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都对《搏击俱乐部》评价很高? - 金陵十二郎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210145/answer/48600630086

这种某个深夜醒来，忽然而起的欲望，远远比所谓的性更强烈，更有驱动性。欲望是强烈的，但她不一定是负面的，甚至就是负面又如何？人生天地间，难道就是为了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而来吗？

总是不同的欲望，产生在不同的人心间，恰如大海中星星点点的岛屿。电影选择大而繁茂的那一座，开始讲述故事的始终。

在剥离人的社会属性和规则后，无关财富，无关相貌，甚至无关男女，如何去实现自己最强烈的那个欲望？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信奉凡事不求人的原则，这种做法所拒绝的不仅是对方的直接赠与，还错过了比赠与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从接受他人赠与中所产生的对他人的影响力。千万别忘了，在那种情况下，起作用的一条基本运算原则是：只有可以收回的账目，才能计入到资产中。那些过去帮助过你的人，也是将来最有可能帮助你的人。

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举债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公民和他们的政府一样都靠一种债务网络生活——拿出实物抵押，向银行贷款买车，等等。然而，这套适用于买房买车或者贷款上学的逻辑，在涉及非财政方面的信用时却被人们忽视了。

有些人害怕接受别人的援助，因为他们担心给自己套上绳索。然而，事实上，人们对政治候选人的援助，很少是那种处心积虑、斤斤计较的交易，要在将来为时间和财力上的付出得到某种实实在在的相称补偿。他们的援助往往会构成某种更微妙的交易——一种对行为本身的价值进行的投资。

人们喜欢自己能被别人所求，无论是要求他们出谋划策，还是提供援助，或者是对你给予任何形式的关注，都会使他们感到自己更有价值，感到自己的存在更真实。联系双方的纽带就这样得到了加固。

即便在这个猎头公司到处挖掘人才的年代，变换一个工作是一回事，对你的前任老板缺乏必要的忠诚则是另一回事。再也没有比在背叛旧老板的同时竭尽全力地想赢取新雇主的信任更自欺欺人的事了。处于激烈竞争中的老板对于这样的背叛总是耿耿于怀的。

忠诚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还是聚集政治力量的一幢大厦。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看到，拥有强大联盟的途径是：（1）了解他人的兴趣和愿望所在；（2）找出相应的道路建立对你有帮助的关系；（3）用相互支持和互惠巩固这种关系。不难看到，忠诚是这一支持网络的关键所在。

对于这一网络的兴衰存亡而言，政治忠诚要比“政治零售”更加利害攸关。政治上的背叛不仅会毁坏苦心经营起来的这些关系，还会使一个人的名声一败涂地，付诸东流。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在这个媒体政治的时代，政治家主要通过电视的狂轰滥炸宣扬自己的政绩，个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和忠诚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了。他们会振振有词地声称，在这样一个时代，至关重要的是个人魅力，是个人有效地在电视屏幕上塑造一个富于感染力的形象的能力。然而，最新的历史跟他们的观点恰恰相反。

忠诚是政治生活的金科玉律。一个默默无名的公民每天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党派，并且可能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他们。但是，这绝对不适用于作为公众人物的政治家，他们是靠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前进的人。一个担任着政治职务的人如果要变换党派，唯一名正言顺的、可接受的方式，就是先辞去自己正在担任的职务。

当你在政界或其他领域谋求一个职位的时候，你一定要十分小心、慎而又慎。因为一旦你建立了某种忠诚关系，你就很难从中退出来。如果你不幸站错了阵营，你就会陷入霍布斯笔下那种狼狈不堪的选择（霍布斯是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利维坦》）——要么赶快抽身、溜之大吉，要么就与某个人或某一事业一起葬送于沟壑之中，或许永远都别指望会有出头之日。

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很容易被破坏殆尽，即使没有发生明目张胆的背叛行为，也有可能这样。在很多时候，人们还没有等到自己的盟友叛逃到敌人的阵营里，就早已对他们失去信任了。你去问一问任何一个职业政治家，他们都会对你说，选民们是多么反复无常、朝三暮四。

所以，聪明的政治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做出这种那种努力，来向那些支持他们的人显示自己是多么忠诚、可靠。

“当你要给人们施加痛苦的时候，所有的痛苦都应一次性地迅速施加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品味痛苦的时间越短，他们被激怒的程度也就越低，”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里这样写道，“而另一方面，在给予人们好处的时候，却要一点一点地、逐步地给，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连续不断的给予中，人们才能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你的好处。”

在总统当选后的第一个年头，美国的经济通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和滑坡。但是，在下一次大选来临之前，美国的经济肯定又会恢复得生机勃勃的。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在一届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之中，否则他就会失去连任的机会。如果他想消除通货膨胀并砍掉一些社会福利项目的话，他最好在任期初期就动手，越早越好，因为只有这样，等到下次大选来临的时候，选民们才会忘记他们曾经因此而遭受的痛苦。

你怎么能想到去投票支持‘快乐天使’呢？”巴克利恼怒和不解地对着农夫尖叫了起来，“我想，肯定你还记得我为你做过的所有这些事情吧？！”

“是的，我还记得，”那个农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可是，你他妈的最近又为我做过些什么呢？”

他们往往是根据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而不是较早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切，来判断他们所选出来的人是否对他们忠诚、是否称职。因此，聪明的政治家总是会不时地向选民们表现自己的忠诚。就像送一张小小的圣诞卡也可以维持一种个人或者是商业联系，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示，彼此的关系就将烟消云散。

职业政治家会告诉我们，经常性地修补与选民的关系，对他们的政治前途是如何重要。当他们竞选公职的时候，他们就与选民们建立了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并为长期保持这种关系而奠定了一个基调，就像他们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竞选一样，他们也将在这样的基础上履行自己的职务，也就是说要回到人民中间去，向他们述职，倾听他们的呼声。尤其重要的是，要经常地、不间断地向他们表现自己的关心，从而不断地给彼此的关系注入新鲜的活力。

凡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都清楚地懂得这一套。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注意到，每当人们的生活费用上升和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国会就会周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所以，我为弗兰克·莫斯参议员起草的这一提案，建议把工人的最低年收入同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指标——生活费用上升和生产进一步发展自动地联系起来。

我原本期望那一提案能够得到那些亲劳工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广泛支持，但是，最后居然只有15名参议员投票支持。

因为每隔几年，那些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就会抓住机会要求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这种小小的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选区里的工人阶层选民们踊跃地支持自己，同时也可以借此使劳工领袖们能够介入到党派的立法议程中来。因此，如果他们表决通过了我所主张的提案，也就是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生活开支上升和生产发展自动地联系在一起，而不用每隔几年就重新提出新的提案的话，劳工阶层的领导人和政治家们就会失去这一能够赢得民心的光荣机会。

很多国会议员都深深地懊悔他们几年前在《社会保障法案》中汇总了各种社会福利指标，也就是将那些福利同生活费用的上升直接关联起来，因为这样一来便剥夺了他们在每季度一次的工作通信中宣称国会再次提高了那些生活艰辛的老年公民的社会福利的机会。当然，他们也很快就会为刚刚汇总了各种税收指标而后悔不迭的。以前，他们曾经因为推动减税而赢得了很多的赞誉和选票，而实际上那时候他们真正在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减缓了税收“沿着脚手架不断往上爬”的速度而已。

“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够做的，只是控制而不是消除这个特殊的问题，”他会带着一种威胁的口吻对他的委托人说道，“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活动和关系，让事态保持稳定，而不是恶化。”对于这些说客，我们还是听听H·L·门肯的警告吧。门肯说：“如果一个人的饭碗依靠的就是不确定状态，你最好不要与他争论。就如同不要指望一个整形外科医生能恭维你那年轻的脸庞是如何如何地漂亮一般。”

一个出色的说客心里会清楚地知道，他的饭碗依赖于他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他的任务无法轻而易举地完成，他才不会有失业之虞。

里根把吉米·贝克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在那个位置上，贝克的利益必须和整个政府的利益一致，说确切点，就是必须和里根总统的利益一致。而卡特却给了卡利法诺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自主权。他不但没有给这样一个久经沙场、以固执著称以及还与官僚系统有很深渊源的阁僚以必要的限制和约束，反倒给了卡利法诺绝对的自由和权限，这毫无疑问助长了卡利法诺独断专行的作风，也使得到了最后，除了卡特总统本人的直接命令以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他了。

“紧紧地拥抱你的朋友，但是你必须更紧地拥抱你的敌人，抱得他们足够紧，使得他们连移动一下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