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凤治在日记里一再称在广东官不好当。杜联有一次同杜凤治说：“天下宦途险恶未有如广省者，念及此实为寒心。既入网罗，何日得摆脱离此苦海也！”杜凤治深有同感。在第二次南海知县任上，有一次杜凤治同布政使杨庆麟谈及各省官员任免，也说“天下官之难作、吏治之难未有如广东者也”。广东民情强悍，人心浮动，盗匪多，钱粮难收，涉外事件多，清朝各种则例已远远不适合广东实际，且广东经济发达，物价高昂，官员必须比其他省份的官捞取更多银钱才可以维持，故各种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在这种大背景下，广东官场勾心斗角格外严重。

各级官员都说广东的官难当，而且普遍认为州县官甚至比佐杂还难当。当州县官除了辛苦以外还相当受气。同治十年八月，因为办案受了盐运使钟谦钧的气，杜凤治在日记中写了州县官们调侃的一段顺口溜：“前生不善，今生州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此后，按察使周恒祺升任外省布政使，不满杜凤治不送程仪，在总督刘坤一面前对杜“大有微辞”，杜再次引用这24字“口号”。

古今中外经常会有人说官不好当，清朝州县官也确实不容易当。然而，官员们尽管调侃、抱怨，但都愿意到富庶的广东当官，尤其是愿意补上南海知县这种要缺、优缺，杜凤治也是如此。为什么杜凤治当知县当得那么卖力？因为在清朝，当官是读书人最能实现自己理想、最有社会地位、最能光宗耀祖，也最容易谋取经济利益的职业。他做官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后来虽参股钱庄，但收益不是很多），宗族、亲戚还要他接济，仅仅为了自己、家庭、宗族和亲戚，他就必须当官。通过十几年的宦粤经历，杜凤治大抵实现了这个人生目标。

杜凤治53岁开始任官，当时这个年岁已算暮年，但他身体强壮，很少生病，腿脚灵便，眼不花，耳不聋，到六十三四岁时仍为自己“无甚疾痛，腿脚稳健，耳目尚无翳障”感到欣幸，他说“予向无肝胃气血内伤之疾，即寒热外感亦偶然，以是首剧五年，年逾六旬，鲜请病假”，只是偶有肠胃不适，到了光绪戊寅年（1878）后身体才变差，一年半以后就辞官归里了。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使他能应付繁剧的公务，而且还有余力写下详尽的日记。

现在的年轻人，随着时代的进步选择也变多了：医生老师公务员和家族的废物

所以说，还得是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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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爷，倒爷，冒险家，到煤老板，地产商，科技制造业新贵

杜凤治是一个对自身要求比较严格的士大夫，在日记中反复提醒自己要讲究三纲五常、孝悌忠信，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要求自己、评论人和事。每逢父母生辰、忌日，日记都会记载祭祀的情况。对家乡的宗祠、祖祠、祖墓的维修祭祀他都非常重视，为此从宦囊付出不少。有一次父亲忌日因公务不能祭祀，他感到非常内疚，在日记中感叹：“一官忙促，遂致以先人讳忌，不克亲身一拜。”他对兄弟、妻子很尊重，不纳妾，对子女、孙辈、媳婿、侄甥等关照有加，又严格管教。在日记中他提到，族内“诸房皆不能振起，待臣举火者实不乏人”，除自己家庭、杜氏家族外，他对舅族以及前妻、妻子家族亦经常予以接济。他还花费巨资为子侄捐官。他的儿子杜子榕回乡后来信流露不愿意花钱周恤族人的意思，杜凤治认为儿子“眼光如豆，视骨肉如陌路”，“与予另一肺肠”，去信教训。杜凤治告病回乡后，对于早年借款，不管债主是否健在，不管是否有借据，只要对方提出而自己又有印象，就都一一清还。总的来看，他属于士大夫当中修身谨严的那一类。

儒家提倡“仁者爱人”，杜凤治对朋友、同僚、下属、下人甚至一般人，都会表现出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杜家老仆樊茂发、张三、蒋升，已殇亡子女的乳媪，生活都很困苦，这些人早与杜家没有关系，但杜凤治仍予以一些资助。州学增生张琦父为佃农，两兄在武营当兵，自己教馆，愿拜为门生，杜凤治知其家贫，嘱咐来见时不必用贽仪，但张琦来见时仍送贽敬10元及水礼八色，杜不收贽敬，只收取部分礼物，还对张琦勉励有加。

然而，作为官员，杜凤治有时也官威大发，表现得蛮横凶狠、决绝任性。他在审讯命盗等案疑犯时经常用酷刑，致受审者重伤；在催征钱粮过程中也毫不怜悯地采用拘押、烧屋等强制手段。有时明知是无辜者也因对方顶撞或看不顺眼而扣押、责打。同治九年春，他在潮阳催征期间，有一次外出因轿夫失足致其跌倒受伤，他正对上司不给他委缺却派他干这份苦差恼火，于是迁怒轿夫，恨不得一顿板子将其打死。但闯祸的后肩轿夫逃走，于是就鞭责没有过错的另一个后肩轿夫出气。第二天，杜凤治气消，命令不要再追究逃走者，只是将逃走者的轿钱给冤枉被鞭打者作为补偿。类似的事日记记下不少。

杜凤治虽然只是乙榜出身，但很好学，从其日记的文笔、所写的几首诗看，他学问功底还可以，且对自己的学问很自信。

日记记载了很多买书的事，有时花费一二百两银子。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杜凤治一直保持读书的习惯，也注意结合实际读书，到任所前后都认真阅读该地地方志，到潮阳催征时又认真阅读蓝鼎元的《鹿州公案》。有一次，他在致周星誉的信中一口气写了18页纸讨论《明史》的史事。其议论虽迂腐，但从中可见他对明代史事相当熟悉。同治六年十一月，他在广宁知县任上，其时催征钱粮辛苦且艰难，广宁士绅又认为他“催征太严”，于是发起抵制县考。他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心烦意乱，于是索性忙里偷闲，有一天完全不理公事不见人，在县衙闭门不出，拿出一部《北史》阅读，读到“琅琊王俨被害于和、穆、令萱”一段，在日记里大发了一番议论。《北史》这一段与他当时的境遇毫无联系，他的心得、议论也无甚高见，但在这个时候能把无关紧要的书读进去、读出心得，用以减轻压力，足以反映其读书人本色。他还读了不少杂书，例如，在日记里就几次很恰当妥帖地运用了《聊斋志异》的典故。在四会任上还曾向学官黄圣之（纪石）借阅以男同性恋为主题的“禁书”《品花宝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凤治对外国新事物表现出了解、学习的兴趣。来粤后他买的第一批书中就有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他的新知识很多来自这部书。他曾在赏月时想到：“泰西人谓大地如一球，金木诸星亦一地球，在我地球中以为地，而在金木星中者，视之则亦一星耳。日居中不动，其动者地球运行耳。诸星环日运行，地球亦如一星，星多如许，可知天日之中，如地球者当不知凡几也。”同治九年七月，他在汕头与德国鲁麟洋行的买办郭紫垣谈话。郭对他谈及普法战争，他在日记中用了六七百字记录郭紫垣所说的内容。杜凤治所记普法战争的来龙去脉大致靠谱，说明他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有一定理解能力。在南海知县任上时，英国驻粤外交官员闲谈中通过翻译告诉他有关苏伊士运河的事。尽管他听得不是很明白，没有记下这条运河的名字，但仍把这件新鲜事写入日记。他辞官归里后在报纸上读到俄国沙皇“被人用开花炮轰毙”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写下：“叛党谋弑俄皇业已五次，至第五次竟被轰毙。叛党何人，该国君臣久已深知，乃竟不克铲除，至五次而终死其手。何叛党之悖逆强横、该国君臣之泄沓至于斯极也，怪哉！”可见杜凤治虽然关注世界大事和西方新事物，但他始终是从一个中国士大夫、清朝官员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的。

在日记中随处都可以反映出杜凤治沉着冷静、精明务实、观察入微的性格。这里举一个小例子，如他在日记中记下对清远知县朱云亭的观感：“在（藩署）官厅遇英德朱君名云亭号惺园，年约三十余，其神气恐非正路，亦似有才，口不择言，其行走时两手如兜，较张石邻（按：南海知县张琮，杜凤治的后任）两手如缩更觉难看，不知是何路数也。”寥寥几笔就把朱云亭的仪表、性格特点写出，眼光和语言都很刻毒。在晚年，杜凤治见其次孙（炯孙）读书不成，要他学习钱铺生意，教训他“留心时务学经纪”：

经纪谓何？如买米柴砖木一切家用物，于平日留意，与人闲话亦可留心，何处好何处歹，何处贵何处贱，熟悉于心，一到买用之时，胸中早有成算，自然不致受亏。百作工匠入门，一经开手，即无了期，亦当早定算计，如竹木油漆，每项工程几何，几日可毕，用竹木油漆若干，亦有数目，自不能偷挪游衍。最难防者裁缝一项，必要彻底算计，现绸几丈几尺作衣一件，尺寸分明，亲看督工，与彼闲话，在彼不防而一切弊病尽入我目。诸如此类，楮墨难罄，全在凡事留心，观此知彼，一隅三反，日久经纪自能精通。

杜凤治对孙子的教导无疑来自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事事留心、勤于观察、谨慎细密、精明警觉，这种能力对他在官场趋吉避凶，以及处理公务，尤其是听讼、理财，是很有用的。

杜凤治出身于仕宦家族，曾跟随父亲在伯父杜金鉴的湖南浏阳县衙度过一段童年生活，壮年后在京城历练，结交不少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又在官员家当过教书先生和笔札师爷，早就熟谙官场规矩和运作，无须像草根阶层出身者那样，考中科举、得选后才学习各种官场礼仪。他进入仕途时已是人生成熟期。家庭出身、几十年的经历加上自己的禀赋和努力，他很快就适应了州县官的角色。

在任官两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予奉檄来此，自誓要作好官，不敢望作名臣，冀幸作一循吏，自问自心不敢刻不敢贪，可对天地、祖宗、神明。”他的日记并不准备给别人看，这些话不能视作虚言假语。稍后，他在四会县衙自撰了两副对联。一副是：“屋如传舍，我亦传舍中一人，明昧贪廉自存公论；堂对绥江，彼皆绥江上百姓，是非曲直何用私心。”另一副是：“上不负朝廷，下不虐百姓；前不玷祖父，后不累儿孙。”公开挂出来的对联自然有官样文章的意味，但也是他自励的目标。他对清廷忠心耿耿，对教化、考试、征输、缉捕、听讼等州县官例行公务努力完成，作为“父母官”，对治下的庶民百姓不至于做得太过分。他后来虽然没有飞黄腾达当上高官，辞职归里时只是正五品的直隶州知州（加知府衔，从四品），但仕途顺利，如果按晚清官场的一般标准，杜凤治不失为一个好州县官。

州县官公务繁忙，而且要处理好同上司、同僚、下属、地方士绅的关系，恩威并济地统率管理书吏、衙役、“家人”。杜凤治对自己勇于任事、任劳任怨的性格颇为自豪，他教训儿子杜子杕说：

生怕任劳任怨，可躲则躲，可推则推，非丈夫所为。目前荫下优游固无不可，倘要单枪匹马卓立人丛中作一番事业，不任劳怨能出人头地乎？只须看我为官十余年，首剧五年，承上启下，大绅大富，旗务洋务，何处不要精神去对付？何事不任劳怨？即欲畏首畏尾且躲且推万不能也。且予生性能作事，肯任劳怨，汝辈自病自知，不必他求，效法于予斯可矣。

杜凤治十几年间都很勤奋。在日记中说自己到任广宁知县后“从无一月在署安居”，“偶见猫犬安卧，心实羡之叹吾不如”；南海知县公务更繁忙，“日日奔走，公事山积，日事酬应，夜间每阅至三四更，往往五更，黎明即出署有事，亦未尝一言告劳”。他经常一天之内处理多件公务。例如，在广宁任上，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68年1月15日），他清晨起床立即出发到几十里外的乡间勘验一宗抢劫案的现场，再到另一处为一宗人命案验尸，其间还召见当地绅耆催征钱粮。下乡催征钱粮时，经常是白天召见绅耆催征，晚上要督促、责比粮差、殷丁，每晚还得处理衙署专人送来的公文。他即使生病也不敢多休息，稍有起色即起来处理公事。他审案也很认真，说自己：“堂判至少亦数百字，否则千余言数千言不定，均附卷可查，亦一片心血也。公平持论，毫无私曲，据理直断，天人鉴之。”[53]日记中有他审讯多件案件的详细记录，说“公平持论，毫无私曲，据理直断”当为自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杜凤治是以“青天大老爷”自居并为此努力的，确实比多数州县官勤于和善于审案。对未能勤政的官员，杜凤治颇有批评、讥讽。杜凤治的挚友周星誉（叔芸、叔云）以翰林科道外放广西知府，一度被撤，杜在日记中议论周“又懒又暗，一经得位，授柄家人，己则高卧”，这样当官一定当不好。

杜凤治常说自己不爱财，以不苟取自诩，在日记中也极少记录“额外”的收入。他当然也收受银钱，但比较审慎。日记常记拒绝、璧还别人馈送的银两。但他精于计算，当州县官十几年还是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产。

杜凤治非常注意编织官场关系网。他在京候选多年，结交了各种于官场进退有用的朋友。潘祖荫（侍郎、尚书、京筵讲官，潘任军机大臣时杜凤治已辞官归里）是其“荐卷”师，李鸿藻（后任尚书、军机大臣）是其同年，还有几位翰林如周星誉、杨庆麟等同他是至交好友，日记中常有致送潘、李、周、杨等京官炭敬、冰敬的记载。潘祖荫对其补缺、调署等事相当关注，并施加了影响。杨庆麟后来任广东布政使，对杜就颇为关照。杜凤治在北京时同吏部、刑部、兵部的办事官员和书吏建立了交情，来粤后这种关系就成为他重要的人脉资源，上司也要托他打通北京的关节。肇庆府知府蒋立昂（云樵）之子军功保举并加捐同知，但名字被搞错，又想加知府衔，乃托杜凤治致函“京友”设法办妥。肇罗道道台王澍与杜凤治同乡且有戚谊，杜凤治曾拜王为师。王澍调任后大计得“卓异”，按定例须引见，吏部应调取。上京引见要花费很多银两，又未必能升官，王澍想不去。吏部考功清吏司书吏致信王澍：如欲免调取，每年需银200两。王澍接信后向杜询问来信者底细，并托杜与“京友”讲价减为100两。同治十年初，杜凤治得知督抚把自己列为调补广东首县南海知县的候选人，立即疏通活动，后顺利得到吏部的同意。

杜凤治初到广东时有一个很硬的后台——广东学政杜联，杜联是他的同宗、同学、同年。在日记中，杜联被称为“莲翁”（杜联号莲衢）。杜联的籍贯是浙江会稽，杜凤治的籍贯是浙江山阴，两人是同宗族较疏远的亲戚。杜凤治早年在杜联门下读书，在京候补时，与杜联结下极深的情谊。此前广东学政多数放翰林院编修、检讨之类的中下级京官，最高为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四品），杜联却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出任。学政本是钦差，在省里地位仅在将军、督抚之下，在藩、臬两司之上，杜联是从二品大员，可说与督抚相当，且任满回京后还有可能被重用。杜联多次直接过问有关杜凤治的事，督抚、藩、臬都不能不给面子。后来的巡抚张兆栋与布政使邓廷楠、杨庆麟等高官是他同年，在晚清注重同年的官场伦理氛围下，杜凤治得到一些照应。

在北京的朋友不断向杜凤治提供各种官场信息和建议。如翰林周星誉是杜凤治挚友，杜不断慷慨地对周予以“资助”。据日记所记，周为人自负贪财，不甚爱惜羽毛，但有才气且交游广泛，作为京官有一定政治能量，经常向杜凤治提供各种政坛、人脉信息和建议，并为杜疏通各种关系。广粮通判方功惠（柳桥）是瑞麟的亲信，杜凤治同他建立了交情，两人互相欣赏，方功惠也向杜凤治提供了大量广东官场高层的信息，两人还经常毫无顾忌地议论各级上司。杜凤治在几年间得到瑞麟的信任，方功惠起了一定作用。

为编织、维护官场关系网，杜凤治在省城一有时间就去拜客；平日送礼馈赠、问候应酬、书信往还，他都不会疏忽。尽管心里对上司经常不满甚至暗地里咬牙切齿，但巴结逢迎的功夫却做得很足，该送的银两只多不少。对同寅、下属，在涉及银钱的事情上做得也比较漂亮。例如，同治七年春，杜凤治调署四会，按“规矩”给道、府两位顶头上司各送100元“到任礼”，其时正是旧肇庆知府郭式昌和新知府五福交接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官员只送给后任，但杜凤治“新府一份，旧太尊一份”，“一切门包小费均照例”。两广总督瑞麟病故后，官员所送奠仪，都是按缺份“肥瘦”定所送多寡。杜凤治其时署理罗定州知州，收入一般，但想到送奠仪“是举虽为死者，乃作与生者看”，因瑞麟赏识自己，让自己当上南海知县，少送会有“物议”；本来已打算按较高标准送600元（“佳缺”连州知州才送200元），但后来决定再加到500两，以表示自己不是“忘恩负义者”。

杜凤治能巧妙地周旋于省级上司之间。他初任广宁时，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水火不相容，藩、臬矛盾还直接与处置广宁士绅控案有关。蒋益澧、郭祥瑞被视为杜凤治的袒护者，但杜凤治没有使瑞麟把自己列入蒋、郭一派予以打压，后来还逐渐得到赏识。蒋超伯虽视杜凤治为对方的人，但杜通过多方努力设法减少蒋的敌意，保住了官位。他在官场的进退颇有分寸，总结出“欲不大黑，切不可大红，最为作官要诀”。十多年间，杜凤治避免卷入高官的斗争当中，使对立的双方都接受、重视他。他很自豪地认为自己全靠本事，与总督瑞麟素无渊源却当上了首县南海知县。瑞麟特别信任武将郑绍忠，杜凤治心里对郑不大看得起，但处处尊重迎合，加以笼络，所以赢得郑绍忠的尊敬和好感，在广宁、四会任上，杜都得到郑绍忠的帮助和支持。

杜凤治颇有心计和手腕，这在处理官场关系、解决棘手问题、审理复杂案件中都有体现。例如，同治六年十月郑绍忠招抚盗匪黄亚水二之后，打算把他斩首，找杜凤治商量。杜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原先免死的承诺，还会吓跑其他有投诚意愿的盗匪；建议杀掉黄亚水二的一些羽翼，把黄带回营中“管束防逸”，“伊已如釜中之鱼，砧上之肉，一二月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寻一事作为违令斩之，更两面俱圆”。郑绍忠“大为叹服”，后来就完全按杜凤治所说的办，一年以后才杀掉黄亚水二。

有时，杜凤治也会抓住一些机会在官场中表现自己不畏权贵的风骨。如在南海知县任上，翰林潘衍桐兄弟与某户疍民因争夺沙坦涉讼，杜凤治实地勘查后没有按照潘氏的要求做出判决。尽管潘衍桐有信来，但杜凤治“当堂申斥，并于堂判中批明，责其以编修之清高而不知自爱”。杜凤治知道潘衍桐未必能直接为难自己，偶尔不给翰林面子，以体恤小民的面目出现，反而有利于在官场和民间提高自己的声望。

初任南海以后，杜凤治也逐渐成为“老州县”，在官场建立了自己的名声、地位和人脉关系，他不必像在广宁、四会任上那样处处小心翼翼。在后期的日记中，他对上司的议论越来越大胆，后来对一些上司也敢冷落、顶撞了。

多数日记虽写于繁忙的公私事务之余，但往往几千字一气呵成，笔误不算多，且思路清晰，记录详细而有条理；举凡与上司、同僚、士绅的对话，处理公务、案件的过程，祭祀祠庙，科举题目，典礼仪式，与他人的争论、矛盾，多有详细记述，对公文、信函往往也摘要抄录，日后如发现误记则在两行之间或页面天头以小字更正、补充。从日记补写的情况，以及从杜凤治公务的繁忙程度，可以断定，他不可能先写草稿、修改后再抄正，多数日记保留了记录时的“原始状态”。

当日纸张价格不便宜，杜凤治任官之初，仍保留寒士的习惯，节约用纸，每页日记都写得很密，而且字写得很小，补写的字更小，这使今人阅读时很困难。后来杜凤治境遇改善，他无须再如此撙节，所以，后面的日记就字体写得较大，行距也较宽，阅读起来比前面几本容易些。

日记第一本封面署“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杜凤治父母坟墓所在地土名“栖凫”，“望凫行馆”之名应从此而来。第一本开头写重立日记的缘起，其中有不少篇幅追述了家庭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苦难，以及自己参加科举考试、举人大挑、候选补缺、得官等事的概略。日记正文从同治五年五月初五（1866年6月17日）开始，记筹款赴任、离京赴粤及到广宁赴任等经过。其中有不少有关北京官员生活以及杜凤治对天津、上海、香港、广州的观察印象，还写及到粤后续弦事。

第二本已缺失。第40本封面用小字写了丢失第2本的经过：“失去任广宁之第二本，真堪怅。着跟班吴进由佛冈运书箱晋省，一箱登岸失手落水，失去第二本，究不知落于何处，无从查考。”

第三本到第六本前面部分，均为首任广宁知县时之事，其中写了清剿广宁土匪黄亚水二与谢单支手、广宁绅士控告“浮收”、应对士绅闹考等事。这几本颇为详细地记载了征粮时官吏的各种手段，以及官、绅、民之间围绕征粮的种种纷争。

第六本后面部分到第十一本前面部分，记署理四会知县的经历，有较多听讼办案之记载。第十一本后面部分与第十二本前面部分写卸任四会回省城候缺的经历。第十二本后面部分写接到赴潮阳催粮差委、动身赴潮阳的经过。

第十三本与第十四本前面部分写在潮阳催征新旧粮事，对潮汕地区强悍民风、长期欠粮抗粮以及官、绅、民复杂的关系有颇为生动的记载。第十四本后半部分写奉调回省城参加帘差考试、准备入闱等事。第十五本大部分写自己在同治九年庚午科广东乡试时作为外帘官的经历。

第十六本到第十八本前面部分，记再任广宁知县时之事。

第十八本后面部分到第二十八本前面部分，为首任南海知县时之事。

第二十八本后面部分到第三十四本，为首任罗定州知州时之事。这几本有关催征、听讼的记载较多且较详细。

第三十五本到三十七本，为回任南海知县时之事。第三十七本在光绪三年十一月廿七日（1877年12月31日）后停写近三年。至光绪六年九月初一日（1880年10月4日）才重写。辞官回乡路过三水芦苞，补记光绪三年十一月廿七日至光绪六年九月的“前事大略”，这37页总记三年前卸任南海、短暂任佛冈直隶厅同知，以及再任罗定知州，到辞职归里等事的概况。第三十七本后面还有43页系回乡后所写，其中26页记述告病回乡经过，处分财产的“分房另爨条款”，最后17页的“补记”是有关家族祭祀安排和自己身后安葬等事项，及对“分房另爨条款”的一些修改。

第三十八本前面部分写回乡旅途，后面部分到第四十一本都写回乡后的生活，其中有不少追忆早年生活的文字。后面的日记多数比较简略，大约是因为无大事可记，且杜凤治日渐老病，难有精力多写。日记记到光绪八年十月初十（1882年11月20日）为止，当日日记最后一句还没有写完，很可能是写日记时突然发病。

杜凤治精力充沛，思路清晰，下笔很快，十几年间大部分时间天天写日记，特别是对公务记录得很详细。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以及亲身经历的平实记下，很多时候似乎是想以此宣泄情绪。在当时，几百万字的日记绝无刻印出版的可能。日记中有大量对上司、同僚、下属甚至至亲好友刻薄的评论及若干个人隐私，也说明杜凤治写日记时并不打算把日记示人。日记所记应该是杜凤治经历、观察、思考、判断的真实记录。作为史料，这样的日记更为可信。日记多数是当天记下，记忆失误也会少一些。

体量巨大、记录连贯、记载详细都是杜凤治日记的主要特点。日记记录了杜凤治考试、催征、缉捕、听讼等公务的详情，还有大量官员任免、官场内幕、中外交涉、风土人情、物产物价、奇闻逸事等内容，如此详细的日记很少见。因为公务忙闲不同，杜凤治各本日记的重点也不一样。在广宁任上，较多记述催征以及与士绅的矛盾、冲突。在南海任上的日记虽也算详细，但偏重于记督、抚、藩、臬交办的事项与官场内幕，对催征、审案的记述则相对简略。在四会、罗定任上，因为其他公务较少，所以记述下乡催征和审案就特别详细。很多案件逐日记述，涉案者、勘查现场、验尸、案件来龙去脉以及自己思考、判断的经过都写得颇为详尽清晰。如同治七年九月在四会处置江昆汉被杀案，十几天内日记就此案记述了一万多字。

有闻必录、毫不隐讳也是杜凤治日记的重要特点。如署理布政使郭祥瑞和巡抚蒋益澧同杜凤治关系很好，还支持他渡过与广宁士绅冲突的难关。但日记仍记下郭祥瑞、蒋益澧滥支公帑以及蒋益澧被罢免离任时以“赏银”的办法让绅民多送万民伞、高脚牌等事。总督瑞麟对杜凤治有知遇之恩，杜凤治对瑞麟亦颇有佳评，但日记多处记载瑞麟纳贿的事实及他人对瑞麟贪财的议论。不过，日记极少议论太后、皇帝、朝廷；对自己的支出记录详细，对收入则记录不多，于此等地方也可见他精明谨慎之处。

杜凤治在粤任官十几年，没有面对过真正的造反者，也没有遇到过聚众千人的大股盗匪团伙。他初任广宁时，在广宁、四会一带有两个盗匪团伙，一个以谢单支手为首，一个以黄亚水二为首。杜凤治上任后第一次接到地方绅士来报股匪案：“为有绰号单只手者，姓谢，著名土匪巨魁，其一手不知何时为枪所伤折，迩来横行一乡，手下余匪三四十人而积年漏网老贼。”杜凤治接报后立即亲自带兵勇、衙役前往剿捕。

谢单支手是四会杜榔乡人，手下曾达二百二三十人，但杜凤治任广宁时只剩下几十人。谢单支手得到厚田绅耆黄能信、黄佐中（武生）以及巡塱绅耆黄国芳（军功）等的支持、接济，有五品功牌的刘玖（刘九、刘琼玖、刘狗）也支持谢。四会书吏谢龙光经常向谢单支手通风报信。同治七年，谢单支手、刘玖均被捕获斩首枭示。

黄亚水二是广宁厚田乡人，其团伙规模略大于谢单支手团伙。他与本宗族的厚田绅耆黄能信、黄佐中有很深仇怨。石桥绅士黄河光、黄炳辉（在籍广西典史）、李拔元（武举）、温良华（监生）等“则与单手为仇，纵容黄匪……积棍陈琼林（按：已革武举）为黄匪母舅，而邑中绅士多与陈棍相交，故庇之者多”。后郑绍忠禀报瑞麟后招安了黄亚水二，又按杜凤治的建议一年后找个理由将其处决。

谢单支手、黄亚水二两个团伙各有勒索、开赌、抢劫、掠卖人口、焚毁尸棺等严重违法行为，又经常互斗。两个盗匪团伙背后都有宗族、绅耆、书吏、衙役的支持。支持谢单支手的厚田黄姓是土著，巡塱黄姓是客家；支持黄亚水二的石桥黄姓则为土著，与厚田黄姓不同宗。而这些村庄之间也时常发生械斗，又经常向官府互控对方纵匪助匪。这两个团伙反映了晚清广东匪、绅、民之间的复杂关系。

因为对不久前的粤西土客大械斗记忆犹新，杜凤治担心如处置不当，“即使亚水二已降，而厚、巡二村之于石桥，必如恩平等县之土客日起仇杀之心”，因此并不主张一概严厉镇压。于是，他同郑绍忠商议，宣布“聚者即为匪类，散者即为良民”。先制止械斗，迫使盗匪团伙撤走，劝谕两方绅耆具结不再互斗，不再接济和引入盗匪助斗，并利用黄、谢两团伙的矛盾各个击破，先招安黄亚水二，然后再设法拘捕谢单支手，终于把两个团伙先后剿灭。此后，日记记录杜凤治任职之地的盗匪团伙都只有几个人或一二十人，声势、实力都不如上述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