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极其逻辑
第二种权力制品是传播手段。
大体而言，长时间、远距离地与其他人合作采取复杂的政治行动，需要拥有适于传递远程命令和信息的通信工具。否则，权力的使用将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另外，需要不断地围绕权力的专业化结构及其在政治专才和通才之间的复杂职责等级划分进行沟通交流，才能使其完全发挥作用。因此，从苏美尔人时代开始，长距离沟通手段成了政治权力的必要基础之一。
这样的沟通手段必须符合三项重要但部分冲突的质量标准：速度（speed）、内容差异（differentiation of content）和安全（security）。对速度的需求很快获得解释。为了连贯且灵活地在大面积领土上使用权力，用于偏远地区的广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通信手段必须尽力保证其交流的流畅性。第二个标准是内容差异，这仅仅意味着通信手段要尽可能正确地传递预期的信息内容。创新的推动力却让第三个标准——安全变得极其重要，同时也更具有挑战性。在互联网时代，大量数据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传输。但是，敌人获取数据的技术机会和能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由此给通信手段施加的安全压力产生了一个实际悖论：通过区块链、密闭的内部网络或防窃听的“加密电话”等手段对关键信息进行有效保护通常会对速度造成极大的影响。 由数字化创新所带来的通信速度的提升直接受到这些风险的挑战。同样，关于速度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准则。具体决策仍旧是一个政治判断问题，因此属于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范畴。
监视技术是第三种权力制品，这是不令人意外的，我们将其理解为采用明、暗两种手段和方式对与权力相关的个人和组织信息进行收集、分类和评估。 [ 当涉及外部力量时，例如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国家同盟、国际企业或国际恐怖组织等，这些工具会被用于获取其在战略目标、权力技能和具有技术敏感性（关键词是产业间谍）方面的信息，服务于风险预测和国际冲突场景模拟。外国间谍情报机构越来越依赖于大数据带来的可能性。这种所谓的“数据监控”的基础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电子化数据存储以及基于这些电子化数据的算法分析，电子化数据有IP地址、电子邮件、搜索引擎、信用卡卡债、通信软件推文，等等。
第二种权力制品是传播手段。
大体而言，长时间、远距离地与其他人合作采取复杂的政治行动，需要拥有适于传递远程命令和信息的通信工具。否则，权力的使用将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另外，需要不断地围绕权力的专业化结构及其在政治专才和通才之间的复杂职责等级划分进行沟通交流，才能使其完全发挥作用。因此，从苏美尔人时代开始，长距离沟通手段成了政治权力的必要基础之一。
这样的沟通手段必须符合三项重要但部分冲突的质量标准：速度（speed）、内容差异（differentiation of content）和安全（security）。对速度的需求很快获得解释。为了连贯且灵活地在大面积领土上使用权力，用于偏远地区的广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通信手段必须尽力保证其交流的流畅性。第二个标准是内容差异，这仅仅意味着通信手段要尽可能正确地传递预期的信息内容。创新的推动力却让第三个标准——安全变得极其重要，同时也更具有挑战性。在互联网时代，大量数据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传输。但是，敌人获取数据的技术机会和能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由此给通信手段施加的安全压力产生了一个实际悖论：通过区块链、密闭的内部网络或防窃听的“加密电话”等手段对关键信息进行有效保护通常会对速度造成极大的影响。 由数字化创新所带来的通信速度的提升直接受到这些风险的挑战。同样，关于速度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准则。具体决策仍旧是一个政治判断问题，因此属于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范畴。
监视技术是第三种权力制品，这是不令人意外的，我们将其理解为采用明、暗两种手段和方式对与权力相关的个人和组织信息进行收集、分类和评估。 [ 当涉及外部力量时，例如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国家同盟、国际企业或国际恐怖组织等，这些工具会被用于获取其在战略目标、权力技能和具有技术敏感性（关键词是产业间谍）方面的信息，服务于风险预测和国际冲突场景模拟。外国间谍情报机构越来越依赖于大数据带来的可能性。这种所谓的“数据监控”的基础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电子化数据存储以及基于这些电子化数据的算法分析，电子化数据有IP地址、电子邮件、搜索引擎、信用卡卡债、通信软件推文，等等。
#知乎
中国教育为什么从来不教人情世故，光教知识，学了一堆的知识却不会做人，有什么用？ - 余说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1363402/answer/2986848630
“《滕王阁序》的第一段，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应酬模板。几乎句句不离逢迎。”
中国教育为什么从来不教人情世故，光教知识，学了一堆的知识却不会做人，有什么用？ - 余说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1363402/answer/2986848630
“《滕王阁序》的第一段，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应酬模板。几乎句句不离逢迎。”
#权力极其逻辑
用社会学家詹姆斯·鲁尔（James B. Rule）的话来说，监视技术是一种“知道规则在何时得到遵守、何时被破坏，以及最重要的是谁将为此负责的手段［……］监视的第二个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能够找到并查明对某种罪行负有责任的人。” 然而，监视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为了稳定权力结构及其规范而对违规行为进行核实和制裁的手段，例如，借助高速公路的超速摄像头或地铁里的安全摄像头。就像米歇尔·福柯在其经典著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指出的那样，监视技术还是一种有效的规训手段。 [在福柯有些抽象的表述中，规训是“权力的特殊技巧，同时把人类视为操练权力的对象和工具。”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规训既教导社会成员自愿遵守社会政治秩序，同时又鼓励他们实施对他人的控制。但是，“规训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被强制的对象清晰可见。［……］望远镜、透镜和射线是新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部分。与这些重大技术一同得到发展的是不那么重要的复合交叉的观察技术，由于使用了征服技术和剥削方法，这些技术既可以观察而又能不被发现。” 这样一来，规训和监视技术之间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无论是借助机器还是人类同伴，通过不断对监视产生的预感，一方面，个人需要证明其毫无隐瞒；另一方面，为了积极展现自身的服从，需要举报违反规则的人。福柯通过现代监狱的例子来研究这些机制。但是，他强调这一原则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 ，总而言之，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
用社会学家詹姆斯·鲁尔（James B. Rule）的话来说，监视技术是一种“知道规则在何时得到遵守、何时被破坏，以及最重要的是谁将为此负责的手段［……］监视的第二个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能够找到并查明对某种罪行负有责任的人。” 然而，监视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为了稳定权力结构及其规范而对违规行为进行核实和制裁的手段，例如，借助高速公路的超速摄像头或地铁里的安全摄像头。就像米歇尔·福柯在其经典著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指出的那样，监视技术还是一种有效的规训手段。 [在福柯有些抽象的表述中，规训是“权力的特殊技巧，同时把人类视为操练权力的对象和工具。”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规训既教导社会成员自愿遵守社会政治秩序，同时又鼓励他们实施对他人的控制。但是，“规训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被强制的对象清晰可见。［……］望远镜、透镜和射线是新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部分。与这些重大技术一同得到发展的是不那么重要的复合交叉的观察技术，由于使用了征服技术和剥削方法，这些技术既可以观察而又能不被发现。” 这样一来，规训和监视技术之间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无论是借助机器还是人类同伴，通过不断对监视产生的预感，一方面，个人需要证明其毫无隐瞒；另一方面，为了积极展现自身的服从，需要举报违反规则的人。福柯通过现代监狱的例子来研究这些机制。但是，他强调这一原则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 ，总而言之，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
#权力极其逻辑
第四种，同时也是最后一种制品是大众传媒。 无论是报纸、电台、电视频道还是社交媒体，大众传媒都是自由宪政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核心权力工具。正如波皮茨提到的那样，背后的原因在于大众传媒与权力基本形式——权威权力的结合，需要提醒的是，与行动权力或工具权力等权力的不同之处在于，权威权力不是通过暴力或者在受众偏好的范围内设置积极和消极刺激而获得使用，而是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在态度和信仰来展示权威。因此，由于“深思熟虑且心甘情愿的跟随意愿”，受权威约束的人会顺从他人的欲望，并将这些人“确立为”自己的榜样。于是，权威权力不是来自强制或物质的优越性，而是来自传递能力和名声所具有的战略潜能。而这正是大众传媒在政治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正如T·康贝·瓦朗（T. Camber Warren）在《不仅仅靠剑》（Not By the Sword Alone ）一文中写道的那样：“对效忠国家的呼吁，其合法性必须通过语言进行表达，以图像、叙述和其他象征符号为基础，并且至少有一部分人愿意将这些作为对其现实生活的有效解释。通过这样的‘炼金术’，政治传播创造、维持和改变了政权和政治社会的主流观点。” 瓦朗的结论可以用一个推论进行概括：因为权威权力是维系主导地位的核心，又因为它只能通过与社会中尽可能多的成员进行沟通来产生，所以，大众传媒是不可或缺的权力工具。
第四种，同时也是最后一种制品是大众传媒。 无论是报纸、电台、电视频道还是社交媒体，大众传媒都是自由宪政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核心权力工具。正如波皮茨提到的那样，背后的原因在于大众传媒与权力基本形式——权威权力的结合，需要提醒的是，与行动权力或工具权力等权力的不同之处在于，权威权力不是通过暴力或者在受众偏好的范围内设置积极和消极刺激而获得使用，而是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在态度和信仰来展示权威。因此，由于“深思熟虑且心甘情愿的跟随意愿”，受权威约束的人会顺从他人的欲望，并将这些人“确立为”自己的榜样。于是，权威权力不是来自强制或物质的优越性，而是来自传递能力和名声所具有的战略潜能。而这正是大众传媒在政治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正如T·康贝·瓦朗（T. Camber Warren）在《不仅仅靠剑》（Not By the Sword Alone ）一文中写道的那样：“对效忠国家的呼吁，其合法性必须通过语言进行表达，以图像、叙述和其他象征符号为基础，并且至少有一部分人愿意将这些作为对其现实生活的有效解释。通过这样的‘炼金术’，政治传播创造、维持和改变了政权和政治社会的主流观点。” 瓦朗的结论可以用一个推论进行概括：因为权威权力是维系主导地位的核心，又因为它只能通过与社会中尽可能多的成员进行沟通来产生，所以，大众传媒是不可或缺的权力工具。
#权力及其逻辑
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大众传媒的政治意义通过一种消极的对比变得一目了然：“最基本的政治影响仅与政治信息和象征符号的再现有关。如果缺乏大众传媒基础设施，那么政治领导者和将成为领导者的人就必须亲自前往多个小规模场所散布他们的政治信息。反之，通过千万个在腹地中闪烁的屏幕、散遍城市角落的报纸，每一个国家机构所做出的决定都能即时且毫不费力地在成千上万的公民面前再现。” 在缺乏媒体效应的情况下，选举、游行或演讲所呈现的仪式性和象征性仍然是地方性的，但是大众传媒的时代让其可能面向全球观众
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大众传媒的政治意义通过一种消极的对比变得一目了然：“最基本的政治影响仅与政治信息和象征符号的再现有关。如果缺乏大众传媒基础设施，那么政治领导者和将成为领导者的人就必须亲自前往多个小规模场所散布他们的政治信息。反之，通过千万个在腹地中闪烁的屏幕、散遍城市角落的报纸，每一个国家机构所做出的决定都能即时且毫不费力地在成千上万的公民面前再现。” 在缺乏媒体效应的情况下，选举、游行或演讲所呈现的仪式性和象征性仍然是地方性的，但是大众传媒的时代让其可能面向全球观众
#权力及其逻辑
从具体使用来说，大众传媒首先且主要作为集中管理的喉舌，服务于领导精英的宣传； 至于对这些沟通催化剂的控制，它们是公众舆论相互竞争的战场。 用战争来比喻说明了对关注度和利益这样的稀缺商品的不断争夺，这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中是（暂时）获得权力的核心资源。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新的且不断更新的媒体不断涌现，包括在线新闻网站、推文、社交网络，等等，这些不仅加剧了斗争，还使之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对获取关注度和有效释放信息的要求变得更高，但同时也更受尊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弗兰克·马尔钦科夫斯基（Frank Marcinkowski）的论断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因为公众关注度已经变为一种主要的社会价值和普遍适用的资源，因此，诉求和立场在媒体上的出现以及新闻对此给予的共鸣被视为极其具有合法性的有效指标。” 尽管如此，将媒体的存在等同于政治合法性是一种谬论：正如我们在权力知识一节中注意到的那样，构成合法影响和政治名声的不是获取特殊的关注本身，而是要获取与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认可相关的关注。媒体关注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确实，就像大众传媒这个权力工具一样，关注度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它时要在象征意义上保持灵敏、拥有权力直觉，当然还要具备媒体能力。
新闻出版者、社交媒体网站和电视台都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因此，他们通过报道和观察，通过在为特定信息、人和机构提供重要平台的同时拒绝他人使用，来影响政治领域。德国传播科学界前辈乌尔利希·萨尔奇奈利（Ulrich Sarcinelli）恰当地描述了这种相互关系，指出政治和媒体是相互需要的。大众传媒本身不是一种像行政、立法和司法那样的宪法权力，相反，它们与政治机构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政治需要宣传——它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己的传播手段，因此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平台。对于媒体而言，各种媒体都寻求接近政治，因为它们对独家且持续流动的信息感兴趣。 塑造这种共生关系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仍然是所有战略领导任务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从具体使用来说，大众传媒首先且主要作为集中管理的喉舌，服务于领导精英的宣传； 至于对这些沟通催化剂的控制，它们是公众舆论相互竞争的战场。 用战争来比喻说明了对关注度和利益这样的稀缺商品的不断争夺，这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中是（暂时）获得权力的核心资源。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新的且不断更新的媒体不断涌现，包括在线新闻网站、推文、社交网络，等等，这些不仅加剧了斗争，还使之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对获取关注度和有效释放信息的要求变得更高，但同时也更受尊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弗兰克·马尔钦科夫斯基（Frank Marcinkowski）的论断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因为公众关注度已经变为一种主要的社会价值和普遍适用的资源，因此，诉求和立场在媒体上的出现以及新闻对此给予的共鸣被视为极其具有合法性的有效指标。” 尽管如此，将媒体的存在等同于政治合法性是一种谬论：正如我们在权力知识一节中注意到的那样，构成合法影响和政治名声的不是获取特殊的关注本身，而是要获取与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认可相关的关注。媒体关注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确实，就像大众传媒这个权力工具一样，关注度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它时要在象征意义上保持灵敏、拥有权力直觉，当然还要具备媒体能力。
新闻出版者、社交媒体网站和电视台都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因此，他们通过报道和观察，通过在为特定信息、人和机构提供重要平台的同时拒绝他人使用，来影响政治领域。德国传播科学界前辈乌尔利希·萨尔奇奈利（Ulrich Sarcinelli）恰当地描述了这种相互关系，指出政治和媒体是相互需要的。大众传媒本身不是一种像行政、立法和司法那样的宪法权力，相反，它们与政治机构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政治需要宣传——它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己的传播手段，因此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平台。对于媒体而言，各种媒体都寻求接近政治，因为它们对独家且持续流动的信息感兴趣。 塑造这种共生关系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仍然是所有战略领导任务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权力及其逻辑
很明显，就像人造制品一样，社会组织是权力和主导性的核心工具。组织汇聚了知识、技能和资源，创造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是，借助大型武力或权威机构，协调了为成千上万人实现政治目标的行动。类似于权力制品，在娴熟的权力行为体手中，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实现利益的高效工具。 这里需要进行一个重要的分类：区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前者的特点是有一个正式且成文的规则结构、明确的责任分类并具备相应的角色和任务分工，而后者则是由有关人员之间所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和隐含规范构成。 两者都是同等重要的权力工具；我们从讨论正式组织形式入手。
武器这种权力制品的上述讨论相呼应，首先专注于使用武力的两种极端类型：军队和警察。 尽管两者都以使用经过武装的行动权力为基本特征，但它们在功能上的区别在于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之间的不同。历史上比军事组织年轻得多的警察机构负责法律执行、内部安全和广义上的犯罪预防。军队负责抵御敌人侵略和遏制战事。根据这样的任务分工，两个组织在潜在行为和装备上是不同的：如果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行动都不合适，那么使用致命性行动权力是警察的最后手段；另外，对于军队而言，这却是唯一手段。当然，权力行为体们已经在历史中模糊或者搁置了警察和军队、内部和外部的明确区分。其原因在于内部和外部安全利益之间普遍存在的（所谓的）混合，以及两者在责任方面的重叠。由此产生的警察和军队的混合形式称为“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它是一个高度武装的组织，被训练用于战争和打击犯罪。
显而易见，警察和军队（以及准军事部队）是重要的权力工具：它们通过体现且实现国家对权力使用的垄断，从内部和外部巩固了政治权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有组织的行动权力存在着极大被滥用的可能，从任意执法到军事上有组织的大屠杀。不过，因为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见导论），我们不深入讨论这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问题；和平与冲突的研究成果以及军队和警察的应用伦理为此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从实际角度出发，警察和军队组织化的权力行为可能导致行为体陷入一个困境：一方面，这是权力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全面且尽可能地强化这些组织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历史告诉我们，强化这些武装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常常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并发展成为“国家中的国家”。 于是，对于政治领导权而言，在不断地对组织化的行动权力做出严格限制的同时，还要使雄心勃勃的个人远离领导位置——例如不断提及的拿破仑，这样做似乎是合理的。无论如何抉择，都会造成负面影响：要么是军队和警察部队变得越来越危险，要么是这些组织的影响力逐渐褪去。 当然，这种目标冲突不一定会发展到所描述的程度。毫无疑问，卓越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有利于培养国家军队持久的忠诚，道德准则也是如此。不过，上述困境仍旧是一种结构性政治风险，因此也是一个永远的战略挑战。
很明显，就像人造制品一样，社会组织是权力和主导性的核心工具。组织汇聚了知识、技能和资源，创造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是，借助大型武力或权威机构，协调了为成千上万人实现政治目标的行动。类似于权力制品，在娴熟的权力行为体手中，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实现利益的高效工具。 这里需要进行一个重要的分类：区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前者的特点是有一个正式且成文的规则结构、明确的责任分类并具备相应的角色和任务分工，而后者则是由有关人员之间所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和隐含规范构成。 两者都是同等重要的权力工具；我们从讨论正式组织形式入手。
武器这种权力制品的上述讨论相呼应，首先专注于使用武力的两种极端类型：军队和警察。 尽管两者都以使用经过武装的行动权力为基本特征，但它们在功能上的区别在于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之间的不同。历史上比军事组织年轻得多的警察机构负责法律执行、内部安全和广义上的犯罪预防。军队负责抵御敌人侵略和遏制战事。根据这样的任务分工，两个组织在潜在行为和装备上是不同的：如果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行动都不合适，那么使用致命性行动权力是警察的最后手段；另外，对于军队而言，这却是唯一手段。当然，权力行为体们已经在历史中模糊或者搁置了警察和军队、内部和外部的明确区分。其原因在于内部和外部安全利益之间普遍存在的（所谓的）混合，以及两者在责任方面的重叠。由此产生的警察和军队的混合形式称为“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它是一个高度武装的组织，被训练用于战争和打击犯罪。
显而易见，警察和军队（以及准军事部队）是重要的权力工具：它们通过体现且实现国家对权力使用的垄断，从内部和外部巩固了政治权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有组织的行动权力存在着极大被滥用的可能，从任意执法到军事上有组织的大屠杀。不过，因为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见导论），我们不深入讨论这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问题；和平与冲突的研究成果以及军队和警察的应用伦理为此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从实际角度出发，警察和军队组织化的权力行为可能导致行为体陷入一个困境：一方面，这是权力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全面且尽可能地强化这些组织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历史告诉我们，强化这些武装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常常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并发展成为“国家中的国家”。 于是，对于政治领导权而言，在不断地对组织化的行动权力做出严格限制的同时，还要使雄心勃勃的个人远离领导位置——例如不断提及的拿破仑，这样做似乎是合理的。无论如何抉择，都会造成负面影响：要么是军队和警察部队变得越来越危险，要么是这些组织的影响力逐渐褪去。 当然，这种目标冲突不一定会发展到所描述的程度。毫无疑问，卓越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有利于培养国家军队持久的忠诚，道德准则也是如此。不过，上述困境仍旧是一种结构性政治风险，因此也是一个永远的战略挑战。
#权力及其逻辑
我们希望探讨的第二种组织形式是国内外情报，这与监视技术和传播渠道等权力制品相对应。国内外情报的历史根源就像军队一样古老。诸如埃及、巴比伦、亚述以及最显著的波斯这种中东及其附近的早期帝国，它们的政治权力基于情报机构（intelligence services）；尤其是战地间谍、秘密通讯员和部署在被侵略省份的集中控制的间谍网络。 在其关于秘密行动历史的著作中，历史学者沃尔夫冈·克里格（Wolfgang Krieger）表示，他们的工作自古以来基本保持不变： 获取关于对手（也包括伙伴和盟友）的信息；秘密地影响外国力量及其人民（关键词是虚假新闻）；保护自己的权力机构不受秘密情报人员的袭击；以及渗透进敌人的情报机构，即从事反间谍活动。
就像政治科学家亨利·H.兰塞姆（Harry H. Ransom）指出的那样，这些任务及其功能与权力战略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掌控秘密信息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杠杆。” 任何控制着强大情报机构的人都享有独家权限，能够接触到关于国内外敌人的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个人）信息，所以，相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而言，他们享有战略优势。与此同时，由于秘密行动的隐蔽性，他们拥有了一种“比警察和军队还隐秘”的权力手段。 但是，就像组织化行动权力一样，情报机构的使用也造成了类似的困境：“情报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资源，同时也是其职责。他们为社会及其公民的安全提供了基本服务，但总是会变成庞大、难以改变的秘密国家官僚机构。” 由于“保密性”，降低透明度和抵御外部影响是情报机构的日常事务，因此如何控制并监视这些机构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
许多民主宪政国家为此成立了特别监督和制裁机制。这包括情报监察员，他们将民事立法及司法机构与情报机构连接起来，负责监测政府决策是否得到充分执行；还包括拥有特殊权力的国会机构，例如德国联邦议会监督委员会（PKGr）或美国众议院情报常设委员会（HPSCI）。
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体制往往选择不同的路径，用情报制衡制度来描述最为贴切。这涉及建立相互竞争、制约的平行结构。例如，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执政时期，伊拉克有多个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部队，他们争夺统治者的偏爱，试图诋毁对方；这与在今天的叙利亚或巴勒斯坦自治领土内发生的情形类似。
当然，两种管控方式都有其代价。建立平行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监视且互不信任的氛围是没有效率的；这削弱了机构本身。建立民事政治执行机构、（至少选择性地）增加透明度则有可能导致安全漏洞，增加“泄露”的风险。就权力工具而言，最主要的担忧在于要小心这些冲突目标不断带来的挑战。考虑到许多可能与权衡过程相关的战略变量，似乎不存在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挑战引用自兰塞姆，他在其充满趣味且“充满智慧”的《了解秘密情报》（Being Intelligent about Secret Intelligence ）一文中谈论了冷战后期：“情报系统倾向于汇报他们认为领导人希望听到的东西。” 除了数十年作为美国安全专家所积累的经验外，作者没有为这一具有挑衅意味的论断提供任何实际证据。但是，西方情报机构显然没能预测到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集团解体，这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轶事证据。无论如何，该风险强调了一种特殊的领导权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元专长。有效使用情报权力工具要求拥有选拔和指挥人员的能力，这些人员不仅要忠诚、真诚，还要敢于对已有政治表述提出批判性质疑和挑战，例如，在冷战中，两个稳定的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不断斗争。
我们希望探讨的第二种组织形式是国内外情报，这与监视技术和传播渠道等权力制品相对应。国内外情报的历史根源就像军队一样古老。诸如埃及、巴比伦、亚述以及最显著的波斯这种中东及其附近的早期帝国，它们的政治权力基于情报机构（intelligence services）；尤其是战地间谍、秘密通讯员和部署在被侵略省份的集中控制的间谍网络。 在其关于秘密行动历史的著作中，历史学者沃尔夫冈·克里格（Wolfgang Krieger）表示，他们的工作自古以来基本保持不变： 获取关于对手（也包括伙伴和盟友）的信息；秘密地影响外国力量及其人民（关键词是虚假新闻）；保护自己的权力机构不受秘密情报人员的袭击；以及渗透进敌人的情报机构，即从事反间谍活动。
就像政治科学家亨利·H.兰塞姆（Harry H. Ransom）指出的那样，这些任务及其功能与权力战略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掌控秘密信息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杠杆。” 任何控制着强大情报机构的人都享有独家权限，能够接触到关于国内外敌人的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个人）信息，所以，相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而言，他们享有战略优势。与此同时，由于秘密行动的隐蔽性，他们拥有了一种“比警察和军队还隐秘”的权力手段。 但是，就像组织化行动权力一样，情报机构的使用也造成了类似的困境：“情报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资源，同时也是其职责。他们为社会及其公民的安全提供了基本服务，但总是会变成庞大、难以改变的秘密国家官僚机构。” 由于“保密性”，降低透明度和抵御外部影响是情报机构的日常事务，因此如何控制并监视这些机构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
许多民主宪政国家为此成立了特别监督和制裁机制。这包括情报监察员，他们将民事立法及司法机构与情报机构连接起来，负责监测政府决策是否得到充分执行；还包括拥有特殊权力的国会机构，例如德国联邦议会监督委员会（PKGr）或美国众议院情报常设委员会（HPSCI）。
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体制往往选择不同的路径，用情报制衡制度来描述最为贴切。这涉及建立相互竞争、制约的平行结构。例如，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执政时期，伊拉克有多个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部队，他们争夺统治者的偏爱，试图诋毁对方；这与在今天的叙利亚或巴勒斯坦自治领土内发生的情形类似。
当然，两种管控方式都有其代价。建立平行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监视且互不信任的氛围是没有效率的；这削弱了机构本身。建立民事政治执行机构、（至少选择性地）增加透明度则有可能导致安全漏洞，增加“泄露”的风险。就权力工具而言，最主要的担忧在于要小心这些冲突目标不断带来的挑战。考虑到许多可能与权衡过程相关的战略变量，似乎不存在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挑战引用自兰塞姆，他在其充满趣味且“充满智慧”的《了解秘密情报》（Being Intelligent about Secret Intelligence ）一文中谈论了冷战后期：“情报系统倾向于汇报他们认为领导人希望听到的东西。” 除了数十年作为美国安全专家所积累的经验外，作者没有为这一具有挑衅意味的论断提供任何实际证据。但是，西方情报机构显然没能预测到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集团解体，这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轶事证据。无论如何，该风险强调了一种特殊的领导权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元专长。有效使用情报权力工具要求拥有选拔和指挥人员的能力，这些人员不仅要忠诚、真诚，还要敢于对已有政治表述提出批判性质疑和挑战，例如，在冷战中，两个稳定的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不断斗争。
#权力及其逻辑
与权力有关的第三种组织形式是官僚机构，这里指的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统称。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就权力工具而言，权力和行政之间的联系已经隐含在“官僚主义”（bureaucracy）一词的词源中，这是一种特殊的复合词，由来自法语、象征着行政活动的“bureau”（最初带有贬义）和代表着“统治”或“权力”的希腊动词“kratein”组成。官僚机构意味着通过行政措施来使用权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公共行政机构的核心任务包括规划和落实统治结构及其分工，细化且实施获得政治领导权授权的方针和目标，例如法律条例、预算决定、贸易协定，等等。在逻辑上，社会学家雷纳特·梅恩茨（Renate Mayntz）认为“在所有形式的统治中，行政机构为保护政治统治服务，为落实它们的目标提供保证。” 梅恩茨提到官僚机构作为权力工具存在普遍性，这是对的。再次引用波皮茨的话，没有财政和税务机关、贸易监察机构、道路建设办公室和人口普查机构等，全面发展领土的集中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原则任何时候都适用，无论是在罗马共和国，还是在奥斯曼帝国或者现代民族国家。
简而言之，他认为行政专家们能够将其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组织结构作为权力资源，将行政机构与政治领导权的管控分离开来。正如哈里发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分离不一定会导致公开的篡夺。这也可能（仅仅）造成权力结构内设定目标的政治权力集团和负责落实的行政权力集团之间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政治体系的瘫痪。对于韦伯和其他官僚主义专家而言，决定性因素仍旧是主权和负责任的政治领导权。
与权力有关的第三种组织形式是官僚机构，这里指的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统称。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就权力工具而言，权力和行政之间的联系已经隐含在“官僚主义”（bureaucracy）一词的词源中，这是一种特殊的复合词，由来自法语、象征着行政活动的“bureau”（最初带有贬义）和代表着“统治”或“权力”的希腊动词“kratein”组成。官僚机构意味着通过行政措施来使用权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公共行政机构的核心任务包括规划和落实统治结构及其分工，细化且实施获得政治领导权授权的方针和目标，例如法律条例、预算决定、贸易协定，等等。在逻辑上，社会学家雷纳特·梅恩茨（Renate Mayntz）认为“在所有形式的统治中，行政机构为保护政治统治服务，为落实它们的目标提供保证。” 梅恩茨提到官僚机构作为权力工具存在普遍性，这是对的。再次引用波皮茨的话，没有财政和税务机关、贸易监察机构、道路建设办公室和人口普查机构等，全面发展领土的集中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原则任何时候都适用，无论是在罗马共和国，还是在奥斯曼帝国或者现代民族国家。
简而言之，他认为行政专家们能够将其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组织结构作为权力资源，将行政机构与政治领导权的管控分离开来。正如哈里发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分离不一定会导致公开的篡夺。这也可能（仅仅）造成权力结构内设定目标的政治权力集团和负责落实的行政权力集团之间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政治体系的瘫痪。对于韦伯和其他官僚主义专家而言，决定性因素仍旧是主权和负责任的政治领导权。
#权力及其逻辑
这里，党派是我们希望强调的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突出的正式社会组织权力工具。从一开始，政治历史也是一个组织历史，这些组织公开展现了对权力的渴望——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支持，就像军队、警察、情报机构和行政机构那样，同时，还宣称拥有合法性和专业知识，与其他组织进行竞争。
这一类组织可以在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家族中初见端倪。他们的组织结构是阶级化的，以家族长老为中心，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他们严苛的培训体系是以获得权力、培养他们的政治品格以及做出致力于“共同的善”（bonum commune）的承诺为目标，这个权力工具的决定性特质已经给这些朝代打上了烙印。它们的产生和成功都是由政治领域的基本逻辑决定的：对合法统治的公开诉求只能通过由志同道合、忠诚且专业的专家所组成的网络才能实现——今天我们称之为职业政治家。孤独战士或者无组织的群众都不可能实现其目标。我们也讨论了该类型后来的发展：例如，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家庭以及日本的武士阶级。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拥有一个结构严密、高度专业化的精英阶层，这些人的唯一目标是直接决定政府活动，使之与自身政治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在我们看来，政治党派只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组织形式的现代（民主）化身。但它仍旧是我们接下来分析的重点，因为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它塑造了政治结构和现代社会的文化。在历史上，党派的概念直到18世纪才在英格兰出现，在执行君主立宪制和拥有一个独立议会的欧洲国家中作为特殊事例出现。 因此，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给出了最早的定义：“党派是一个联合团体，根据成员们都同意的某些特定原则，共同努力实现国家利益。” 社会学家雅斯明·西里（Jasmin Siri）准确地指出了这个仍旧有用的概念所固有的内部冲突，认为党派是一个“一方面用于实现特定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则对公共利益负责”。 这准确地描述了该组织形式的核心挑战。要争取代议制民主的临时统治，即获得议会多数，就必须要获得选票，这就必须同时考虑自身利益集团和民众的特殊关切。从“党派”（party）一词的词根来说，它必须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pars pro toto）来发挥作用。为了应对该挑战，政治党派们在过去300年的时间里逐渐发展成为高度专业的权力机构。这些组织发挥了一些对获得权力所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招募（recruiting）、教导（indoctrinating）、专攻（specializing）、挑选-统治（selecting-ruling）。具体来说就是，这意味着党派不断地通过青年组织等方式进行招募，通过培训和教授知识，从思想上强化新成员，以便选出那些有能力、有知识、有意愿并且愿意做出牺牲、适合成为政治领导者的人。党派必须忍受忠诚和竞争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只有当其成员一致同意遵守一套特定的价值、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解释视野，并且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在政治上连贯一致、没有冲突时，他们才能成为强有力的民主合法统治的候选人。另一方面，他们只有拥有最好的领导权人选，才能在关于政治理念的竞争中存活下来；这只有通过施加内部竞争压力和任人唯贤才能实现。
当然，政治党派是一种权力工具，这既不是民主体制才有的专属特征，也不是非得与自由选举或议会制度等决策机制联系在一起。例如，党派组织也在法西斯和社会主义专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这里，党派是我们希望强调的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突出的正式社会组织权力工具。从一开始，政治历史也是一个组织历史，这些组织公开展现了对权力的渴望——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支持，就像军队、警察、情报机构和行政机构那样，同时，还宣称拥有合法性和专业知识，与其他组织进行竞争。
这一类组织可以在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家族中初见端倪。他们的组织结构是阶级化的，以家族长老为中心，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他们严苛的培训体系是以获得权力、培养他们的政治品格以及做出致力于“共同的善”（bonum commune）的承诺为目标，这个权力工具的决定性特质已经给这些朝代打上了烙印。它们的产生和成功都是由政治领域的基本逻辑决定的：对合法统治的公开诉求只能通过由志同道合、忠诚且专业的专家所组成的网络才能实现——今天我们称之为职业政治家。孤独战士或者无组织的群众都不可能实现其目标。我们也讨论了该类型后来的发展：例如，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家庭以及日本的武士阶级。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拥有一个结构严密、高度专业化的精英阶层，这些人的唯一目标是直接决定政府活动，使之与自身政治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在我们看来，政治党派只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组织形式的现代（民主）化身。但它仍旧是我们接下来分析的重点，因为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它塑造了政治结构和现代社会的文化。在历史上，党派的概念直到18世纪才在英格兰出现，在执行君主立宪制和拥有一个独立议会的欧洲国家中作为特殊事例出现。 因此，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给出了最早的定义：“党派是一个联合团体，根据成员们都同意的某些特定原则，共同努力实现国家利益。” 社会学家雅斯明·西里（Jasmin Siri）准确地指出了这个仍旧有用的概念所固有的内部冲突，认为党派是一个“一方面用于实现特定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则对公共利益负责”。 这准确地描述了该组织形式的核心挑战。要争取代议制民主的临时统治，即获得议会多数，就必须要获得选票，这就必须同时考虑自身利益集团和民众的特殊关切。从“党派”（party）一词的词根来说，它必须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pars pro toto）来发挥作用。为了应对该挑战，政治党派们在过去300年的时间里逐渐发展成为高度专业的权力机构。这些组织发挥了一些对获得权力所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招募（recruiting）、教导（indoctrinating）、专攻（specializing）、挑选-统治（selecting-ruling）。具体来说就是，这意味着党派不断地通过青年组织等方式进行招募，通过培训和教授知识，从思想上强化新成员，以便选出那些有能力、有知识、有意愿并且愿意做出牺牲、适合成为政治领导者的人。党派必须忍受忠诚和竞争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只有当其成员一致同意遵守一套特定的价值、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解释视野，并且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在政治上连贯一致、没有冲突时，他们才能成为强有力的民主合法统治的候选人。另一方面，他们只有拥有最好的领导权人选，才能在关于政治理念的竞争中存活下来；这只有通过施加内部竞争压力和任人唯贤才能实现。
当然，政治党派是一种权力工具，这既不是民主体制才有的专属特征，也不是非得与自由选举或议会制度等决策机制联系在一起。例如，党派组织也在法西斯和社会主义专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权力及其逻辑
除了党派、警察、军队和行政机构等正式组织外，非正式网络构成了社会权力工具的第二个主要支柱。“非正式社会网络”一词覆盖了非常广泛的人际关系。从偶会提及的相识关系，到坚固且紧密的友谊；它既包含了最小的组织，也包括大型、非正式的联合会。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异，但这些团体都具有两个与权力工具相关的特点，正因为这样，它们被布迪厄称为社会资本。
首先，他们创造并再现了所谓的“一般互惠规范”（norms of generalized reciprocity）。 这意味着团体成员相互提供服务时，不期望立即得到回报，而是默认他们可以在未来从其他网络成员那里获得同等好处。这样的合作不是一次就结束的简单交换关系，这些灵活条件对于政治权力运用、巩固和扩张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收集信息、实施非官僚主义政治战略、为关键投票争取建立政治大多数，还是构建联盟或实际附属关系，等等。换言之，一般互惠规范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所有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是参照严格的“按章工作”原则，或它们之间的合作意愿只取决于眼前的利益，那么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将是不可能的。
非正式网络的第二个相关特点是，这些网络依赖于密集的人际往来构建社会信任。 于是，成员们不需要（或很少）监视或验证其他成员的合作意愿。这样一来，协调行动被极大地简化了，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成本降低了。当然，社会信任不意味着网络内的各位成员可以盲目地依赖彼此。这只说明针对他人的利益和动机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保证，以及合作伙伴是否会信守诺言。
因此，非正式网络是黏合权力组织的“水泥”。当成员之间缺乏社会信任、一般普惠规范失效时，即使是具备充足领导权知识、专业知识与合理性、得到有效建设的权力机构也会衰弱。这两者的培养不是一个“知识”（épisteme）或合理战略部署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技能”（téchne）、权威直觉和政治直觉的问题。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任何一个希望将社会网络作为权力工具进行使用并扩大其使用范围的人，都必须培养对政治出于本能的倾向，这必须融入他们的血液当中，成为其个人惯习的组成部分。
除了党派、警察、军队和行政机构等正式组织外，非正式网络构成了社会权力工具的第二个主要支柱。“非正式社会网络”一词覆盖了非常广泛的人际关系。从偶会提及的相识关系，到坚固且紧密的友谊；它既包含了最小的组织，也包括大型、非正式的联合会。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异，但这些团体都具有两个与权力工具相关的特点，正因为这样，它们被布迪厄称为社会资本。
首先，他们创造并再现了所谓的“一般互惠规范”（norms of generalized reciprocity）。 这意味着团体成员相互提供服务时，不期望立即得到回报，而是默认他们可以在未来从其他网络成员那里获得同等好处。这样的合作不是一次就结束的简单交换关系，这些灵活条件对于政治权力运用、巩固和扩张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收集信息、实施非官僚主义政治战略、为关键投票争取建立政治大多数，还是构建联盟或实际附属关系，等等。换言之，一般互惠规范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所有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是参照严格的“按章工作”原则，或它们之间的合作意愿只取决于眼前的利益，那么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将是不可能的。
非正式网络的第二个相关特点是，这些网络依赖于密集的人际往来构建社会信任。 于是，成员们不需要（或很少）监视或验证其他成员的合作意愿。这样一来，协调行动被极大地简化了，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成本降低了。当然，社会信任不意味着网络内的各位成员可以盲目地依赖彼此。这只说明针对他人的利益和动机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保证，以及合作伙伴是否会信守诺言。
因此，非正式网络是黏合权力组织的“水泥”。当成员之间缺乏社会信任、一般普惠规范失效时，即使是具备充足领导权知识、专业知识与合理性、得到有效建设的权力机构也会衰弱。这两者的培养不是一个“知识”（épisteme）或合理战略部署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技能”（téchne）、权威直觉和政治直觉的问题。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任何一个希望将社会网络作为权力工具进行使用并扩大其使用范围的人，都必须培养对政治出于本能的倾向，这必须融入他们的血液当中，成为其个人惯习的组成部分。
#权力及其逻辑
权力维度就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纵览之下，两个主要观点得到呈现。
第一，三种资源，即权力技能、权力知识和权力工具，实际上互为补充，只有共同出现时才足以构成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知识（épisteme）和政治技能（téchne）在无数个领域内相辅相成，从抽象的战略制定到对情报机构或行政机构等具体的权力工具的控制。在以制造品和组织为具体形式的权力架构中，将政治的本能把握与领导权知识、专业知识和合理性知识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他人反抗的情况下做到有目的地实现利益。这三个主要资源之间多重的相互依赖性得到了广泛讨论，这也证实了我们将它们定义为权力维度的最初假设。
第二，必须要明确的是，掌握权力维度是一项要求极度苛刻且复杂的挑战，这指的是有针对性地开发和部署政治权力基本资源和政治权力本身。习惯性的政治技能必须通过耗费时间的实践学习过程获得——理想情况是在睿智的全能型领导者的指导下，从小开始。作为年轻罗马元老院精英的政策实践，得到详细描述的“政治学徒制”（tirocinium fori）可能自古以来就是独一无二的，至今仍旧代表着获得权力技能的优质标准。反之，即使我们强调的是当前的战略领导权知识，权力知识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大量与目标相关的政治常量和变量的信息，还包括将它们创造性地整合成为行动模式的能力。就像军队、警察和他们相应的技术之间的关系一样，权力社会工具的成功使用最终要求在组织影响和政治控制中制造强烈的平衡感。因此，结合这些维度似乎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正如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所指出的那样，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暗中注意到了。 [336]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的范围是非常小但竞争异常激烈的，权力行为体们对其所承受着的巨大“政绩压力”（performance pressure）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弥补”。 斯洛特戴克写道，这个古老城市的文化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个城市里的佼佼者能够在不存在建议的情况下单独在自己的领域里运作。“一旦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出人群，从事一项关键工作，那么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身边的支持者们以咨询、协调和激励的方式支持他们的行动。” 用浅显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掌握权力维度是复杂且耗时的，城邦意识到，这依赖于专业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咨询。这在日益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政治结构中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独自承担政治权力挑战外，阿提卡的政治家们还从本身没有权力野心的人——顾问——那里寻求建议和知识。
这标志着两个历史原型的诞生，他们的相互关系贯穿着整个历史，他们是接受建议的咨询人（homo consultandus）和提供建议的顾问（homo consultans）。 在意识到使用政治权力是一项挑战，同时，为了缩小知识上的差距或弥补技能上的不足——也就是说意识到需要建议时，政治行为体变成了咨询人。这在政治生态中创造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由能够提供相应告知“如何做”的服务的行为体占据，这些行为体就是顾问。这一功能最初由古希腊城邦的一个专业团体提出，由于柏拉图的对话《智者篇》（Sophists ），这一团体声名狼藉。 哲学家（喜爱智慧之人）是诡辩家的竞争者，他们将对理性与实践探索的追求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根据斯洛特戴克的观点，诡辩家则是狡黠地利用有效且实用的理性。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将其在修辞、说教和逻辑上的能力用于为“好战的城邦客户服务”，为他们在城邦中争取权力和影响力的斗争服务。
权力维度就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纵览之下，两个主要观点得到呈现。
第一，三种资源，即权力技能、权力知识和权力工具，实际上互为补充，只有共同出现时才足以构成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知识（épisteme）和政治技能（téchne）在无数个领域内相辅相成，从抽象的战略制定到对情报机构或行政机构等具体的权力工具的控制。在以制造品和组织为具体形式的权力架构中，将政治的本能把握与领导权知识、专业知识和合理性知识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他人反抗的情况下做到有目的地实现利益。这三个主要资源之间多重的相互依赖性得到了广泛讨论，这也证实了我们将它们定义为权力维度的最初假设。
第二，必须要明确的是，掌握权力维度是一项要求极度苛刻且复杂的挑战，这指的是有针对性地开发和部署政治权力基本资源和政治权力本身。习惯性的政治技能必须通过耗费时间的实践学习过程获得——理想情况是在睿智的全能型领导者的指导下，从小开始。作为年轻罗马元老院精英的政策实践，得到详细描述的“政治学徒制”（tirocinium fori）可能自古以来就是独一无二的，至今仍旧代表着获得权力技能的优质标准。反之，即使我们强调的是当前的战略领导权知识，权力知识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大量与目标相关的政治常量和变量的信息，还包括将它们创造性地整合成为行动模式的能力。就像军队、警察和他们相应的技术之间的关系一样，权力社会工具的成功使用最终要求在组织影响和政治控制中制造强烈的平衡感。因此，结合这些维度似乎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正如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所指出的那样，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暗中注意到了。 [336]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的范围是非常小但竞争异常激烈的，权力行为体们对其所承受着的巨大“政绩压力”（performance pressure）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弥补”。 斯洛特戴克写道，这个古老城市的文化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个城市里的佼佼者能够在不存在建议的情况下单独在自己的领域里运作。“一旦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出人群，从事一项关键工作，那么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身边的支持者们以咨询、协调和激励的方式支持他们的行动。” 用浅显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掌握权力维度是复杂且耗时的，城邦意识到，这依赖于专业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咨询。这在日益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政治结构中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独自承担政治权力挑战外，阿提卡的政治家们还从本身没有权力野心的人——顾问——那里寻求建议和知识。
这标志着两个历史原型的诞生，他们的相互关系贯穿着整个历史，他们是接受建议的咨询人（homo consultandus）和提供建议的顾问（homo consultans）。 在意识到使用政治权力是一项挑战，同时，为了缩小知识上的差距或弥补技能上的不足——也就是说意识到需要建议时，政治行为体变成了咨询人。这在政治生态中创造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由能够提供相应告知“如何做”的服务的行为体占据，这些行为体就是顾问。这一功能最初由古希腊城邦的一个专业团体提出，由于柏拉图的对话《智者篇》（Sophists ），这一团体声名狼藉。 哲学家（喜爱智慧之人）是诡辩家的竞争者，他们将对理性与实践探索的追求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根据斯洛特戴克的观点，诡辩家则是狡黠地利用有效且实用的理性。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将其在修辞、说教和逻辑上的能力用于为“好战的城邦客户服务”，为他们在城邦中争取权力和影响力的斗争服务。
#权力及其逻辑
毫无疑问，人类既是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也是技术员，也就是说，人类是社会性和创造性并存的生物，他们通过创新和合作，自主地塑造他们突然间闯入的政治和自然环境。但是，如政治科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坚称的那样，通常而言，人类既没有受过高度的政治教育，也没有天生赋予的权力或指向公共利益的罗盘。回顾在第二章第四节中引用的熊彼特的名言：“所以一旦进入政治领域，普通公民的智力表现会下降到较低的水平……他再次变成了原始人。他们变得感情用事、思想易受影响。” 同样地，我们不对此进行评判或劝告，我们注重的是对政治现实的描绘。社会所有成员必须每分每秒致力于培养公民竞争性且熟知所有政治发展，这个论述极大地高估了政治对于充实而繁华的生活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这样的表述还低估了其他生活计划和任务的价值，给人们的生活制造了不成比例的负担。政治是极度复杂的权力领域，就像其他领域一样，也受到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原则的制约。
顾问在政治领域中扮演着高质量的协调者和传递员的角色，他们能够简化问题、梳理相互关系、提供实用的工具，让政治内容变得浅显易懂，对外行人尤为如此。正如我们在细节中所发现的那样，顾问最核心的作用就是在政治和其他权力领域之间进行翻译。只有当人类现实主义的基本论断在顾问的自我形象中得到呈现，他/她才能充分扮演好顾问的角色，那就是以客户的要求和前提条件为导向的服务提供者。
毫无疑问，人类既是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也是技术员，也就是说，人类是社会性和创造性并存的生物，他们通过创新和合作，自主地塑造他们突然间闯入的政治和自然环境。但是，如政治科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坚称的那样，通常而言，人类既没有受过高度的政治教育，也没有天生赋予的权力或指向公共利益的罗盘。回顾在第二章第四节中引用的熊彼特的名言：“所以一旦进入政治领域，普通公民的智力表现会下降到较低的水平……他再次变成了原始人。他们变得感情用事、思想易受影响。” 同样地，我们不对此进行评判或劝告，我们注重的是对政治现实的描绘。社会所有成员必须每分每秒致力于培养公民竞争性且熟知所有政治发展，这个论述极大地高估了政治对于充实而繁华的生活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这样的表述还低估了其他生活计划和任务的价值，给人们的生活制造了不成比例的负担。政治是极度复杂的权力领域，就像其他领域一样，也受到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原则的制约。
顾问在政治领域中扮演着高质量的协调者和传递员的角色，他们能够简化问题、梳理相互关系、提供实用的工具，让政治内容变得浅显易懂，对外行人尤为如此。正如我们在细节中所发现的那样，顾问最核心的作用就是在政治和其他权力领域之间进行翻译。只有当人类现实主义的基本论断在顾问的自我形象中得到呈现，他/她才能充分扮演好顾问的角色，那就是以客户的要求和前提条件为导向的服务提供者。
#权力及其逻辑
接下来，我们将概括出21世纪代议制民主中顾问的体系。经过二十年的政治咨询经验，通过对权力的基本要素、战略和技术的不断反省，外加对经典和当代政治科学著作的阅读，这个体系才得以诞生。这将为顾问新手们提供操作指南，也将为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权力专家们提供建议。我们将这个体系称为权力领导权（power leadership）。它涵盖了所有民主决策领域的权力咨询普世准则，从政府到州属机构，从政党到公民社会拥护者。当然，建议的重点不同，视顾问是否支持政治官员、命令发布者或说客而决定。因此，权力领导权包括两方面：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leadership）和游说领导权（lobbying leadership）。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经常会引用这个分类，但是我们不会纠结于此；我们希望用这个体系为政治权力咨询在所有领域的运用打下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如今，是什么创造了权力顾问在政治领域的成功？他们的知识基础、任务、工具、责任和教育路径是什么？
一个理想的顾问应该既是一个熟悉普世权力逻辑和全球影响力的通才，也是一个通晓特定的政体、政治细分领域和行为体组织内在逻辑的专家。
接下来，我们将概括出21世纪代议制民主中顾问的体系。经过二十年的政治咨询经验，通过对权力的基本要素、战略和技术的不断反省，外加对经典和当代政治科学著作的阅读，这个体系才得以诞生。这将为顾问新手们提供操作指南，也将为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权力专家们提供建议。我们将这个体系称为权力领导权（power leadership）。它涵盖了所有民主决策领域的权力咨询普世准则，从政府到州属机构，从政党到公民社会拥护者。当然，建议的重点不同，视顾问是否支持政治官员、命令发布者或说客而决定。因此，权力领导权包括两方面：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leadership）和游说领导权（lobbying leadership）。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经常会引用这个分类，但是我们不会纠结于此；我们希望用这个体系为政治权力咨询在所有领域的运用打下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如今，是什么创造了权力顾问在政治领域的成功？他们的知识基础、任务、工具、责任和教育路径是什么？
一个理想的顾问应该既是一个熟悉普世权力逻辑和全球影响力的通才，也是一个通晓特定的政体、政治细分领域和行为体组织内在逻辑的专家。
#爪牙
许多省级官员和朝堂上的中央官员都将各地方衙门中书吏人数的增长归咎于书吏群体当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结党营私和用人唯亲，以及州县官们对此缺乏警惕。上述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在其中起到了部分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19世纪后半叶地方政府日益增多的政务负担所造成的各种影响。
许多省级官员和朝堂上的中央官员都将各地方衙门中书吏人数的增长归咎于书吏群体当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结党营私和用人唯亲，以及州县官们对此缺乏警惕。上述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在其中起到了部分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19世纪后半叶地方政府日益增多的政务负担所造成的各种影响。
#爪牙
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应差的任务在数量上超过了办案，那么其结果将会是在同一房内工作的那些书吏们当中造成一种“剪刀差效应”（scissors effect）。因为当应差的任务增多时，就必然会需要更多的人手投身其中，而同一房内若有更多的人手被安排去应差，则就意味着该房每位书吏所能分派到的待承办案件数量将会成相应比例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绝对会从中受益的人们就是那些典吏，因为他们的人数几乎保持不变，而且典吏对于其所在房内的所有收入与待承办案件均可分到固定的份额。
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办案的任务在增长速度上超过了应差，那么看起来所有的书吏均将从中获益。但这种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将会因书吏人数的总体增多而遭到严重缩减。为了能在各种新的机会中获益，现任的书吏们不得不对进入其所在房内工作的新手人数加以限制，或者对新进来工作的书吏们被分派去办案的机会进行节制
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应差的任务在数量上超过了办案，那么其结果将会是在同一房内工作的那些书吏们当中造成一种“剪刀差效应”（scissors effect）。因为当应差的任务增多时，就必然会需要更多的人手投身其中，而同一房内若有更多的人手被安排去应差，则就意味着该房每位书吏所能分派到的待承办案件数量将会成相应比例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绝对会从中受益的人们就是那些典吏，因为他们的人数几乎保持不变，而且典吏对于其所在房内的所有收入与待承办案件均可分到固定的份额。
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办案的任务在增长速度上超过了应差，那么看起来所有的书吏均将从中获益。但这种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将会因书吏人数的总体增多而遭到严重缩减。为了能在各种新的机会中获益，现任的书吏们不得不对进入其所在房内工作的新手人数加以限制，或者对新进来工作的书吏们被分派去办案的机会进行节制
#爪牙
无论是在上述哪一种情形当中，其结果都是任何房当中书吏们获得各种资源的内部竞争压力将会因此大增。
应对上述这些境况的方式，看起来有如下两种举措。第一种做法是，那种围绕能够分到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而激起的内部竞争，不仅在巴县衙门各房当中导致书吏们之间就此发生了各种争端，而且，为了能够成功地保住其位置和收入来源，书吏们将会拉帮结派（关于此类发生于巴县衙门书吏们之间的争端，以及他们借以拉帮结派的基础，将在本书下一章中进行讨论）。第二种应对方式则是通过限制新人进入该房工作，同时实施一套支配衙门日常行政运作的非正式规则，来对各房之内的那些位置与资源进行更为牢固的控制。在能够完全理解上述这两种应对策略之前，我们需要更为贴近地观察巴县衙门中这些书吏的出身背景，以及他们为何要选择此种被时人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营生方式。
无论是在上述哪一种情形当中，其结果都是任何房当中书吏们获得各种资源的内部竞争压力将会因此大增。
应对上述这些境况的方式，看起来有如下两种举措。第一种做法是，那种围绕能够分到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而激起的内部竞争，不仅在巴县衙门各房当中导致书吏们之间就此发生了各种争端，而且，为了能够成功地保住其位置和收入来源，书吏们将会拉帮结派（关于此类发生于巴县衙门书吏们之间的争端，以及他们借以拉帮结派的基础，将在本书下一章中进行讨论）。第二种应对方式则是通过限制新人进入该房工作，同时实施一套支配衙门日常行政运作的非正式规则，来对各房之内的那些位置与资源进行更为牢固的控制。在能够完全理解上述这两种应对策略之前，我们需要更为贴近地观察巴县衙门中这些书吏的出身背景，以及他们为何要选择此种被时人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营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