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极其逻辑
权力行为体必须充分考虑权力原则、经济规律、程序规范等政治常量和四种类型的变量，这四种类型的变量包括行为体自身的目标和能力、盟友和对手的目标和能力、环境变量，等等。
我们尽量清晰地区分该挑战的两个方面，即认知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制定以目标为导向和高效的战略需要在信息上付出巨大的努力，这包括需要将收集到的信息系统化，至于变量，要保持更新。另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以目标-手段-环境这一计算方式来使用这些信息的过程不仅是归纳和反思，还与直觉有关。
在制定战略时，那些总是以过去取得成功的行动计划作为导航并严格参照该计划行事的人，将会在中途遭遇灾难，就像那些在政治权力领域持有过分唯智主义观点的人一样。
成功的计算总是一个关乎直觉感官、权力能力和政治“技能”（téchne）的问题。如果没有备受吹捧的敢于尝试“新的、有风险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由与政治权力的亲密关系加强，那么政治战略将仍是可预测的，毫无创造性的，是不会成功的。因此，作为政治战略核心要素的“知识”（épistéme）和“技能”（téchne）是相互重叠的。一方面，行为体有意识地暂时停止具体的行动，以便以其权力知识为基础，对目标、手段和成功的条件进行反思。另一方面，战略选择的最终决定必须以权力技能为基础，将其作为创造性动力，为战略思维注入活力。
权力行为体必须充分考虑权力原则、经济规律、程序规范等政治常量和四种类型的变量，这四种类型的变量包括行为体自身的目标和能力、盟友和对手的目标和能力、环境变量，等等。
我们尽量清晰地区分该挑战的两个方面，即认知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制定以目标为导向和高效的战略需要在信息上付出巨大的努力，这包括需要将收集到的信息系统化，至于变量，要保持更新。另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以目标-手段-环境这一计算方式来使用这些信息的过程不仅是归纳和反思，还与直觉有关。
在制定战略时，那些总是以过去取得成功的行动计划作为导航并严格参照该计划行事的人，将会在中途遭遇灾难，就像那些在政治权力领域持有过分唯智主义观点的人一样。
成功的计算总是一个关乎直觉感官、权力能力和政治“技能”（téchne）的问题。如果没有备受吹捧的敢于尝试“新的、有风险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由与政治权力的亲密关系加强，那么政治战略将仍是可预测的，毫无创造性的，是不会成功的。因此，作为政治战略核心要素的“知识”（épistéme）和“技能”（téchne）是相互重叠的。一方面，行为体有意识地暂时停止具体的行动，以便以其权力知识为基础，对目标、手段和成功的条件进行反思。另一方面，战略选择的最终决定必须以权力技能为基础，将其作为创造性动力，为战略思维注入活力。
#权力极其逻辑
如果决策者希望成功制定并实施政策，他们就必须依赖于其权力结构内积极性高、忠实且具有竞争力的员工或下属。判断积极性、忠诚度和能力并依此分配岗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通过经验和常识是能够处理的。初看上去，真正的关键在于扎实的专业知识。我们将此称为“专业矛盾”（paradox of experts）。 该矛盾由两方面构成。第一，政治领导人依赖于卫生、金融、军事、基础建设、教育等领域专家的建议来形成具体意见和决策，因为他们本身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或者获取这些知识是非常耗费时间的。第二，鉴于领导层缺乏所需专业知识，所以他们不足以区分真正的专家和狐假虎威或半桶水的人。简言之，缺少扎实的专业知识就需要求助于真正的专家，但是求助者本人要有鉴别专家的能力。 如果这个矛盾成立，那么对于领导权知识而言将是一场“灾难”。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元专长（meta-expertise）？如果存在，这由什么构成？这样一来，除了战略知识外，这将是领导权知识的第二根支柱。
如果决策者希望成功制定并实施政策，他们就必须依赖于其权力结构内积极性高、忠实且具有竞争力的员工或下属。判断积极性、忠诚度和能力并依此分配岗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通过经验和常识是能够处理的。初看上去，真正的关键在于扎实的专业知识。我们将此称为“专业矛盾”（paradox of experts）。 该矛盾由两方面构成。第一，政治领导人依赖于卫生、金融、军事、基础建设、教育等领域专家的建议来形成具体意见和决策，因为他们本身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或者获取这些知识是非常耗费时间的。第二，鉴于领导层缺乏所需专业知识，所以他们不足以区分真正的专家和狐假虎威或半桶水的人。简言之，缺少扎实的专业知识就需要求助于真正的专家，但是求助者本人要有鉴别专家的能力。 如果这个矛盾成立，那么对于领导权知识而言将是一场“灾难”。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元专长（meta-expertise）？如果存在，这由什么构成？这样一来，除了战略知识外，这将是领导权知识的第二根支柱。
#权力极其逻辑
戈德曼认为，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够在试探中及考虑了认知标准的情况下，依据信息，在所谓的专家中做出选择。第一个标准是在所谓的专家中，判断可能的利益冲突或偏见，例如歧视和怨恨、他们自己的主张、特定决策所带来的利益，等等；这尤其适用于一些声称具有专业知识却对某一情形做出相反评价的人。戈德曼干练地总结了这个原则：“如果两个人提供了相反的报告，那么其中一个人明显是在撒谎，这个人的相对可信度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个标准与所谓专家的历史记录有关。这是一种归纳推理法：公认的专家先前所给出的结论越有用——无论是成功为之前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咨询、撰写了准确且普遍被认可的报告，还是做出了准确的预测——那么此人继续提供正确的意见和指导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三个标准也许是最明显的，那就是从你所信任的其他专家那里获得有用建议，这些人要么是你曾经成功与之合作过的人，要么是他们符合前两个标准。
戈德曼认为，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够在试探中及考虑了认知标准的情况下，依据信息，在所谓的专家中做出选择。第一个标准是在所谓的专家中，判断可能的利益冲突或偏见，例如歧视和怨恨、他们自己的主张、特定决策所带来的利益，等等；这尤其适用于一些声称具有专业知识却对某一情形做出相反评价的人。戈德曼干练地总结了这个原则：“如果两个人提供了相反的报告，那么其中一个人明显是在撒谎，这个人的相对可信度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个标准与所谓专家的历史记录有关。这是一种归纳推理法：公认的专家先前所给出的结论越有用——无论是成功为之前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咨询、撰写了准确且普遍被认可的报告，还是做出了准确的预测——那么此人继续提供正确的意见和指导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三个标准也许是最明显的，那就是从你所信任的其他专家那里获得有用建议，这些人要么是你曾经成功与之合作过的人，要么是他们符合前两个标准。
#权力极其逻辑
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引述韦伯的经典著作《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官僚行政意味着通过知识，从根本上掌握主导地位。这就是使其特别合理的特征。一方面，这由技术知识构成，技术知识本身就足以确保它具有非凡的力量。但除此之外，官僚机构，或者拥有并使用权力的人倾向于通过在服务中累积知识，从而进一步增强自己的权力。这是因为他们通过担任公职，获得了有关事实的特殊资料，并拥有大量属于他们自己的文件材料。虽然‘官方机密’概念不是官僚机构所特有的，但无疑是官僚机构的典型特征［……］这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引述韦伯的经典著作《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官僚行政意味着通过知识，从根本上掌握主导地位。这就是使其特别合理的特征。一方面，这由技术知识构成，技术知识本身就足以确保它具有非凡的力量。但除此之外，官僚机构，或者拥有并使用权力的人倾向于通过在服务中累积知识，从而进一步增强自己的权力。这是因为他们通过担任公职，获得了有关事实的特殊资料，并拥有大量属于他们自己的文件材料。虽然‘官方机密’概念不是官僚机构所特有的，但无疑是官僚机构的典型特征［……］这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权力极其逻辑
应该从领导权知识和专业知识中的隐藏区别入手。在我们的详细讨论中，领导权知识是一种关于怎么做的知识，例如，如何能最好地实现战略目标？如何最优地为战略相关任务选择人员？官僚专业知识是一种关于是什么的知识，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技术知识”。任何掌握这门知识的权力机构行政部门成员，都会详细了解烟草条例修订法例的内容有哪些，铁路海底隧道采用哪些具体规定，给予低收入群体5%的税收减免对财政的影响有哪些，等等。对于特定政治细分领域而言，这毫无疑问是扎实的知识。就像韦伯指出的那样，这些知识所具有的权力潜能首先且主要来自其“完全不可缺少”。 只有通过政治分工和专业化将其制度化（，政府治理才能长久（再次引用波皮茨）。 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建立导致诞生了一种政治专家，他们在一个狭窄的专业知识领域内几乎成了无可匹敌的专家。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对于使用政治权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又因为只有他们拥有这些知识，因此他们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掌握领导权知识的政治通才，用韦伯有些古老的术语来说就是政治“大师”，他们需要政治专才；不仅是为了制定和实施战略，还是为了确保权力机构持续运转。
应该从领导权知识和专业知识中的隐藏区别入手。在我们的详细讨论中，领导权知识是一种关于怎么做的知识，例如，如何能最好地实现战略目标？如何最优地为战略相关任务选择人员？官僚专业知识是一种关于是什么的知识，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技术知识”。任何掌握这门知识的权力机构行政部门成员，都会详细了解烟草条例修订法例的内容有哪些，铁路海底隧道采用哪些具体规定，给予低收入群体5%的税收减免对财政的影响有哪些，等等。对于特定政治细分领域而言，这毫无疑问是扎实的知识。就像韦伯指出的那样，这些知识所具有的权力潜能首先且主要来自其“完全不可缺少”。 只有通过政治分工和专业化将其制度化（，政府治理才能长久（再次引用波皮茨）。 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建立导致诞生了一种政治专家，他们在一个狭窄的专业知识领域内几乎成了无可匹敌的专家。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对于使用政治权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又因为只有他们拥有这些知识，因此他们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掌握领导权知识的政治通才，用韦伯有些古老的术语来说就是政治“大师”，他们需要政治专才；不仅是为了制定和实施战略，还是为了确保权力机构持续运转。
#权力极其逻辑
关键在于，政治专才需要政治通才吗？从政治或宏观角度而言，显然，领导能力和专业知识相辅相成，为公共利益而塑造政治规则。但是，如果认为政治领导人和官僚专家是围绕权力和利益进行竞争的团体，他们有各自的惯习、实践和解释视野，那么情况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专家被证明是一种工具权力资源（见第二章第一节），可以被官僚们用来有针对性地对付政治领导人。我们要记住：工具权力指的是通过可靠的威胁或承诺来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对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的掌握。韦伯对官僚机构的效率和高效性的热情可以从他的每一句话中看出，尽管如此，他仍然是该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在著作中对此进行了独立论述。简单概括就是，专业公务员的权力基础在于专业知识，政治家的权力基础在于其领导权知识，鉴于两者在权力基础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他们渐行渐远，以至于公开对抗并进行权力斗争。
关键在于，政治专才需要政治通才吗？从政治或宏观角度而言，显然，领导能力和专业知识相辅相成，为公共利益而塑造政治规则。但是，如果认为政治领导人和官僚专家是围绕权力和利益进行竞争的团体，他们有各自的惯习、实践和解释视野，那么情况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专家被证明是一种工具权力资源（见第二章第一节），可以被官僚们用来有针对性地对付政治领导人。我们要记住：工具权力指的是通过可靠的威胁或承诺来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对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的掌握。韦伯对官僚机构的效率和高效性的热情可以从他的每一句话中看出，尽管如此，他仍然是该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在著作中对此进行了独立论述。简单概括就是，专业公务员的权力基础在于专业知识，政治家的权力基础在于其领导权知识，鉴于两者在权力基础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他们渐行渐远，以至于公开对抗并进行权力斗争。
#爪牙
兵部表示，各地方衙门中的书吏总人数如今已变得非常庞大，故而实有必要依法革除那些非经制书吏。这道奏折在其最后部分总结道，若要改良行政和根除腐败之源，就必须从革除各地方衙门中的那些非经制书吏入手。
兵部表示，各地方衙门中的书吏总人数如今已变得非常庞大，故而实有必要依法革除那些非经制书吏。这道奏折在其最后部分总结道，若要改良行政和根除腐败之源，就必须从革除各地方衙门中的那些非经制书吏入手。
#权力极其逻辑
关于官僚理论的经典著作中，他们提出了这个分析，将这种专业服务知识形容为让官僚机构摆脱政治控制并增强自主性的另一可能。 [通过保密来确保这些知识具有独立性，这是垄断官僚专业知识和确保它成为一种权力资源的方式，即神秘语言（arcane language）的建立。在权力和象征主义一节中，通过中世纪天主教会对文字的垄断和禁止某种书面语言来压迫少数民族等例子，我们讨论了可能控制象征符号形式和传播方式的内在力量。官僚术语是这种权力技巧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它将获取决策相关的信息与掌握高技术含量的词汇和特殊的语法联系起来，例如法律体系。只要看一下税务机关的备忘录或省部级法案，就会发现这种术语所产生的排他性效果。像以《大陆架外缘跨界碳氢化合物授权协定》（Outer Continental Shelf Transboundary Hydrocarbon Agreements Authorization Act）为名的法案对于该领域专家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外行人却难以理解其内容，这种情况下，外行人不仅仅指的是普通公民，还包括那些在职的领导。
韦伯讨论了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抗官僚主义的自治和领导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破坏性对抗，他列举了五种具体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采用合议原则（collegial principle），即由合议小组而不是单一行政机构来做出决策。通过将权力分配给由相互平等的成员组成的整体，从而建立起一套相互制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理想情况下，行为体相互监督。第二种选项是由非专才组成政府，根据定义，非专才指的是较管理精英而言，在知识上没有优势，因此也没有相应权力手段的人。作为第三种控制手段，韦伯对管理人员的选派做出了限制，具体而言，设置较短的任期、制造被永久解聘的可能性或通过抽签进行任命。 但是，这三种措施与目标形成冲突，它们在限制权力的同时，却因行政机构冻结或愈加不熟练等原因，增加了大幅度降低效率的风险。第四种显而易见的控制手段是建立严格的分权制度和独立的司法制度，尤其是要建立一个行政法院，能够对行政部分的决定进行审查和推翻。第五个决定性因素是主权和负责人的政治领导权本身。他认为，成功不仅包括个人魅力和天赐的灵感，还有个人责任的信念，以及真诚描述那些被认为是正确的，却可能不受欢迎的职位。那些将韦伯提出的著名的三种人格特质——“激情、责任、判断力”集于一身的领导人物，不仅在官僚权力机构中收获忠诚，还赢得了潜在对手的尊重和社会支持。
关于官僚理论的经典著作中，他们提出了这个分析，将这种专业服务知识形容为让官僚机构摆脱政治控制并增强自主性的另一可能。 [通过保密来确保这些知识具有独立性，这是垄断官僚专业知识和确保它成为一种权力资源的方式，即神秘语言（arcane language）的建立。在权力和象征主义一节中，通过中世纪天主教会对文字的垄断和禁止某种书面语言来压迫少数民族等例子，我们讨论了可能控制象征符号形式和传播方式的内在力量。官僚术语是这种权力技巧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它将获取决策相关的信息与掌握高技术含量的词汇和特殊的语法联系起来，例如法律体系。只要看一下税务机关的备忘录或省部级法案，就会发现这种术语所产生的排他性效果。像以《大陆架外缘跨界碳氢化合物授权协定》（Outer Continental Shelf Transboundary Hydrocarbon Agreements Authorization Act）为名的法案对于该领域专家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外行人却难以理解其内容，这种情况下，外行人不仅仅指的是普通公民，还包括那些在职的领导。
韦伯讨论了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抗官僚主义的自治和领导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破坏性对抗，他列举了五种具体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采用合议原则（collegial principle），即由合议小组而不是单一行政机构来做出决策。通过将权力分配给由相互平等的成员组成的整体，从而建立起一套相互制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理想情况下，行为体相互监督。第二种选项是由非专才组成政府，根据定义，非专才指的是较管理精英而言，在知识上没有优势，因此也没有相应权力手段的人。作为第三种控制手段，韦伯对管理人员的选派做出了限制，具体而言，设置较短的任期、制造被永久解聘的可能性或通过抽签进行任命。 但是，这三种措施与目标形成冲突，它们在限制权力的同时，却因行政机构冻结或愈加不熟练等原因，增加了大幅度降低效率的风险。第四种显而易见的控制手段是建立严格的分权制度和独立的司法制度，尤其是要建立一个行政法院，能够对行政部分的决定进行审查和推翻。第五个决定性因素是主权和负责人的政治领导权本身。他认为，成功不仅包括个人魅力和天赐的灵感，还有个人责任的信念，以及真诚描述那些被认为是正确的，却可能不受欢迎的职位。那些将韦伯提出的著名的三种人格特质——“激情、责任、判断力”集于一身的领导人物，不仅在官僚权力机构中收获忠诚，还赢得了潜在对手的尊重和社会支持。
#权力极其逻辑
权力工具构成了政治权力客观、外在的一面，而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构成了主观、内在的一面。因此，权力工具是用来使用、扩张和巩固权力的工具，行为体可以随意取用，但是这些工具与行为体并无内在联系。然而，这些工具的质量和覆盖范围却能够决定行为体能否成功地利用其专业技术和知识。基于这个定义，可以将工具分成两种类型：人工制品和社会组织。
自古以来，用于加强权力的最基本的人工制品是武器。从青铜时代的长矛和战车，到现代的突击步枪、核弹头和恶意软件，武器总是结合了行动权力和工具权力（见第二章第一节）。通过成倍地提高人类破坏或摧毁生物——无论他们是其他人类还是牲畜——和基础设施的能力，它们也对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构成威胁。主权国家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垄断暴力的。 和平主义的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意识到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发自内心地遵守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就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总结的那样：“恰如所有政治一样，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权力永远是当下的追求。” 只要不是所有公民都能成为圣人，相互竞争的多极世界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共和国，那么武器仍将是权力的基石。
这一原则的实际影响是，无论民选政府、君主制还是寡头政治，统治者必须真正掌握社会的武器（警察和军队）使用。 否则，他们对内部武力的垄断和他们的外部权威都将是无效的。
当权力被理解为对国家武器的控制时，那么使用权力的就一直是军队。
当然，如今，在经验法则“如果你要统治，那么就掌控武器”之外，另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就这一类权力制品而言，是否存在另一个实践原则。统治者总是被建议要明智地武装其服务，要不断地创新所有武器类型，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权力斗争以及与其国家内部敌人展开斗争。从内部和外部对国家进行武装不一定会提高权力地位，也不意味着更安全，却会引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最终导致出现暴力计算的风险。鉴于此批判，“越多越好”这一普遍军备准则失去了其说服力。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视情境而定，即考虑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以及行为体其他的权力能力
权力工具构成了政治权力客观、外在的一面，而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构成了主观、内在的一面。因此，权力工具是用来使用、扩张和巩固权力的工具，行为体可以随意取用，但是这些工具与行为体并无内在联系。然而，这些工具的质量和覆盖范围却能够决定行为体能否成功地利用其专业技术和知识。基于这个定义，可以将工具分成两种类型：人工制品和社会组织。
自古以来，用于加强权力的最基本的人工制品是武器。从青铜时代的长矛和战车，到现代的突击步枪、核弹头和恶意软件，武器总是结合了行动权力和工具权力（见第二章第一节）。通过成倍地提高人类破坏或摧毁生物——无论他们是其他人类还是牲畜——和基础设施的能力，它们也对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构成威胁。主权国家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垄断暴力的。 和平主义的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意识到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发自内心地遵守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就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总结的那样：“恰如所有政治一样，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权力永远是当下的追求。” 只要不是所有公民都能成为圣人，相互竞争的多极世界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共和国，那么武器仍将是权力的基石。
这一原则的实际影响是，无论民选政府、君主制还是寡头政治，统治者必须真正掌握社会的武器（警察和军队）使用。 否则，他们对内部武力的垄断和他们的外部权威都将是无效的。
当权力被理解为对国家武器的控制时，那么使用权力的就一直是军队。
当然，如今，在经验法则“如果你要统治，那么就掌控武器”之外，另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就这一类权力制品而言，是否存在另一个实践原则。统治者总是被建议要明智地武装其服务，要不断地创新所有武器类型，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权力斗争以及与其国家内部敌人展开斗争。从内部和外部对国家进行武装不一定会提高权力地位，也不意味着更安全，却会引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最终导致出现暴力计算的风险。鉴于此批判，“越多越好”这一普遍军备准则失去了其说服力。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视情境而定，即考虑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以及行为体其他的权力能力
#权力极其逻辑
第二种权力制品是传播手段。
大体而言，长时间、远距离地与其他人合作采取复杂的政治行动，需要拥有适于传递远程命令和信息的通信工具。否则，权力的使用将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另外，需要不断地围绕权力的专业化结构及其在政治专才和通才之间的复杂职责等级划分进行沟通交流，才能使其完全发挥作用。因此，从苏美尔人时代开始，长距离沟通手段成了政治权力的必要基础之一。
这样的沟通手段必须符合三项重要但部分冲突的质量标准：速度（speed）、内容差异（differentiation of content）和安全（security）。对速度的需求很快获得解释。为了连贯且灵活地在大面积领土上使用权力，用于偏远地区的广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通信手段必须尽力保证其交流的流畅性。第二个标准是内容差异，这仅仅意味着通信手段要尽可能正确地传递预期的信息内容。创新的推动力却让第三个标准——安全变得极其重要，同时也更具有挑战性。在互联网时代，大量数据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传输。但是，敌人获取数据的技术机会和能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由此给通信手段施加的安全压力产生了一个实际悖论：通过区块链、密闭的内部网络或防窃听的“加密电话”等手段对关键信息进行有效保护通常会对速度造成极大的影响。 由数字化创新所带来的通信速度的提升直接受到这些风险的挑战。同样，关于速度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准则。具体决策仍旧是一个政治判断问题，因此属于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范畴。
监视技术是第三种权力制品，这是不令人意外的，我们将其理解为采用明、暗两种手段和方式对与权力相关的个人和组织信息进行收集、分类和评估。 [ 当涉及外部力量时，例如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国家同盟、国际企业或国际恐怖组织等，这些工具会被用于获取其在战略目标、权力技能和具有技术敏感性（关键词是产业间谍）方面的信息，服务于风险预测和国际冲突场景模拟。外国间谍情报机构越来越依赖于大数据带来的可能性。这种所谓的“数据监控”的基础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电子化数据存储以及基于这些电子化数据的算法分析，电子化数据有IP地址、电子邮件、搜索引擎、信用卡卡债、通信软件推文，等等。
第二种权力制品是传播手段。
大体而言，长时间、远距离地与其他人合作采取复杂的政治行动，需要拥有适于传递远程命令和信息的通信工具。否则，权力的使用将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另外，需要不断地围绕权力的专业化结构及其在政治专才和通才之间的复杂职责等级划分进行沟通交流，才能使其完全发挥作用。因此，从苏美尔人时代开始，长距离沟通手段成了政治权力的必要基础之一。
这样的沟通手段必须符合三项重要但部分冲突的质量标准：速度（speed）、内容差异（differentiation of content）和安全（security）。对速度的需求很快获得解释。为了连贯且灵活地在大面积领土上使用权力，用于偏远地区的广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通信手段必须尽力保证其交流的流畅性。第二个标准是内容差异，这仅仅意味着通信手段要尽可能正确地传递预期的信息内容。创新的推动力却让第三个标准——安全变得极其重要，同时也更具有挑战性。在互联网时代，大量数据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传输。但是，敌人获取数据的技术机会和能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由此给通信手段施加的安全压力产生了一个实际悖论：通过区块链、密闭的内部网络或防窃听的“加密电话”等手段对关键信息进行有效保护通常会对速度造成极大的影响。 由数字化创新所带来的通信速度的提升直接受到这些风险的挑战。同样，关于速度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准则。具体决策仍旧是一个政治判断问题，因此属于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范畴。
监视技术是第三种权力制品，这是不令人意外的，我们将其理解为采用明、暗两种手段和方式对与权力相关的个人和组织信息进行收集、分类和评估。 [ 当涉及外部力量时，例如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国家同盟、国际企业或国际恐怖组织等，这些工具会被用于获取其在战略目标、权力技能和具有技术敏感性（关键词是产业间谍）方面的信息，服务于风险预测和国际冲突场景模拟。外国间谍情报机构越来越依赖于大数据带来的可能性。这种所谓的“数据监控”的基础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电子化数据存储以及基于这些电子化数据的算法分析，电子化数据有IP地址、电子邮件、搜索引擎、信用卡卡债、通信软件推文，等等。
#知乎
中国教育为什么从来不教人情世故，光教知识，学了一堆的知识却不会做人，有什么用？ - 余说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1363402/answer/2986848630
“《滕王阁序》的第一段，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应酬模板。几乎句句不离逢迎。”
中国教育为什么从来不教人情世故，光教知识，学了一堆的知识却不会做人，有什么用？ - 余说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1363402/answer/2986848630
“《滕王阁序》的第一段，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应酬模板。几乎句句不离逢迎。”
#权力极其逻辑
用社会学家詹姆斯·鲁尔（James B. Rule）的话来说，监视技术是一种“知道规则在何时得到遵守、何时被破坏，以及最重要的是谁将为此负责的手段［……］监视的第二个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能够找到并查明对某种罪行负有责任的人。” 然而，监视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为了稳定权力结构及其规范而对违规行为进行核实和制裁的手段，例如，借助高速公路的超速摄像头或地铁里的安全摄像头。就像米歇尔·福柯在其经典著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指出的那样，监视技术还是一种有效的规训手段。 [在福柯有些抽象的表述中，规训是“权力的特殊技巧，同时把人类视为操练权力的对象和工具。”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规训既教导社会成员自愿遵守社会政治秩序，同时又鼓励他们实施对他人的控制。但是，“规训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被强制的对象清晰可见。［……］望远镜、透镜和射线是新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部分。与这些重大技术一同得到发展的是不那么重要的复合交叉的观察技术，由于使用了征服技术和剥削方法，这些技术既可以观察而又能不被发现。” 这样一来，规训和监视技术之间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无论是借助机器还是人类同伴，通过不断对监视产生的预感，一方面，个人需要证明其毫无隐瞒；另一方面，为了积极展现自身的服从，需要举报违反规则的人。福柯通过现代监狱的例子来研究这些机制。但是，他强调这一原则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 ，总而言之，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
用社会学家詹姆斯·鲁尔（James B. Rule）的话来说，监视技术是一种“知道规则在何时得到遵守、何时被破坏，以及最重要的是谁将为此负责的手段［……］监视的第二个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能够找到并查明对某种罪行负有责任的人。” 然而，监视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为了稳定权力结构及其规范而对违规行为进行核实和制裁的手段，例如，借助高速公路的超速摄像头或地铁里的安全摄像头。就像米歇尔·福柯在其经典著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指出的那样，监视技术还是一种有效的规训手段。 [在福柯有些抽象的表述中，规训是“权力的特殊技巧，同时把人类视为操练权力的对象和工具。”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规训既教导社会成员自愿遵守社会政治秩序，同时又鼓励他们实施对他人的控制。但是，“规训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被强制的对象清晰可见。［……］望远镜、透镜和射线是新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部分。与这些重大技术一同得到发展的是不那么重要的复合交叉的观察技术，由于使用了征服技术和剥削方法，这些技术既可以观察而又能不被发现。” 这样一来，规训和监视技术之间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无论是借助机器还是人类同伴，通过不断对监视产生的预感，一方面，个人需要证明其毫无隐瞒；另一方面，为了积极展现自身的服从，需要举报违反规则的人。福柯通过现代监狱的例子来研究这些机制。但是，他强调这一原则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 ，总而言之，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
#权力极其逻辑
第四种，同时也是最后一种制品是大众传媒。 无论是报纸、电台、电视频道还是社交媒体，大众传媒都是自由宪政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核心权力工具。正如波皮茨提到的那样，背后的原因在于大众传媒与权力基本形式——权威权力的结合，需要提醒的是，与行动权力或工具权力等权力的不同之处在于，权威权力不是通过暴力或者在受众偏好的范围内设置积极和消极刺激而获得使用，而是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在态度和信仰来展示权威。因此，由于“深思熟虑且心甘情愿的跟随意愿”，受权威约束的人会顺从他人的欲望，并将这些人“确立为”自己的榜样。于是，权威权力不是来自强制或物质的优越性，而是来自传递能力和名声所具有的战略潜能。而这正是大众传媒在政治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正如T·康贝·瓦朗（T. Camber Warren）在《不仅仅靠剑》（Not By the Sword Alone ）一文中写道的那样：“对效忠国家的呼吁，其合法性必须通过语言进行表达，以图像、叙述和其他象征符号为基础，并且至少有一部分人愿意将这些作为对其现实生活的有效解释。通过这样的‘炼金术’，政治传播创造、维持和改变了政权和政治社会的主流观点。” 瓦朗的结论可以用一个推论进行概括：因为权威权力是维系主导地位的核心，又因为它只能通过与社会中尽可能多的成员进行沟通来产生，所以，大众传媒是不可或缺的权力工具。
第四种，同时也是最后一种制品是大众传媒。 无论是报纸、电台、电视频道还是社交媒体，大众传媒都是自由宪政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核心权力工具。正如波皮茨提到的那样，背后的原因在于大众传媒与权力基本形式——权威权力的结合，需要提醒的是，与行动权力或工具权力等权力的不同之处在于，权威权力不是通过暴力或者在受众偏好的范围内设置积极和消极刺激而获得使用，而是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在态度和信仰来展示权威。因此，由于“深思熟虑且心甘情愿的跟随意愿”，受权威约束的人会顺从他人的欲望，并将这些人“确立为”自己的榜样。于是，权威权力不是来自强制或物质的优越性，而是来自传递能力和名声所具有的战略潜能。而这正是大众传媒在政治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正如T·康贝·瓦朗（T. Camber Warren）在《不仅仅靠剑》（Not By the Sword Alone ）一文中写道的那样：“对效忠国家的呼吁，其合法性必须通过语言进行表达，以图像、叙述和其他象征符号为基础，并且至少有一部分人愿意将这些作为对其现实生活的有效解释。通过这样的‘炼金术’，政治传播创造、维持和改变了政权和政治社会的主流观点。” 瓦朗的结论可以用一个推论进行概括：因为权威权力是维系主导地位的核心，又因为它只能通过与社会中尽可能多的成员进行沟通来产生，所以，大众传媒是不可或缺的权力工具。
#权力及其逻辑
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大众传媒的政治意义通过一种消极的对比变得一目了然：“最基本的政治影响仅与政治信息和象征符号的再现有关。如果缺乏大众传媒基础设施，那么政治领导者和将成为领导者的人就必须亲自前往多个小规模场所散布他们的政治信息。反之，通过千万个在腹地中闪烁的屏幕、散遍城市角落的报纸，每一个国家机构所做出的决定都能即时且毫不费力地在成千上万的公民面前再现。” 在缺乏媒体效应的情况下，选举、游行或演讲所呈现的仪式性和象征性仍然是地方性的，但是大众传媒的时代让其可能面向全球观众
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大众传媒的政治意义通过一种消极的对比变得一目了然：“最基本的政治影响仅与政治信息和象征符号的再现有关。如果缺乏大众传媒基础设施，那么政治领导者和将成为领导者的人就必须亲自前往多个小规模场所散布他们的政治信息。反之，通过千万个在腹地中闪烁的屏幕、散遍城市角落的报纸，每一个国家机构所做出的决定都能即时且毫不费力地在成千上万的公民面前再现。” 在缺乏媒体效应的情况下，选举、游行或演讲所呈现的仪式性和象征性仍然是地方性的，但是大众传媒的时代让其可能面向全球观众
#权力及其逻辑
从具体使用来说，大众传媒首先且主要作为集中管理的喉舌，服务于领导精英的宣传； 至于对这些沟通催化剂的控制，它们是公众舆论相互竞争的战场。 用战争来比喻说明了对关注度和利益这样的稀缺商品的不断争夺，这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中是（暂时）获得权力的核心资源。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新的且不断更新的媒体不断涌现，包括在线新闻网站、推文、社交网络，等等，这些不仅加剧了斗争，还使之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对获取关注度和有效释放信息的要求变得更高，但同时也更受尊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弗兰克·马尔钦科夫斯基（Frank Marcinkowski）的论断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因为公众关注度已经变为一种主要的社会价值和普遍适用的资源，因此，诉求和立场在媒体上的出现以及新闻对此给予的共鸣被视为极其具有合法性的有效指标。” 尽管如此，将媒体的存在等同于政治合法性是一种谬论：正如我们在权力知识一节中注意到的那样，构成合法影响和政治名声的不是获取特殊的关注本身，而是要获取与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认可相关的关注。媒体关注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确实，就像大众传媒这个权力工具一样，关注度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它时要在象征意义上保持灵敏、拥有权力直觉，当然还要具备媒体能力。
新闻出版者、社交媒体网站和电视台都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因此，他们通过报道和观察，通过在为特定信息、人和机构提供重要平台的同时拒绝他人使用，来影响政治领域。德国传播科学界前辈乌尔利希·萨尔奇奈利（Ulrich Sarcinelli）恰当地描述了这种相互关系，指出政治和媒体是相互需要的。大众传媒本身不是一种像行政、立法和司法那样的宪法权力，相反，它们与政治机构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政治需要宣传——它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己的传播手段，因此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平台。对于媒体而言，各种媒体都寻求接近政治，因为它们对独家且持续流动的信息感兴趣。 塑造这种共生关系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仍然是所有战略领导任务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从具体使用来说，大众传媒首先且主要作为集中管理的喉舌，服务于领导精英的宣传； 至于对这些沟通催化剂的控制，它们是公众舆论相互竞争的战场。 用战争来比喻说明了对关注度和利益这样的稀缺商品的不断争夺，这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中是（暂时）获得权力的核心资源。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新的且不断更新的媒体不断涌现，包括在线新闻网站、推文、社交网络，等等，这些不仅加剧了斗争，还使之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对获取关注度和有效释放信息的要求变得更高，但同时也更受尊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弗兰克·马尔钦科夫斯基（Frank Marcinkowski）的论断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因为公众关注度已经变为一种主要的社会价值和普遍适用的资源，因此，诉求和立场在媒体上的出现以及新闻对此给予的共鸣被视为极其具有合法性的有效指标。” 尽管如此，将媒体的存在等同于政治合法性是一种谬论：正如我们在权力知识一节中注意到的那样，构成合法影响和政治名声的不是获取特殊的关注本身，而是要获取与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认可相关的关注。媒体关注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确实，就像大众传媒这个权力工具一样，关注度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它时要在象征意义上保持灵敏、拥有权力直觉，当然还要具备媒体能力。
新闻出版者、社交媒体网站和电视台都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因此，他们通过报道和观察，通过在为特定信息、人和机构提供重要平台的同时拒绝他人使用，来影响政治领域。德国传播科学界前辈乌尔利希·萨尔奇奈利（Ulrich Sarcinelli）恰当地描述了这种相互关系，指出政治和媒体是相互需要的。大众传媒本身不是一种像行政、立法和司法那样的宪法权力，相反，它们与政治机构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政治需要宣传——它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己的传播手段，因此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平台。对于媒体而言，各种媒体都寻求接近政治，因为它们对独家且持续流动的信息感兴趣。 塑造这种共生关系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仍然是所有战略领导任务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权力及其逻辑
很明显，就像人造制品一样，社会组织是权力和主导性的核心工具。组织汇聚了知识、技能和资源，创造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是，借助大型武力或权威机构，协调了为成千上万人实现政治目标的行动。类似于权力制品，在娴熟的权力行为体手中，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实现利益的高效工具。 这里需要进行一个重要的分类：区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前者的特点是有一个正式且成文的规则结构、明确的责任分类并具备相应的角色和任务分工，而后者则是由有关人员之间所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和隐含规范构成。 两者都是同等重要的权力工具；我们从讨论正式组织形式入手。
武器这种权力制品的上述讨论相呼应，首先专注于使用武力的两种极端类型：军队和警察。 尽管两者都以使用经过武装的行动权力为基本特征，但它们在功能上的区别在于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之间的不同。历史上比军事组织年轻得多的警察机构负责法律执行、内部安全和广义上的犯罪预防。军队负责抵御敌人侵略和遏制战事。根据这样的任务分工，两个组织在潜在行为和装备上是不同的：如果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行动都不合适，那么使用致命性行动权力是警察的最后手段；另外，对于军队而言，这却是唯一手段。当然，权力行为体们已经在历史中模糊或者搁置了警察和军队、内部和外部的明确区分。其原因在于内部和外部安全利益之间普遍存在的（所谓的）混合，以及两者在责任方面的重叠。由此产生的警察和军队的混合形式称为“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它是一个高度武装的组织，被训练用于战争和打击犯罪。
显而易见，警察和军队（以及准军事部队）是重要的权力工具：它们通过体现且实现国家对权力使用的垄断，从内部和外部巩固了政治权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有组织的行动权力存在着极大被滥用的可能，从任意执法到军事上有组织的大屠杀。不过，因为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见导论），我们不深入讨论这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问题；和平与冲突的研究成果以及军队和警察的应用伦理为此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从实际角度出发，警察和军队组织化的权力行为可能导致行为体陷入一个困境：一方面，这是权力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全面且尽可能地强化这些组织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历史告诉我们，强化这些武装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常常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并发展成为“国家中的国家”。 于是，对于政治领导权而言，在不断地对组织化的行动权力做出严格限制的同时，还要使雄心勃勃的个人远离领导位置——例如不断提及的拿破仑，这样做似乎是合理的。无论如何抉择，都会造成负面影响：要么是军队和警察部队变得越来越危险，要么是这些组织的影响力逐渐褪去。 当然，这种目标冲突不一定会发展到所描述的程度。毫无疑问，卓越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有利于培养国家军队持久的忠诚，道德准则也是如此。不过，上述困境仍旧是一种结构性政治风险，因此也是一个永远的战略挑战。
很明显，就像人造制品一样，社会组织是权力和主导性的核心工具。组织汇聚了知识、技能和资源，创造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是，借助大型武力或权威机构，协调了为成千上万人实现政治目标的行动。类似于权力制品，在娴熟的权力行为体手中，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实现利益的高效工具。 这里需要进行一个重要的分类：区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前者的特点是有一个正式且成文的规则结构、明确的责任分类并具备相应的角色和任务分工，而后者则是由有关人员之间所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和隐含规范构成。 两者都是同等重要的权力工具；我们从讨论正式组织形式入手。
武器这种权力制品的上述讨论相呼应，首先专注于使用武力的两种极端类型：军队和警察。 尽管两者都以使用经过武装的行动权力为基本特征，但它们在功能上的区别在于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之间的不同。历史上比军事组织年轻得多的警察机构负责法律执行、内部安全和广义上的犯罪预防。军队负责抵御敌人侵略和遏制战事。根据这样的任务分工，两个组织在潜在行为和装备上是不同的：如果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行动都不合适，那么使用致命性行动权力是警察的最后手段；另外，对于军队而言，这却是唯一手段。当然，权力行为体们已经在历史中模糊或者搁置了警察和军队、内部和外部的明确区分。其原因在于内部和外部安全利益之间普遍存在的（所谓的）混合，以及两者在责任方面的重叠。由此产生的警察和军队的混合形式称为“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它是一个高度武装的组织，被训练用于战争和打击犯罪。
显而易见，警察和军队（以及准军事部队）是重要的权力工具：它们通过体现且实现国家对权力使用的垄断，从内部和外部巩固了政治权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有组织的行动权力存在着极大被滥用的可能，从任意执法到军事上有组织的大屠杀。不过，因为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见导论），我们不深入讨论这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问题；和平与冲突的研究成果以及军队和警察的应用伦理为此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从实际角度出发，警察和军队组织化的权力行为可能导致行为体陷入一个困境：一方面，这是权力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全面且尽可能地强化这些组织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历史告诉我们，强化这些武装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常常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并发展成为“国家中的国家”。 于是，对于政治领导权而言，在不断地对组织化的行动权力做出严格限制的同时，还要使雄心勃勃的个人远离领导位置——例如不断提及的拿破仑，这样做似乎是合理的。无论如何抉择，都会造成负面影响：要么是军队和警察部队变得越来越危险，要么是这些组织的影响力逐渐褪去。 当然，这种目标冲突不一定会发展到所描述的程度。毫无疑问，卓越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有利于培养国家军队持久的忠诚，道德准则也是如此。不过，上述困境仍旧是一种结构性政治风险，因此也是一个永远的战略挑战。
#权力及其逻辑
我们希望探讨的第二种组织形式是国内外情报，这与监视技术和传播渠道等权力制品相对应。国内外情报的历史根源就像军队一样古老。诸如埃及、巴比伦、亚述以及最显著的波斯这种中东及其附近的早期帝国，它们的政治权力基于情报机构（intelligence services）；尤其是战地间谍、秘密通讯员和部署在被侵略省份的集中控制的间谍网络。 在其关于秘密行动历史的著作中，历史学者沃尔夫冈·克里格（Wolfgang Krieger）表示，他们的工作自古以来基本保持不变： 获取关于对手（也包括伙伴和盟友）的信息；秘密地影响外国力量及其人民（关键词是虚假新闻）；保护自己的权力机构不受秘密情报人员的袭击；以及渗透进敌人的情报机构，即从事反间谍活动。
就像政治科学家亨利·H.兰塞姆（Harry H. Ransom）指出的那样，这些任务及其功能与权力战略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掌控秘密信息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杠杆。” 任何控制着强大情报机构的人都享有独家权限，能够接触到关于国内外敌人的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个人）信息，所以，相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而言，他们享有战略优势。与此同时，由于秘密行动的隐蔽性，他们拥有了一种“比警察和军队还隐秘”的权力手段。 但是，就像组织化行动权力一样，情报机构的使用也造成了类似的困境：“情报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资源，同时也是其职责。他们为社会及其公民的安全提供了基本服务，但总是会变成庞大、难以改变的秘密国家官僚机构。” 由于“保密性”，降低透明度和抵御外部影响是情报机构的日常事务，因此如何控制并监视这些机构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
许多民主宪政国家为此成立了特别监督和制裁机制。这包括情报监察员，他们将民事立法及司法机构与情报机构连接起来，负责监测政府决策是否得到充分执行；还包括拥有特殊权力的国会机构，例如德国联邦议会监督委员会（PKGr）或美国众议院情报常设委员会（HPSCI）。
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体制往往选择不同的路径，用情报制衡制度来描述最为贴切。这涉及建立相互竞争、制约的平行结构。例如，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执政时期，伊拉克有多个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部队，他们争夺统治者的偏爱，试图诋毁对方；这与在今天的叙利亚或巴勒斯坦自治领土内发生的情形类似。
当然，两种管控方式都有其代价。建立平行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监视且互不信任的氛围是没有效率的；这削弱了机构本身。建立民事政治执行机构、（至少选择性地）增加透明度则有可能导致安全漏洞，增加“泄露”的风险。就权力工具而言，最主要的担忧在于要小心这些冲突目标不断带来的挑战。考虑到许多可能与权衡过程相关的战略变量，似乎不存在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挑战引用自兰塞姆，他在其充满趣味且“充满智慧”的《了解秘密情报》（Being Intelligent about Secret Intelligence ）一文中谈论了冷战后期：“情报系统倾向于汇报他们认为领导人希望听到的东西。” 除了数十年作为美国安全专家所积累的经验外，作者没有为这一具有挑衅意味的论断提供任何实际证据。但是，西方情报机构显然没能预测到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集团解体，这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轶事证据。无论如何，该风险强调了一种特殊的领导权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元专长。有效使用情报权力工具要求拥有选拔和指挥人员的能力，这些人员不仅要忠诚、真诚，还要敢于对已有政治表述提出批判性质疑和挑战，例如，在冷战中，两个稳定的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不断斗争。
我们希望探讨的第二种组织形式是国内外情报，这与监视技术和传播渠道等权力制品相对应。国内外情报的历史根源就像军队一样古老。诸如埃及、巴比伦、亚述以及最显著的波斯这种中东及其附近的早期帝国，它们的政治权力基于情报机构（intelligence services）；尤其是战地间谍、秘密通讯员和部署在被侵略省份的集中控制的间谍网络。 在其关于秘密行动历史的著作中，历史学者沃尔夫冈·克里格（Wolfgang Krieger）表示，他们的工作自古以来基本保持不变： 获取关于对手（也包括伙伴和盟友）的信息；秘密地影响外国力量及其人民（关键词是虚假新闻）；保护自己的权力机构不受秘密情报人员的袭击；以及渗透进敌人的情报机构，即从事反间谍活动。
就像政治科学家亨利·H.兰塞姆（Harry H. Ransom）指出的那样，这些任务及其功能与权力战略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掌控秘密信息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杠杆。” 任何控制着强大情报机构的人都享有独家权限，能够接触到关于国内外敌人的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个人）信息，所以，相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而言，他们享有战略优势。与此同时，由于秘密行动的隐蔽性，他们拥有了一种“比警察和军队还隐秘”的权力手段。 但是，就像组织化行动权力一样，情报机构的使用也造成了类似的困境：“情报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资源，同时也是其职责。他们为社会及其公民的安全提供了基本服务，但总是会变成庞大、难以改变的秘密国家官僚机构。” 由于“保密性”，降低透明度和抵御外部影响是情报机构的日常事务，因此如何控制并监视这些机构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
许多民主宪政国家为此成立了特别监督和制裁机制。这包括情报监察员，他们将民事立法及司法机构与情报机构连接起来，负责监测政府决策是否得到充分执行；还包括拥有特殊权力的国会机构，例如德国联邦议会监督委员会（PKGr）或美国众议院情报常设委员会（HPSCI）。
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体制往往选择不同的路径，用情报制衡制度来描述最为贴切。这涉及建立相互竞争、制约的平行结构。例如，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执政时期，伊拉克有多个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部队，他们争夺统治者的偏爱，试图诋毁对方；这与在今天的叙利亚或巴勒斯坦自治领土内发生的情形类似。
当然，两种管控方式都有其代价。建立平行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监视且互不信任的氛围是没有效率的；这削弱了机构本身。建立民事政治执行机构、（至少选择性地）增加透明度则有可能导致安全漏洞，增加“泄露”的风险。就权力工具而言，最主要的担忧在于要小心这些冲突目标不断带来的挑战。考虑到许多可能与权衡过程相关的战略变量，似乎不存在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挑战引用自兰塞姆，他在其充满趣味且“充满智慧”的《了解秘密情报》（Being Intelligent about Secret Intelligence ）一文中谈论了冷战后期：“情报系统倾向于汇报他们认为领导人希望听到的东西。” 除了数十年作为美国安全专家所积累的经验外，作者没有为这一具有挑衅意味的论断提供任何实际证据。但是，西方情报机构显然没能预测到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集团解体，这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轶事证据。无论如何，该风险强调了一种特殊的领导权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元专长。有效使用情报权力工具要求拥有选拔和指挥人员的能力，这些人员不仅要忠诚、真诚，还要敢于对已有政治表述提出批判性质疑和挑战，例如，在冷战中，两个稳定的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不断斗争。
#权力及其逻辑
与权力有关的第三种组织形式是官僚机构，这里指的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统称。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就权力工具而言，权力和行政之间的联系已经隐含在“官僚主义”（bureaucracy）一词的词源中，这是一种特殊的复合词，由来自法语、象征着行政活动的“bureau”（最初带有贬义）和代表着“统治”或“权力”的希腊动词“kratein”组成。官僚机构意味着通过行政措施来使用权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公共行政机构的核心任务包括规划和落实统治结构及其分工，细化且实施获得政治领导权授权的方针和目标，例如法律条例、预算决定、贸易协定，等等。在逻辑上，社会学家雷纳特·梅恩茨（Renate Mayntz）认为“在所有形式的统治中，行政机构为保护政治统治服务，为落实它们的目标提供保证。” 梅恩茨提到官僚机构作为权力工具存在普遍性，这是对的。再次引用波皮茨的话，没有财政和税务机关、贸易监察机构、道路建设办公室和人口普查机构等，全面发展领土的集中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原则任何时候都适用，无论是在罗马共和国，还是在奥斯曼帝国或者现代民族国家。
简而言之，他认为行政专家们能够将其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组织结构作为权力资源，将行政机构与政治领导权的管控分离开来。正如哈里发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分离不一定会导致公开的篡夺。这也可能（仅仅）造成权力结构内设定目标的政治权力集团和负责落实的行政权力集团之间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政治体系的瘫痪。对于韦伯和其他官僚主义专家而言，决定性因素仍旧是主权和负责任的政治领导权。
与权力有关的第三种组织形式是官僚机构，这里指的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统称。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就权力工具而言，权力和行政之间的联系已经隐含在“官僚主义”（bureaucracy）一词的词源中，这是一种特殊的复合词，由来自法语、象征着行政活动的“bureau”（最初带有贬义）和代表着“统治”或“权力”的希腊动词“kratein”组成。官僚机构意味着通过行政措施来使用权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公共行政机构的核心任务包括规划和落实统治结构及其分工，细化且实施获得政治领导权授权的方针和目标，例如法律条例、预算决定、贸易协定，等等。在逻辑上，社会学家雷纳特·梅恩茨（Renate Mayntz）认为“在所有形式的统治中，行政机构为保护政治统治服务，为落实它们的目标提供保证。” 梅恩茨提到官僚机构作为权力工具存在普遍性，这是对的。再次引用波皮茨的话，没有财政和税务机关、贸易监察机构、道路建设办公室和人口普查机构等，全面发展领土的集中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原则任何时候都适用，无论是在罗马共和国，还是在奥斯曼帝国或者现代民族国家。
简而言之，他认为行政专家们能够将其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组织结构作为权力资源，将行政机构与政治领导权的管控分离开来。正如哈里发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分离不一定会导致公开的篡夺。这也可能（仅仅）造成权力结构内设定目标的政治权力集团和负责落实的行政权力集团之间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政治体系的瘫痪。对于韦伯和其他官僚主义专家而言，决定性因素仍旧是主权和负责任的政治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