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命运啊 当然要靠自我奋斗 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他确实不具备造就英雄的坚毅性格。看来他的性格极不稳定,忽而满腔热情、兴高乐烈,忽而意志消沉、垂头丧气。他的学识和教养,使他够得上做一个伏尔泰的信徒，也能写出些第二流的诗文。他还颇有从事勾心斗角活动的才干，但到头来总是使他那从来不太富裕的家境捉襟见肘。的确，拿破仑从他父亲身上幷没有得到任何使他可以叱咤风云的秉赋;他在这方面的秉赋倒是应当归功于他的母亲那更为粗野的气质与血统。

莱蒂齐亚在童年时代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不过她过惯了艰苦生活，并经常表现了这类艰苦生活所产生的足智多谋的特点。因此，在结婚时她已具备了远远超乎她的年龄的坚强意志;而且她那坚强刚毅、遇难不拔的性格使得她既能度过初婚之后十分艰难的岁月，也能以端庄安祥、令人敬重的态度对待那些异常的荣誉--她作为法国皇帝的母亲，各种荣誉总是纷至沓来的。她具有生活节俭的习惯，这些习惯后来在她的儿子拿破仑的个人好恶上也再度体现出来。事实上，即使当她生活在法国皇富的富贵荣华之中时，她也竭力保持着过去那套极度俭省的老习惯,以致引起了人们的指责,说她生性悭客。但是这一切确有其令人感动的一面。她似乎一直预感到,在荣华富贵之后，又会出现昔日那样的艰难岁月;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这类预感是正确的。她活到八十六岁的高龄;在她儿子的帝国覆灭二十一年之后，她才去世，这也突出地证明了她具有充沛的生命力和刚毅的意志力。

不管怎样说，他的第二个儿子拿破仑在整个少年时代对他父亲背弃爱国志士的事业一事，心中是十分愤慨的。年轻的拿破仑对农民甚为同情;因为农民的忠贞不，不是小恩小惠所能买到的;而农民的忠勇品德,使他们能在那没有获胜希望的反法游击战争中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拿破听到出身比他低下的同胞们谈起他们受压迫、受凌辱的故事时,他那科西嘉人的满腔热血，简直沸腾起来了。他十一岁时在布里埃纳军校有一次看到了舒瓦瑟尔的省像(舒互瑟尔是当年竭力主张征服科西嘉岛的法国大臣),他怒不可遏,对叛徒咒骂不停。不仅如此，甚至在他的父亲1785年去世以后，他还声称,对于他的父亲不跟随保利流亡一事，他是永远不能宽恕的。

个性突出的男孩子从自选读物中得到的收获，总是比从学校规定的课目中的收获更大。

《传记集》中关于古代名人和英雄们的生动描述，巧妙地把算人眞事与传奇故事交织在一起，把历史内容与个人生活交织在一起，使得许多读者爱不手。卢梭仔细读过这些传记，受到了深远的影响。罗兰夫人把这些英雄传略看作是“伟人们汲取营养的沃土”。对拿破仑这位独处异乡的科西嘉少年说来，也是如此。他抑郁孤独，对同学们落落寡合:却从阅读这些希腊、罗马的英雄业绩中,仿佛听到了他那可爱的岛国故乡悲壮故事的某种遙远的回声。军校的图书馆长说，即使在当时,拿破仑这位年轻的军人已经把这些古代英雄的事迹，当作自己未来事业的楷模。而且，人们完全可以认为,拿破仑当时在读到古希腊的里昂尼达斯、柯尔蒂厄斯和古罗马的辛辛纳塔斯等英雄的业绩时，一定看到了自己心目中认为是古代的共和派英雄保利的形象。那时,他一直渴望着要与保利幷作战,反对法国。有一次，他说过:“保利会回来的;一旦我有了力量,我就去帮助他。也许和保利一道，我们可以砸碎套在科西嘉岛脖子上的那副可恨的枷锁。”

另外还有一本书给拿破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恺撒的《高卢战记》一书。对于年轻的拿破这位意大利人的后裔说来,他的同族人征服过高卢,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题目;这位未来的征服者很可能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出,恺撒本人是与他精神相通的。那位古代罗马人精力充沛、意志刚强，具有洞察问题关键所在的敏锐眼力，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无论是罗马元老院的阴谋诡计，或是几十个部落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也无论是指挥一支大军，或是管理罗马帝国一个巨大的外地行省的千万件行政琐事，他都能一一记在心上。对这位军校的年轻的士官生说来，恺撒的这些本领，就是给他提供了训练自己智力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恺撒的事业对拿破仑皇朝确实有独特的吸引力，不仅对朝代的创建者拿破全，而且对拿破仑三世，都是如此。在拿破仑心目中，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取代了原来的斯巴达王里昂尼达斯和科西嘉的保利的形象，可以说是他的性格和事业改变的开端。后来，1790年拿破全在阿雅克修逗留期间，在他对保利的那种一向赤诚爱戴的威情上第一次掠过了阵阵阴影时,据说他连续几个晚上细读钻研了恺撒的历史,而且,他以敬仰恺撒的丰功伟绩的满腔热忱，把书中的许多段落背诵下来了。在恺撒与庞培的斗争问题上,拿破仑热情地支持恺撒一方;他还以同样的热情,就人们指控恺撒阴谋破坏共和政体的民主自由一事,为恺撒辩护。对于一个象他这样的共和派青年来说，这种对历史的学习是危险的,因为在他身上，用兵的本能与进行统治的非凡才能,是同样根深蒂固的。

。也正是在瓦朗斯这个地方，他学会了最困难而最有用的功课:立刻服从命令。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说过,“学会服从命合，是学习统治的基本艺术。”

他之所以很早就被卢梭这位想入非非的思想家吸引住了，这是有充分的道理的。卢校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1762年出版中，提醒人们注意科西嘉人在捍卫其自由权利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渊源人远的活力;卢梭在书中还讲出了一段惊人的预言，他说，总有一天科西嘉这个小小的岛屿将会震惊欧洲。卢梭对科西嘉的这种偏爱，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卢梭是在日内瓦出生和长大的,他对一个“既不富有又不贫穷,而是能自给自足的民族”，怀有一般瑞士人都有的好威。他从科西嘉的强悍岛民那种朴素生活和酷爱自由的情况中,看到了他所主张的构成社会基础的那种“社会契约”的种种表现。按照卢梭的说法，一切社会和政治制度都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协议或契约。这就是氏族、部落、民族的由来。一个民族尽管可以把许多权力托付给统治者，但是如果统治老滥用这些权力;那么,他和民众之间的契约就完结了，而民众又可以回复到原始状态，即以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协议为基础的那种状态。对于任何不满现实的人们说来，这正是卢校学说的魅力之所在。卢梭似乎总是在正确无误地证明,苛政是不合理的;而回复到社会契约那种原始的幸福生活，则是必要的。尽管这种所谓社会契约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尽管在卢校的论述里谬误百出，人们似乎幷不介意。卢梭确实启发了整整一代人,使他们厌恶现实向往黄金时代。诗人们曾经歌颂过人类的黄金时代，但是卢校似乎把黄金时代变成长期受苦的人们可望而又可即的东西了。

现存的最早的一份拿破仑手稿(于1786年4月写于瓦朗斯)表明,他当时为了说明科西嘉人有“权利”造法国人的反,是从卢梭的武器库中寻求他的论战武器的。拿破仑这位年轻的英雄崇拜者,在手稿一开始就写下了当天是保利的生日。接着,他便放怀写下了对科西嘉岛爱国志士们的歌颂;这时，他的思路被这样一种念头所打断:许多人非难这些爱国志士，说他们本来就不应该造反。于是,他写道:上帝的法律是禁止造反的。“但是，上帝的法律与纯属人类的事务又有何相干呢?想想看，这是何等荒诞的现象--上帝的法律一概禁止人们去摆脱那强加于人的枷锁!……至于说到人类的法律，在君主违犯法律之后也就不可能再存在任何法律了。”他接着提出，统治权的根源只可能有两种:其一，民众制定了法律幷且自愿受君主的统治;其二，君主制定了法律。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下，君主职权的性质就规定了他有义务履行契约。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下，法律可能会照顾民众的福利，也可能不照顾民众的稿利，而民众福利则应是任何统治的宗旨。如果法律不照顾民众的福利，民众与君主之间的契约就会自行废止，因为民众又会回复到原始状态去。波拿巴在其手稿中这样确定了民众的无上权力之后，就用他的这套理论来证明科西嘉人对法国造反是有理的，幷且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了他这分稀奇的杂文集:“按照一切正义的法则行事,科西嘉人既然已经摆脱了热那亚的枷锁，也同样会摆脱法国人的枷锁。阿们:”

"为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写了一篇政见文章并贴于学校墙壁上。在文章中，毛泽东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政府，以反对专制独裁的清政府。其中，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篇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尽管比较幼稚，也没有厘清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政治分歧，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观点。"

五天之后，他又沉溺在忧郁之中。他写道:“身在人群之中，却总是形单影只;”他脑中浮现了自杀的念头。他以那种善于把思想与威情作一番归纳与权衡的天生的才能，列举了赞成和反对自杀的种种理由。

卢梭这位出生在日内瓦的哲学家会经说过，基督教给它的教徒的心目中灌输了一种崇拜天上的王国的思想;这样一来,基督教就破坏了文明社会的统一，因为上述思想使基督教的信徒们与国家离心离德，犹如使信徒们对尘世间的一切事物沒有情一样。针对卢梭的这一说法,那个日内瓦牧师从基督的教义中引经据典有效地进行了答辩。但是波拿巴却猛烈挥击该牧师，说他不仅不懂得《社会契约论》，而且根本就没有读过卢梭的这本书。他冲着该牧师,引证了圣经中一些教诲人们要服从法律的经文，指责基督教把人们变成屈从于反社会的暴政的奴隶，因为教士们建立了对抗民事法律的另一种权威。至于基督教的新教，由于它造成教徒之间的分裂,从而破坏了公民的团结。他还论证说,基督教是世俗政府的敌人;因为基督教的目的是,用激励人们向往来世的办法来使人们对今世感到满足;而世俗政府的目标,则在于“济弱抑强,借以使人人能享受美好的安宁生活，这是走向幸福之路。”因此，他的结论是,基督教与世俗政府是完全对立的。

他的观点，比他的导师卢梭的观点更为僵硬。他认为，如果说宗教的影响和政府的影响在人性的不同部分可以幷行不悖，这种概念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无法区别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间或带上一些宗教威情和个人荣誉威的唯物主义，乃是唯一值得重视的影响。那种企图从内心去影响外界的宗教，那种旨在改变人们的性格从而改变整个世界的宗教，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波拿巴是急于求得具体成果的，他的急性子瞧不起上述那样缓慢的做法。他要“强迫人们幸福”;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条可行的途径,那就是“社会契约”,也就是国家。他认为，应当粉一切有损于社会契约的东西;这样，国家才可以毫无障碍地实施仁慈的专制。以上就是波拿巴十七岁时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的信念;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只不过由于思想上更加成熟以及利已主义的考虑而有许多保留而已)。

他从未眞正了解宗教,或者说,他从未眞正了解宗教能够激发起来的那科热情;他也从未充分了解人性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多方面性,以及最有头脑的立法者在行动中也不可能逾越的局限性。

在1803年1月11日与罗德雷的一次餐后闲谈中，波拿巴用以下这些含义深远的话,贬低卢梭而歌颂伏尔泰;他说:“我愈读伏尔泰的书,愈喜欢伏尔泰;他总是跟人讲道理，从不吹牛，也不狂热;他的书是适合思想成熟的人阅读的。直到十六岁时,我还会为了卢梭而与一切服膺伏尔泰的人们进行斗争;现在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自从我见识了东方以后，我对卢梭就感到特别厌恶了。野蛮人无异于一条狗。”(见《罗德雷著作选集》,第3卷,第461页)
到1804年,波拿巴甚至否认他从卢梭那里受到任何教益。在一次与他家里人闲谈时(这次他还贬低了科西嘉岛),他把卢梭叫做“一个胡言乱语的人,或者，如果你愿意这么说，也可以把他叫做一个口若悬河的空想主义者。我从未喜欢过他，也可以说从未真正了解他;说实话，我也没有勇气把他的作品都读完;因为我认为他的作品大部分是令人厌烦的。”(见:吕西安·波拿巴《回忆录》第2卷,第11章)
斯唐尼斯·吉拉尔丹在他的《回忆录》中突出地反映了波拿巴后期对卢梭的看法。该《回忆录》写道，波拿巴在谒卢梭墓时说:“假如卢梭这个人压根儿就没有出世也许对法国的安宁会更有好处。”我说:“第一执政，你怎么这样说呢?他为法国革命作了舆论准备。我还以为您这样的人是不会对革命有何不满的。”他回答说:“这个,未来的事态将会表明，假如我和卢梭压根儿都没有在人间活过，也许会对世界的安宁更有好处。”梅内瓦尔也证实了上述极不寻常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