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观点，比他的导师卢梭的观点更为僵硬。他认为，如果说宗教的影响和政府的影响在人性的不同部分可以幷行不悖，这种概念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无法区别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间或带上一些宗教威情和个人荣誉威的唯物主义，乃是唯一值得重视的影响。那种企图从内心去影响外界的宗教，那种旨在改变人们的性格从而改变整个世界的宗教，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波拿巴是急于求得具体成果的，他的急性子瞧不起上述那样缓慢的做法。他要“强迫人们幸福”;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条可行的途径,那就是“社会契约”,也就是国家。他认为，应当粉一切有损于社会契约的东西;这样，国家才可以毫无障碍地实施仁慈的专制。以上就是波拿巴十七岁时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的信念;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只不过由于思想上更加成熟以及利已主义的考虑而有许多保留而已)。

他从未眞正了解宗教,或者说,他从未眞正了解宗教能够激发起来的那科热情;他也从未充分了解人性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多方面性,以及最有头脑的立法者在行动中也不可能逾越的局限性。

在1803年1月11日与罗德雷的一次餐后闲谈中，波拿巴用以下这些含义深远的话,贬低卢梭而歌颂伏尔泰;他说:“我愈读伏尔泰的书,愈喜欢伏尔泰;他总是跟人讲道理，从不吹牛，也不狂热;他的书是适合思想成熟的人阅读的。直到十六岁时,我还会为了卢梭而与一切服膺伏尔泰的人们进行斗争;现在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自从我见识了东方以后，我对卢梭就感到特别厌恶了。野蛮人无异于一条狗。”(见《罗德雷著作选集》,第3卷,第461页)
到1804年,波拿巴甚至否认他从卢梭那里受到任何教益。在一次与他家里人闲谈时(这次他还贬低了科西嘉岛),他把卢梭叫做“一个胡言乱语的人,或者，如果你愿意这么说，也可以把他叫做一个口若悬河的空想主义者。我从未喜欢过他，也可以说从未真正了解他;说实话，我也没有勇气把他的作品都读完;因为我认为他的作品大部分是令人厌烦的。”(见:吕西安·波拿巴《回忆录》第2卷,第11章)
斯唐尼斯·吉拉尔丹在他的《回忆录》中突出地反映了波拿巴后期对卢梭的看法。该《回忆录》写道，波拿巴在谒卢梭墓时说:“假如卢梭这个人压根儿就没有出世也许对法国的安宁会更有好处。”我说:“第一执政，你怎么这样说呢?他为法国革命作了舆论准备。我还以为您这样的人是不会对革命有何不满的。”他回答说:“这个,未来的事态将会表明，假如我和卢梭压根儿都没有在人间活过，也许会对世界的安宁更有好处。”梅内瓦尔也证实了上述极不寻常的言论。

“他们企图通过搞掉我,来破坏大革命;我要保卫大革命,因为我就是大革命”。这就是1804年保王党阴谋失败之后波拿巴讲的一番话。这些话是当年路易十四“吾即国家”一语的大胆的翻版即使在一个与专制君王的种种喜怒好恶的任性行为都很合拍的那个时代,路易十四的那句话也是一种十分胆大的说法。而这个科西嘉青年说了这番话,就显得更为大胆了。因为他这样一来,就把自己与革命运动等同起来了;而这个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全人类其茫无涯际，犹如算理的长河。不过，他说这番话时，并没有什么人认为这是狂妄之言而加以讥笑。对大多数法国人说来，这些话似乎是严肃的眞理,似乎是合乎现实的想法。人们不禁要问,事隔不过十五年,是何绿故,那个影响遍及世界的法国革命运动如今竟系于一人了?是何缘故，无可限量的1789年的革命，如今却要靠第一执政的形式,幷且凭这位第一执政的好恶，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呢?的确，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中尙无先例的一种政治人格化。历史本身还不能解开这个谜。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到那时候,心理学所要研究的，不仅只是把个人作为单位来研究，而且还要研究当时社会和民族的种种愿望、情绪和种种兴致、怪念头。

;我们可以从那些事件中看出,法国革命这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民众运动,进发出了巨大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把波拿巴拥上了幸运的顶峰。

不妨在这里指出,法国革命不是一场简单的运动,因而也不是整齐划一的。革命本身是错综复杂的，而且它包会了各种产生分歧的因素,这些因素潜在于牵涉到多方面的、斗争的信条中。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界旗手们所提出的理论，是各不相同的;同样,激励这些理论的信仰者攻击当代陈规弊政的动机也是各不相同的。

归根结蒂，不满现实与信仰理想乃是革命的推动力。信仰为革命作了准备;而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则使革命得以完成。理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思想水平上宣传人类可以达到尽善尽美境地的理论;他们这样做,久而久之使法国沉闷阴郁的劳苦大众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这里我们不去细谈哲理方面的思索推论本身，但不妨略谈一下三位著迹家的学说;他们对革命的政治产生了肯定的、实际的影响。这三位作者就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

孟德斯鸠算不上一个革命家;因为他主张实现象英国那样的混合政体,这种政体保障国家不致受到个人独裁、寡头政治和暴民统治的威胁。孟德斯鸠对法国君主专制的抨击,仅仅是间接地一击而已。不过，他唤醒了人们要对事物提出批判性的疑问。而一旦对事物产生了疑问,就必然会破坏大革命前旧制度的根基。孟德斯鸠的学说，启发了一批温和的改良派人士,他们在1789年革命时希望以英国为蓝本，来改革法国的政治制度机构。但是民众的情绪很快就把这批亲英派扔在一旁,向着伏尔泰所提出的更为吸引人的目标迅跑。

最近突发的事情比较多，刚忙完，最近过年期间要加班写方案

最近看的都是些白皮书啊政策啊，幽劫死灵渊教程啊啥的，没啥发出来的

卢梭的政治学说,在这里只有两项与我们有关,其一是社会平等,其二是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当这些理论似乎濒于政治上破产的命运时,拿破仑"波拿巴却充当了这些理论的剩余遗产承受人。按照卢梭的说法,社会和政府都起源于某种社会契约,按照这种契约,社会的全体成员享有平等权利。即使这种契约的精神在豪华生活的乌烟瘴气中消近了,那也不怕。因为那不过是对文明社会的破坏,而在那种情况下,社会成员就有权立即回复原始时代的理想。如果政治体的存在受到危害,则可以动用暴力:“谁拒不服从公意,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也就正好意味着，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卢梭关于公意的不可分割性的学说,也同样是貌似有理而又危险的。他把一切公共的力量都归之于来自他所说的社会契约;他认为不难证明以下这一点:掌握在全体公民手中的主权权力,应当是不可腐蚀的、不可转让的、不可代行的,不可分割的,不可摧毁的。

拿破仑与保利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想必是颇饶兴趣的。地点是科西嘉人曾遭惨败的庞特·诺沃战场。无疑，拿破仑是抱着眞诚的崇拜英雄的心情前往该地的。但是，一心崇拜英雄的人，特别是当其本人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幷习惯于犀利的言谈的，很少有经过见面交谈以后而仍不改变其崇拜的。他与保利这次会面的结果，有一句话是流传下来了;话不过一句，含义却很丰富。在保利解释了他的部队当年在庞特·诺沃与法军作战的部署之后,波拿巴对他的哥哥约瑟夫冷冷地说了一句:“这样的部署,当然是要得到那样的后果的”

比如九九表，有的孩子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记忆口诀，但有的孩子却可以通过加法的快速演算同样得到答案。

但是，当背过口诀的孩子已经开始进入下一步学习直接拿九九表做乘法运算从而快速得到结果的时候，那些快速演算的孩子却还在映射加法和乘法的基础关系而慢上一步，长此以往，会积累的孩子掌握的东西越来越多，而凡事只靠推演的孩子解决问题的难度却越来越大，最终在成绩上就产生了差距。

当孩子发现别人需要死记硬背大量信息才能达到成绩，自己掌握很少的记忆量却能够依靠推理思考达到同样的程度时，

他们就会过度的迷信这种高速思考带来的便利，

而忽略把已知的东西进行积累和沉淀的重要性。

记忆很重要，那快速的思考重不重要？当然更重要。

但是脑子快的本质是帮助孩子在学习中更快的理解概念而加以记忆，从而比别的孩子更快的掌握更多的知识，而不是不停地锻炼大脑，让大脑纯粹的依靠思考去解决一切问题。

为什么极其聪明的人，一辈子却留在了社会最底层？ - oxilys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39514392/answer/3369357916

写完了

今年打算拿下软考，可能读书的时间就比较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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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手册
#金钱心理学
#随机漫步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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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提出差奖励一件，最近应该都够呛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