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顺应变化，以无形胜有形
Assume Formlessness


塑造一个形状，拟定一个看得见的计划，就等于你完全开放自己接受别人的攻击。

不要有让敌人抓住的固定形状，取而代之的是保持你的适应能力，并且不停地变动。

接受这样一个观点：确定的事情、固定的法则是不存在的。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是像水一样流动而且没有形状。

一定不要下注在稳定性或是持久性上，因为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

#END
#权力的48法则

#起始
#权力与进步

当然，从不平等、污染到极端主义，世界上依旧存在各种问题，但这不过是为了迎接美好世界诞生前的阵痛期。科技发展的洪流是如此强大，就算想挡也挡不住，那又何必螳臂当车？最好的因应策略是要改变自己，把时间投资在学习未来会得到重视的技能。至于那些持续存在的问题，总会有聪明的企业家和科学家找到解方，例如更强大的机器人、足以媲美人类的人工智慧，以及任何其他所需的突破性科技。大家其实心知肚明，比尔．盖兹（Bill Gates）、伊隆．马斯克（ElonMusk），甚至是史帝夫．贾伯斯（Steve Jobs）所承诺的美好未来，未必都能真正实现。然而，他们的科技乐观主义已经感染整个世界，仿佛所有人都应该尽全力投入创新，总之先找出有效做法，至于衍生出的那些问题，大可以等之后再想办法解决

边沁被视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的创始人，核心
理念是要促进社会中所有人的综合福祉最大化；要是让部分人受到些许压
迫，却能让少数人的福祉获得大幅提升，对他们而言会是值得考虑的选项。

圆形监狱设计所能促进的并不仅止于效率与公共利益。在工厂中
实施有效监控，意味着不用提供更高的薪资或奖励，就能让劳工加倍努力地
投入工作。

纺织工厂大
量承接过去由熟练织工所负责的工作，将生产流程划分得更细，许多关键步
骤则改由新机器来完成。工厂老板雇用不具专业技术的工人（例如妇女和儿
童），执行简单且重复性的任务（像是拉下把手），每日工时高达十四小
时。他们对工人实施严密的监控，以防有人拖慢生产进度。他们支付的工资
更是极其低廉。
严苛的工作条件、辛苦的工作内容，让工人们抱怨连连。对许多人来
说，最难忍受的是工厂设下的各种规定。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往往未必能由所有人共享。

难道我们最终没有因工业化而蒙受巨大利益吗？过去的人只能用艰苦劳动换取微薄工资、经常挨饿甚至因而死亡，随着生产商品与服务方式的进步，难道我们现在不是过得更加繁荣与富足吗？
没错，与祖先相比，现代人的生活确实大有进步。我们过得更健康、更长寿，拥有几百年前人们根本无法想像的舒适生活，即使是西方世界的贫困人口，生活水准也比三个世纪前高出许多。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确实是今日荣景的关键之一，更是创造未来人类共同福祉的基石。然而，现今所有人得以共享繁荣的生活，并非是只靠技术进步就保证会自然出现的结果。唯有当技术进步的方向及社会收益的分配方式不再牢牢掌控在少数精英手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共享繁荣」（shared prosperity）。我们之所以能够因技术进步而受益，是许多前辈努力推动的结果。正如十八世纪作家暨改革者约翰．塞尔沃尔（John Thelwall）所意识到的那样，当劳工集结在工厂与城市时，就更容易基于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要求将经济成长带来的利益做更公平的分配：

事实上，无论是垄断、又或是资本丑恶地积攒在少数人手中，这些现象如同那些并非绝对致命的疾病，在看似极其严重的表象下，本身即蕴藏着治愈的种子。从本质上来看，人类是一种需要彼此沟通交流的社会性动物，总是乐于分享自己所拥有的那些知识，并渴望在机会来临时尽可能累积财富。
所以，无论是基于什么原因让人们聚在一起，尽管群聚可能衍生出一些不好的习气与行为，但终究有益于知识的传播，有助于促进人类的自由。因此，每个大型作坊或工厂都算是一个小型政治社会，任何国会法案都无法使之噤声，任何政府举措也无法将之驱散

选战竞争、工会兴起，以及维护劳工权利的相关立法，改变了十九世纪
英国的生产与薪资设定方式。再加上由美国传来的新一波创新浪潮，最终融
合为崭新的技术方向：将焦点放在提升劳工生产力，而不再只是用机器来替
代或监控劳工。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样的技术方向先是传遍整个西
欧，接着蔓延至世界各地。
时至今日，全球大多数人都过得比我们的祖先更好，这是因为早期工业
社会的公民与劳工被组织起来，勇敢挑战由精英主导的技术与工作条件，并
迫使他们以更公平的方式共享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

唯有当社会权力基础发生改变，才可能出现一个全新、更具包容性的科技愿景。

#起始
#党员、党权与党争

相对于之前同盟会的反清革命、民初国民党的议会政治运作以及之后中国国民党的北伐与训政，中华革命党的“事功”确实要逊色得多。

民国建立后，为顺应国人对共和民主的追求，同盟会改组为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但在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再起革命，重建中华革命党，意味着孙中山抛弃“议会政党”道路，重新回归“革命党”​。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次党名的改变，而且是孙中山革命理念与建国方略的重大转折，并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政制的历史走向，之后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乃至北伐之后的党国体制，均是这一时期孙中山思想脉络的延续与实践。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意味着孙中山所设计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主宪政目标，又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时常成为体制外势力用来批判和攻击其党治的有力武器。

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国民党实际上根本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仅控制了约25%的国土和66%的人口。由于党力不足，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
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蒋介石最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在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

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当代史之所以难治，盖因所治之对象尚未“冷却”​，治史者自己置身于当代社会之中，对所治之对象难以冷眼旁观，评人论事难免受到外在环境之影响与内在心境之囿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此之谓也。

学者的公正表现为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法官的公正则表现为尊重证据而不管自己内心同情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