二种影响是决策不可能与民众意见长期对峙。民主的人民主权准则赋予了公民决定共同利益的高度自由。在代议制体系中，尽管政治决策机构被委托给当选的代表，但是这些代表是主权人民的政治委托人并对他们负责。因此，政治决策的逻辑是需要认真对待公民的恐惧和担心，要么通过更好的政策进行调节，要么进行大幅度的修正。不考虑这种决策逻辑要求的政治是专家统治论。这来自精英对自我的认知，以及秉持着政治家比普通民众对共同利益的本质有更好的理解的信仰；然而，这通常导致政治迷茫和自信的流失。一个专家统治论政策的典型例子就是在面对2010年欧元危机时，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逐渐加强权力，创建了富有影响力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这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民主之外。为了避免货币的崩溃，两个机制被授权通过购买债券和提供紧缩规定允许的贷款，从而介入成员国的预算政策，损害了成员国国家议会的预算权。这导致的影响就如政治科学家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警告的那样，“这是一次对民主自我选择侮辱性的去权。” 这对于在金融上依赖他国的债务国更是如此：“债务国中如选举、议会或政府的民主常规机制被削弱得只剩下空壳，政治已不由受影响的国家本身决定。”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超过50%的公民选择不相信欧盟，这样的政策可能是原因之一。
#权力及其逻辑
第三个版块是组织逻辑，这与前两个版块关系紧密。组织逻辑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一个问题：政治组织实际是如何架构的？尽管体系逻辑阐述了机制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定义决策逻辑进而解释了两者如何共同工作，但是组织逻辑采用的是行为体内部视角。一方面，组织逻辑包括了组织正式的等级结构、职位及其责任，成员守则和管理的流程规则。另一方面，组织逻辑还涵盖了决策的非正式机制、规划定位及资源和办事处的分布。这两个方面定义了组织的行动范围。它们决定了为完成权力博弈中某项具体操作而需要采用何种内部程序，也决定了可以调动哪些战略力量。因此，了解组织逻辑有利于了解指导行为体走子的规则，也就是了解他们的战略和战术选择。
组织逻辑的正式一面在组织的基本制度中都有体现。这包括国会章程以及政治党派的党章、联合会和工会的章程。外行人可能有所不知，但是这些制度决定了将召开多少会议，如何决策，如何做会议记录，以及成员的当选或革职。深入了解正式的组织逻辑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详细了解组织架构和组织计划，例如苏联邦政府内的决策等级，从部长到国务卿，再到团体的领导，甚至更多。相比之下，组织逻辑的非正式一面是更难掌握的，因为它们没有明说，而是透过组织内的非正式讨论、共同价值或暗示来反映。只有通过长期担任第一把手或是不断地互动才能够明白。
政治逻辑的最后一个板块是传播逻辑。内容和位置的传递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传播在政治权力领域是如何进行的？领会并深度理解传播的逻辑既意味着明白传播渠道的范围，也包括掌握这些渠道所遵循的机制及其所呈现的机会和风险点分别是什么。这是权力博弈的中心，因为在代议制民主中，权力的运用总是与解释事前责任或为事后负责相关。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中央制还是联邦制，所有民主体制区别于专制体制之处在于其规则是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实施的。在这个空间中，公民被认为是成熟的传播伙伴，是理由的接收者和提供者。沟通伴随而来的义务不仅仅涉及政府、党派和立法和行政机构代表，还有私营部门的全球行为体、教堂代表和环境组织主要活跃分子等政治领域内的所有行为体。那些无法或拒绝就他们的行为进行沟通的人将会受到质疑，质疑他们的利益无法接受群众的监督、与公共利益相悖。因此，重点不是权力行为体是否能够有效沟通来实现利益，而是他们应该在何时进行何种表达。这与赋权的第二项关键议题——政治用语——有很多重叠，我们将在下文对细节进行更多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探讨传播逻辑的基本结构、渠道和范式转换。
作为数字化革命不断发展的产物，政治传播已经经历了深远的变革过程。因此，这是当今政治逻辑领域受到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21世纪民主的政治传播面临着两大分歧：模拟还是数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政治传播还等价于模拟传播：任何希望传递信息的人都通过分发传单、印制卡片、广播、在报刊发表文章、接受电视采访或者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进行，传递的信息包括选举章程、有关产业政策的贸易联盟需求、罢工呼吁和为难民上诉等。政治传播在媒体领域的特定范围内进行，这是一个由少数经过专业训练的新闻人组成的小圈子，与信息接收人之间的互动相对较少。
在推特、脸书、红迪、微信和Instagram等层出不穷的社交媒体时代，在全球信息平台网络24/7运转的年代，在充斥着即时信息和邮件往来的信息通信技术时代，上段所提及的传播方式是过时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报纸、杂志、广播和传统电视等完全不重要，只是它们的重要性不再排在第一。至今，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模拟政治通信文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然而，新传播领域是流动的，以不断的技术革新为特征。可靠的预测因逐步加快的创新周期而变得极度困难。在讨论传播文化中数字化范式转换时，彼得·柯博（Peter Köppl）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和政治，媒体和传播，都是持续变化的。为此，他引用了飙升的社交媒体服务使用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大众中间的普及以及无所不在的在线网络。得益于社交和数字化媒体的广泛使用，当今的每一家普通公司都基本上是媒体公司。权力和沟通霸权因此正逐渐被腐蚀。
数字化政治传播带来的影响可以被总结为三点。第一，传播者的数量呈指数型增长。技术和逻辑门槛的降低，使得每一位公民和每一个利益团体（无论大小）都能参与到话语数字化进程中来，他们不仅可能接触到上百万的观众，还可以仅仅通过设立推特账户、脸书主页或者点击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或者纽约时报网站（NewYorkTimes.Com）内的评论专栏来影响有势力的决策者。诸如阿根廷、厄瓜多尔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体制是这项发展的急先锋，在那里，国家元首率先通过推特等方式参与日常的口头政治辩论，这在如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第二，政治传播的频率极大地加快。在大多数民众通过智能手机就能够随时上网的时代，发帖或评论只需不到一秒即可完成，政治权力行为体们只好逐步加快他们发布信息、给予评论和回应的速度，因为他们讨厌被迫进行防守，更坏的情况是陷入无意义的沟通之中。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三点，即传播内容体积的急速增长。但是，数量的增长并不代表着质量的提高。周期频率的提高和渠道前所未有的增多，这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导致传播越来越缺乏实质内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虚假新闻。随之而来的是观点越来越容易产生变化。包括2011年#占领华尔街#（#OccupyWallStreet#）等在内的许多政治社交媒体潮流经常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收到全国和全世界的关注和赞赏，但也很快就在打击下消失不见，缺乏持续的影响力。话题标签不能保证持续成功。但是，最近的一些趋势似乎将更为持久和有效，“MeToo”（我也是）是其中的代表。这实际应该追溯至美国黑人社会活跃分子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在2006年发起的抵制针对妇女的性虐待运动。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事件于2017年10月震撼好莱坞之后，#MeToo#这个话题标签由意大利裔美国人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发起，并在全世界以不同层次和深度传播开来。
至此，政治传播逻辑在21世纪民主中的最大挑战可以被总结出来了。虽然重要的是将信息传递给目标人群而不是被成群弹出的新闻抹杀，但是有效地在所有评论和信息中过滤出有关自身利益的部分也是必需的。这里，政治权力博弈的基本规则是不要受空洞内容或捏造事实的蛊惑。数字化时代就像在传统模拟通信时代一样，谎言总是站不住脚的，这将回到我们关于政治用语和细节的讨论上。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讨论传递的战略潜力那样，在争执中，能够形成说服力的是论据和清晰的语言。任何持续依赖谎话和废话的人迟早会被揭穿，不再被政治话语空间所信任。这些见解也必须反映在权力博弈行为体的政治用语当中。
第三个版块是组织逻辑，这与前两个版块关系紧密。组织逻辑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一个问题：政治组织实际是如何架构的？尽管体系逻辑阐述了机制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定义决策逻辑进而解释了两者如何共同工作，但是组织逻辑采用的是行为体内部视角。一方面，组织逻辑包括了组织正式的等级结构、职位及其责任，成员守则和管理的流程规则。另一方面，组织逻辑还涵盖了决策的非正式机制、规划定位及资源和办事处的分布。这两个方面定义了组织的行动范围。它们决定了为完成权力博弈中某项具体操作而需要采用何种内部程序，也决定了可以调动哪些战略力量。因此，了解组织逻辑有利于了解指导行为体走子的规则，也就是了解他们的战略和战术选择。
组织逻辑的正式一面在组织的基本制度中都有体现。这包括国会章程以及政治党派的党章、联合会和工会的章程。外行人可能有所不知，但是这些制度决定了将召开多少会议，如何决策，如何做会议记录，以及成员的当选或革职。深入了解正式的组织逻辑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详细了解组织架构和组织计划，例如苏联邦政府内的决策等级，从部长到国务卿，再到团体的领导，甚至更多。相比之下，组织逻辑的非正式一面是更难掌握的，因为它们没有明说，而是透过组织内的非正式讨论、共同价值或暗示来反映。只有通过长期担任第一把手或是不断地互动才能够明白。
政治逻辑的最后一个板块是传播逻辑。内容和位置的传递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传播在政治权力领域是如何进行的？领会并深度理解传播的逻辑既意味着明白传播渠道的范围，也包括掌握这些渠道所遵循的机制及其所呈现的机会和风险点分别是什么。这是权力博弈的中心，因为在代议制民主中，权力的运用总是与解释事前责任或为事后负责相关。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中央制还是联邦制，所有民主体制区别于专制体制之处在于其规则是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实施的。在这个空间中，公民被认为是成熟的传播伙伴，是理由的接收者和提供者。沟通伴随而来的义务不仅仅涉及政府、党派和立法和行政机构代表，还有私营部门的全球行为体、教堂代表和环境组织主要活跃分子等政治领域内的所有行为体。那些无法或拒绝就他们的行为进行沟通的人将会受到质疑，质疑他们的利益无法接受群众的监督、与公共利益相悖。因此，重点不是权力行为体是否能够有效沟通来实现利益，而是他们应该在何时进行何种表达。这与赋权的第二项关键议题——政治用语——有很多重叠，我们将在下文对细节进行更多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探讨传播逻辑的基本结构、渠道和范式转换。
作为数字化革命不断发展的产物，政治传播已经经历了深远的变革过程。因此，这是当今政治逻辑领域受到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21世纪民主的政治传播面临着两大分歧：模拟还是数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政治传播还等价于模拟传播：任何希望传递信息的人都通过分发传单、印制卡片、广播、在报刊发表文章、接受电视采访或者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进行，传递的信息包括选举章程、有关产业政策的贸易联盟需求、罢工呼吁和为难民上诉等。政治传播在媒体领域的特定范围内进行，这是一个由少数经过专业训练的新闻人组成的小圈子，与信息接收人之间的互动相对较少。
在推特、脸书、红迪、微信和Instagram等层出不穷的社交媒体时代，在全球信息平台网络24/7运转的年代，在充斥着即时信息和邮件往来的信息通信技术时代，上段所提及的传播方式是过时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报纸、杂志、广播和传统电视等完全不重要，只是它们的重要性不再排在第一。至今，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模拟政治通信文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然而，新传播领域是流动的，以不断的技术革新为特征。可靠的预测因逐步加快的创新周期而变得极度困难。在讨论传播文化中数字化范式转换时，彼得·柯博（Peter Köppl）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和政治，媒体和传播，都是持续变化的。为此，他引用了飙升的社交媒体服务使用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大众中间的普及以及无所不在的在线网络。得益于社交和数字化媒体的广泛使用，当今的每一家普通公司都基本上是媒体公司。权力和沟通霸权因此正逐渐被腐蚀。
数字化政治传播带来的影响可以被总结为三点。第一，传播者的数量呈指数型增长。技术和逻辑门槛的降低，使得每一位公民和每一个利益团体（无论大小）都能参与到话语数字化进程中来，他们不仅可能接触到上百万的观众，还可以仅仅通过设立推特账户、脸书主页或者点击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或者纽约时报网站（NewYorkTimes.Com）内的评论专栏来影响有势力的决策者。诸如阿根廷、厄瓜多尔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体制是这项发展的急先锋，在那里，国家元首率先通过推特等方式参与日常的口头政治辩论，这在如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第二，政治传播的频率极大地加快。在大多数民众通过智能手机就能够随时上网的时代，发帖或评论只需不到一秒即可完成，政治权力行为体们只好逐步加快他们发布信息、给予评论和回应的速度，因为他们讨厌被迫进行防守，更坏的情况是陷入无意义的沟通之中。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三点，即传播内容体积的急速增长。但是，数量的增长并不代表着质量的提高。周期频率的提高和渠道前所未有的增多，这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导致传播越来越缺乏实质内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虚假新闻。随之而来的是观点越来越容易产生变化。包括2011年#占领华尔街#（#OccupyWallStreet#）等在内的许多政治社交媒体潮流经常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收到全国和全世界的关注和赞赏，但也很快就在打击下消失不见，缺乏持续的影响力。话题标签不能保证持续成功。但是，最近的一些趋势似乎将更为持久和有效，“MeToo”（我也是）是其中的代表。这实际应该追溯至美国黑人社会活跃分子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在2006年发起的抵制针对妇女的性虐待运动。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事件于2017年10月震撼好莱坞之后，#MeToo#这个话题标签由意大利裔美国人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发起，并在全世界以不同层次和深度传播开来。
至此，政治传播逻辑在21世纪民主中的最大挑战可以被总结出来了。虽然重要的是将信息传递给目标人群而不是被成群弹出的新闻抹杀，但是有效地在所有评论和信息中过滤出有关自身利益的部分也是必需的。这里，政治权力博弈的基本规则是不要受空洞内容或捏造事实的蛊惑。数字化时代就像在传统模拟通信时代一样，谎言总是站不住脚的，这将回到我们关于政治用语和细节的讨论上。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讨论传递的战略潜力那样，在争执中，能够形成说服力的是论据和清晰的语言。任何持续依赖谎话和废话的人迟早会被揭穿，不再被政治话语空间所信任。这些见解也必须反映在权力博弈行为体的政治用语当中。
#权力及其逻辑
二 政治用语
对于许多人而言，政治用语是负面的，因为这是权力博弈的一部分。决策者们反复地与这样的陈词滥调周旋。苏联前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曾这样说过：“每个地方的政治家都一样。他们甚至在没有河流的情况下许诺建桥。” 敬佩于赫鲁晓夫的自我嘲弄，但是他的言论是夸张的。不仅仅是政治家的用语，如果政治权力博弈领域内所有行为体的政治用语都仅仅依赖于轻率的承诺、模糊的断言、谎话和空洞的用词，那么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将处在崩溃的边缘。民主而言更是如此。民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基于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决策的主体而来的，这些主体包括公共机构、政治党派、经济和公民社会利益团体、科学组织等，他们公开地表达立场，用清晰、可信赖且保持一致的方式诠释共同利益。如果这样一种规范和功能需求持续地无法得到满足，那么政治体系就会极大地丧失信心，制定规范的精英团体们将不再值得听从。现实是更加复杂的，政治任务的核心是将此变得容易理解和管理。因此，我们接下来将概括出民主利益框架下的语言要求。
与法律用语、商业用语、多种多样的科学用语，甚至足球用语一样，政治用语是一个有着自己的词汇和规范的语言学领域。 将政治论述翻译为其他语言或反之，不仅仅是在例如经济、宗教、科学和文化等社会各权力领域中建立沟通交流的基础，同时也是极其考验人的。那些没有掌握政治用语中的特殊词汇和规则的人，其政治论述将无法被理解，甚至有时还可能导致误解。
政治词汇可以被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制度词汇，例如，国会、总统、草案、法案和听审；第二种是互动词汇，指的是政治互动或者语言行为，如丑闻、决议、妥协、要求、同意、讨论；第三种是包括各学科领域术语的部门词汇。 例如，“工业4.0”和“开放获取”等数字化和经济政策的用语，流动性管理或财政刺激等财政术语。掌握这些词汇包括了解它们的含义和引申义，这既意味着了解它们表达了什么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也意味着了解日常决策者们为了节省时间和向外人保密而使用的缩写。任何无法解读缩写和简称的人首先在阅读政治文件时就会遭遇困难。
政治用语的规则由三个方面/层次构成：内容、传递和规范化能力。在民主竞技中，并不总是那些有最佳的想法和最好的合法性的人会取得最终胜利，但可以肯定的是，理由不可信的人迟早会输。政治骗子的成功并不违背这一原则，因为这样的成功永远是易破的、不长久的。这突出了政治用语的中心特征：理由（arguments）。政治用语应该不仅仅具有启发性和煽动性，还应该具有说服力，这样的语言形式让理由对于政治用语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所提到的那样，政治用语满足了人类对于意义和合法性，对于方向性和基本原理的需求。只有理由能够挑战人类，将人类视为合理的政治主体，即理由的提供者和接收者。政治话语的理由一直以来被反对派、盟友、媒体以及大众持续地要求、询问、拒绝和重塑。如果来自政治、商业或公民社会的领导人没有理由，那么他们基本上无话可说。
说服性政治用语需要理由。但是，它们并不充分，不是所有的理由都是好的。显然，当我们谈论理由质量的评判标准时，我们必须抛开实质性的方面。对一项劳动市场政策或者气候政策理由的实质性赞扬应该由经济学家或气象学家做出。我们在此仅聚焦名义（formal）的一面。我们在第二章第四节讨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标准时，已经介绍过相应的质量标准。因此，这里仅进行总结。首先，理由必须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没有因遗漏相关事实而误导重点。其次，理由必须不能是哈里·G.法兰克福称为的废话，也就是试图在毫无意义的辞藻里传递意义，没有丝毫真理。最后，给出理由的个人或组织必须审视自己，确保掌握了足够的知识，逻辑一致、可信赖、经得起验证和无所隐藏。
这三条规定不仅仅是政治用语下的首要道德责任，更是政治话语中基本的审慎原则。因此，如果一位政治家无法展现站得住脚的经济预测，化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缺乏知识而将杀虫剂视为对环境友好的，抑或联合会的代表反对所有医学证据，坚持认为烟草制品不会损害人体健康，那么他们将会因为无视岗位责任而失去他人的信任，甚至是长期信任。最坏的情况下，例如在香烟产业中，信誉的损坏和信任的丢失会在长期内造成最具破坏性的反对。戒律正是如此：不可说谎，不可说废话。两种形式的伪理由都极有可能被检测出来，因此它们都不是权力博弈中有效的一招。
然而，高度强调理由绝不意味着政治语言不应该情绪化。相反，说服性修辞强调的是听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推理和判断（。这样的修辞是两极化、煽动性的，它一边震撼着听众，一边带着听众前行，但也使他们平静。如果没有情感因素参与或刺激说话人的心理状态，那么政治语言（及其辩论的一面）就会变得技术官僚化且枯燥乏味。在此情境下，挑战是三重的：运用名义上且实质性值得推敲的理由来支撑某一立场；通过有针对性且恰当的情绪化与听众进行情感沟通；最后在政治用语的情境下将感性和理性相结合。
传递（mediation）是第二个层次，指的是充分传递理由给听众的必经的过程，也就是建立理性洞察力和感性理解。第一，语言传播要么通过口头形式，如演讲、采访、公开辩论、非正式会谈等，要么通过纸上进行，如课本、报纸文章、意见书、档案、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等 。这两种基本形式和它们各自的表现形式各有利弊。一条推特无法准确概况复杂理由例如，尽管直截了当的意见书是紧凑且简洁的，但它们几乎激不起情感风暴。权力行为体在访谈中面临着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的危险。 第二，用于进行语言传递的词语持续地在复杂语句（技术用语）和简单语句（非技术性用语）之间穿梭，即在专家话语和外行话语之间来回摇摆。显然，词汇使用以及平衡专业用语和日常用语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在与公民社会就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对话时，开发商用规划审批程序及空间规划的技术用词对听众进行轰炸，那么这不会增进理解或带来赞赏，反而会导致困惑和疏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正确处理事务的复杂性，公平对待双方辩护人，在司法委员会关于预防犯罪问题的听证会上，担任政治专家的人最好使用专业术语。简言之：在坐标轴的两极间达到最优对于传达政治语言是至关重要的。
这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沟通者的状态。他/她是什么职位？他/她在政治领域是什么职位？他/她的职责涉及哪些语言规则？某些政治词汇与某些官职和政治地位是不相容的。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通常不会采用街头演讲方式。同时，这一传播行为也压根不适用于美国总统候选人。此外，在特朗普时代，很明显，即便在赢得一场恶语相向的竞选之后，胜利者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展他不成熟，甚至是粗鲁的言辞，或者适当地调整其“狗吹口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
顺便提一句，狗吹口哨政治代表的是一种长久存在的、运用加密词语传播政治信息的方式。 加密词语是为了从指定的理想人群那里收到回应，通常他们都非常忠诚。实际上，“狗吹口哨政治”是带贬义的，因为使用该技巧的演讲者是带有欺骗意图的，例如，暗中煽动种族和民族情感。确实，这与向狗吹口哨是类似的，犬科动物对口哨习以为常，但是人类却听不明白。当然，在现代政治范畴内，口哨同时被媒体和政治反对派接收并放大。因此，对自己阵营发出的战斗口号有煽动“另一方”的风险，例如，引发“绝不支持特朗普”（#NeverTrump）的运动。
第二个因素是接收者的状态和角色。他们是政治话语的专家还是门外汉？接收者群体是大还是小，统一还是分散？通常来说，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形象化的比较、简短的句子、重复性的话语、易记的口号并杜绝使用外来词向其公民发表演讲。这样的沟通方式不仅保证了尽可能多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的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也解决了因过于冗长或精练而导致的低关注度的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内容的复杂性。所有的论断在逻辑上是复杂还是简单？是否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理解？以德国为例，经济专家委员会是一个专注宏观经济发展的咨询委员会，俗称“经济五贤人”（Die fünf Wirtschaftsweisen），他们需要为公众和专家提供极其复杂的经济政策议题。他们通过将报告分为通俗的简短版本和专家补充版两个版本来解决这个问题，简短版本强调关键词，如“2017年强劲回升”，“金融系统风险增加”和“欧元区稳定”等。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在具体情况下，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间的关系。他们是正式关系还是非正式关系？是上下级还是平等的？是盟友还是敌人？例如，在一位协会代表和一群彼此熟知多年的国会议员中进行传递，和在新任政府发言人和一群持批判态度的记者之间进行传递所遵循的规则是不同的。
借用数学来类比，正确的传递战略是上述四个因素组成的函数：发出者和接收者的状态、内容的复杂程度和关系。但是，这四者间的平衡无法通过方程式计算得出。这是一个政治竞争性的问题，需要不断地练习和接受指导。这也是政治赋权的一部分。
二 政治用语
对于许多人而言，政治用语是负面的，因为这是权力博弈的一部分。决策者们反复地与这样的陈词滥调周旋。苏联前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曾这样说过：“每个地方的政治家都一样。他们甚至在没有河流的情况下许诺建桥。” 敬佩于赫鲁晓夫的自我嘲弄，但是他的言论是夸张的。不仅仅是政治家的用语，如果政治权力博弈领域内所有行为体的政治用语都仅仅依赖于轻率的承诺、模糊的断言、谎话和空洞的用词，那么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将处在崩溃的边缘。民主而言更是如此。民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基于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决策的主体而来的，这些主体包括公共机构、政治党派、经济和公民社会利益团体、科学组织等，他们公开地表达立场，用清晰、可信赖且保持一致的方式诠释共同利益。如果这样一种规范和功能需求持续地无法得到满足，那么政治体系就会极大地丧失信心，制定规范的精英团体们将不再值得听从。现实是更加复杂的，政治任务的核心是将此变得容易理解和管理。因此，我们接下来将概括出民主利益框架下的语言要求。
与法律用语、商业用语、多种多样的科学用语，甚至足球用语一样，政治用语是一个有着自己的词汇和规范的语言学领域。 将政治论述翻译为其他语言或反之，不仅仅是在例如经济、宗教、科学和文化等社会各权力领域中建立沟通交流的基础，同时也是极其考验人的。那些没有掌握政治用语中的特殊词汇和规则的人，其政治论述将无法被理解，甚至有时还可能导致误解。
政治词汇可以被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制度词汇，例如，国会、总统、草案、法案和听审；第二种是互动词汇，指的是政治互动或者语言行为，如丑闻、决议、妥协、要求、同意、讨论；第三种是包括各学科领域术语的部门词汇。 例如，“工业4.0”和“开放获取”等数字化和经济政策的用语，流动性管理或财政刺激等财政术语。掌握这些词汇包括了解它们的含义和引申义，这既意味着了解它们表达了什么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也意味着了解日常决策者们为了节省时间和向外人保密而使用的缩写。任何无法解读缩写和简称的人首先在阅读政治文件时就会遭遇困难。
政治用语的规则由三个方面/层次构成：内容、传递和规范化能力。在民主竞技中，并不总是那些有最佳的想法和最好的合法性的人会取得最终胜利，但可以肯定的是，理由不可信的人迟早会输。政治骗子的成功并不违背这一原则，因为这样的成功永远是易破的、不长久的。这突出了政治用语的中心特征：理由（arguments）。政治用语应该不仅仅具有启发性和煽动性，还应该具有说服力，这样的语言形式让理由对于政治用语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所提到的那样，政治用语满足了人类对于意义和合法性，对于方向性和基本原理的需求。只有理由能够挑战人类，将人类视为合理的政治主体，即理由的提供者和接收者。政治话语的理由一直以来被反对派、盟友、媒体以及大众持续地要求、询问、拒绝和重塑。如果来自政治、商业或公民社会的领导人没有理由，那么他们基本上无话可说。
说服性政治用语需要理由。但是，它们并不充分，不是所有的理由都是好的。显然，当我们谈论理由质量的评判标准时，我们必须抛开实质性的方面。对一项劳动市场政策或者气候政策理由的实质性赞扬应该由经济学家或气象学家做出。我们在此仅聚焦名义（formal）的一面。我们在第二章第四节讨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标准时，已经介绍过相应的质量标准。因此，这里仅进行总结。首先，理由必须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没有因遗漏相关事实而误导重点。其次，理由必须不能是哈里·G.法兰克福称为的废话，也就是试图在毫无意义的辞藻里传递意义，没有丝毫真理。最后，给出理由的个人或组织必须审视自己，确保掌握了足够的知识，逻辑一致、可信赖、经得起验证和无所隐藏。
这三条规定不仅仅是政治用语下的首要道德责任，更是政治话语中基本的审慎原则。因此，如果一位政治家无法展现站得住脚的经济预测，化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缺乏知识而将杀虫剂视为对环境友好的，抑或联合会的代表反对所有医学证据，坚持认为烟草制品不会损害人体健康，那么他们将会因为无视岗位责任而失去他人的信任，甚至是长期信任。最坏的情况下，例如在香烟产业中，信誉的损坏和信任的丢失会在长期内造成最具破坏性的反对。戒律正是如此：不可说谎，不可说废话。两种形式的伪理由都极有可能被检测出来，因此它们都不是权力博弈中有效的一招。
然而，高度强调理由绝不意味着政治语言不应该情绪化。相反，说服性修辞强调的是听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推理和判断（。这样的修辞是两极化、煽动性的，它一边震撼着听众，一边带着听众前行，但也使他们平静。如果没有情感因素参与或刺激说话人的心理状态，那么政治语言（及其辩论的一面）就会变得技术官僚化且枯燥乏味。在此情境下，挑战是三重的：运用名义上且实质性值得推敲的理由来支撑某一立场；通过有针对性且恰当的情绪化与听众进行情感沟通；最后在政治用语的情境下将感性和理性相结合。
传递（mediation）是第二个层次，指的是充分传递理由给听众的必经的过程，也就是建立理性洞察力和感性理解。第一，语言传播要么通过口头形式，如演讲、采访、公开辩论、非正式会谈等，要么通过纸上进行，如课本、报纸文章、意见书、档案、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等 。这两种基本形式和它们各自的表现形式各有利弊。一条推特无法准确概况复杂理由例如，尽管直截了当的意见书是紧凑且简洁的，但它们几乎激不起情感风暴。权力行为体在访谈中面临着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的危险。 第二，用于进行语言传递的词语持续地在复杂语句（技术用语）和简单语句（非技术性用语）之间穿梭，即在专家话语和外行话语之间来回摇摆。显然，词汇使用以及平衡专业用语和日常用语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在与公民社会就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对话时，开发商用规划审批程序及空间规划的技术用词对听众进行轰炸，那么这不会增进理解或带来赞赏，反而会导致困惑和疏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正确处理事务的复杂性，公平对待双方辩护人，在司法委员会关于预防犯罪问题的听证会上，担任政治专家的人最好使用专业术语。简言之：在坐标轴的两极间达到最优对于传达政治语言是至关重要的。
这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沟通者的状态。他/她是什么职位？他/她在政治领域是什么职位？他/她的职责涉及哪些语言规则？某些政治词汇与某些官职和政治地位是不相容的。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通常不会采用街头演讲方式。同时，这一传播行为也压根不适用于美国总统候选人。此外，在特朗普时代，很明显，即便在赢得一场恶语相向的竞选之后，胜利者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展他不成熟，甚至是粗鲁的言辞，或者适当地调整其“狗吹口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
顺便提一句，狗吹口哨政治代表的是一种长久存在的、运用加密词语传播政治信息的方式。 加密词语是为了从指定的理想人群那里收到回应，通常他们都非常忠诚。实际上，“狗吹口哨政治”是带贬义的，因为使用该技巧的演讲者是带有欺骗意图的，例如，暗中煽动种族和民族情感。确实，这与向狗吹口哨是类似的，犬科动物对口哨习以为常，但是人类却听不明白。当然，在现代政治范畴内，口哨同时被媒体和政治反对派接收并放大。因此，对自己阵营发出的战斗口号有煽动“另一方”的风险，例如，引发“绝不支持特朗普”（#NeverTrump）的运动。
第二个因素是接收者的状态和角色。他们是政治话语的专家还是门外汉？接收者群体是大还是小，统一还是分散？通常来说，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形象化的比较、简短的句子、重复性的话语、易记的口号并杜绝使用外来词向其公民发表演讲。这样的沟通方式不仅保证了尽可能多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的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也解决了因过于冗长或精练而导致的低关注度的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内容的复杂性。所有的论断在逻辑上是复杂还是简单？是否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理解？以德国为例，经济专家委员会是一个专注宏观经济发展的咨询委员会，俗称“经济五贤人”（Die fünf Wirtschaftsweisen），他们需要为公众和专家提供极其复杂的经济政策议题。他们通过将报告分为通俗的简短版本和专家补充版两个版本来解决这个问题，简短版本强调关键词，如“2017年强劲回升”，“金融系统风险增加”和“欧元区稳定”等。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在具体情况下，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间的关系。他们是正式关系还是非正式关系？是上下级还是平等的？是盟友还是敌人？例如，在一位协会代表和一群彼此熟知多年的国会议员中进行传递，和在新任政府发言人和一群持批判态度的记者之间进行传递所遵循的规则是不同的。
借用数学来类比，正确的传递战略是上述四个因素组成的函数：发出者和接收者的状态、内容的复杂程度和关系。但是，这四者间的平衡无法通过方程式计算得出。这是一个政治竞争性的问题，需要不断地练习和接受指导。这也是政治赋权的一部分。
#权力及其逻辑
政治用语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规范化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用语与其他形式的用语如宗教、文化等重要权力领域的用语都有着极大的不同。政治用语必须能将口头上和纸上的政治语言翻译或浓缩成法律和行政上的正规措辞。这里强调的是规范化能力。不是每一句政治语句都必须成为法律或行政用语，因为这会对大众理解和传播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所表达的意思和相应的理由必须合乎正确的专业用语。政治的本质是授权并执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行为标准以及确立合法性的标准。从全球软件公司到本地蜂农联合会，政治行为体为社会互动建立规则，介入，甚至大力介入公民和组织的生活。因此，必须能够核查政治行为的合法性，甚至必须在宪法法院进行涵盖理论和实质的司法审查。
至于如何掌握政治用语，规范化能力首先要求对法律术语以及这些术语与决策间的关系有足够的基本了解。这不是说权力顾问或其客户必须接受法律培训，也不是说他们只需要从法律角度来评估政治。法律知识是用来支撑政治的，而不是相反。重点应该放在实际影响上，政治用语不能忽略法律层面，应将其视为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和风险，纳入咨询范围。
政治用语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规范化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用语与其他形式的用语如宗教、文化等重要权力领域的用语都有着极大的不同。政治用语必须能将口头上和纸上的政治语言翻译或浓缩成法律和行政上的正规措辞。这里强调的是规范化能力。不是每一句政治语句都必须成为法律或行政用语，因为这会对大众理解和传播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所表达的意思和相应的理由必须合乎正确的专业用语。政治的本质是授权并执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行为标准以及确立合法性的标准。从全球软件公司到本地蜂农联合会，政治行为体为社会互动建立规则，介入，甚至大力介入公民和组织的生活。因此，必须能够核查政治行为的合法性，甚至必须在宪法法院进行涵盖理论和实质的司法审查。
至于如何掌握政治用语，规范化能力首先要求对法律术语以及这些术语与决策间的关系有足够的基本了解。这不是说权力顾问或其客户必须接受法律培训，也不是说他们只需要从法律角度来评估政治。法律知识是用来支撑政治的，而不是相反。重点应该放在实际影响上，政治用语不能忽略法律层面，应将其视为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和风险，纳入咨询范围。
政治品格的养成是赋权的第三项任务。通过规定权力使用者（咨询人）和权力顾问的职责，与政治逻辑和用语进行补充，加强对权力博弈战局（棋盘）的基本理解。当我们论及政治品格时，我们不仅仅指的是遵守法律或政治正确。在自由的宪法国家内，遵守法律对于参与民主权力博弈而言是必需的，无须深入解释。然而，政治正确则与道德无关。它是一种语言权力技巧，通过使用该技巧，利益团体对已经被接受成为政治用语的词汇施加影响，并在公共利益上声索主权。政治正确的影响以及它在公共话语上的禁忌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但在此，我们希望跳过这个话题。 关于政治品格，我们指的是不成文且总是暗藏的价值和行为规范，包括个人和组织在内的所有民主权力行为体都要遵守。
因此，政治品格建立在三种基本道德或美德之上：真诚、值得信赖和以公共利益为导向（truthfulness，trustworthiness and common-good orientation）。这些价值本身不具有（排他的）目的性，它们是权力行为体可信赖地传递其政治立场、构建长久的同盟和调动各类团体实现战略利益的前提。所以，它们是规范民主竞技公平且高效的先决条件，宪法国家依赖于此，但是，它们无法对宪法国家形成保证。 只有政治权力领域内的所有行为体才能做出这样的保证。这是栩栩如生的民主文化的一部分，通过持续的实践、传统、反思以及相当重要的自发的自我控制得以维持。
真诚是首要的核心价值，是权力角逐者和权力顾问毫无疑问要必须具备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过错是合理的，那么它们甚至为评估和改进一方的战略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机遇。真诚意味着个人和组织在口头和行动上保持一致。真诚守则就是将权力博弈中的话语和实践合二为一。在被践踏时，在盲从中，真诚变得极为重要。结论是简单明了的：手里拿着莫洛托夫鸡尾酒的人是不可能支持和平主义的，掠夺商店和商家的人也是不可能真诚地宣扬世界和平的。当然，缺乏真诚在政治上并不罕见，更不是只会发生在左翼分子身上。但是，这导致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包括对政治不抱希望、冷嘲热讽以及政治冷漠。任何在口头和行动上不一致的政治行为体最终都会远离政治。另外，真诚创造了信誉，也为期望提供了保证：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对象可以依赖决策者，因为他们言行一致。
真诚的重要性也可以延展至与之紧密相关的诚实（sincerity）。这对于咨询和政策制定都极为重要。例如，当一位顾问发觉其客户面临着一项非常严重的战略失误时，却因避免惹怒客户等原因瞒而不报，那么该顾问就未能履行其职责，违背了其操守。诚实原则指的是即使有被指责和反抗的风险，也要表达理由充分的观点，这不意味着顾问应该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对待咨询人，或是减轻他们的决策压力。顾问只是咨询人的咨询员和服务提供者，咨询人才是拥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的行为体。这一双重且具有潜在冲突的任务就如在叛逆和顺从中走钢丝，必须由代理人/议员们以及协会代表来完成，他们都有权代表其选民和成员来塑造政治。通过这么做，他们的职责不仅仅包括向他们的政治主顾揭露残酷的事实，如果长期的政策目标需要，那么他们甚至需要暂时做出与客户当下意见相左的举动。同时，他们仍然要对他们的客户负责。如果他们持续无法认真对待客户的担忧、愿望和信仰，那么他们就不再真正地代表咨询人。
值得信赖是第二项基本原则，当行为体长期以来的立场和行为一致且稳定时，就是值得信赖的。坦率地说，今天以环保主义者的身份为减少排放和气候保护奔走、明天为煤炭公司提供咨询、后天为太阳能生产商工作的人，都是不值得信赖的。如果你在政治上支持这样的人，那么你将一直面临着他们随时突然改变观点的风险。
在此情境下，牢记真诚和值得信赖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那些不真诚的人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地表达同一立场，但是，他们却从不或极少付诸实践。那些不值得信赖的人有可能一直言行一致，问题在于他们总是变换立场。简而言之：不真诚的人是盲从的，不值得信赖的人是没有原则的。但是，这不代表行为体们在其政治生涯中从不应改变立场。 缺乏信赖确切指的是，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缘由而在政治立场上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且这些立场的改变是突然发生的。
与真诚一样，值得信赖对于政治成功和民主竞技的完整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那些丧失公信力的人无法构建稳定且持久的同盟，无法持续地调动公民实现目标，无法传递值得信赖的信息，也无法发展和实施长期政治战略。只有信赖才能在政治权力领域博弈中创造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政治品格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既不是对独立于人民实际利益的客观道德利益的承诺，也与充分就业、外国人融入和社会平等等普遍的政策目标无关。这些被称为实体主义或物质概念的东西，提前决定了公共利益的内容，这与自由社会的多元利益和民主决策的开放性是冲突的。鉴于民主竞赛的结果总是暂时的，被程序规范、政治文化和利益团体的解释视野所控制和制约，因此，社会福祉的内容是无法预知的。
然而，如果公共利益既不是客观存在，也无法预知内容的多少，那么权力行为体和权力顾问应该以什么为导向呢？在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中不变的是什么？相互补充的两部分可以来回答这个难度较大且鲜少得到讨论的问题。首先，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需要遵守并维护成文和不成文的民主程序规范和原则。公共利益不产生民主决策而是来自民主决策，所以只有民主决策才能服务于公共利益。除了一系列显而易见的戒律禁忌，如承认选举结果、不贿赂成功当选的官员、不威胁反对派和尊重新闻自由等，公共利益还包括保护民主秩序。任何因肤色、国籍和宗教原因而侵害公民政治权利的人，都不是民主竞赛中的对手，而是民主的敌人。与敌人之间不存在讨论或辩论，应该用一切法律手段击败他们。这是防御性民主的原则。
第二部分回答涉及复合词“公共利益”中的“公共”这个形容词。公共利益是社会整体的福祉，而不是单一或取得政治胜利的一方所塑造的利益。 当表达各自关切时，所有权力行为体和利益团体都必须考虑这项指导性原则所具有的包容性特征。在此，公共利益对利益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的，顾问有责任向客户阐述清楚这种重要性。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意味着在制定政治目标时，考虑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合法且潜在的冲突利益，并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修正自己的立场。利己主义的特殊论与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相对。以牺牲他人来野蛮地实现一些利益，这种利己主义的决策是无法与公共利益相容的。
此类不成文的民主基本规范通常在新当选的政府首脑的治国理政中得到体现。在所有这些类似的情形中，挑战不是如何动嘴皮子，而是如何真诚地表达意图。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需要何种程度的妥协，以及辩证看待并调整个人利益，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民主实践和理论的争论焦点。 我们不致力于给出最终的答案，但我们希望点出这个问题的本质。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清楚，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成功地掌控着权力博弈。权力博弈实际上是通过技术性布局和战略构建来获得政治利益的游戏，但是这些政治利益必须首先符合游戏的民主规则，其次，与其他利益相融，这意味着不是完全利己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权力行为体有可能被排除在游戏之外，或者身陷侍从主义而追求实现既得利益。与其他政治品格的核心价值一样，真诚、值得信赖和以共同利益为导向不仅仅是伦理戒律，还符合政治动机。
因此，政治品格建立在三种基本道德或美德之上：真诚、值得信赖和以公共利益为导向（truthfulness，trustworthiness and common-good orientation）。这些价值本身不具有（排他的）目的性，它们是权力行为体可信赖地传递其政治立场、构建长久的同盟和调动各类团体实现战略利益的前提。所以，它们是规范民主竞技公平且高效的先决条件，宪法国家依赖于此，但是，它们无法对宪法国家形成保证。 只有政治权力领域内的所有行为体才能做出这样的保证。这是栩栩如生的民主文化的一部分，通过持续的实践、传统、反思以及相当重要的自发的自我控制得以维持。
真诚是首要的核心价值，是权力角逐者和权力顾问毫无疑问要必须具备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过错是合理的，那么它们甚至为评估和改进一方的战略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机遇。真诚意味着个人和组织在口头和行动上保持一致。真诚守则就是将权力博弈中的话语和实践合二为一。在被践踏时，在盲从中，真诚变得极为重要。结论是简单明了的：手里拿着莫洛托夫鸡尾酒的人是不可能支持和平主义的，掠夺商店和商家的人也是不可能真诚地宣扬世界和平的。当然，缺乏真诚在政治上并不罕见，更不是只会发生在左翼分子身上。但是，这导致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包括对政治不抱希望、冷嘲热讽以及政治冷漠。任何在口头和行动上不一致的政治行为体最终都会远离政治。另外，真诚创造了信誉，也为期望提供了保证：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对象可以依赖决策者，因为他们言行一致。
真诚的重要性也可以延展至与之紧密相关的诚实（sincerity）。这对于咨询和政策制定都极为重要。例如，当一位顾问发觉其客户面临着一项非常严重的战略失误时，却因避免惹怒客户等原因瞒而不报，那么该顾问就未能履行其职责，违背了其操守。诚实原则指的是即使有被指责和反抗的风险，也要表达理由充分的观点，这不意味着顾问应该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对待咨询人，或是减轻他们的决策压力。顾问只是咨询人的咨询员和服务提供者，咨询人才是拥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的行为体。这一双重且具有潜在冲突的任务就如在叛逆和顺从中走钢丝，必须由代理人/议员们以及协会代表来完成，他们都有权代表其选民和成员来塑造政治。通过这么做，他们的职责不仅仅包括向他们的政治主顾揭露残酷的事实，如果长期的政策目标需要，那么他们甚至需要暂时做出与客户当下意见相左的举动。同时，他们仍然要对他们的客户负责。如果他们持续无法认真对待客户的担忧、愿望和信仰，那么他们就不再真正地代表咨询人。
值得信赖是第二项基本原则，当行为体长期以来的立场和行为一致且稳定时，就是值得信赖的。坦率地说，今天以环保主义者的身份为减少排放和气候保护奔走、明天为煤炭公司提供咨询、后天为太阳能生产商工作的人，都是不值得信赖的。如果你在政治上支持这样的人，那么你将一直面临着他们随时突然改变观点的风险。
在此情境下，牢记真诚和值得信赖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那些不真诚的人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地表达同一立场，但是，他们却从不或极少付诸实践。那些不值得信赖的人有可能一直言行一致，问题在于他们总是变换立场。简而言之：不真诚的人是盲从的，不值得信赖的人是没有原则的。但是，这不代表行为体们在其政治生涯中从不应改变立场。 缺乏信赖确切指的是，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缘由而在政治立场上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且这些立场的改变是突然发生的。
与真诚一样，值得信赖对于政治成功和民主竞技的完整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那些丧失公信力的人无法构建稳定且持久的同盟，无法持续地调动公民实现目标，无法传递值得信赖的信息，也无法发展和实施长期政治战略。只有信赖才能在政治权力领域博弈中创造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政治品格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既不是对独立于人民实际利益的客观道德利益的承诺，也与充分就业、外国人融入和社会平等等普遍的政策目标无关。这些被称为实体主义或物质概念的东西，提前决定了公共利益的内容，这与自由社会的多元利益和民主决策的开放性是冲突的。鉴于民主竞赛的结果总是暂时的，被程序规范、政治文化和利益团体的解释视野所控制和制约，因此，社会福祉的内容是无法预知的。
然而，如果公共利益既不是客观存在，也无法预知内容的多少，那么权力行为体和权力顾问应该以什么为导向呢？在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中不变的是什么？相互补充的两部分可以来回答这个难度较大且鲜少得到讨论的问题。首先，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需要遵守并维护成文和不成文的民主程序规范和原则。公共利益不产生民主决策而是来自民主决策，所以只有民主决策才能服务于公共利益。除了一系列显而易见的戒律禁忌，如承认选举结果、不贿赂成功当选的官员、不威胁反对派和尊重新闻自由等，公共利益还包括保护民主秩序。任何因肤色、国籍和宗教原因而侵害公民政治权利的人，都不是民主竞赛中的对手，而是民主的敌人。与敌人之间不存在讨论或辩论，应该用一切法律手段击败他们。这是防御性民主的原则。
第二部分回答涉及复合词“公共利益”中的“公共”这个形容词。公共利益是社会整体的福祉，而不是单一或取得政治胜利的一方所塑造的利益。 当表达各自关切时，所有权力行为体和利益团体都必须考虑这项指导性原则所具有的包容性特征。在此，公共利益对利益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的，顾问有责任向客户阐述清楚这种重要性。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意味着在制定政治目标时，考虑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合法且潜在的冲突利益，并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修正自己的立场。利己主义的特殊论与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相对。以牺牲他人来野蛮地实现一些利益，这种利己主义的决策是无法与公共利益相容的。
此类不成文的民主基本规范通常在新当选的政府首脑的治国理政中得到体现。在所有这些类似的情形中，挑战不是如何动嘴皮子，而是如何真诚地表达意图。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需要何种程度的妥协，以及辩证看待并调整个人利益，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民主实践和理论的争论焦点。 我们不致力于给出最终的答案，但我们希望点出这个问题的本质。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清楚，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成功地掌控着权力博弈。权力博弈实际上是通过技术性布局和战略构建来获得政治利益的游戏，但是这些政治利益必须首先符合游戏的民主规则，其次，与其他利益相融，这意味着不是完全利己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权力行为体有可能被排除在游戏之外，或者身陷侍从主义而追求实现既得利益。与其他政治品格的核心价值一样，真诚、值得信赖和以共同利益为导向不仅仅是伦理戒律，还符合政治动机。
#权力及其逻辑
了解了政治逻辑、政治用语和政治品格后，赋权的核心任务被概括出来。如果行为体们内化了这三个权力博弈的元素，那么他们就已经了解了“棋盘”。他们也就掌握了政治游戏的机制和规则。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顾问可以通过哪些工具和技巧来为他们的咨询人提供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竞争力。现在，我们来解释权力领导权体系中的基本构成。
赋权技巧有三方面：培训和辅导（training and coaching）、组织咨询（organizational consulting）以及领航（navigation）。
培训和辅导在日常用语中往往一同出现，原因在于，无论在体育、商业还是在政治领域，二者基本上由同一人完成。然而，明确的区分是有必要的。让我们用足球为例进行阐述。足球训练课指的是球员们在每场比赛之间的训练时间，这些时间用来训练体能、练习跑位、回顾比赛录像以发现失误和机会等，所有这些都在教练员的指导下进行。然而，辅导是在比赛进行中，在著名的场外教练区进行的；这里，球队主教练（避免与“教练”或“训练员”混淆）实时给予指导，对个别运动员进行反馈和批评，做出战术改变，替换球员以及为球队欢呼。
这样的情形与政治权力咨询是非常相似的。在培训中，权力顾问为客户参与政治竞技做准备。第一，他/她为客户提供了对社会的政治逻辑、制度和机制的基本了解，其中，政治逻辑包括体系逻辑、决策逻辑、组织逻辑和沟通逻辑。鉴于这里的重点是获取实践能力而不是理论知识，传递通常是以互动的形式出现，而不是说教。在研讨会或游戏策划中，顾问和客户讨论立法程序的详细结构、欧盟法令的实施或部长级会议的规程。第二，培训包括掌握沟通技巧，在演讲和写作中使用政治语言。这方面的赋权包含了非常多的话题和方式方法。从熟练运用主要的缩写，到掌握对各类高官的问候，如“尊敬的”（the Honorable）或“阁下”（His/Her Excellency）等，从撰写各种政治文本，如档案、协定、法律、条例等，到镜头前的修辞训练。这也包括在政策用语和商业或科学用语间的转换。培训的第三个方面是建立对政治品格和社会形态及其价值的认知。在面对世界企业或外国贸易组织等国际客户时，后者给顾问们带来巨大的挑战。这些权力行为体在多个国家内活动，但是不一定熟悉当地文化，例如，他们不了解德国政治对数据保护的强调，也不清楚个人关系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因此，除了翻译以外，顾问们必须担任文化使者的角色。
辅导则伴随着咨询人进行内部或外部政治活动而发生。例如，内部活动包括与公司监事会或协会的管理层举行战略会议，还包括非政府组织内部的专业化和重组活动。外部活动则涵盖了广泛的对外联络行为，从发表公告到出席专业论坛以及与决策者进行单独讨论。权力顾问时刻准备着为其客户的意见书、通信或演讲提供反馈。他/她出席这些重要的演讲场合不是为了在一旁小声嘀咕地给出建议，而是实时地对其客户的能力进行评估，并根据他们的表现和传递技术安排未来的训练。最重要的是，顾问还需要让客户们熟悉政治事件，如议会之夜、专家会议、党代表大会和庆典等，还要熟悉其他相关的行为体以及他们的目标、利益、权力资源和特征。在政治领域，权力顾问们既是导师，也是引航员。
培训和辅导是为了帮助个人或小团体适应权力博弈，而组织咨询则专注于使制度结构达到最优。当然，组织咨询的结构和重点随着权力领导权的重点是政治领导权还是游说领导权而不同。对于部委、部门和其他机构而言，这包括为了提高针对挑战和危机的响应能力，发展和落实节省时间和资源的等级制度或流程等。对于党派来说，政治组织咨询可能旨在建立一个竞选中心，也就是所谓的“作战室”，以便为下一场选战做准备，成功并持续地向选民传递信息。至于私营部门的行为体，他们的重心是建立或优化利益代表结构，旨在评估预期的规管，改变对业务发展的影响，任命与决策者的联络人和接受来自政治领域的批评。尽管重点不同，但政治组织咨询总是有着相同的目标：创建团队，建立决策、沟通与合作结构，在内部和外部形成高效的工作节奏，目的明确地发展并落实政治战略。
成功的组织咨询要求顾问们能够对明文规定的组织条例的真实情况和它们的战略力量做出清晰的分析。明文规定的组织条例指的是组织机构、工作和信息处理流程图等，而战略力量包括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网络能力、传递能力、名声、资金优势和做出牺牲的意愿。然而，顾问们也需要对内部权力关系、竞争、彼此间的同情和仇恨以及主导权保持敏感。如果最复杂的重组计划因董事会长期成员的虚荣心受到侮辱、非政府组织会员坚持自我形象或官僚人员不愿放弃已证实的工作方法而失败，那么它将变得一文不值。顾问们无法通过政治知识和实践所得来应对这些挑战，这需要理解人性（即人类的技能），尤其是对自身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这里我们需要在叛逆和顺从中取得平衡。把握分寸并且保持尊重的情况下，权力顾问有责任将客户的不足铭记于心，并提供解决方案；但是在认识不足和接受解决方式上，他/她不能代替权力行为体。
领航作为第三个方面已经在我们将权力顾问比喻成政治引航员时提及。引航员对水域是如此熟悉，以至于他们可以在浅滩、暴风雨地区和危险的洋流中，为船长指出一条甚至多条到达目标港口的航道。与此类似，顾问在领航上的挑战包括，一，根据客户的目标，阐明政治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风险和机遇；二，标明体系内哪条路能够通向这些目标，以及有关这些道路的挑战。根据权力博弈的战略常量来提供方向是重要的，这对于国际行为体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常常远离体系逻辑和社会的日常政治，也不太了解在全球战略中它们的政治定位。因此，这部分的指责包括依照政治体系逻辑，对核心问题提供以应用为导向的阐释，核心问题如：区域政府和国家政府在对于行为体而言重要的政策领域拥有哪些决策权力？欧盟决策和成员国政府间的关系是什么？成员国政府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来影响欧盟？相关法律从形成概念到正式颁布经历了哪些制度阶段？这些阶段都存在着哪些影响渠道？最重要的是，这些结构特点将对行为体的利益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问题与之前提及的培训是紧密相连的。培训是为了帮助客户形成政治思维，领航则是在权力领域中运用这种思维来找寻方向。安全的领航是建立在成功的训练之上的。
领航是咨询的一种，不应与制定战略混淆。制定战略指的是，在考虑到战略环境，即时间范围、变量和常量的情况下，确定通往具体而明确的战略目标的理想因果路径，该路径成本最低但是成功概率最大。这是提炼的范畴。因此，领航是成功制定、组织和协调战略的先决条件。通过界定政治地形、制度和程序化路径，领航为权力行为体和权力顾问制定并实施政治战略夯实基础。此外，对与政治、法律和社会发展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核心要素将在权力领导权的第二个主要概念——提炼（condensing）中进行详细阐述。
了解了政治逻辑、政治用语和政治品格后，赋权的核心任务被概括出来。如果行为体们内化了这三个权力博弈的元素，那么他们就已经了解了“棋盘”。他们也就掌握了政治游戏的机制和规则。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顾问可以通过哪些工具和技巧来为他们的咨询人提供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竞争力。现在，我们来解释权力领导权体系中的基本构成。
赋权技巧有三方面：培训和辅导（training and coaching）、组织咨询（organizational consulting）以及领航（navigation）。
培训和辅导在日常用语中往往一同出现，原因在于，无论在体育、商业还是在政治领域，二者基本上由同一人完成。然而，明确的区分是有必要的。让我们用足球为例进行阐述。足球训练课指的是球员们在每场比赛之间的训练时间，这些时间用来训练体能、练习跑位、回顾比赛录像以发现失误和机会等，所有这些都在教练员的指导下进行。然而，辅导是在比赛进行中，在著名的场外教练区进行的；这里，球队主教练（避免与“教练”或“训练员”混淆）实时给予指导，对个别运动员进行反馈和批评，做出战术改变，替换球员以及为球队欢呼。
这样的情形与政治权力咨询是非常相似的。在培训中，权力顾问为客户参与政治竞技做准备。第一，他/她为客户提供了对社会的政治逻辑、制度和机制的基本了解，其中，政治逻辑包括体系逻辑、决策逻辑、组织逻辑和沟通逻辑。鉴于这里的重点是获取实践能力而不是理论知识，传递通常是以互动的形式出现，而不是说教。在研讨会或游戏策划中，顾问和客户讨论立法程序的详细结构、欧盟法令的实施或部长级会议的规程。第二，培训包括掌握沟通技巧，在演讲和写作中使用政治语言。这方面的赋权包含了非常多的话题和方式方法。从熟练运用主要的缩写，到掌握对各类高官的问候，如“尊敬的”（the Honorable）或“阁下”（His/Her Excellency）等，从撰写各种政治文本，如档案、协定、法律、条例等，到镜头前的修辞训练。这也包括在政策用语和商业或科学用语间的转换。培训的第三个方面是建立对政治品格和社会形态及其价值的认知。在面对世界企业或外国贸易组织等国际客户时，后者给顾问们带来巨大的挑战。这些权力行为体在多个国家内活动，但是不一定熟悉当地文化，例如，他们不了解德国政治对数据保护的强调，也不清楚个人关系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因此，除了翻译以外，顾问们必须担任文化使者的角色。
辅导则伴随着咨询人进行内部或外部政治活动而发生。例如，内部活动包括与公司监事会或协会的管理层举行战略会议，还包括非政府组织内部的专业化和重组活动。外部活动则涵盖了广泛的对外联络行为，从发表公告到出席专业论坛以及与决策者进行单独讨论。权力顾问时刻准备着为其客户的意见书、通信或演讲提供反馈。他/她出席这些重要的演讲场合不是为了在一旁小声嘀咕地给出建议，而是实时地对其客户的能力进行评估，并根据他们的表现和传递技术安排未来的训练。最重要的是，顾问还需要让客户们熟悉政治事件，如议会之夜、专家会议、党代表大会和庆典等，还要熟悉其他相关的行为体以及他们的目标、利益、权力资源和特征。在政治领域，权力顾问们既是导师，也是引航员。
培训和辅导是为了帮助个人或小团体适应权力博弈，而组织咨询则专注于使制度结构达到最优。当然，组织咨询的结构和重点随着权力领导权的重点是政治领导权还是游说领导权而不同。对于部委、部门和其他机构而言，这包括为了提高针对挑战和危机的响应能力，发展和落实节省时间和资源的等级制度或流程等。对于党派来说，政治组织咨询可能旨在建立一个竞选中心，也就是所谓的“作战室”，以便为下一场选战做准备，成功并持续地向选民传递信息。至于私营部门的行为体，他们的重心是建立或优化利益代表结构，旨在评估预期的规管，改变对业务发展的影响，任命与决策者的联络人和接受来自政治领域的批评。尽管重点不同，但政治组织咨询总是有着相同的目标：创建团队，建立决策、沟通与合作结构，在内部和外部形成高效的工作节奏，目的明确地发展并落实政治战略。
成功的组织咨询要求顾问们能够对明文规定的组织条例的真实情况和它们的战略力量做出清晰的分析。明文规定的组织条例指的是组织机构、工作和信息处理流程图等，而战略力量包括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网络能力、传递能力、名声、资金优势和做出牺牲的意愿。然而，顾问们也需要对内部权力关系、竞争、彼此间的同情和仇恨以及主导权保持敏感。如果最复杂的重组计划因董事会长期成员的虚荣心受到侮辱、非政府组织会员坚持自我形象或官僚人员不愿放弃已证实的工作方法而失败，那么它将变得一文不值。顾问们无法通过政治知识和实践所得来应对这些挑战，这需要理解人性（即人类的技能），尤其是对自身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这里我们需要在叛逆和顺从中取得平衡。把握分寸并且保持尊重的情况下，权力顾问有责任将客户的不足铭记于心，并提供解决方案；但是在认识不足和接受解决方式上，他/她不能代替权力行为体。
领航作为第三个方面已经在我们将权力顾问比喻成政治引航员时提及。引航员对水域是如此熟悉，以至于他们可以在浅滩、暴风雨地区和危险的洋流中，为船长指出一条甚至多条到达目标港口的航道。与此类似，顾问在领航上的挑战包括，一，根据客户的目标，阐明政治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风险和机遇；二，标明体系内哪条路能够通向这些目标，以及有关这些道路的挑战。根据权力博弈的战略常量来提供方向是重要的，这对于国际行为体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常常远离体系逻辑和社会的日常政治，也不太了解在全球战略中它们的政治定位。因此，这部分的指责包括依照政治体系逻辑，对核心问题提供以应用为导向的阐释，核心问题如：区域政府和国家政府在对于行为体而言重要的政策领域拥有哪些决策权力？欧盟决策和成员国政府间的关系是什么？成员国政府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来影响欧盟？相关法律从形成概念到正式颁布经历了哪些制度阶段？这些阶段都存在着哪些影响渠道？最重要的是，这些结构特点将对行为体的利益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问题与之前提及的培训是紧密相连的。培训是为了帮助客户形成政治思维，领航则是在权力领域中运用这种思维来找寻方向。安全的领航是建立在成功的训练之上的。
领航是咨询的一种，不应与制定战略混淆。制定战略指的是，在考虑到战略环境，即时间范围、变量和常量的情况下，确定通往具体而明确的战略目标的理想因果路径，该路径成本最低但是成功概率最大。这是提炼的范畴。因此，领航是成功制定、组织和协调战略的先决条件。通过界定政治地形、制度和程序化路径，领航为权力行为体和权力顾问制定并实施政治战略夯实基础。此外，对与政治、法律和社会发展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核心要素将在权力领导权的第二个主要概念——提炼（condensing）中进行详细阐述。
人的最大的消耗，不是来自智力或者体力的透支，也不是来自跟大自然或者同类的争斗，而是来自自己对自己的战争。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战士、枪支、弹药甚至战术，都是这个人自己提供的，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支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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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ed from 小破不入渠🌏
其实我觉得，最能概括 B 友的一个标签，就是 underachiever，这个词最近被具象为了「孔乙己」，引爆了 B 站舆论。
说 B 友是真底层吧，也不是。他们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自我预期与实际社会地位的错位。这个错位最具体的体现就是学历和收入的错配。比如那种考个一本的小做题家，在高考的数轴上，算 TOP 5-10%，但毕业之后月入 5000，就沦为了 30-50%，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B 友并不完全是穷，大学越好 B 站渗透率越高不是开玩笑。他们的问题在于实际的收入（父母的生活费）满足不了他们因读书过分膨胀的 ego。包括他们的保守价值观，底层其实还是封建科举那一套。因为在科举制的价值判断体系下，读书的能力和社会地位（至少表面上）是匹配的，市场经济下则不然。
包括 B 友里最典型的一种人，屌丝男大，他们保守的根源，其实是「唯物」和「崇理」的价值观体现。你会发现他们极为厌恶风险，但实际上又根本没什么本钱可以输。他们纯粹就是胆小而已，能做、敢做的，就只有「卷」，并盼望着在某个时间节点，完成跳龙门式的蜕变，之后钱、权、性、社会地位，所有的资源都会水到渠成，这同样是科举的叙事。
至于左倾，B 友左倾的原因纯粹是因为红旗是左的。因为「左」的叙事其实是不理智的，如果所有人都是完美的理性人，这个社会就不存在有什么「左」，第一个左的人总是要牺牲的，B 友没那么「傻」。
所以你会看到，20-21 年那会儿 B 站盛行「抓特务」，因为当时私营经济如累卵，相当一部分 B 友无法把自己的学历光环，兑现为一份职业，所以只好站在「反资本」的旗帜下，希望为体制交一份投名状，获得一个与学历匹配的社会地位。但实际上，从大学生不包分配开始，体制内是学历最不值钱的地方，到最后，真正获得资源、地位的还是周颉。大部分 B 友，读了点 B 书，最终的结局还是沦为土木老哥。
再叠加后房地产时代的大衰退，这两年你就看到，B 友们的价值体系已经彻底崩坏，开始逮谁咬谁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z4y1Y7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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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B 友里最典型的一种人，屌丝男大，他们保守的根源，其实是「唯物」和「崇理」的价值观体现。你会发现他们极为厌恶风险，但实际上又根本没什么本钱可以输。他们纯粹就是胆小而已，能做、敢做的，就只有「卷」，并盼望着在某个时间节点，完成跳龙门式的蜕变，之后钱、权、性、社会地位，所有的资源都会水到渠成，这同样是科举的叙事。
至于左倾，B 友左倾的原因纯粹是因为红旗是左的。因为「左」的叙事其实是不理智的，如果所有人都是完美的理性人，这个社会就不存在有什么「左」，第一个左的人总是要牺牲的，B 友没那么「傻」。
所以你会看到，20-21 年那会儿 B 站盛行「抓特务」，因为当时私营经济如累卵，相当一部分 B 友无法把自己的学历光环，兑现为一份职业，所以只好站在「反资本」的旗帜下，希望为体制交一份投名状，获得一个与学历匹配的社会地位。但实际上，从大学生不包分配开始，体制内是学历最不值钱的地方，到最后，真正获得资源、地位的还是周颉。大部分 B 友，读了点 B 书，最终的结局还是沦为土木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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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用户对B站不是财富，是诅咒【解构B站2】_哔哩哔哩_bilibili
年轻用户对B站不是财富，是诅咒【解构B站2】, 视频播放量 1276034、弹幕量 44047、点赞数 96813、投硬币枚数 81085、收藏人数 36307、转发人数 21778, 视频作者 老蒋巨靠谱, 作者简介 一直踏入河流，相关视频：峰哥唱衰B站 男用户商业价值为零，13年过去了，B站曾经的竞争对手们现在都咋样了？，峰哥点评：B站＋头条＋微博＋虎扑＋微信朋友圈用户属性！！，为什么B站很难赚钱？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群体！，B站现状，吐槽 B站现状搬运工，开局领先数千万用户的A站，是怎么被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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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
键政永远是一种低门槛的爱好，而政治讨论只要有一定的政治知识基础的。相信你在认真读过政治相关的专业书籍后，你会对键政圈那种事实未辩，立场先行的那种人无比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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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
但惟独在婚姻上，很多拥有资源的城市女性，摆脱不了一个“上嫁”和“慕强”的心理，尽管她们自身拥有的学识、资源，已经比90%的人类都要优秀了。很多人说，优秀的剩女不存在。这显然是“定义权”交给男性的后果，对很多男性来说，不管你从小到大多优秀，平庸的长相和增长的年龄，就足够将你一票否决了。简单点说，你如果足够优秀，却因为长相或者年龄，只能拥有一个“大龄剩女”的标签，这显然是因为你不拥有话语权的结果。如果你始终是慕强心理，你就不能拥有两性关系上真正的决定权，自然也就不能拥有话语权，所以你等于将“定义优秀”的权力让渡给男性。
很多剩女最大的问题，不是绝对条件不够优质，而是喜欢“占便宜”。
她们的择偶要求，总结一下，就是“占便宜”的心理。
在物质上占便宜：男性要有上进心，能力要强，在物质上能够照顾自己，收入至少得比自己高。
在情感上占便宜：要成熟，有包容力，能够照顾自己，包容自己。
我认识的这类“优秀男性”普遍有一个特点，他们可能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但他们对自己是否被占便宜极其敏感，很多甚至到了上纲上线的地步。你占他便宜，他会觉得你在侮辱他的人格和智商，像职业病一样。
我经常听到这个群体的女性说，“我不妥协、不将就，难道有错吗？”我每次看到这种话，往往是五味杂陈，我真实的内心反应其实是这样的，“你们怎么这么可怜？”怎么说呢，如果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高逼格的事情是“不妥协、不将就”，那你的逼格其实是很低的，因为你在你自己的“自我认知”中是一个弱者。我不是在歧视你们，正好相反，我十分尊重你们，因为在我的认知里，你们是强者，懂吗？我只是觉得，你们完全没有发挥出，你们本来应该拥有的能量。你见过哪个强者的最高标准是“不妥协、不将就”的？什么是强者，强者是“秩序的建构者”。强者是不可能想着去占别人便宜的，强者只在乎一件事，那就是“我想构建怎么样的秩序”。占便宜本质上是一种弱者心态。秩序的构建者，必然是愿意承担风险，承担责任的。简单点说就是，优质剩女，其实不该去想“为什么男生不喜欢优质剩女”，而是应该去想“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但很遗憾，我所认识的“优质的剩女们”，在这个层面上，普遍都很弱，她们很聪明，职场上很优秀，占据的资源也很多，但往往不是强者。某种程度上说，她们甚至不如那些底层拳师。底层拳师那些拳法、生孩子警告，虽然看上去low到爆，却是和她们自身的特点、所处的环境、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她们就是一个婚前有优势，婚后只有劣势的群体。所以婚前占便宜，其实一点错都没有。老实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她们不对。而所谓的“优质剩女”，占据着更高的学识，拥有着更多的资源，非但无法构建自身的秩序，组织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反而被底层拳师的意识形态所绑架，其实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不妥协、不将就”有什么错？你说这个话，等于变相承认，底层拳师那套弱者逻辑是正确的，而且是你的行事纲领。强者不能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反而被底层意识绑架，你还说你没错？所以不要再问我，“我不妥协、不将就”有什么错了，你大错特错。
作者：令狐冲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9551228/answer/128050980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但惟独在婚姻上，很多拥有资源的城市女性，摆脱不了一个“上嫁”和“慕强”的心理，尽管她们自身拥有的学识、资源，已经比90%的人类都要优秀了。很多人说，优秀的剩女不存在。这显然是“定义权”交给男性的后果，对很多男性来说，不管你从小到大多优秀，平庸的长相和增长的年龄，就足够将你一票否决了。简单点说，你如果足够优秀，却因为长相或者年龄，只能拥有一个“大龄剩女”的标签，这显然是因为你不拥有话语权的结果。如果你始终是慕强心理，你就不能拥有两性关系上真正的决定权，自然也就不能拥有话语权，所以你等于将“定义优秀”的权力让渡给男性。
很多剩女最大的问题，不是绝对条件不够优质，而是喜欢“占便宜”。
她们的择偶要求，总结一下，就是“占便宜”的心理。
在物质上占便宜：男性要有上进心，能力要强，在物质上能够照顾自己，收入至少得比自己高。
在情感上占便宜：要成熟，有包容力，能够照顾自己，包容自己。
我认识的这类“优秀男性”普遍有一个特点，他们可能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但他们对自己是否被占便宜极其敏感，很多甚至到了上纲上线的地步。你占他便宜，他会觉得你在侮辱他的人格和智商，像职业病一样。
我经常听到这个群体的女性说，“我不妥协、不将就，难道有错吗？”我每次看到这种话，往往是五味杂陈，我真实的内心反应其实是这样的，“你们怎么这么可怜？”怎么说呢，如果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高逼格的事情是“不妥协、不将就”，那你的逼格其实是很低的，因为你在你自己的“自我认知”中是一个弱者。我不是在歧视你们，正好相反，我十分尊重你们，因为在我的认知里，你们是强者，懂吗？我只是觉得，你们完全没有发挥出，你们本来应该拥有的能量。你见过哪个强者的最高标准是“不妥协、不将就”的？什么是强者，强者是“秩序的建构者”。强者是不可能想着去占别人便宜的，强者只在乎一件事，那就是“我想构建怎么样的秩序”。占便宜本质上是一种弱者心态。秩序的构建者，必然是愿意承担风险，承担责任的。简单点说就是，优质剩女，其实不该去想“为什么男生不喜欢优质剩女”，而是应该去想“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但很遗憾，我所认识的“优质的剩女们”，在这个层面上，普遍都很弱，她们很聪明，职场上很优秀，占据的资源也很多，但往往不是强者。某种程度上说，她们甚至不如那些底层拳师。底层拳师那些拳法、生孩子警告，虽然看上去low到爆，却是和她们自身的特点、所处的环境、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她们就是一个婚前有优势，婚后只有劣势的群体。所以婚前占便宜，其实一点错都没有。老实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她们不对。而所谓的“优质剩女”，占据着更高的学识，拥有着更多的资源，非但无法构建自身的秩序，组织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反而被底层拳师的意识形态所绑架，其实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不妥协、不将就”有什么错？你说这个话，等于变相承认，底层拳师那套弱者逻辑是正确的，而且是你的行事纲领。强者不能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反而被底层意识绑架，你还说你没错？所以不要再问我，“我不妥协、不将就”有什么错了，你大错特错。
作者：令狐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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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男生不喜欢优质的剩女？ - 知乎
最后做次更新：首先呢，我很尊重女性，我真诚的觉得女性不比男性差。现在大城市的这批年轻人，大多是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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