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从具体使用来说，大众传媒首先且主要作为集中管理的喉舌，服务于领导精英的宣传； 至于对这些沟通催化剂的控制，它们是公众舆论相互竞争的战场。 用战争来比喻说明了对关注度和利益这样的稀缺商品的不断争夺，这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中是（暂时）获得权力的核心资源。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新的且不断更新的媒体不断涌现，包括在线新闻网站、推文、社交网络，等等，这些不仅加剧了斗争，还使之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对获取关注度和有效释放信息的要求变得更高，但同时也更受尊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弗兰克·马尔钦科夫斯基（Frank Marcinkowski）的论断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因为公众关注度已经变为一种主要的社会价值和普遍适用的资源，因此，诉求和立场在媒体上的出现以及新闻对此给予的共鸣被视为极其具有合法性的有效指标。” 尽管如此，将媒体的存在等同于政治合法性是一种谬论：正如我们在权力知识一节中注意到的那样，构成合法影响和政治名声的不是获取特殊的关注本身，而是要获取与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认可相关的关注。媒体关注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确实，就像大众传媒这个权力工具一样，关注度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它时要在象征意义上保持灵敏、拥有权力直觉，当然还要具备媒体能力。
新闻出版者、社交媒体网站和电视台都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因此，他们通过报道和观察，通过在为特定信息、人和机构提供重要平台的同时拒绝他人使用，来影响政治领域。德国传播科学界前辈乌尔利希·萨尔奇奈利（Ulrich Sarcinelli）恰当地描述了这种相互关系，指出政治和媒体是相互需要的。大众传媒本身不是一种像行政、立法和司法那样的宪法权力，相反，它们与政治机构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政治需要宣传——它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己的传播手段，因此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平台。对于媒体而言，各种媒体都寻求接近政治，因为它们对独家且持续流动的信息感兴趣。 塑造这种共生关系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仍然是所有战略领导任务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从具体使用来说，大众传媒首先且主要作为集中管理的喉舌，服务于领导精英的宣传； 至于对这些沟通催化剂的控制，它们是公众舆论相互竞争的战场。 用战争来比喻说明了对关注度和利益这样的稀缺商品的不断争夺，这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中是（暂时）获得权力的核心资源。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新的且不断更新的媒体不断涌现，包括在线新闻网站、推文、社交网络，等等，这些不仅加剧了斗争，还使之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对获取关注度和有效释放信息的要求变得更高，但同时也更受尊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弗兰克·马尔钦科夫斯基（Frank Marcinkowski）的论断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因为公众关注度已经变为一种主要的社会价值和普遍适用的资源，因此，诉求和立场在媒体上的出现以及新闻对此给予的共鸣被视为极其具有合法性的有效指标。” 尽管如此，将媒体的存在等同于政治合法性是一种谬论：正如我们在权力知识一节中注意到的那样，构成合法影响和政治名声的不是获取特殊的关注本身，而是要获取与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认可相关的关注。媒体关注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确实，就像大众传媒这个权力工具一样，关注度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它时要在象征意义上保持灵敏、拥有权力直觉，当然还要具备媒体能力。
新闻出版者、社交媒体网站和电视台都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因此，他们通过报道和观察，通过在为特定信息、人和机构提供重要平台的同时拒绝他人使用，来影响政治领域。德国传播科学界前辈乌尔利希·萨尔奇奈利（Ulrich Sarcinelli）恰当地描述了这种相互关系，指出政治和媒体是相互需要的。大众传媒本身不是一种像行政、立法和司法那样的宪法权力，相反，它们与政治机构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政治需要宣传——它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己的传播手段，因此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平台。对于媒体而言，各种媒体都寻求接近政治，因为它们对独家且持续流动的信息感兴趣。 塑造这种共生关系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仍然是所有战略领导任务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权力及其逻辑
很明显，就像人造制品一样，社会组织是权力和主导性的核心工具。组织汇聚了知识、技能和资源，创造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是，借助大型武力或权威机构，协调了为成千上万人实现政治目标的行动。类似于权力制品，在娴熟的权力行为体手中，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实现利益的高效工具。 这里需要进行一个重要的分类：区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前者的特点是有一个正式且成文的规则结构、明确的责任分类并具备相应的角色和任务分工，而后者则是由有关人员之间所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和隐含规范构成。 两者都是同等重要的权力工具；我们从讨论正式组织形式入手。
武器这种权力制品的上述讨论相呼应，首先专注于使用武力的两种极端类型：军队和警察。 尽管两者都以使用经过武装的行动权力为基本特征，但它们在功能上的区别在于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之间的不同。历史上比军事组织年轻得多的警察机构负责法律执行、内部安全和广义上的犯罪预防。军队负责抵御敌人侵略和遏制战事。根据这样的任务分工，两个组织在潜在行为和装备上是不同的：如果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行动都不合适，那么使用致命性行动权力是警察的最后手段；另外，对于军队而言，这却是唯一手段。当然，权力行为体们已经在历史中模糊或者搁置了警察和军队、内部和外部的明确区分。其原因在于内部和外部安全利益之间普遍存在的（所谓的）混合，以及两者在责任方面的重叠。由此产生的警察和军队的混合形式称为“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它是一个高度武装的组织，被训练用于战争和打击犯罪。
显而易见，警察和军队（以及准军事部队）是重要的权力工具：它们通过体现且实现国家对权力使用的垄断，从内部和外部巩固了政治权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有组织的行动权力存在着极大被滥用的可能，从任意执法到军事上有组织的大屠杀。不过，因为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见导论），我们不深入讨论这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问题；和平与冲突的研究成果以及军队和警察的应用伦理为此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从实际角度出发，警察和军队组织化的权力行为可能导致行为体陷入一个困境：一方面，这是权力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全面且尽可能地强化这些组织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历史告诉我们，强化这些武装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常常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并发展成为“国家中的国家”。 于是，对于政治领导权而言，在不断地对组织化的行动权力做出严格限制的同时，还要使雄心勃勃的个人远离领导位置——例如不断提及的拿破仑，这样做似乎是合理的。无论如何抉择，都会造成负面影响：要么是军队和警察部队变得越来越危险，要么是这些组织的影响力逐渐褪去。 当然，这种目标冲突不一定会发展到所描述的程度。毫无疑问，卓越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有利于培养国家军队持久的忠诚，道德准则也是如此。不过，上述困境仍旧是一种结构性政治风险，因此也是一个永远的战略挑战。
很明显，就像人造制品一样，社会组织是权力和主导性的核心工具。组织汇聚了知识、技能和资源，创造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是，借助大型武力或权威机构，协调了为成千上万人实现政治目标的行动。类似于权力制品，在娴熟的权力行为体手中，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实现利益的高效工具。 这里需要进行一个重要的分类：区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前者的特点是有一个正式且成文的规则结构、明确的责任分类并具备相应的角色和任务分工，而后者则是由有关人员之间所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和隐含规范构成。 两者都是同等重要的权力工具；我们从讨论正式组织形式入手。
武器这种权力制品的上述讨论相呼应，首先专注于使用武力的两种极端类型：军队和警察。 尽管两者都以使用经过武装的行动权力为基本特征，但它们在功能上的区别在于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之间的不同。历史上比军事组织年轻得多的警察机构负责法律执行、内部安全和广义上的犯罪预防。军队负责抵御敌人侵略和遏制战事。根据这样的任务分工，两个组织在潜在行为和装备上是不同的：如果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行动都不合适，那么使用致命性行动权力是警察的最后手段；另外，对于军队而言，这却是唯一手段。当然，权力行为体们已经在历史中模糊或者搁置了警察和军队、内部和外部的明确区分。其原因在于内部和外部安全利益之间普遍存在的（所谓的）混合，以及两者在责任方面的重叠。由此产生的警察和军队的混合形式称为“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它是一个高度武装的组织，被训练用于战争和打击犯罪。
显而易见，警察和军队（以及准军事部队）是重要的权力工具：它们通过体现且实现国家对权力使用的垄断，从内部和外部巩固了政治权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有组织的行动权力存在着极大被滥用的可能，从任意执法到军事上有组织的大屠杀。不过，因为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见导论），我们不深入讨论这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问题；和平与冲突的研究成果以及军队和警察的应用伦理为此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从实际角度出发，警察和军队组织化的权力行为可能导致行为体陷入一个困境：一方面，这是权力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全面且尽可能地强化这些组织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历史告诉我们，强化这些武装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常常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并发展成为“国家中的国家”。 于是，对于政治领导权而言，在不断地对组织化的行动权力做出严格限制的同时，还要使雄心勃勃的个人远离领导位置——例如不断提及的拿破仑，这样做似乎是合理的。无论如何抉择，都会造成负面影响：要么是军队和警察部队变得越来越危险，要么是这些组织的影响力逐渐褪去。 当然，这种目标冲突不一定会发展到所描述的程度。毫无疑问，卓越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有利于培养国家军队持久的忠诚，道德准则也是如此。不过，上述困境仍旧是一种结构性政治风险，因此也是一个永远的战略挑战。
#权力及其逻辑
我们希望探讨的第二种组织形式是国内外情报，这与监视技术和传播渠道等权力制品相对应。国内外情报的历史根源就像军队一样古老。诸如埃及、巴比伦、亚述以及最显著的波斯这种中东及其附近的早期帝国，它们的政治权力基于情报机构（intelligence services）；尤其是战地间谍、秘密通讯员和部署在被侵略省份的集中控制的间谍网络。 在其关于秘密行动历史的著作中，历史学者沃尔夫冈·克里格（Wolfgang Krieger）表示，他们的工作自古以来基本保持不变： 获取关于对手（也包括伙伴和盟友）的信息；秘密地影响外国力量及其人民（关键词是虚假新闻）；保护自己的权力机构不受秘密情报人员的袭击；以及渗透进敌人的情报机构，即从事反间谍活动。
就像政治科学家亨利·H.兰塞姆（Harry H. Ransom）指出的那样，这些任务及其功能与权力战略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掌控秘密信息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杠杆。” 任何控制着强大情报机构的人都享有独家权限，能够接触到关于国内外敌人的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个人）信息，所以，相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而言，他们享有战略优势。与此同时，由于秘密行动的隐蔽性，他们拥有了一种“比警察和军队还隐秘”的权力手段。 但是，就像组织化行动权力一样，情报机构的使用也造成了类似的困境：“情报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资源，同时也是其职责。他们为社会及其公民的安全提供了基本服务，但总是会变成庞大、难以改变的秘密国家官僚机构。” 由于“保密性”，降低透明度和抵御外部影响是情报机构的日常事务，因此如何控制并监视这些机构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
许多民主宪政国家为此成立了特别监督和制裁机制。这包括情报监察员，他们将民事立法及司法机构与情报机构连接起来，负责监测政府决策是否得到充分执行；还包括拥有特殊权力的国会机构，例如德国联邦议会监督委员会（PKGr）或美国众议院情报常设委员会（HPSCI）。
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体制往往选择不同的路径，用情报制衡制度来描述最为贴切。这涉及建立相互竞争、制约的平行结构。例如，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执政时期，伊拉克有多个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部队，他们争夺统治者的偏爱，试图诋毁对方；这与在今天的叙利亚或巴勒斯坦自治领土内发生的情形类似。
当然，两种管控方式都有其代价。建立平行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监视且互不信任的氛围是没有效率的；这削弱了机构本身。建立民事政治执行机构、（至少选择性地）增加透明度则有可能导致安全漏洞，增加“泄露”的风险。就权力工具而言，最主要的担忧在于要小心这些冲突目标不断带来的挑战。考虑到许多可能与权衡过程相关的战略变量，似乎不存在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挑战引用自兰塞姆，他在其充满趣味且“充满智慧”的《了解秘密情报》（Being Intelligent about Secret Intelligence ）一文中谈论了冷战后期：“情报系统倾向于汇报他们认为领导人希望听到的东西。” 除了数十年作为美国安全专家所积累的经验外，作者没有为这一具有挑衅意味的论断提供任何实际证据。但是，西方情报机构显然没能预测到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集团解体，这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轶事证据。无论如何，该风险强调了一种特殊的领导权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元专长。有效使用情报权力工具要求拥有选拔和指挥人员的能力，这些人员不仅要忠诚、真诚，还要敢于对已有政治表述提出批判性质疑和挑战，例如，在冷战中，两个稳定的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不断斗争。
我们希望探讨的第二种组织形式是国内外情报，这与监视技术和传播渠道等权力制品相对应。国内外情报的历史根源就像军队一样古老。诸如埃及、巴比伦、亚述以及最显著的波斯这种中东及其附近的早期帝国，它们的政治权力基于情报机构（intelligence services）；尤其是战地间谍、秘密通讯员和部署在被侵略省份的集中控制的间谍网络。 在其关于秘密行动历史的著作中，历史学者沃尔夫冈·克里格（Wolfgang Krieger）表示，他们的工作自古以来基本保持不变： 获取关于对手（也包括伙伴和盟友）的信息；秘密地影响外国力量及其人民（关键词是虚假新闻）；保护自己的权力机构不受秘密情报人员的袭击；以及渗透进敌人的情报机构，即从事反间谍活动。
就像政治科学家亨利·H.兰塞姆（Harry H. Ransom）指出的那样，这些任务及其功能与权力战略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掌控秘密信息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杠杆。” 任何控制着强大情报机构的人都享有独家权限，能够接触到关于国内外敌人的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个人）信息，所以，相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而言，他们享有战略优势。与此同时，由于秘密行动的隐蔽性，他们拥有了一种“比警察和军队还隐秘”的权力手段。 但是，就像组织化行动权力一样，情报机构的使用也造成了类似的困境：“情报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资源，同时也是其职责。他们为社会及其公民的安全提供了基本服务，但总是会变成庞大、难以改变的秘密国家官僚机构。” 由于“保密性”，降低透明度和抵御外部影响是情报机构的日常事务，因此如何控制并监视这些机构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
许多民主宪政国家为此成立了特别监督和制裁机制。这包括情报监察员，他们将民事立法及司法机构与情报机构连接起来，负责监测政府决策是否得到充分执行；还包括拥有特殊权力的国会机构，例如德国联邦议会监督委员会（PKGr）或美国众议院情报常设委员会（HPSCI）。
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体制往往选择不同的路径，用情报制衡制度来描述最为贴切。这涉及建立相互竞争、制约的平行结构。例如，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执政时期，伊拉克有多个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部队，他们争夺统治者的偏爱，试图诋毁对方；这与在今天的叙利亚或巴勒斯坦自治领土内发生的情形类似。
当然，两种管控方式都有其代价。建立平行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监视且互不信任的氛围是没有效率的；这削弱了机构本身。建立民事政治执行机构、（至少选择性地）增加透明度则有可能导致安全漏洞，增加“泄露”的风险。就权力工具而言，最主要的担忧在于要小心这些冲突目标不断带来的挑战。考虑到许多可能与权衡过程相关的战略变量，似乎不存在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挑战引用自兰塞姆，他在其充满趣味且“充满智慧”的《了解秘密情报》（Being Intelligent about Secret Intelligence ）一文中谈论了冷战后期：“情报系统倾向于汇报他们认为领导人希望听到的东西。” 除了数十年作为美国安全专家所积累的经验外，作者没有为这一具有挑衅意味的论断提供任何实际证据。但是，西方情报机构显然没能预测到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集团解体，这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轶事证据。无论如何，该风险强调了一种特殊的领导权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元专长。有效使用情报权力工具要求拥有选拔和指挥人员的能力，这些人员不仅要忠诚、真诚，还要敢于对已有政治表述提出批判性质疑和挑战，例如，在冷战中，两个稳定的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不断斗争。
#权力及其逻辑
与权力有关的第三种组织形式是官僚机构，这里指的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统称。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就权力工具而言，权力和行政之间的联系已经隐含在“官僚主义”（bureaucracy）一词的词源中，这是一种特殊的复合词，由来自法语、象征着行政活动的“bureau”（最初带有贬义）和代表着“统治”或“权力”的希腊动词“kratein”组成。官僚机构意味着通过行政措施来使用权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公共行政机构的核心任务包括规划和落实统治结构及其分工，细化且实施获得政治领导权授权的方针和目标，例如法律条例、预算决定、贸易协定，等等。在逻辑上，社会学家雷纳特·梅恩茨（Renate Mayntz）认为“在所有形式的统治中，行政机构为保护政治统治服务，为落实它们的目标提供保证。” 梅恩茨提到官僚机构作为权力工具存在普遍性，这是对的。再次引用波皮茨的话，没有财政和税务机关、贸易监察机构、道路建设办公室和人口普查机构等，全面发展领土的集中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原则任何时候都适用，无论是在罗马共和国，还是在奥斯曼帝国或者现代民族国家。
简而言之，他认为行政专家们能够将其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组织结构作为权力资源，将行政机构与政治领导权的管控分离开来。正如哈里发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分离不一定会导致公开的篡夺。这也可能（仅仅）造成权力结构内设定目标的政治权力集团和负责落实的行政权力集团之间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政治体系的瘫痪。对于韦伯和其他官僚主义专家而言，决定性因素仍旧是主权和负责任的政治领导权。
与权力有关的第三种组织形式是官僚机构，这里指的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统称。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就权力工具而言，权力和行政之间的联系已经隐含在“官僚主义”（bureaucracy）一词的词源中，这是一种特殊的复合词，由来自法语、象征着行政活动的“bureau”（最初带有贬义）和代表着“统治”或“权力”的希腊动词“kratein”组成。官僚机构意味着通过行政措施来使用权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公共行政机构的核心任务包括规划和落实统治结构及其分工，细化且实施获得政治领导权授权的方针和目标，例如法律条例、预算决定、贸易协定，等等。在逻辑上，社会学家雷纳特·梅恩茨（Renate Mayntz）认为“在所有形式的统治中，行政机构为保护政治统治服务，为落实它们的目标提供保证。” 梅恩茨提到官僚机构作为权力工具存在普遍性，这是对的。再次引用波皮茨的话，没有财政和税务机关、贸易监察机构、道路建设办公室和人口普查机构等，全面发展领土的集中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原则任何时候都适用，无论是在罗马共和国，还是在奥斯曼帝国或者现代民族国家。
简而言之，他认为行政专家们能够将其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组织结构作为权力资源，将行政机构与政治领导权的管控分离开来。正如哈里发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分离不一定会导致公开的篡夺。这也可能（仅仅）造成权力结构内设定目标的政治权力集团和负责落实的行政权力集团之间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政治体系的瘫痪。对于韦伯和其他官僚主义专家而言，决定性因素仍旧是主权和负责任的政治领导权。
#权力及其逻辑
这里，党派是我们希望强调的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突出的正式社会组织权力工具。从一开始，政治历史也是一个组织历史，这些组织公开展现了对权力的渴望——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支持，就像军队、警察、情报机构和行政机构那样，同时，还宣称拥有合法性和专业知识，与其他组织进行竞争。
这一类组织可以在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家族中初见端倪。他们的组织结构是阶级化的，以家族长老为中心，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他们严苛的培训体系是以获得权力、培养他们的政治品格以及做出致力于“共同的善”（bonum commune）的承诺为目标，这个权力工具的决定性特质已经给这些朝代打上了烙印。它们的产生和成功都是由政治领域的基本逻辑决定的：对合法统治的公开诉求只能通过由志同道合、忠诚且专业的专家所组成的网络才能实现——今天我们称之为职业政治家。孤独战士或者无组织的群众都不可能实现其目标。我们也讨论了该类型后来的发展：例如，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家庭以及日本的武士阶级。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拥有一个结构严密、高度专业化的精英阶层，这些人的唯一目标是直接决定政府活动，使之与自身政治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在我们看来，政治党派只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组织形式的现代（民主）化身。但它仍旧是我们接下来分析的重点，因为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它塑造了政治结构和现代社会的文化。在历史上，党派的概念直到18世纪才在英格兰出现，在执行君主立宪制和拥有一个独立议会的欧洲国家中作为特殊事例出现。 因此，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给出了最早的定义：“党派是一个联合团体，根据成员们都同意的某些特定原则，共同努力实现国家利益。” 社会学家雅斯明·西里（Jasmin Siri）准确地指出了这个仍旧有用的概念所固有的内部冲突，认为党派是一个“一方面用于实现特定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则对公共利益负责”。 这准确地描述了该组织形式的核心挑战。要争取代议制民主的临时统治，即获得议会多数，就必须要获得选票，这就必须同时考虑自身利益集团和民众的特殊关切。从“党派”（party）一词的词根来说，它必须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pars pro toto）来发挥作用。为了应对该挑战，政治党派们在过去300年的时间里逐渐发展成为高度专业的权力机构。这些组织发挥了一些对获得权力所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招募（recruiting）、教导（indoctrinating）、专攻（specializing）、挑选-统治（selecting-ruling）。具体来说就是，这意味着党派不断地通过青年组织等方式进行招募，通过培训和教授知识，从思想上强化新成员，以便选出那些有能力、有知识、有意愿并且愿意做出牺牲、适合成为政治领导者的人。党派必须忍受忠诚和竞争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只有当其成员一致同意遵守一套特定的价值、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解释视野，并且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在政治上连贯一致、没有冲突时，他们才能成为强有力的民主合法统治的候选人。另一方面，他们只有拥有最好的领导权人选，才能在关于政治理念的竞争中存活下来；这只有通过施加内部竞争压力和任人唯贤才能实现。
当然，政治党派是一种权力工具，这既不是民主体制才有的专属特征，也不是非得与自由选举或议会制度等决策机制联系在一起。例如，党派组织也在法西斯和社会主义专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这里，党派是我们希望强调的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突出的正式社会组织权力工具。从一开始，政治历史也是一个组织历史，这些组织公开展现了对权力的渴望——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支持，就像军队、警察、情报机构和行政机构那样，同时，还宣称拥有合法性和专业知识，与其他组织进行竞争。
这一类组织可以在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家族中初见端倪。他们的组织结构是阶级化的，以家族长老为中心，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他们严苛的培训体系是以获得权力、培养他们的政治品格以及做出致力于“共同的善”（bonum commune）的承诺为目标，这个权力工具的决定性特质已经给这些朝代打上了烙印。它们的产生和成功都是由政治领域的基本逻辑决定的：对合法统治的公开诉求只能通过由志同道合、忠诚且专业的专家所组成的网络才能实现——今天我们称之为职业政治家。孤独战士或者无组织的群众都不可能实现其目标。我们也讨论了该类型后来的发展：例如，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家庭以及日本的武士阶级。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拥有一个结构严密、高度专业化的精英阶层，这些人的唯一目标是直接决定政府活动，使之与自身政治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在我们看来，政治党派只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组织形式的现代（民主）化身。但它仍旧是我们接下来分析的重点，因为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它塑造了政治结构和现代社会的文化。在历史上，党派的概念直到18世纪才在英格兰出现，在执行君主立宪制和拥有一个独立议会的欧洲国家中作为特殊事例出现。 因此，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给出了最早的定义：“党派是一个联合团体，根据成员们都同意的某些特定原则，共同努力实现国家利益。” 社会学家雅斯明·西里（Jasmin Siri）准确地指出了这个仍旧有用的概念所固有的内部冲突，认为党派是一个“一方面用于实现特定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则对公共利益负责”。 这准确地描述了该组织形式的核心挑战。要争取代议制民主的临时统治，即获得议会多数，就必须要获得选票，这就必须同时考虑自身利益集团和民众的特殊关切。从“党派”（party）一词的词根来说，它必须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pars pro toto）来发挥作用。为了应对该挑战，政治党派们在过去300年的时间里逐渐发展成为高度专业的权力机构。这些组织发挥了一些对获得权力所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招募（recruiting）、教导（indoctrinating）、专攻（specializing）、挑选-统治（selecting-ruling）。具体来说就是，这意味着党派不断地通过青年组织等方式进行招募，通过培训和教授知识，从思想上强化新成员，以便选出那些有能力、有知识、有意愿并且愿意做出牺牲、适合成为政治领导者的人。党派必须忍受忠诚和竞争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只有当其成员一致同意遵守一套特定的价值、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解释视野，并且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在政治上连贯一致、没有冲突时，他们才能成为强有力的民主合法统治的候选人。另一方面，他们只有拥有最好的领导权人选，才能在关于政治理念的竞争中存活下来；这只有通过施加内部竞争压力和任人唯贤才能实现。
当然，政治党派是一种权力工具，这既不是民主体制才有的专属特征，也不是非得与自由选举或议会制度等决策机制联系在一起。例如，党派组织也在法西斯和社会主义专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权力及其逻辑
除了党派、警察、军队和行政机构等正式组织外，非正式网络构成了社会权力工具的第二个主要支柱。“非正式社会网络”一词覆盖了非常广泛的人际关系。从偶会提及的相识关系，到坚固且紧密的友谊；它既包含了最小的组织，也包括大型、非正式的联合会。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异，但这些团体都具有两个与权力工具相关的特点，正因为这样，它们被布迪厄称为社会资本。
首先，他们创造并再现了所谓的“一般互惠规范”（norms of generalized reciprocity）。 这意味着团体成员相互提供服务时，不期望立即得到回报，而是默认他们可以在未来从其他网络成员那里获得同等好处。这样的合作不是一次就结束的简单交换关系，这些灵活条件对于政治权力运用、巩固和扩张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收集信息、实施非官僚主义政治战略、为关键投票争取建立政治大多数，还是构建联盟或实际附属关系，等等。换言之，一般互惠规范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所有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是参照严格的“按章工作”原则，或它们之间的合作意愿只取决于眼前的利益，那么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将是不可能的。
非正式网络的第二个相关特点是，这些网络依赖于密集的人际往来构建社会信任。 于是，成员们不需要（或很少）监视或验证其他成员的合作意愿。这样一来，协调行动被极大地简化了，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成本降低了。当然，社会信任不意味着网络内的各位成员可以盲目地依赖彼此。这只说明针对他人的利益和动机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保证，以及合作伙伴是否会信守诺言。
因此，非正式网络是黏合权力组织的“水泥”。当成员之间缺乏社会信任、一般普惠规范失效时，即使是具备充足领导权知识、专业知识与合理性、得到有效建设的权力机构也会衰弱。这两者的培养不是一个“知识”（épisteme）或合理战略部署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技能”（téchne）、权威直觉和政治直觉的问题。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任何一个希望将社会网络作为权力工具进行使用并扩大其使用范围的人，都必须培养对政治出于本能的倾向，这必须融入他们的血液当中，成为其个人惯习的组成部分。
除了党派、警察、军队和行政机构等正式组织外，非正式网络构成了社会权力工具的第二个主要支柱。“非正式社会网络”一词覆盖了非常广泛的人际关系。从偶会提及的相识关系，到坚固且紧密的友谊；它既包含了最小的组织，也包括大型、非正式的联合会。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异，但这些团体都具有两个与权力工具相关的特点，正因为这样，它们被布迪厄称为社会资本。
首先，他们创造并再现了所谓的“一般互惠规范”（norms of generalized reciprocity）。 这意味着团体成员相互提供服务时，不期望立即得到回报，而是默认他们可以在未来从其他网络成员那里获得同等好处。这样的合作不是一次就结束的简单交换关系，这些灵活条件对于政治权力运用、巩固和扩张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收集信息、实施非官僚主义政治战略、为关键投票争取建立政治大多数，还是构建联盟或实际附属关系，等等。换言之，一般互惠规范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所有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是参照严格的“按章工作”原则，或它们之间的合作意愿只取决于眼前的利益，那么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将是不可能的。
非正式网络的第二个相关特点是，这些网络依赖于密集的人际往来构建社会信任。 于是，成员们不需要（或很少）监视或验证其他成员的合作意愿。这样一来，协调行动被极大地简化了，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成本降低了。当然，社会信任不意味着网络内的各位成员可以盲目地依赖彼此。这只说明针对他人的利益和动机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保证，以及合作伙伴是否会信守诺言。
因此，非正式网络是黏合权力组织的“水泥”。当成员之间缺乏社会信任、一般普惠规范失效时，即使是具备充足领导权知识、专业知识与合理性、得到有效建设的权力机构也会衰弱。这两者的培养不是一个“知识”（épisteme）或合理战略部署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技能”（téchne）、权威直觉和政治直觉的问题。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任何一个希望将社会网络作为权力工具进行使用并扩大其使用范围的人，都必须培养对政治出于本能的倾向，这必须融入他们的血液当中，成为其个人惯习的组成部分。
#权力及其逻辑
权力维度就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纵览之下，两个主要观点得到呈现。
第一，三种资源，即权力技能、权力知识和权力工具，实际上互为补充，只有共同出现时才足以构成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知识（épisteme）和政治技能（téchne）在无数个领域内相辅相成，从抽象的战略制定到对情报机构或行政机构等具体的权力工具的控制。在以制造品和组织为具体形式的权力架构中，将政治的本能把握与领导权知识、专业知识和合理性知识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他人反抗的情况下做到有目的地实现利益。这三个主要资源之间多重的相互依赖性得到了广泛讨论，这也证实了我们将它们定义为权力维度的最初假设。
第二，必须要明确的是，掌握权力维度是一项要求极度苛刻且复杂的挑战，这指的是有针对性地开发和部署政治权力基本资源和政治权力本身。习惯性的政治技能必须通过耗费时间的实践学习过程获得——理想情况是在睿智的全能型领导者的指导下，从小开始。作为年轻罗马元老院精英的政策实践，得到详细描述的“政治学徒制”（tirocinium fori）可能自古以来就是独一无二的，至今仍旧代表着获得权力技能的优质标准。反之，即使我们强调的是当前的战略领导权知识，权力知识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大量与目标相关的政治常量和变量的信息，还包括将它们创造性地整合成为行动模式的能力。就像军队、警察和他们相应的技术之间的关系一样，权力社会工具的成功使用最终要求在组织影响和政治控制中制造强烈的平衡感。因此，结合这些维度似乎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正如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所指出的那样，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暗中注意到了。 [336]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的范围是非常小但竞争异常激烈的，权力行为体们对其所承受着的巨大“政绩压力”（performance pressure）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弥补”。 斯洛特戴克写道，这个古老城市的文化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个城市里的佼佼者能够在不存在建议的情况下单独在自己的领域里运作。“一旦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出人群，从事一项关键工作，那么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身边的支持者们以咨询、协调和激励的方式支持他们的行动。” 用浅显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掌握权力维度是复杂且耗时的，城邦意识到，这依赖于专业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咨询。这在日益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政治结构中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独自承担政治权力挑战外，阿提卡的政治家们还从本身没有权力野心的人——顾问——那里寻求建议和知识。
这标志着两个历史原型的诞生，他们的相互关系贯穿着整个历史，他们是接受建议的咨询人（homo consultandus）和提供建议的顾问（homo consultans）。 在意识到使用政治权力是一项挑战，同时，为了缩小知识上的差距或弥补技能上的不足——也就是说意识到需要建议时，政治行为体变成了咨询人。这在政治生态中创造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由能够提供相应告知“如何做”的服务的行为体占据，这些行为体就是顾问。这一功能最初由古希腊城邦的一个专业团体提出，由于柏拉图的对话《智者篇》（Sophists ），这一团体声名狼藉。 哲学家（喜爱智慧之人）是诡辩家的竞争者，他们将对理性与实践探索的追求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根据斯洛特戴克的观点，诡辩家则是狡黠地利用有效且实用的理性。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将其在修辞、说教和逻辑上的能力用于为“好战的城邦客户服务”，为他们在城邦中争取权力和影响力的斗争服务。
权力维度就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纵览之下，两个主要观点得到呈现。
第一，三种资源，即权力技能、权力知识和权力工具，实际上互为补充，只有共同出现时才足以构成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知识（épisteme）和政治技能（téchne）在无数个领域内相辅相成，从抽象的战略制定到对情报机构或行政机构等具体的权力工具的控制。在以制造品和组织为具体形式的权力架构中，将政治的本能把握与领导权知识、专业知识和合理性知识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他人反抗的情况下做到有目的地实现利益。这三个主要资源之间多重的相互依赖性得到了广泛讨论，这也证实了我们将它们定义为权力维度的最初假设。
第二，必须要明确的是，掌握权力维度是一项要求极度苛刻且复杂的挑战，这指的是有针对性地开发和部署政治权力基本资源和政治权力本身。习惯性的政治技能必须通过耗费时间的实践学习过程获得——理想情况是在睿智的全能型领导者的指导下，从小开始。作为年轻罗马元老院精英的政策实践，得到详细描述的“政治学徒制”（tirocinium fori）可能自古以来就是独一无二的，至今仍旧代表着获得权力技能的优质标准。反之，即使我们强调的是当前的战略领导权知识，权力知识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大量与目标相关的政治常量和变量的信息，还包括将它们创造性地整合成为行动模式的能力。就像军队、警察和他们相应的技术之间的关系一样，权力社会工具的成功使用最终要求在组织影响和政治控制中制造强烈的平衡感。因此，结合这些维度似乎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正如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所指出的那样，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暗中注意到了。 [336]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的范围是非常小但竞争异常激烈的，权力行为体们对其所承受着的巨大“政绩压力”（performance pressure）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弥补”。 斯洛特戴克写道，这个古老城市的文化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个城市里的佼佼者能够在不存在建议的情况下单独在自己的领域里运作。“一旦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出人群，从事一项关键工作，那么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身边的支持者们以咨询、协调和激励的方式支持他们的行动。” 用浅显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掌握权力维度是复杂且耗时的，城邦意识到，这依赖于专业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咨询。这在日益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政治结构中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独自承担政治权力挑战外，阿提卡的政治家们还从本身没有权力野心的人——顾问——那里寻求建议和知识。
这标志着两个历史原型的诞生，他们的相互关系贯穿着整个历史，他们是接受建议的咨询人（homo consultandus）和提供建议的顾问（homo consultans）。 在意识到使用政治权力是一项挑战，同时，为了缩小知识上的差距或弥补技能上的不足——也就是说意识到需要建议时，政治行为体变成了咨询人。这在政治生态中创造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由能够提供相应告知“如何做”的服务的行为体占据，这些行为体就是顾问。这一功能最初由古希腊城邦的一个专业团体提出，由于柏拉图的对话《智者篇》（Sophists ），这一团体声名狼藉。 哲学家（喜爱智慧之人）是诡辩家的竞争者，他们将对理性与实践探索的追求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根据斯洛特戴克的观点，诡辩家则是狡黠地利用有效且实用的理性。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将其在修辞、说教和逻辑上的能力用于为“好战的城邦客户服务”，为他们在城邦中争取权力和影响力的斗争服务。
#权力及其逻辑
毫无疑问，人类既是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也是技术员，也就是说，人类是社会性和创造性并存的生物，他们通过创新和合作，自主地塑造他们突然间闯入的政治和自然环境。但是，如政治科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坚称的那样，通常而言，人类既没有受过高度的政治教育，也没有天生赋予的权力或指向公共利益的罗盘。回顾在第二章第四节中引用的熊彼特的名言：“所以一旦进入政治领域，普通公民的智力表现会下降到较低的水平……他再次变成了原始人。他们变得感情用事、思想易受影响。” 同样地，我们不对此进行评判或劝告，我们注重的是对政治现实的描绘。社会所有成员必须每分每秒致力于培养公民竞争性且熟知所有政治发展，这个论述极大地高估了政治对于充实而繁华的生活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这样的表述还低估了其他生活计划和任务的价值，给人们的生活制造了不成比例的负担。政治是极度复杂的权力领域，就像其他领域一样，也受到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原则的制约。
顾问在政治领域中扮演着高质量的协调者和传递员的角色，他们能够简化问题、梳理相互关系、提供实用的工具，让政治内容变得浅显易懂，对外行人尤为如此。正如我们在细节中所发现的那样，顾问最核心的作用就是在政治和其他权力领域之间进行翻译。只有当人类现实主义的基本论断在顾问的自我形象中得到呈现，他/她才能充分扮演好顾问的角色，那就是以客户的要求和前提条件为导向的服务提供者。
毫无疑问，人类既是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也是技术员，也就是说，人类是社会性和创造性并存的生物，他们通过创新和合作，自主地塑造他们突然间闯入的政治和自然环境。但是，如政治科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坚称的那样，通常而言，人类既没有受过高度的政治教育，也没有天生赋予的权力或指向公共利益的罗盘。回顾在第二章第四节中引用的熊彼特的名言：“所以一旦进入政治领域，普通公民的智力表现会下降到较低的水平……他再次变成了原始人。他们变得感情用事、思想易受影响。” 同样地，我们不对此进行评判或劝告，我们注重的是对政治现实的描绘。社会所有成员必须每分每秒致力于培养公民竞争性且熟知所有政治发展，这个论述极大地高估了政治对于充实而繁华的生活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这样的表述还低估了其他生活计划和任务的价值，给人们的生活制造了不成比例的负担。政治是极度复杂的权力领域，就像其他领域一样，也受到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原则的制约。
顾问在政治领域中扮演着高质量的协调者和传递员的角色，他们能够简化问题、梳理相互关系、提供实用的工具，让政治内容变得浅显易懂，对外行人尤为如此。正如我们在细节中所发现的那样，顾问最核心的作用就是在政治和其他权力领域之间进行翻译。只有当人类现实主义的基本论断在顾问的自我形象中得到呈现，他/她才能充分扮演好顾问的角色，那就是以客户的要求和前提条件为导向的服务提供者。
#权力及其逻辑
接下来，我们将概括出21世纪代议制民主中顾问的体系。经过二十年的政治咨询经验，通过对权力的基本要素、战略和技术的不断反省，外加对经典和当代政治科学著作的阅读，这个体系才得以诞生。这将为顾问新手们提供操作指南，也将为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权力专家们提供建议。我们将这个体系称为权力领导权（power leadership）。它涵盖了所有民主决策领域的权力咨询普世准则，从政府到州属机构，从政党到公民社会拥护者。当然，建议的重点不同，视顾问是否支持政治官员、命令发布者或说客而决定。因此，权力领导权包括两方面：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leadership）和游说领导权（lobbying leadership）。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经常会引用这个分类，但是我们不会纠结于此；我们希望用这个体系为政治权力咨询在所有领域的运用打下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如今，是什么创造了权力顾问在政治领域的成功？他们的知识基础、任务、工具、责任和教育路径是什么？
一个理想的顾问应该既是一个熟悉普世权力逻辑和全球影响力的通才，也是一个通晓特定的政体、政治细分领域和行为体组织内在逻辑的专家。
接下来，我们将概括出21世纪代议制民主中顾问的体系。经过二十年的政治咨询经验，通过对权力的基本要素、战略和技术的不断反省，外加对经典和当代政治科学著作的阅读，这个体系才得以诞生。这将为顾问新手们提供操作指南，也将为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权力专家们提供建议。我们将这个体系称为权力领导权（power leadership）。它涵盖了所有民主决策领域的权力咨询普世准则，从政府到州属机构，从政党到公民社会拥护者。当然，建议的重点不同，视顾问是否支持政治官员、命令发布者或说客而决定。因此，权力领导权包括两方面：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leadership）和游说领导权（lobbying leadership）。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经常会引用这个分类，但是我们不会纠结于此；我们希望用这个体系为政治权力咨询在所有领域的运用打下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如今，是什么创造了权力顾问在政治领域的成功？他们的知识基础、任务、工具、责任和教育路径是什么？
一个理想的顾问应该既是一个熟悉普世权力逻辑和全球影响力的通才，也是一个通晓特定的政体、政治细分领域和行为体组织内在逻辑的专家。
#爪牙
许多省级官员和朝堂上的中央官员都将各地方衙门中书吏人数的增长归咎于书吏群体当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结党营私和用人唯亲，以及州县官们对此缺乏警惕。上述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在其中起到了部分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19世纪后半叶地方政府日益增多的政务负担所造成的各种影响。
许多省级官员和朝堂上的中央官员都将各地方衙门中书吏人数的增长归咎于书吏群体当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结党营私和用人唯亲，以及州县官们对此缺乏警惕。上述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在其中起到了部分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19世纪后半叶地方政府日益增多的政务负担所造成的各种影响。
#爪牙
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应差的任务在数量上超过了办案，那么其结果将会是在同一房内工作的那些书吏们当中造成一种“剪刀差效应”（scissors effect）。因为当应差的任务增多时，就必然会需要更多的人手投身其中，而同一房内若有更多的人手被安排去应差，则就意味着该房每位书吏所能分派到的待承办案件数量将会成相应比例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绝对会从中受益的人们就是那些典吏，因为他们的人数几乎保持不变，而且典吏对于其所在房内的所有收入与待承办案件均可分到固定的份额。
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办案的任务在增长速度上超过了应差，那么看起来所有的书吏均将从中获益。但这种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将会因书吏人数的总体增多而遭到严重缩减。为了能在各种新的机会中获益，现任的书吏们不得不对进入其所在房内工作的新手人数加以限制，或者对新进来工作的书吏们被分派去办案的机会进行节制
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应差的任务在数量上超过了办案，那么其结果将会是在同一房内工作的那些书吏们当中造成一种“剪刀差效应”（scissors effect）。因为当应差的任务增多时，就必然会需要更多的人手投身其中，而同一房内若有更多的人手被安排去应差，则就意味着该房每位书吏所能分派到的待承办案件数量将会成相应比例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绝对会从中受益的人们就是那些典吏，因为他们的人数几乎保持不变，而且典吏对于其所在房内的所有收入与待承办案件均可分到固定的份额。
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办案的任务在增长速度上超过了应差，那么看起来所有的书吏均将从中获益。但这种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将会因书吏人数的总体增多而遭到严重缩减。为了能在各种新的机会中获益，现任的书吏们不得不对进入其所在房内工作的新手人数加以限制，或者对新进来工作的书吏们被分派去办案的机会进行节制
#爪牙
无论是在上述哪一种情形当中，其结果都是任何房当中书吏们获得各种资源的内部竞争压力将会因此大增。
应对上述这些境况的方式，看起来有如下两种举措。第一种做法是，那种围绕能够分到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而激起的内部竞争，不仅在巴县衙门各房当中导致书吏们之间就此发生了各种争端，而且，为了能够成功地保住其位置和收入来源，书吏们将会拉帮结派（关于此类发生于巴县衙门书吏们之间的争端，以及他们借以拉帮结派的基础，将在本书下一章中进行讨论）。第二种应对方式则是通过限制新人进入该房工作，同时实施一套支配衙门日常行政运作的非正式规则，来对各房之内的那些位置与资源进行更为牢固的控制。在能够完全理解上述这两种应对策略之前，我们需要更为贴近地观察巴县衙门中这些书吏的出身背景，以及他们为何要选择此种被时人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营生方式。
无论是在上述哪一种情形当中，其结果都是任何房当中书吏们获得各种资源的内部竞争压力将会因此大增。
应对上述这些境况的方式，看起来有如下两种举措。第一种做法是，那种围绕能够分到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而激起的内部竞争，不仅在巴县衙门各房当中导致书吏们之间就此发生了各种争端，而且，为了能够成功地保住其位置和收入来源，书吏们将会拉帮结派（关于此类发生于巴县衙门书吏们之间的争端，以及他们借以拉帮结派的基础，将在本书下一章中进行讨论）。第二种应对方式则是通过限制新人进入该房工作，同时实施一套支配衙门日常行政运作的非正式规则，来对各房之内的那些位置与资源进行更为牢固的控制。在能够完全理解上述这两种应对策略之前，我们需要更为贴近地观察巴县衙门中这些书吏的出身背景，以及他们为何要选择此种被时人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营生方式。
#加缪
我的家庭贫穷，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因而也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妒羡。这个家庭通过仅有的沉默寡言、含而不露的风格、自然而朴实的骄傲感，虽然不会读书看报，却在当时给了我最高尚的教益，我也不觉得巴黎的名流就高人一等，真正的阳光普照整个世界，照在巴黎，也同样照在贫民窟里。这世间最可怕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偏见与愚昧，以及由之而来的优越感。障碍可以说寓于偏见或愚昧中。
我的家庭贫穷，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因而也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妒羡。这个家庭通过仅有的沉默寡言、含而不露的风格、自然而朴实的骄傲感，虽然不会读书看报，却在当时给了我最高尚的教益，我也不觉得巴黎的名流就高人一等，真正的阳光普照整个世界，照在巴黎，也同样照在贫民窟里。这世间最可怕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偏见与愚昧，以及由之而来的优越感。障碍可以说寓于偏见或愚昧中。
#权力及其逻辑
我们将（政治）权力争夺形容为零和游戏，意思是竞争游戏的总和是恒定的，一方的胜利总会导致另一方的失利。我们进一步用一个模型来使这个游戏的比喻更为具体。从本质而言，政治竞赛就是权力的国际象棋比赛，而顾问的工作就是带领其客户，即咨询人，巧妙地赢得比赛。就像政治一样，国际象棋就是一场冲突，其核心就是通过将具有不同影响力和技能的棋子（例如兵、车、马等）排兵布阵、预测对方走位，来赢得主导权。与其他游戏不同，国际象棋需要结合战略和战术要素。对敌我走位的计算深度以及对不可预见的失误的利用决定了胜败。
我们将（政治）权力争夺形容为零和游戏，意思是竞争游戏的总和是恒定的，一方的胜利总会导致另一方的失利。我们进一步用一个模型来使这个游戏的比喻更为具体。从本质而言，政治竞赛就是权力的国际象棋比赛，而顾问的工作就是带领其客户，即咨询人，巧妙地赢得比赛。就像政治一样，国际象棋就是一场冲突，其核心就是通过将具有不同影响力和技能的棋子（例如兵、车、马等）排兵布阵、预测对方走位，来赢得主导权。与其他游戏不同，国际象棋需要结合战略和战术要素。对敌我走位的计算深度以及对不可预见的失误的利用决定了胜败。
#权力及其逻辑
1）熟悉棋盘
熟悉棋盘意味着：
第一，消化游戏正式的规则和机制：目标、首发阵容、走子和标准操纵（如捉双、牵制、王车易位等）。简而言之，熟悉棋盘的人了解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行为范畴；他们了解地形和队列。因此，参加比赛的必要先决条件才得以满足。
对于国际象棋权力模型而言，了解规则和机制首先包括掌握政治竞技场的制度结构以及制度之间能力和责任的分配概况。例如，德国遵循的是两院制的联邦宪法，存在横向和纵向的权力分配，采用多党体制。在这里，利益谈判大多符合协调主义，即行政机构、利益相关者和政客间通过交换看法、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来进行。这个协调主义结构与美国政治体系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极度的竞争和各式各样的利益冲突是后者的特征。
第二，熟悉棋盘包括使具体的决策规则和各级立法、执法、管辖和行政过程实现内化。以欧洲为例，立法程序由欧盟委员会（EU Commission）、欧洲理事会（EU Council）和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以及欧盟委员会体系三方完成，也就是说欧盟法律的落实是由行政和专家会议组成的有序系统完成的。
第三点由特定法律和条例组成，它们既为利益实现和权力使用做出了限制，也提供了可能。这涵盖了广泛的法律规范，从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基本原则到西德联邦议院针对游说者设置的身份卡机制等非常具体的规则。
第四点即最后一点是政治文化和语言，既包括权力斗争人格和政治表述，也包括不成文的规定和论述用词。政治用语需要被政治范畴内的所有人员理解，同时还要取得法律和专业上的合法性。
在理想情况下，这四个方面必须成为每一个权力博弈玩家的第二天性，成为他们权力能力的一部分。就共同点而言，这些元素基本都是固定的。它们是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介绍的战略常量。就像在“国王的游戏”中的走子、布局和标准操控一样，他们决定了权力博弈中哪些行为是可能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何人可以做出这些行为。当然，这没有说明何人可以走子，是执政当局、公司、联合会、公民社会团体，还是一位部长、执行总裁、总经理，抑或非政府组织的领导。
（2）研读局面
国际象棋是关乎局面的游戏。胜败仅仅取决于王是否被兵保护、后是否被攻击或者兵是否能够畅通无阻地走到第八横线而升级。初学者认为棋盘上交织的棋子是令人困惑的；他们能够说出哪个棋子可以如何走位，却无法得知棋盘上复杂的布局所带来的战略、战术潜能和力量对比。相比之下，专家们却能够准确地通过局面评估出威胁和机会，包括可以做出例如“十步内将死！”的战略陈述。
同理，任何希望成功赢得权力博弈的人都必须能够研读局面，也就是能够熟练诠释和评估政治局面。这不仅是了解谁是与达成某一政策目标息息相关的权力行为体（这里的政策目标包括促成服务产业规范、达成法律修正案和实施建筑项目等），还应该知道他们的议程和动力是什么，他们（潜在）的反对者和盟友分别有谁，以及上述所有相关者的关系。解密政治议题的权力平衡和辨别发展方向和趋势需要这些信息。因此，研读局面需要掌握广泛的知识，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高度专业的，例如，州政府是否与某些州立彩票维持紧密联系，因此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持对抽奖的公共管制；内政部长是否面临党内施压而打击非法移民，即便这不符合其本人价值；环境组织是否为了取悦其支持者而支持收紧对消费者的保护，等等，诸如此类。
灵活是这些位置因素的共同点，它们属于本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所介绍的战略变量。在这里，我们考虑的不是权力博弈的框架，而是行为在特定游戏中导致的结果。将此类比为国际象棋，是因为两者中的行为体都必须根据站位来寻找解决方式。以目标为导向、对局面的分析和评估是得出成功战略的前提条件。
（3）掌控比赛
国际象棋不是思考和反思理论的游戏，而是关乎进攻和防守，以及如何掌控战场的游戏。如果不能赢得比赛或至少打成平手，那么对于游戏的深度理解和卓越的局面分析都是无用的。掌控比赛意味着在走子上抢占先机，以攻击、扰乱和摧毁对手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对方给出回应。行为体不仅要有能力进行深度计算、对游戏有良好的理解，还要具备非凡的胆量、创造力、勇气并愿意做出牺牲，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任何犹豫太久的人都会丧失主动性，甚至输掉整场游戏。
权力博弈也能找到这些特点。它们既是一方实现个人利益、在竞争中扩大影响力和抵御其他人反抗的先决条件，也是拥有诠释公共利益权力的前提。这个准则对于所有行为体都适用，无论是政治机构、私营部门成员还是公民社会组织。在代议制民主的权力博弈中，掌控比赛指的是通过具体措施来成功地影响集体决策和长期的意愿塑造过程，例如，筹集大多数选票；决定立法会或常务委员会的议程；适当的时候在重要的政治媒体上发表一篇文章；控制有影响力的专家组的组成；为了某一议题，通过针对性活动来动员一些团体；以及与拥有丰富资源的盟友组成稳定的联盟。即使这些工具只是政治影响力范畴内的九牛一毛，却是权力博弈的特征。成功地掌控比赛不仅是掌握这些工具的使用，还应该知悉在全局战略的哪一个阶段（在国际象棋术语中指的是开局、中局和残局）适用哪种工具，以及如何协调这些工具来实现目标。这就是必须以创造性的过程将对于游戏的理解和局面的分析进行结合的原因，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诞生的。
政治顾问的职责直接来自权力博弈模型——熟悉棋盘、研读局面和掌控比赛，这相应地为权力领导权体系提供了三项指导原则和领域：赋权、提炼和影响。第一，顾问必须使其客户，即咨询人理解权力博弈棋盘，使他们将规则和机制内化成权力知识。第二，顾问必须将客户指定的与游戏有关的所有信息进行提炼和浓缩，形成布局分析，以权力知识为成功的战略打下基础。第三，与客户一道，顾问们必须积极地在政治空间内形成影响力，使用合适的政治工具来掌控权力博弈比赛。这个权力领导权方法论的总结阐述了顾问的三项主要任务和相应的挑战（或本书第二章第五节中介绍的权力维度），三者似乎能够严格且明确地区分开来。然而，在政治现实中，在顾问日常工作中，三者的区别并不是那么明显。赋权、提炼和影响构成的等边三角关系是一个整体：影响政治的经验对布局分析有影响，也对系统的内化造成影响。从三个方面来讲述咨询方式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讨论落实这三项权力领导权指导原则的时候应该将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牢记在心。接下来，我们将具体解释什么是政治权力竞赛中的赋权、提炼和影响。
1）熟悉棋盘
熟悉棋盘意味着：
第一，消化游戏正式的规则和机制：目标、首发阵容、走子和标准操纵（如捉双、牵制、王车易位等）。简而言之，熟悉棋盘的人了解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行为范畴；他们了解地形和队列。因此，参加比赛的必要先决条件才得以满足。
对于国际象棋权力模型而言，了解规则和机制首先包括掌握政治竞技场的制度结构以及制度之间能力和责任的分配概况。例如，德国遵循的是两院制的联邦宪法，存在横向和纵向的权力分配，采用多党体制。在这里，利益谈判大多符合协调主义，即行政机构、利益相关者和政客间通过交换看法、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来进行。这个协调主义结构与美国政治体系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极度的竞争和各式各样的利益冲突是后者的特征。
第二，熟悉棋盘包括使具体的决策规则和各级立法、执法、管辖和行政过程实现内化。以欧洲为例，立法程序由欧盟委员会（EU Commission）、欧洲理事会（EU Council）和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以及欧盟委员会体系三方完成，也就是说欧盟法律的落实是由行政和专家会议组成的有序系统完成的。
第三点由特定法律和条例组成，它们既为利益实现和权力使用做出了限制，也提供了可能。这涵盖了广泛的法律规范，从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基本原则到西德联邦议院针对游说者设置的身份卡机制等非常具体的规则。
第四点即最后一点是政治文化和语言，既包括权力斗争人格和政治表述，也包括不成文的规定和论述用词。政治用语需要被政治范畴内的所有人员理解，同时还要取得法律和专业上的合法性。
在理想情况下，这四个方面必须成为每一个权力博弈玩家的第二天性，成为他们权力能力的一部分。就共同点而言，这些元素基本都是固定的。它们是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介绍的战略常量。就像在“国王的游戏”中的走子、布局和标准操控一样，他们决定了权力博弈中哪些行为是可能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何人可以做出这些行为。当然，这没有说明何人可以走子，是执政当局、公司、联合会、公民社会团体，还是一位部长、执行总裁、总经理，抑或非政府组织的领导。
（2）研读局面
国际象棋是关乎局面的游戏。胜败仅仅取决于王是否被兵保护、后是否被攻击或者兵是否能够畅通无阻地走到第八横线而升级。初学者认为棋盘上交织的棋子是令人困惑的；他们能够说出哪个棋子可以如何走位，却无法得知棋盘上复杂的布局所带来的战略、战术潜能和力量对比。相比之下，专家们却能够准确地通过局面评估出威胁和机会，包括可以做出例如“十步内将死！”的战略陈述。
同理，任何希望成功赢得权力博弈的人都必须能够研读局面，也就是能够熟练诠释和评估政治局面。这不仅是了解谁是与达成某一政策目标息息相关的权力行为体（这里的政策目标包括促成服务产业规范、达成法律修正案和实施建筑项目等），还应该知道他们的议程和动力是什么，他们（潜在）的反对者和盟友分别有谁，以及上述所有相关者的关系。解密政治议题的权力平衡和辨别发展方向和趋势需要这些信息。因此，研读局面需要掌握广泛的知识，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高度专业的，例如，州政府是否与某些州立彩票维持紧密联系，因此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持对抽奖的公共管制；内政部长是否面临党内施压而打击非法移民，即便这不符合其本人价值；环境组织是否为了取悦其支持者而支持收紧对消费者的保护，等等，诸如此类。
灵活是这些位置因素的共同点，它们属于本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所介绍的战略变量。在这里，我们考虑的不是权力博弈的框架，而是行为在特定游戏中导致的结果。将此类比为国际象棋，是因为两者中的行为体都必须根据站位来寻找解决方式。以目标为导向、对局面的分析和评估是得出成功战略的前提条件。
（3）掌控比赛
国际象棋不是思考和反思理论的游戏，而是关乎进攻和防守，以及如何掌控战场的游戏。如果不能赢得比赛或至少打成平手，那么对于游戏的深度理解和卓越的局面分析都是无用的。掌控比赛意味着在走子上抢占先机，以攻击、扰乱和摧毁对手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对方给出回应。行为体不仅要有能力进行深度计算、对游戏有良好的理解，还要具备非凡的胆量、创造力、勇气并愿意做出牺牲，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任何犹豫太久的人都会丧失主动性，甚至输掉整场游戏。
权力博弈也能找到这些特点。它们既是一方实现个人利益、在竞争中扩大影响力和抵御其他人反抗的先决条件，也是拥有诠释公共利益权力的前提。这个准则对于所有行为体都适用，无论是政治机构、私营部门成员还是公民社会组织。在代议制民主的权力博弈中，掌控比赛指的是通过具体措施来成功地影响集体决策和长期的意愿塑造过程，例如，筹集大多数选票；决定立法会或常务委员会的议程；适当的时候在重要的政治媒体上发表一篇文章；控制有影响力的专家组的组成；为了某一议题，通过针对性活动来动员一些团体；以及与拥有丰富资源的盟友组成稳定的联盟。即使这些工具只是政治影响力范畴内的九牛一毛，却是权力博弈的特征。成功地掌控比赛不仅是掌握这些工具的使用，还应该知悉在全局战略的哪一个阶段（在国际象棋术语中指的是开局、中局和残局）适用哪种工具，以及如何协调这些工具来实现目标。这就是必须以创造性的过程将对于游戏的理解和局面的分析进行结合的原因，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诞生的。
政治顾问的职责直接来自权力博弈模型——熟悉棋盘、研读局面和掌控比赛，这相应地为权力领导权体系提供了三项指导原则和领域：赋权、提炼和影响。第一，顾问必须使其客户，即咨询人理解权力博弈棋盘，使他们将规则和机制内化成权力知识。第二，顾问必须将客户指定的与游戏有关的所有信息进行提炼和浓缩，形成布局分析，以权力知识为成功的战略打下基础。第三，与客户一道，顾问们必须积极地在政治空间内形成影响力，使用合适的政治工具来掌控权力博弈比赛。这个权力领导权方法论的总结阐述了顾问的三项主要任务和相应的挑战（或本书第二章第五节中介绍的权力维度），三者似乎能够严格且明确地区分开来。然而，在政治现实中，在顾问日常工作中，三者的区别并不是那么明显。赋权、提炼和影响构成的等边三角关系是一个整体：影响政治的经验对布局分析有影响，也对系统的内化造成影响。从三个方面来讲述咨询方式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讨论落实这三项权力领导权指导原则的时候应该将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牢记在心。接下来，我们将具体解释什么是政治权力竞赛中的赋权、提炼和影响。
#权力及其逻辑
变得强大是与对手竞争政治权力、实现政治利益的基础。重点是明白且理解包括个人和组织在内的权力行为体的政治逻辑、政治用语和政治品格。对于顾问来说，赋权指的是使人和机构准备好进行这场权力博弈，帮助他们理解这场游戏，而不仅仅是能够背诵出正式的法律和规范。赋权的最终目标是形成政治战略式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行动方案。在这些职责当中，顾问不仅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技术，还必须对客户真真切切地感同身受，对他们的能力做出真实的评估。
变得强大是与对手竞争政治权力、实现政治利益的基础。重点是明白且理解包括个人和组织在内的权力行为体的政治逻辑、政治用语和政治品格。对于顾问来说，赋权指的是使人和机构准备好进行这场权力博弈，帮助他们理解这场游戏，而不仅仅是能够背诵出正式的法律和规范。赋权的最终目标是形成政治战略式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行动方案。在这些职责当中，顾问不仅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技术，还必须对客户真真切切地感同身受，对他们的能力做出真实的评估。
#权力及其逻辑
一 政治逻辑
“政治逻辑”引起大家对数学推导、形式化建模或三段论的联想，显得似乎很抽象、很难理解。但是，如前文一样，我们用古老且广泛的“逻辑”一词作为集体术语，涵盖具体目标领域内，即21世纪代议制民主的政治的基本机制、法律和功能。政治逻辑被分为四个板块：体系逻辑、决策逻辑、组织逻辑和传播逻辑。
体系逻辑解答了一个简单却基本的问题：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相应地，首先，这包括诸如德国基本法、美国宪法、欧盟里斯本条约在内的宪法或国际法；国家、超国家、区域和本地层面的制度性秩序，如政府、议会、法院、行政机构等；职责分配；制度间权力的相互联系。这对于最高长官、立法、司法和行政间的权力关系调整而言是重要的。他们决定了政治体系是议会制民主还是总统制民主，政治决定是否被一个强大的干涉主义宪法法院所控制，国家的区域单位是否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人民是通过直接的民主工具参与立法还是立法权只掌握在选举代表的手中，等等。总而言之，政治体系的制度性框架确定了谁决定了什么和决策人对谁负责。
第二，体系逻辑还包括该制度内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例如经审读和通过、最终呈递到最高长官面前并得到正式颁布的法律草案，或是举行公投所需的法定人数和条件。这里有必要对名义程序和实际程序做一个区分。例如，德国联邦议会（Bundestag）决定了法律需要获得大多数议员的票数才能通过，所以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名义上的立法人，但是实际上只有很少的立法草案是由议员们提出的。大部分类似的草案是由部委内的专业部门提出的［为了确保法律能在德意志联邦参议院（Bundesrat）通过，这个过程通常有州一级的政治家参与。然后，这些法律提交至内阁，只有当内部共识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才会被呈递至议会的全体大会上进行讨论。 但是，美国的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每一名成功当选的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都是带领一大批员工的政治企业家，在这些员工的帮助下，他们起草立法文件，并为相关会议做详尽的准备。正如温弗里德·斯特凡尼（Winfried Steffani）在经典的议会分类（辩论式议会、工作式议会，辩论和工作并存的议会）中所描绘的那样 ，这种核心区别无法单独从正式的宪法系统中分析得出。他们是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政治实践者的一部分，与正式的制度秩序一样重要。
体系逻辑的第三个方面最好用体系目标来概括。这是指在各自制度和程序规则背后基本的且由历史决定的指导性原则。体系目标解答了政治体系关于“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体系是这样建构的。在德国，政治体系是吸取了国家社会主义和魏玛宪法失败的教训而建立的。所以，政治权力不是集中在一位公共官员的手中，也不是散落在没有能力的民众身上。这个双重说明对于理解德国联邦的基本结构及其制度和程序性规则的运转是关键的。对比而言，美国的体系目标是尽可能地限制国家机构的权力使用，保护民众不被政府过度干预和不受过分的意识形态政策所影响，甚至不惜以党派之争来使机构瘫痪作为代价。阻碍是有目的的，因为这有意无意都会成为制度性和程序性的规则。其中，利用参议院的各种规则来阻挠多数党推动就某项议案投票（filibuster）值得关注，这种强大的立法手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参议员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为了阻止法案的通过进行了冗长的演讲。在现代社会，这个手法仅被著名（臭名昭著）地应用于美国参议院，因为参议院的规则容许议员们就任何话题畅所欲言。根据美国参议院议事规则第XXII条，除非“五分之三的参议员正式选择并宣誓”（通常是100名参议员中要有60名），否则不能结束辩论。
深入理解体系逻辑对于权力博弈是必不可少的。体系逻辑决定了权力在政治体系中是如何分配和使用的，这就是实现利益的起点和渠道。每一权力博弈规则都是根据体系的逻辑制定的。例如，对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等总统制的集权国家民主来说，关系到国家元首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被严格地限制，相较奥地利等议会制联邦式民主而言，其开局和走子有不同的规则。在第五共和国内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巴黎，更准确地说是在爱丽舍宫，权力围绕着以总统为中心的小圈子成型，与此同时，权力在奥地利却是分散的，以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为特征。任何不了解不同社会体系逻辑间差异的人都无法参与权力的博弈；理解这些特征是能够做出有意义的走位和决定的先决条件。
决策逻辑作为组成政治逻辑的第二个板块，与体系逻辑紧密相连。这将回答以下为题：代议制民主权力领域中的决策是根据哪些原则做出的？这里的重点不是议会投票的大多数原则，也不是欧洲理事会的绝对多数原则（此二者都是体系逻辑的元素），而是政治决策结构中的基础与合理性。
通过比较经济与政治，我们将更好地阐述决策逻辑。例如，在企业中，执行总裁们的决定直接针对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发现新客户群体和开发市场或者使商业合作最优化，但最基本和一致的目标是增加利润或提高股票的市场价格。 利润是私营部门的终极目标，其他所有目标都是基于利润而生的。民主内的政治决策总是朝着公共利益这个终极目标而进发的，更准确地说，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和提倡。政治决策者采取的种种措施有法律、规定、指令、国际协定和制度改革等，这些措施在应对失业率、加强内部安全、保护环境或改善教育水平等具体议题上的功能似乎是不同的，却有着相同的潜在合理性原则，即整个社会的福祉。所有的决定必须通过展示当前目标与终极目标之间的有效联系而成为合理的决定。
政治决策逻辑带来两种主要影响。第一，政治决策不应该留下只满足特定利益团体或单一行为体的印象。任何被怀疑在民主权力博弈中玩弄侍从政治或裙带主义的人都无法成功。因此，首先，所有政治权力领域的利益集结都是建立在怀抱着极大的悲悯之情投身于公益事业上面的， 这不足为奇。其次，在公开辩论中，人们经常试图把追求某些特定利益的人归为敌方，这也是正常的。这样的法则也适用于党派以外，如当企业作为政治权力行为体影响政治的时候。不涉及可信赖的共同利益的商业游说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政治决策逻辑的特殊性告诉我们不要被共同利益的独特之处所吸引，而是要使之变得令人信服而富有吸引力，这是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可信赖的导向，而不仅仅是某一社会团体的偏好。意识到需要对政治利益进行整合并用这些利益将社会各种分工联系起来的现实解释了一些问题，例如即使在选举和投票根据大多数原则已经普遍受到认可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国会或其他议会立法机构中的实际委员会的工作仍是在两党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共同利益的准则在这里也同样适用，我们将其作为政治品格的组成部分在接下来的第二节第三部分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第二种影响是决策不可能与民众意见长期对峙。民主的人民主权准则赋予了公民决定共同利益的高度自由。在代议制体系中，尽管政治决策机构被委托给当选的代表，但是这些代表是主权人民的政治委托人并对他们负责。因此，政治决策的逻辑是需要认真对待公民的恐惧和担心，要么通过更好的政策进行调节，要么进行大幅度的修正。不考虑这种决策逻辑要求的政治是专家统治论。这来自精英对自我的认知，以及秉持着政治家比普通民众对共同利益的本质有更好的理解的信仰；然而，这通常导致政治迷茫和自信的流失。一个专家统治论政策的典型例子就是在面对2010年欧元危机时，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逐渐加强权力，创建了富有影响力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这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民主之外。为了避免货币的崩溃，两个机制被授权通过购买债券和提供紧缩规定允许的贷款，从而介入成员国的预算政策，损害了成员国国家议会的预算权。这导致的影响就如政治科学家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警告的那样，“这是一次对民主自我选择侮辱性的去权。” 这对于在金融上依赖他国的债务国更是如此：“债务国中如选举、议会或政府的民主常规机制被削弱得只剩下空壳，政治已不由受影响的国家本身决定。”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超过50%的公民选择不相信欧盟，这样的政策可能是原因之一。
一 政治逻辑
“政治逻辑”引起大家对数学推导、形式化建模或三段论的联想，显得似乎很抽象、很难理解。但是，如前文一样，我们用古老且广泛的“逻辑”一词作为集体术语，涵盖具体目标领域内，即21世纪代议制民主的政治的基本机制、法律和功能。政治逻辑被分为四个板块：体系逻辑、决策逻辑、组织逻辑和传播逻辑。
体系逻辑解答了一个简单却基本的问题：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相应地，首先，这包括诸如德国基本法、美国宪法、欧盟里斯本条约在内的宪法或国际法；国家、超国家、区域和本地层面的制度性秩序，如政府、议会、法院、行政机构等；职责分配；制度间权力的相互联系。这对于最高长官、立法、司法和行政间的权力关系调整而言是重要的。他们决定了政治体系是议会制民主还是总统制民主，政治决定是否被一个强大的干涉主义宪法法院所控制，国家的区域单位是否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人民是通过直接的民主工具参与立法还是立法权只掌握在选举代表的手中，等等。总而言之，政治体系的制度性框架确定了谁决定了什么和决策人对谁负责。
第二，体系逻辑还包括该制度内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例如经审读和通过、最终呈递到最高长官面前并得到正式颁布的法律草案，或是举行公投所需的法定人数和条件。这里有必要对名义程序和实际程序做一个区分。例如，德国联邦议会（Bundestag）决定了法律需要获得大多数议员的票数才能通过，所以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名义上的立法人，但是实际上只有很少的立法草案是由议员们提出的。大部分类似的草案是由部委内的专业部门提出的［为了确保法律能在德意志联邦参议院（Bundesrat）通过，这个过程通常有州一级的政治家参与。然后，这些法律提交至内阁，只有当内部共识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才会被呈递至议会的全体大会上进行讨论。 但是，美国的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每一名成功当选的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都是带领一大批员工的政治企业家，在这些员工的帮助下，他们起草立法文件，并为相关会议做详尽的准备。正如温弗里德·斯特凡尼（Winfried Steffani）在经典的议会分类（辩论式议会、工作式议会，辩论和工作并存的议会）中所描绘的那样 ，这种核心区别无法单独从正式的宪法系统中分析得出。他们是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政治实践者的一部分，与正式的制度秩序一样重要。
体系逻辑的第三个方面最好用体系目标来概括。这是指在各自制度和程序规则背后基本的且由历史决定的指导性原则。体系目标解答了政治体系关于“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体系是这样建构的。在德国，政治体系是吸取了国家社会主义和魏玛宪法失败的教训而建立的。所以，政治权力不是集中在一位公共官员的手中，也不是散落在没有能力的民众身上。这个双重说明对于理解德国联邦的基本结构及其制度和程序性规则的运转是关键的。对比而言，美国的体系目标是尽可能地限制国家机构的权力使用，保护民众不被政府过度干预和不受过分的意识形态政策所影响，甚至不惜以党派之争来使机构瘫痪作为代价。阻碍是有目的的，因为这有意无意都会成为制度性和程序性的规则。其中，利用参议院的各种规则来阻挠多数党推动就某项议案投票（filibuster）值得关注，这种强大的立法手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参议员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为了阻止法案的通过进行了冗长的演讲。在现代社会，这个手法仅被著名（臭名昭著）地应用于美国参议院，因为参议院的规则容许议员们就任何话题畅所欲言。根据美国参议院议事规则第XXII条，除非“五分之三的参议员正式选择并宣誓”（通常是100名参议员中要有60名），否则不能结束辩论。
深入理解体系逻辑对于权力博弈是必不可少的。体系逻辑决定了权力在政治体系中是如何分配和使用的，这就是实现利益的起点和渠道。每一权力博弈规则都是根据体系的逻辑制定的。例如，对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等总统制的集权国家民主来说，关系到国家元首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被严格地限制，相较奥地利等议会制联邦式民主而言，其开局和走子有不同的规则。在第五共和国内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巴黎，更准确地说是在爱丽舍宫，权力围绕着以总统为中心的小圈子成型，与此同时，权力在奥地利却是分散的，以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为特征。任何不了解不同社会体系逻辑间差异的人都无法参与权力的博弈；理解这些特征是能够做出有意义的走位和决定的先决条件。
决策逻辑作为组成政治逻辑的第二个板块，与体系逻辑紧密相连。这将回答以下为题：代议制民主权力领域中的决策是根据哪些原则做出的？这里的重点不是议会投票的大多数原则，也不是欧洲理事会的绝对多数原则（此二者都是体系逻辑的元素），而是政治决策结构中的基础与合理性。
通过比较经济与政治，我们将更好地阐述决策逻辑。例如，在企业中，执行总裁们的决定直接针对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发现新客户群体和开发市场或者使商业合作最优化，但最基本和一致的目标是增加利润或提高股票的市场价格。 利润是私营部门的终极目标，其他所有目标都是基于利润而生的。民主内的政治决策总是朝着公共利益这个终极目标而进发的，更准确地说，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和提倡。政治决策者采取的种种措施有法律、规定、指令、国际协定和制度改革等，这些措施在应对失业率、加强内部安全、保护环境或改善教育水平等具体议题上的功能似乎是不同的，却有着相同的潜在合理性原则，即整个社会的福祉。所有的决定必须通过展示当前目标与终极目标之间的有效联系而成为合理的决定。
政治决策逻辑带来两种主要影响。第一，政治决策不应该留下只满足特定利益团体或单一行为体的印象。任何被怀疑在民主权力博弈中玩弄侍从政治或裙带主义的人都无法成功。因此，首先，所有政治权力领域的利益集结都是建立在怀抱着极大的悲悯之情投身于公益事业上面的， 这不足为奇。其次，在公开辩论中，人们经常试图把追求某些特定利益的人归为敌方，这也是正常的。这样的法则也适用于党派以外，如当企业作为政治权力行为体影响政治的时候。不涉及可信赖的共同利益的商业游说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政治决策逻辑的特殊性告诉我们不要被共同利益的独特之处所吸引，而是要使之变得令人信服而富有吸引力，这是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可信赖的导向，而不仅仅是某一社会团体的偏好。意识到需要对政治利益进行整合并用这些利益将社会各种分工联系起来的现实解释了一些问题，例如即使在选举和投票根据大多数原则已经普遍受到认可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国会或其他议会立法机构中的实际委员会的工作仍是在两党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共同利益的准则在这里也同样适用，我们将其作为政治品格的组成部分在接下来的第二节第三部分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第二种影响是决策不可能与民众意见长期对峙。民主的人民主权准则赋予了公民决定共同利益的高度自由。在代议制体系中，尽管政治决策机构被委托给当选的代表，但是这些代表是主权人民的政治委托人并对他们负责。因此，政治决策的逻辑是需要认真对待公民的恐惧和担心，要么通过更好的政策进行调节，要么进行大幅度的修正。不考虑这种决策逻辑要求的政治是专家统治论。这来自精英对自我的认知，以及秉持着政治家比普通民众对共同利益的本质有更好的理解的信仰；然而，这通常导致政治迷茫和自信的流失。一个专家统治论政策的典型例子就是在面对2010年欧元危机时，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逐渐加强权力，创建了富有影响力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这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民主之外。为了避免货币的崩溃，两个机制被授权通过购买债券和提供紧缩规定允许的贷款，从而介入成员国的预算政策，损害了成员国国家议会的预算权。这导致的影响就如政治科学家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警告的那样，“这是一次对民主自我选择侮辱性的去权。” 这对于在金融上依赖他国的债务国更是如此：“债务国中如选举、议会或政府的民主常规机制被削弱得只剩下空壳，政治已不由受影响的国家本身决定。”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超过50%的公民选择不相信欧盟，这样的政策可能是原因之一。
#权力及其逻辑
第三个版块是组织逻辑，这与前两个版块关系紧密。组织逻辑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一个问题：政治组织实际是如何架构的？尽管体系逻辑阐述了机制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定义决策逻辑进而解释了两者如何共同工作，但是组织逻辑采用的是行为体内部视角。一方面，组织逻辑包括了组织正式的等级结构、职位及其责任，成员守则和管理的流程规则。另一方面，组织逻辑还涵盖了决策的非正式机制、规划定位及资源和办事处的分布。这两个方面定义了组织的行动范围。它们决定了为完成权力博弈中某项具体操作而需要采用何种内部程序，也决定了可以调动哪些战略力量。因此，了解组织逻辑有利于了解指导行为体走子的规则，也就是了解他们的战略和战术选择。
组织逻辑的正式一面在组织的基本制度中都有体现。这包括国会章程以及政治党派的党章、联合会和工会的章程。外行人可能有所不知，但是这些制度决定了将召开多少会议，如何决策，如何做会议记录，以及成员的当选或革职。深入了解正式的组织逻辑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详细了解组织架构和组织计划，例如苏联邦政府内的决策等级，从部长到国务卿，再到团体的领导，甚至更多。相比之下，组织逻辑的非正式一面是更难掌握的，因为它们没有明说，而是透过组织内的非正式讨论、共同价值或暗示来反映。只有通过长期担任第一把手或是不断地互动才能够明白。
政治逻辑的最后一个板块是传播逻辑。内容和位置的传递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传播在政治权力领域是如何进行的？领会并深度理解传播的逻辑既意味着明白传播渠道的范围，也包括掌握这些渠道所遵循的机制及其所呈现的机会和风险点分别是什么。这是权力博弈的中心，因为在代议制民主中，权力的运用总是与解释事前责任或为事后负责相关。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中央制还是联邦制，所有民主体制区别于专制体制之处在于其规则是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实施的。在这个空间中，公民被认为是成熟的传播伙伴，是理由的接收者和提供者。沟通伴随而来的义务不仅仅涉及政府、党派和立法和行政机构代表，还有私营部门的全球行为体、教堂代表和环境组织主要活跃分子等政治领域内的所有行为体。那些无法或拒绝就他们的行为进行沟通的人将会受到质疑，质疑他们的利益无法接受群众的监督、与公共利益相悖。因此，重点不是权力行为体是否能够有效沟通来实现利益，而是他们应该在何时进行何种表达。这与赋权的第二项关键议题——政治用语——有很多重叠，我们将在下文对细节进行更多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探讨传播逻辑的基本结构、渠道和范式转换。
作为数字化革命不断发展的产物，政治传播已经经历了深远的变革过程。因此，这是当今政治逻辑领域受到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21世纪民主的政治传播面临着两大分歧：模拟还是数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政治传播还等价于模拟传播：任何希望传递信息的人都通过分发传单、印制卡片、广播、在报刊发表文章、接受电视采访或者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进行，传递的信息包括选举章程、有关产业政策的贸易联盟需求、罢工呼吁和为难民上诉等。政治传播在媒体领域的特定范围内进行，这是一个由少数经过专业训练的新闻人组成的小圈子，与信息接收人之间的互动相对较少。
在推特、脸书、红迪、微信和Instagram等层出不穷的社交媒体时代，在全球信息平台网络24/7运转的年代，在充斥着即时信息和邮件往来的信息通信技术时代，上段所提及的传播方式是过时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报纸、杂志、广播和传统电视等完全不重要，只是它们的重要性不再排在第一。至今，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模拟政治通信文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然而，新传播领域是流动的，以不断的技术革新为特征。可靠的预测因逐步加快的创新周期而变得极度困难。在讨论传播文化中数字化范式转换时，彼得·柯博（Peter Köppl）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和政治，媒体和传播，都是持续变化的。为此，他引用了飙升的社交媒体服务使用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大众中间的普及以及无所不在的在线网络。得益于社交和数字化媒体的广泛使用，当今的每一家普通公司都基本上是媒体公司。权力和沟通霸权因此正逐渐被腐蚀。
数字化政治传播带来的影响可以被总结为三点。第一，传播者的数量呈指数型增长。技术和逻辑门槛的降低，使得每一位公民和每一个利益团体（无论大小）都能参与到话语数字化进程中来，他们不仅可能接触到上百万的观众，还可以仅仅通过设立推特账户、脸书主页或者点击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或者纽约时报网站（NewYorkTimes.Com）内的评论专栏来影响有势力的决策者。诸如阿根廷、厄瓜多尔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体制是这项发展的急先锋，在那里，国家元首率先通过推特等方式参与日常的口头政治辩论，这在如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第二，政治传播的频率极大地加快。在大多数民众通过智能手机就能够随时上网的时代，发帖或评论只需不到一秒即可完成，政治权力行为体们只好逐步加快他们发布信息、给予评论和回应的速度，因为他们讨厌被迫进行防守，更坏的情况是陷入无意义的沟通之中。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三点，即传播内容体积的急速增长。但是，数量的增长并不代表着质量的提高。周期频率的提高和渠道前所未有的增多，这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导致传播越来越缺乏实质内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虚假新闻。随之而来的是观点越来越容易产生变化。包括2011年#占领华尔街#（#OccupyWallStreet#）等在内的许多政治社交媒体潮流经常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收到全国和全世界的关注和赞赏，但也很快就在打击下消失不见，缺乏持续的影响力。话题标签不能保证持续成功。但是，最近的一些趋势似乎将更为持久和有效，“MeToo”（我也是）是其中的代表。这实际应该追溯至美国黑人社会活跃分子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在2006年发起的抵制针对妇女的性虐待运动。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事件于2017年10月震撼好莱坞之后，#MeToo#这个话题标签由意大利裔美国人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发起，并在全世界以不同层次和深度传播开来。
至此，政治传播逻辑在21世纪民主中的最大挑战可以被总结出来了。虽然重要的是将信息传递给目标人群而不是被成群弹出的新闻抹杀，但是有效地在所有评论和信息中过滤出有关自身利益的部分也是必需的。这里，政治权力博弈的基本规则是不要受空洞内容或捏造事实的蛊惑。数字化时代就像在传统模拟通信时代一样，谎言总是站不住脚的，这将回到我们关于政治用语和细节的讨论上。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讨论传递的战略潜力那样，在争执中，能够形成说服力的是论据和清晰的语言。任何持续依赖谎话和废话的人迟早会被揭穿，不再被政治话语空间所信任。这些见解也必须反映在权力博弈行为体的政治用语当中。
第三个版块是组织逻辑，这与前两个版块关系紧密。组织逻辑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一个问题：政治组织实际是如何架构的？尽管体系逻辑阐述了机制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定义决策逻辑进而解释了两者如何共同工作，但是组织逻辑采用的是行为体内部视角。一方面，组织逻辑包括了组织正式的等级结构、职位及其责任，成员守则和管理的流程规则。另一方面，组织逻辑还涵盖了决策的非正式机制、规划定位及资源和办事处的分布。这两个方面定义了组织的行动范围。它们决定了为完成权力博弈中某项具体操作而需要采用何种内部程序，也决定了可以调动哪些战略力量。因此，了解组织逻辑有利于了解指导行为体走子的规则，也就是了解他们的战略和战术选择。
组织逻辑的正式一面在组织的基本制度中都有体现。这包括国会章程以及政治党派的党章、联合会和工会的章程。外行人可能有所不知，但是这些制度决定了将召开多少会议，如何决策，如何做会议记录，以及成员的当选或革职。深入了解正式的组织逻辑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详细了解组织架构和组织计划，例如苏联邦政府内的决策等级，从部长到国务卿，再到团体的领导，甚至更多。相比之下，组织逻辑的非正式一面是更难掌握的，因为它们没有明说，而是透过组织内的非正式讨论、共同价值或暗示来反映。只有通过长期担任第一把手或是不断地互动才能够明白。
政治逻辑的最后一个板块是传播逻辑。内容和位置的传递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传播在政治权力领域是如何进行的？领会并深度理解传播的逻辑既意味着明白传播渠道的范围，也包括掌握这些渠道所遵循的机制及其所呈现的机会和风险点分别是什么。这是权力博弈的中心，因为在代议制民主中，权力的运用总是与解释事前责任或为事后负责相关。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中央制还是联邦制，所有民主体制区别于专制体制之处在于其规则是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实施的。在这个空间中，公民被认为是成熟的传播伙伴，是理由的接收者和提供者。沟通伴随而来的义务不仅仅涉及政府、党派和立法和行政机构代表，还有私营部门的全球行为体、教堂代表和环境组织主要活跃分子等政治领域内的所有行为体。那些无法或拒绝就他们的行为进行沟通的人将会受到质疑，质疑他们的利益无法接受群众的监督、与公共利益相悖。因此，重点不是权力行为体是否能够有效沟通来实现利益，而是他们应该在何时进行何种表达。这与赋权的第二项关键议题——政治用语——有很多重叠，我们将在下文对细节进行更多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探讨传播逻辑的基本结构、渠道和范式转换。
作为数字化革命不断发展的产物，政治传播已经经历了深远的变革过程。因此，这是当今政治逻辑领域受到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21世纪民主的政治传播面临着两大分歧：模拟还是数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政治传播还等价于模拟传播：任何希望传递信息的人都通过分发传单、印制卡片、广播、在报刊发表文章、接受电视采访或者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进行，传递的信息包括选举章程、有关产业政策的贸易联盟需求、罢工呼吁和为难民上诉等。政治传播在媒体领域的特定范围内进行，这是一个由少数经过专业训练的新闻人组成的小圈子，与信息接收人之间的互动相对较少。
在推特、脸书、红迪、微信和Instagram等层出不穷的社交媒体时代，在全球信息平台网络24/7运转的年代，在充斥着即时信息和邮件往来的信息通信技术时代，上段所提及的传播方式是过时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报纸、杂志、广播和传统电视等完全不重要，只是它们的重要性不再排在第一。至今，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模拟政治通信文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然而，新传播领域是流动的，以不断的技术革新为特征。可靠的预测因逐步加快的创新周期而变得极度困难。在讨论传播文化中数字化范式转换时，彼得·柯博（Peter Köppl）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和政治，媒体和传播，都是持续变化的。为此，他引用了飙升的社交媒体服务使用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大众中间的普及以及无所不在的在线网络。得益于社交和数字化媒体的广泛使用，当今的每一家普通公司都基本上是媒体公司。权力和沟通霸权因此正逐渐被腐蚀。
数字化政治传播带来的影响可以被总结为三点。第一，传播者的数量呈指数型增长。技术和逻辑门槛的降低，使得每一位公民和每一个利益团体（无论大小）都能参与到话语数字化进程中来，他们不仅可能接触到上百万的观众，还可以仅仅通过设立推特账户、脸书主页或者点击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或者纽约时报网站（NewYorkTimes.Com）内的评论专栏来影响有势力的决策者。诸如阿根廷、厄瓜多尔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体制是这项发展的急先锋，在那里，国家元首率先通过推特等方式参与日常的口头政治辩论，这在如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第二，政治传播的频率极大地加快。在大多数民众通过智能手机就能够随时上网的时代，发帖或评论只需不到一秒即可完成，政治权力行为体们只好逐步加快他们发布信息、给予评论和回应的速度，因为他们讨厌被迫进行防守，更坏的情况是陷入无意义的沟通之中。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三点，即传播内容体积的急速增长。但是，数量的增长并不代表着质量的提高。周期频率的提高和渠道前所未有的增多，这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导致传播越来越缺乏实质内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虚假新闻。随之而来的是观点越来越容易产生变化。包括2011年#占领华尔街#（#OccupyWallStreet#）等在内的许多政治社交媒体潮流经常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收到全国和全世界的关注和赞赏，但也很快就在打击下消失不见，缺乏持续的影响力。话题标签不能保证持续成功。但是，最近的一些趋势似乎将更为持久和有效，“MeToo”（我也是）是其中的代表。这实际应该追溯至美国黑人社会活跃分子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在2006年发起的抵制针对妇女的性虐待运动。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事件于2017年10月震撼好莱坞之后，#MeToo#这个话题标签由意大利裔美国人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发起，并在全世界以不同层次和深度传播开来。
至此，政治传播逻辑在21世纪民主中的最大挑战可以被总结出来了。虽然重要的是将信息传递给目标人群而不是被成群弹出的新闻抹杀，但是有效地在所有评论和信息中过滤出有关自身利益的部分也是必需的。这里，政治权力博弈的基本规则是不要受空洞内容或捏造事实的蛊惑。数字化时代就像在传统模拟通信时代一样，谎言总是站不住脚的，这将回到我们关于政治用语和细节的讨论上。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讨论传递的战略潜力那样，在争执中，能够形成说服力的是论据和清晰的语言。任何持续依赖谎话和废话的人迟早会被揭穿，不再被政治话语空间所信任。这些见解也必须反映在权力博弈行为体的政治用语当中。
#权力及其逻辑
二 政治用语
对于许多人而言，政治用语是负面的，因为这是权力博弈的一部分。决策者们反复地与这样的陈词滥调周旋。苏联前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曾这样说过：“每个地方的政治家都一样。他们甚至在没有河流的情况下许诺建桥。” 敬佩于赫鲁晓夫的自我嘲弄，但是他的言论是夸张的。不仅仅是政治家的用语，如果政治权力博弈领域内所有行为体的政治用语都仅仅依赖于轻率的承诺、模糊的断言、谎话和空洞的用词，那么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将处在崩溃的边缘。民主而言更是如此。民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基于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决策的主体而来的，这些主体包括公共机构、政治党派、经济和公民社会利益团体、科学组织等，他们公开地表达立场，用清晰、可信赖且保持一致的方式诠释共同利益。如果这样一种规范和功能需求持续地无法得到满足，那么政治体系就会极大地丧失信心，制定规范的精英团体们将不再值得听从。现实是更加复杂的，政治任务的核心是将此变得容易理解和管理。因此，我们接下来将概括出民主利益框架下的语言要求。
与法律用语、商业用语、多种多样的科学用语，甚至足球用语一样，政治用语是一个有着自己的词汇和规范的语言学领域。 将政治论述翻译为其他语言或反之，不仅仅是在例如经济、宗教、科学和文化等社会各权力领域中建立沟通交流的基础，同时也是极其考验人的。那些没有掌握政治用语中的特殊词汇和规则的人，其政治论述将无法被理解，甚至有时还可能导致误解。
政治词汇可以被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制度词汇，例如，国会、总统、草案、法案和听审；第二种是互动词汇，指的是政治互动或者语言行为，如丑闻、决议、妥协、要求、同意、讨论；第三种是包括各学科领域术语的部门词汇。 例如，“工业4.0”和“开放获取”等数字化和经济政策的用语，流动性管理或财政刺激等财政术语。掌握这些词汇包括了解它们的含义和引申义，这既意味着了解它们表达了什么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也意味着了解日常决策者们为了节省时间和向外人保密而使用的缩写。任何无法解读缩写和简称的人首先在阅读政治文件时就会遭遇困难。
政治用语的规则由三个方面/层次构成：内容、传递和规范化能力。在民主竞技中，并不总是那些有最佳的想法和最好的合法性的人会取得最终胜利，但可以肯定的是，理由不可信的人迟早会输。政治骗子的成功并不违背这一原则，因为这样的成功永远是易破的、不长久的。这突出了政治用语的中心特征：理由（arguments）。政治用语应该不仅仅具有启发性和煽动性，还应该具有说服力，这样的语言形式让理由对于政治用语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所提到的那样，政治用语满足了人类对于意义和合法性，对于方向性和基本原理的需求。只有理由能够挑战人类，将人类视为合理的政治主体，即理由的提供者和接收者。政治话语的理由一直以来被反对派、盟友、媒体以及大众持续地要求、询问、拒绝和重塑。如果来自政治、商业或公民社会的领导人没有理由，那么他们基本上无话可说。
说服性政治用语需要理由。但是，它们并不充分，不是所有的理由都是好的。显然，当我们谈论理由质量的评判标准时，我们必须抛开实质性的方面。对一项劳动市场政策或者气候政策理由的实质性赞扬应该由经济学家或气象学家做出。我们在此仅聚焦名义（formal）的一面。我们在第二章第四节讨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标准时，已经介绍过相应的质量标准。因此，这里仅进行总结。首先，理由必须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没有因遗漏相关事实而误导重点。其次，理由必须不能是哈里·G.法兰克福称为的废话，也就是试图在毫无意义的辞藻里传递意义，没有丝毫真理。最后，给出理由的个人或组织必须审视自己，确保掌握了足够的知识，逻辑一致、可信赖、经得起验证和无所隐藏。
这三条规定不仅仅是政治用语下的首要道德责任，更是政治话语中基本的审慎原则。因此，如果一位政治家无法展现站得住脚的经济预测，化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缺乏知识而将杀虫剂视为对环境友好的，抑或联合会的代表反对所有医学证据，坚持认为烟草制品不会损害人体健康，那么他们将会因为无视岗位责任而失去他人的信任，甚至是长期信任。最坏的情况下，例如在香烟产业中，信誉的损坏和信任的丢失会在长期内造成最具破坏性的反对。戒律正是如此：不可说谎，不可说废话。两种形式的伪理由都极有可能被检测出来，因此它们都不是权力博弈中有效的一招。
然而，高度强调理由绝不意味着政治语言不应该情绪化。相反，说服性修辞强调的是听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推理和判断（。这样的修辞是两极化、煽动性的，它一边震撼着听众，一边带着听众前行，但也使他们平静。如果没有情感因素参与或刺激说话人的心理状态，那么政治语言（及其辩论的一面）就会变得技术官僚化且枯燥乏味。在此情境下，挑战是三重的：运用名义上且实质性值得推敲的理由来支撑某一立场；通过有针对性且恰当的情绪化与听众进行情感沟通；最后在政治用语的情境下将感性和理性相结合。
传递（mediation）是第二个层次，指的是充分传递理由给听众的必经的过程，也就是建立理性洞察力和感性理解。第一，语言传播要么通过口头形式，如演讲、采访、公开辩论、非正式会谈等，要么通过纸上进行，如课本、报纸文章、意见书、档案、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等 。这两种基本形式和它们各自的表现形式各有利弊。一条推特无法准确概况复杂理由例如，尽管直截了当的意见书是紧凑且简洁的，但它们几乎激不起情感风暴。权力行为体在访谈中面临着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的危险。 第二，用于进行语言传递的词语持续地在复杂语句（技术用语）和简单语句（非技术性用语）之间穿梭，即在专家话语和外行话语之间来回摇摆。显然，词汇使用以及平衡专业用语和日常用语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在与公民社会就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对话时，开发商用规划审批程序及空间规划的技术用词对听众进行轰炸，那么这不会增进理解或带来赞赏，反而会导致困惑和疏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正确处理事务的复杂性，公平对待双方辩护人，在司法委员会关于预防犯罪问题的听证会上，担任政治专家的人最好使用专业术语。简言之：在坐标轴的两极间达到最优对于传达政治语言是至关重要的。
这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沟通者的状态。他/她是什么职位？他/她在政治领域是什么职位？他/她的职责涉及哪些语言规则？某些政治词汇与某些官职和政治地位是不相容的。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通常不会采用街头演讲方式。同时，这一传播行为也压根不适用于美国总统候选人。此外，在特朗普时代，很明显，即便在赢得一场恶语相向的竞选之后，胜利者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展他不成熟，甚至是粗鲁的言辞，或者适当地调整其“狗吹口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
顺便提一句，狗吹口哨政治代表的是一种长久存在的、运用加密词语传播政治信息的方式。 加密词语是为了从指定的理想人群那里收到回应，通常他们都非常忠诚。实际上，“狗吹口哨政治”是带贬义的，因为使用该技巧的演讲者是带有欺骗意图的，例如，暗中煽动种族和民族情感。确实，这与向狗吹口哨是类似的，犬科动物对口哨习以为常，但是人类却听不明白。当然，在现代政治范畴内，口哨同时被媒体和政治反对派接收并放大。因此，对自己阵营发出的战斗口号有煽动“另一方”的风险，例如，引发“绝不支持特朗普”（#NeverTrump）的运动。
第二个因素是接收者的状态和角色。他们是政治话语的专家还是门外汉？接收者群体是大还是小，统一还是分散？通常来说，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形象化的比较、简短的句子、重复性的话语、易记的口号并杜绝使用外来词向其公民发表演讲。这样的沟通方式不仅保证了尽可能多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的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也解决了因过于冗长或精练而导致的低关注度的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内容的复杂性。所有的论断在逻辑上是复杂还是简单？是否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理解？以德国为例，经济专家委员会是一个专注宏观经济发展的咨询委员会，俗称“经济五贤人”（Die fünf Wirtschaftsweisen），他们需要为公众和专家提供极其复杂的经济政策议题。他们通过将报告分为通俗的简短版本和专家补充版两个版本来解决这个问题，简短版本强调关键词，如“2017年强劲回升”，“金融系统风险增加”和“欧元区稳定”等。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在具体情况下，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间的关系。他们是正式关系还是非正式关系？是上下级还是平等的？是盟友还是敌人？例如，在一位协会代表和一群彼此熟知多年的国会议员中进行传递，和在新任政府发言人和一群持批判态度的记者之间进行传递所遵循的规则是不同的。
借用数学来类比，正确的传递战略是上述四个因素组成的函数：发出者和接收者的状态、内容的复杂程度和关系。但是，这四者间的平衡无法通过方程式计算得出。这是一个政治竞争性的问题，需要不断地练习和接受指导。这也是政治赋权的一部分。
二 政治用语
对于许多人而言，政治用语是负面的，因为这是权力博弈的一部分。决策者们反复地与这样的陈词滥调周旋。苏联前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曾这样说过：“每个地方的政治家都一样。他们甚至在没有河流的情况下许诺建桥。” 敬佩于赫鲁晓夫的自我嘲弄，但是他的言论是夸张的。不仅仅是政治家的用语，如果政治权力博弈领域内所有行为体的政治用语都仅仅依赖于轻率的承诺、模糊的断言、谎话和空洞的用词，那么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将处在崩溃的边缘。民主而言更是如此。民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基于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决策的主体而来的，这些主体包括公共机构、政治党派、经济和公民社会利益团体、科学组织等，他们公开地表达立场，用清晰、可信赖且保持一致的方式诠释共同利益。如果这样一种规范和功能需求持续地无法得到满足，那么政治体系就会极大地丧失信心，制定规范的精英团体们将不再值得听从。现实是更加复杂的，政治任务的核心是将此变得容易理解和管理。因此，我们接下来将概括出民主利益框架下的语言要求。
与法律用语、商业用语、多种多样的科学用语，甚至足球用语一样，政治用语是一个有着自己的词汇和规范的语言学领域。 将政治论述翻译为其他语言或反之，不仅仅是在例如经济、宗教、科学和文化等社会各权力领域中建立沟通交流的基础，同时也是极其考验人的。那些没有掌握政治用语中的特殊词汇和规则的人，其政治论述将无法被理解，甚至有时还可能导致误解。
政治词汇可以被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制度词汇，例如，国会、总统、草案、法案和听审；第二种是互动词汇，指的是政治互动或者语言行为，如丑闻、决议、妥协、要求、同意、讨论；第三种是包括各学科领域术语的部门词汇。 例如，“工业4.0”和“开放获取”等数字化和经济政策的用语，流动性管理或财政刺激等财政术语。掌握这些词汇包括了解它们的含义和引申义，这既意味着了解它们表达了什么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也意味着了解日常决策者们为了节省时间和向外人保密而使用的缩写。任何无法解读缩写和简称的人首先在阅读政治文件时就会遭遇困难。
政治用语的规则由三个方面/层次构成：内容、传递和规范化能力。在民主竞技中，并不总是那些有最佳的想法和最好的合法性的人会取得最终胜利，但可以肯定的是，理由不可信的人迟早会输。政治骗子的成功并不违背这一原则，因为这样的成功永远是易破的、不长久的。这突出了政治用语的中心特征：理由（arguments）。政治用语应该不仅仅具有启发性和煽动性，还应该具有说服力，这样的语言形式让理由对于政治用语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所提到的那样，政治用语满足了人类对于意义和合法性，对于方向性和基本原理的需求。只有理由能够挑战人类，将人类视为合理的政治主体，即理由的提供者和接收者。政治话语的理由一直以来被反对派、盟友、媒体以及大众持续地要求、询问、拒绝和重塑。如果来自政治、商业或公民社会的领导人没有理由，那么他们基本上无话可说。
说服性政治用语需要理由。但是，它们并不充分，不是所有的理由都是好的。显然，当我们谈论理由质量的评判标准时，我们必须抛开实质性的方面。对一项劳动市场政策或者气候政策理由的实质性赞扬应该由经济学家或气象学家做出。我们在此仅聚焦名义（formal）的一面。我们在第二章第四节讨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标准时，已经介绍过相应的质量标准。因此，这里仅进行总结。首先，理由必须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没有因遗漏相关事实而误导重点。其次，理由必须不能是哈里·G.法兰克福称为的废话，也就是试图在毫无意义的辞藻里传递意义，没有丝毫真理。最后，给出理由的个人或组织必须审视自己，确保掌握了足够的知识，逻辑一致、可信赖、经得起验证和无所隐藏。
这三条规定不仅仅是政治用语下的首要道德责任，更是政治话语中基本的审慎原则。因此，如果一位政治家无法展现站得住脚的经济预测，化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缺乏知识而将杀虫剂视为对环境友好的，抑或联合会的代表反对所有医学证据，坚持认为烟草制品不会损害人体健康，那么他们将会因为无视岗位责任而失去他人的信任，甚至是长期信任。最坏的情况下，例如在香烟产业中，信誉的损坏和信任的丢失会在长期内造成最具破坏性的反对。戒律正是如此：不可说谎，不可说废话。两种形式的伪理由都极有可能被检测出来，因此它们都不是权力博弈中有效的一招。
然而，高度强调理由绝不意味着政治语言不应该情绪化。相反，说服性修辞强调的是听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推理和判断（。这样的修辞是两极化、煽动性的，它一边震撼着听众，一边带着听众前行，但也使他们平静。如果没有情感因素参与或刺激说话人的心理状态，那么政治语言（及其辩论的一面）就会变得技术官僚化且枯燥乏味。在此情境下，挑战是三重的：运用名义上且实质性值得推敲的理由来支撑某一立场；通过有针对性且恰当的情绪化与听众进行情感沟通；最后在政治用语的情境下将感性和理性相结合。
传递（mediation）是第二个层次，指的是充分传递理由给听众的必经的过程，也就是建立理性洞察力和感性理解。第一，语言传播要么通过口头形式，如演讲、采访、公开辩论、非正式会谈等，要么通过纸上进行，如课本、报纸文章、意见书、档案、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等 。这两种基本形式和它们各自的表现形式各有利弊。一条推特无法准确概况复杂理由例如，尽管直截了当的意见书是紧凑且简洁的，但它们几乎激不起情感风暴。权力行为体在访谈中面临着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的危险。 第二，用于进行语言传递的词语持续地在复杂语句（技术用语）和简单语句（非技术性用语）之间穿梭，即在专家话语和外行话语之间来回摇摆。显然，词汇使用以及平衡专业用语和日常用语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在与公民社会就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对话时，开发商用规划审批程序及空间规划的技术用词对听众进行轰炸，那么这不会增进理解或带来赞赏，反而会导致困惑和疏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正确处理事务的复杂性，公平对待双方辩护人，在司法委员会关于预防犯罪问题的听证会上，担任政治专家的人最好使用专业术语。简言之：在坐标轴的两极间达到最优对于传达政治语言是至关重要的。
这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沟通者的状态。他/她是什么职位？他/她在政治领域是什么职位？他/她的职责涉及哪些语言规则？某些政治词汇与某些官职和政治地位是不相容的。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通常不会采用街头演讲方式。同时，这一传播行为也压根不适用于美国总统候选人。此外，在特朗普时代，很明显，即便在赢得一场恶语相向的竞选之后，胜利者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展他不成熟，甚至是粗鲁的言辞，或者适当地调整其“狗吹口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
顺便提一句，狗吹口哨政治代表的是一种长久存在的、运用加密词语传播政治信息的方式。 加密词语是为了从指定的理想人群那里收到回应，通常他们都非常忠诚。实际上，“狗吹口哨政治”是带贬义的，因为使用该技巧的演讲者是带有欺骗意图的，例如，暗中煽动种族和民族情感。确实，这与向狗吹口哨是类似的，犬科动物对口哨习以为常，但是人类却听不明白。当然，在现代政治范畴内，口哨同时被媒体和政治反对派接收并放大。因此，对自己阵营发出的战斗口号有煽动“另一方”的风险，例如，引发“绝不支持特朗普”（#NeverTrump）的运动。
第二个因素是接收者的状态和角色。他们是政治话语的专家还是门外汉？接收者群体是大还是小，统一还是分散？通常来说，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形象化的比较、简短的句子、重复性的话语、易记的口号并杜绝使用外来词向其公民发表演讲。这样的沟通方式不仅保证了尽可能多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的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也解决了因过于冗长或精练而导致的低关注度的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内容的复杂性。所有的论断在逻辑上是复杂还是简单？是否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理解？以德国为例，经济专家委员会是一个专注宏观经济发展的咨询委员会，俗称“经济五贤人”（Die fünf Wirtschaftsweisen），他们需要为公众和专家提供极其复杂的经济政策议题。他们通过将报告分为通俗的简短版本和专家补充版两个版本来解决这个问题，简短版本强调关键词，如“2017年强劲回升”，“金融系统风险增加”和“欧元区稳定”等。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在具体情况下，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间的关系。他们是正式关系还是非正式关系？是上下级还是平等的？是盟友还是敌人？例如，在一位协会代表和一群彼此熟知多年的国会议员中进行传递，和在新任政府发言人和一群持批判态度的记者之间进行传递所遵循的规则是不同的。
借用数学来类比，正确的传递战略是上述四个因素组成的函数：发出者和接收者的状态、内容的复杂程度和关系。但是，这四者间的平衡无法通过方程式计算得出。这是一个政治竞争性的问题，需要不断地练习和接受指导。这也是政治赋权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