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战略能力是牺牲的意愿。乍看上去，该词语似乎是军事的，仅仅指的是权力行为体及其支持者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而接受损失、承担风险（关系到他们个人的福祉）的意愿。政治战略的发展、落实和管理从来都不是没有风险或不费力的。战略消耗时间、金钱、精神以及以上所有力量。权力领域的未知性不可避免地将带来挫折。在挑战现有秩序的战略实施中，例如改革或反对独裁统治、有组织的公民抗命，除了挫折，还有金钱、威望、友谊，甚至是生命的丧失。相较于愿意做出牺牲的行为体来说，那些没有充分动机去承担这些风险的行为体显然是处于劣势地位的。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无需提及印度政治家莫罕达斯·甘地（Mahatma Ghandi）等杰出历史人物，他随时准备为其和平反对大英帝国的战略而献出完整的生命。 光是政治领导人漫长而极其耗费体力的日常工作，尤其是在选举活动期间，就足够表现出，对于政治战略而言愿意做出牺牲意味着什么了。

#权力及其逻辑

我们将结束对战略能力的讨论，转向政治战略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战略制定。成功的战略制定基于正确的计算，这是拉什克和蒂尔斯采用的有趣的数学类比。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样的计算是效益评估。因此，行为体们根据其可用资源或权力资产来定义其跨情境的目标，并制定行动方案。简言之，行为体能够通过多条途径达成目标，选择成功概率和付出努力之间最优的那条。理想的结果是辨认出一条效果最好、效率最高的路径，即拥有最大的成功可能，用到最少的资源。然而，拉什克和蒂尔斯的数学类比遇到了限制，与基于普遍公理的算术运算不同，战略计算不是逻辑推论，而是基于经验知识的概率运算。 它们有以下通用形式：通过基于经验的假设，我能够动员资源r，若政治环境按照路径d进行发展，并且政治对手做出行动a，那么我将有x%的可能实现目标。因为预测的是未来的行动和事件，所以这样的计算以不可预测的风险为特征。这随着战略时间跨度的拉长以及变量和常量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换言之，任何进行战略计算的人都试图（a）平衡其战略目标和可用权力手段；（b）预测政治对手和盟友未来的行动以及政策相关事件和政治发展；（c）回忆他们在政治权力领域的过往经历、其行为体、程序和限制，以便于（d）确定通向目标的理想因果途径。这一高度概括清楚说明了战略构建是非常复杂的过程。

尽管影响战略形成的因素是非常多且难以用案例进行分析的，但它们仍旧是可以被系统化的，因此可以通过一些类别对其进行管理。首先，我们可以将所有因素分为两个基本类型：战略常量和战略变量。

#权力及其逻辑

常量，我们指的是那些极其难以改变的因素，是稳定、跨文化的原则或者个别社会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这包含了基本经济规律，例如，高需求、低供应造成价格上涨，还包括了权力普遍准则和人类学常量，例如人类脆弱性等。

另外，常量还涵盖了社会的宪法和程序规范，战略在其中实施。这包括政治和公民权利，选举体系，横向和纵向权力分立形式，欧盟或英联邦等跨国家机构的参与。这些规范描述了政治权力竞赛的正式规则，为战略权力资源的合法使用划定了界线。需要提醒的是，这些规则不是普遍适用的，它们依历史而变，可以由人类改变或废除。不过，重要的是，它们不仅受到极其苛刻的程序障碍的保护，例如美国众、参两院以及德国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原则，还受到各自政治实践中根深蒂固的元素的保护。因此，战略鲜少针对或宪法和程序性规范（或它们的修改），而是在这些规范所划定的范围内运作。

以下观点是可以推广的：战略构成的常量因其长久性和几乎不存在的可变性而成为影响因子，在战略中要认真对待，但通常而言，它们不是战略目标。这个观点所带来的实际影响，首先是权力行为体必须了解哪些常量与他们的战略目标有关，而哪些是无关的。其次，他们必须清楚哪些常量对理想的因果路径造成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最后，实际上没有必要在战略实施和控制期间对常量进行观察和评估，因为在预估中，它们将是稳定的。一旦你已经确定了战略中的所有常量，并且在目标-手段-环境计算中考虑了它们，你就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专注于战略变量了。

战略变量包括所有明显将会发生改变的因素，无论这种改变是蓄意造成或自然事件导致的，还是未经协调的集体行为所造成的非故意后果。

第一，战略变量直接与战略制定者本人的战略能力和战略目标相关。显然，行为体在战略制定时必须对他们本身的能力进行考量，切实地对其进行评估，如有需要，进行补充。如果你拥有强大的网络和传递技能，但是缺乏名声，也没有强大的资金能力，那么你最好要么寻找一个合适的盟友，要么增强本人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将战略目标视为变量，这意味着就其能力和资源而言，战略制定必须反映行为者的目标是否切合实际，或者这些目标是否需要调整甚至放弃。传统的问题有：在不放弃我的调节能力，也就是保持自身真诚的情况下，我究竟能否实现目标？我是否有足够的组织技能以便在长时间跨度内实现复杂的目标？还是我需要专注于一个较为简单的短期目标？我的目标的实现对于维持现有同盟而言是利还是弊？我的目标x是否与目标y相互冲突？如果是的话，应该优先哪个？这只是简短的举例，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第二，我们能够概括出所有影响政治联盟的因素。它们是：伙伴的数量、战略技能和目标。显然，制定战略的行为体只能间接影响这些变量，但是这些变量却与本身的目标发展和相应的手段选择直接相关。正如我们已经在讨论网络能力时提到的那样，政治联盟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对于战略计算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伙伴的目标和偏好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第三类战略变量包括政治对手的数量、战略能力和目标。所有这些都对战略计算造成极大的影响，无论就目标定义还是战略和联盟伙伴的选择而言。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拥有与你正好相反的战略目标，并且他们比你拥有更强大的战略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你最好调整你的目标，并且将一些对手转变为盟友。

第四种，同时也是最后一种变量包括所有那些构成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环境的所有可变因素，因此无法归入前三类。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环境变量。 本节覆盖的领域有公众舆论、国家和国际宏观经济发展（战争、改革、和平协定），自然现象和技术灾难（洪水、干旱、核灾难），上述提到的未经协调的集体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崩溃、经济衰退、大萧条、大规模恐慌）和技术创新（印刷机、火药、因特网）。所有这些因素既能对战略成功造成积极影响，也能造成消极影响，但是除了公众舆论有些许例外，普遍而言，它们几乎都是不可预测的，也是很难影响的。例如，在2011年，日本福岛反应堆的损毁被证明是反核运动成功的战略转折点。受到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在几周时间内，德国本已占比很小的核能支持者比例从34%降至26%，而反核力量比例从64%增加至72%。 这样一来，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将弃用核能和能源转型作为战略目标来实施将很有可能得到公众支持。

考虑到环境变量的可预测性较低且很难影响它们，加上它们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可以得出两个用于计算的战略原则：利用（exploit）和武装（arm）。一方面，成功的计算必须足够灵活，以便确定无法预见的环境变量，并将其作为战略机遇进行利用，例如之前提到的福岛核电站损毁。另一方面，成功的计算必须具有可预测性，足够稳健，以便规避或至少降低环境变量所带来的风险。

#权力及其逻辑

该计算方式的传奇例子之一来自法国政治家、主教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他在1780～1838年间的法国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期间，法国经历了五次政权更替。 [261] 他是法兰西皇室的教会代理人和三级会议代表（三级指的是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不过，在1789年的动荡中，塔列朗与具有君主主义倾向的教士决裂，在旧政权没落的背景下，这些教士是没有机会成功的。相反，塔列朗与奥诺雷·米拉波（Mirabeau）等温和改革派结为联盟，追随时代精神，提倡将教会财产国有化。但是，他始终忠于自由主义教士的核心利益，支持在法国公民宪法框架下保留教会。塔列朗组建战略联盟并将权力变化融入其计算的能力足以让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等雅各宾派领袖成为他的支持者。这一能力也让这位政治家在雅各宾恐怖专政之后还能服务于五人执政的督政府，然后是拿破仑帝国，最后是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塔列朗的灵活性为他赢得了同时代人中的歪脖啄木鸟（wryneck）的名声，拿破仑自己将他称为“穿着丝袜的渣滓”（shit in silk stockings）。然而，此评论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成就实际上是最有效且高效构建战略的典范，他以政治对手的权力能力为导向，充分理解了战略目标的灵活本质。

#权力极其逻辑

权力行为体必须充分考虑权力原则、经济规律、程序规范等政治常量和四种类型的变量，这四种类型的变量包括行为体自身的目标和能力、盟友和对手的目标和能力、环境变量，等等。

我们尽量清晰地区分该挑战的两个方面，即认知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制定以目标为导向和高效的战略需要在信息上付出巨大的努力，这包括需要将收集到的信息系统化，至于变量，要保持更新。另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以目标-手段-环境这一计算方式来使用这些信息的过程不仅是归纳和反思，还与直觉有关。

在制定战略时，那些总是以过去取得成功的行动计划作为导航并严格参照该计划行事的人，将会在中途遭遇灾难，就像那些在政治权力领域持有过分唯智主义观点的人一样。

成功的计算总是一个关乎直觉感官、权力能力和政治“技能”（téchne）的问题。如果没有备受吹捧的敢于尝试“新的、有风险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由与政治权力的亲密关系加强，那么政治战略将仍是可预测的，毫无创造性的，是不会成功的。因此，作为政治战略核心要素的“知识”（épistéme）和“技能”（téchne）是相互重叠的。一方面，行为体有意识地暂时停止具体的行动，以便以其权力知识为基础，对目标、手段和成功的条件进行反思。另一方面，战略选择的最终决定必须以权力技能为基础，将其作为创造性动力，为战略思维注入活力。

#权力极其逻辑

如果决策者希望成功制定并实施政策，他们就必须依赖于其权力结构内积极性高、忠实且具有竞争力的员工或下属。判断积极性、忠诚度和能力并依此分配岗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通过经验和常识是能够处理的。初看上去，真正的关键在于扎实的专业知识。我们将此称为“专业矛盾”（paradox of experts）。 该矛盾由两方面构成。第一，政治领导人依赖于卫生、金融、军事、基础建设、教育等领域专家的建议来形成具体意见和决策，因为他们本身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或者获取这些知识是非常耗费时间的。第二，鉴于领导层缺乏所需专业知识，所以他们不足以区分真正的专家和狐假虎威或半桶水的人。简言之，缺少扎实的专业知识就需要求助于真正的专家，但是求助者本人要有鉴别专家的能力。 如果这个矛盾成立，那么对于领导权知识而言将是一场“灾难”。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元专长（meta-expertise）？如果存在，这由什么构成？这样一来，除了战略知识外，这将是领导权知识的第二根支柱。

#权力极其逻辑
戈德曼认为，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够在试探中及考虑了认知标准的情况下，依据信息，在所谓的专家中做出选择。第一个标准是在所谓的专家中，判断可能的利益冲突或偏见，例如歧视和怨恨、他们自己的主张、特定决策所带来的利益，等等；这尤其适用于一些声称具有专业知识却对某一情形做出相反评价的人。戈德曼干练地总结了这个原则：“如果两个人提供了相反的报告，那么其中一个人明显是在撒谎，这个人的相对可信度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个标准与所谓专家的历史记录有关。这是一种归纳推理法：公认的专家先前所给出的结论越有用——无论是成功为之前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咨询、撰写了准确且普遍被认可的报告，还是做出了准确的预测——那么此人继续提供正确的意见和指导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三个标准也许是最明显的，那就是从你所信任的其他专家那里获得有用建议，这些人要么是你曾经成功与之合作过的人，要么是他们符合前两个标准。

#权力极其逻辑
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引述韦伯的经典著作《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官僚行政意味着通过知识，从根本上掌握主导地位。这就是使其特别合理的特征。一方面，这由技术知识构成，技术知识本身就足以确保它具有非凡的力量。但除此之外，官僚机构，或者拥有并使用权力的人倾向于通过在服务中累积知识，从而进一步增强自己的权力。这是因为他们通过担任公职，获得了有关事实的特殊资料，并拥有大量属于他们自己的文件材料。虽然‘官方机密’概念不是官僚机构所特有的，但无疑是官僚机构的典型特征［……］这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权力极其逻辑

应该从领导权知识和专业知识中的隐藏区别入手。在我们的详细讨论中，领导权知识是一种关于怎么做的知识，例如，如何能最好地实现战略目标？如何最优地为战略相关任务选择人员？官僚专业知识是一种关于是什么的知识，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技术知识”。任何掌握这门知识的权力机构行政部门成员，都会详细了解烟草条例修订法例的内容有哪些，铁路海底隧道采用哪些具体规定，给予低收入群体5%的税收减免对财政的影响有哪些，等等。对于特定政治细分领域而言，这毫无疑问是扎实的知识。就像韦伯指出的那样，这些知识所具有的权力潜能首先且主要来自其“完全不可缺少”。 只有通过政治分工和专业化将其制度化（，政府治理才能长久（再次引用波皮茨）。 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建立导致诞生了一种政治专家，他们在一个狭窄的专业知识领域内几乎成了无可匹敌的专家。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对于使用政治权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又因为只有他们拥有这些知识，因此他们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掌握领导权知识的政治通才，用韦伯有些古老的术语来说就是政治“大师”，他们需要政治专才；不仅是为了制定和实施战略，还是为了确保权力机构持续运转。

#权力极其逻辑

关键在于，政治专才需要政治通才吗？从政治或宏观角度而言，显然，领导能力和专业知识相辅相成，为公共利益而塑造政治规则。但是，如果认为政治领导人和官僚专家是围绕权力和利益进行竞争的团体，他们有各自的惯习、实践和解释视野，那么情况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专家被证明是一种工具权力资源（见第二章第一节），可以被官僚们用来有针对性地对付政治领导人。我们要记住：工具权力指的是通过可靠的威胁或承诺来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对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的掌握。韦伯对官僚机构的效率和高效性的热情可以从他的每一句话中看出，尽管如此，他仍然是该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在著作中对此进行了独立论述。简单概括就是，专业公务员的权力基础在于专业知识，政治家的权力基础在于其领导权知识，鉴于两者在权力基础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他们渐行渐远，以至于公开对抗并进行权力斗争。

#爪牙
兵部表示，各地方衙门中的书吏总人数如今已变得非常庞大，故而实有必要依法革除那些非经制书吏。这道奏折在其最后部分总结道，若要改良行政和根除腐败之源，就必须从革除各地方衙门中的那些非经制书吏入手。

#权力极其逻辑

关于官僚理论的经典著作中，他们提出了这个分析，将这种专业服务知识形容为让官僚机构摆脱政治控制并增强自主性的另一可能。 [通过保密来确保这些知识具有独立性，这是垄断官僚专业知识和确保它成为一种权力资源的方式，即神秘语言（arcane language）的建立。在权力和象征主义一节中，通过中世纪天主教会对文字的垄断和禁止某种书面语言来压迫少数民族等例子，我们讨论了可能控制象征符号形式和传播方式的内在力量。官僚术语是这种权力技巧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它将获取决策相关的信息与掌握高技术含量的词汇和特殊的语法联系起来，例如法律体系。只要看一下税务机关的备忘录或省部级法案，就会发现这种术语所产生的排他性效果。像以《大陆架外缘跨界碳氢化合物授权协定》（Outer Continental Shelf Transboundary Hydrocarbon Agreements Authorization Act）为名的法案对于该领域专家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外行人却难以理解其内容，这种情况下，外行人不仅仅指的是普通公民，还包括那些在职的领导。

韦伯讨论了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抗官僚主义的自治和领导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破坏性对抗，他列举了五种具体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采用合议原则（collegial principle），即由合议小组而不是单一行政机构来做出决策。通过将权力分配给由相互平等的成员组成的整体，从而建立起一套相互制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理想情况下，行为体相互监督。第二种选项是由非专才组成政府，根据定义，非专才指的是较管理精英而言，在知识上没有优势，因此也没有相应权力手段的人。作为第三种控制手段，韦伯对管理人员的选派做出了限制，具体而言，设置较短的任期、制造被永久解聘的可能性或通过抽签进行任命。 但是，这三种措施与目标形成冲突，它们在限制权力的同时，却因行政机构冻结或愈加不熟练等原因，增加了大幅度降低效率的风险。第四种显而易见的控制手段是建立严格的分权制度和独立的司法制度，尤其是要建立一个行政法院，能够对行政部分的决定进行审查和推翻。第五个决定性因素是主权和负责人的政治领导权本身。他认为，成功不仅包括个人魅力和天赐的灵感，还有个人责任的信念，以及真诚描述那些被认为是正确的，却可能不受欢迎的职位。那些将韦伯提出的著名的三种人格特质——“激情、责任、判断力”集于一身的领导人物，不仅在官僚权力机构中收获忠诚，还赢得了潜在对手的尊重和社会支持。

#权力极其逻辑

权力工具构成了政治权力客观、外在的一面，而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构成了主观、内在的一面。因此，权力工具是用来使用、扩张和巩固权力的工具，行为体可以随意取用，但是这些工具与行为体并无内在联系。然而，这些工具的质量和覆盖范围却能够决定行为体能否成功地利用其专业技术和知识。基于这个定义，可以将工具分成两种类型：人工制品和社会组织。

自古以来，用于加强权力的最基本的人工制品是武器。从青铜时代的长矛和战车，到现代的突击步枪、核弹头和恶意软件，武器总是结合了行动权力和工具权力（见第二章第一节）。通过成倍地提高人类破坏或摧毁生物——无论他们是其他人类还是牲畜——和基础设施的能力，它们也对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构成威胁。主权国家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垄断暴力的。 和平主义的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意识到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发自内心地遵守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就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总结的那样：“恰如所有政治一样，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权力永远是当下的追求。” 只要不是所有公民都能成为圣人，相互竞争的多极世界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共和国，那么武器仍将是权力的基石。

这一原则的实际影响是，无论民选政府、君主制还是寡头政治，统治者必须真正掌握社会的武器（警察和军队）使用。 否则，他们对内部武力的垄断和他们的外部权威都将是无效的。

当权力被理解为对国家武器的控制时，那么使用权力的就一直是军队。

当然，如今，在经验法则“如果你要统治，那么就掌控武器”之外，另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就这一类权力制品而言，是否存在另一个实践原则。统治者总是被建议要明智地武装其服务，要不断地创新所有武器类型，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权力斗争以及与其国家内部敌人展开斗争。从内部和外部对国家进行武装不一定会提高权力地位，也不意味着更安全，却会引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最终导致出现暴力计算的风险。鉴于此批判，“越多越好”这一普遍军备准则失去了其说服力。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视情境而定，即考虑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以及行为体其他的权力能力

#权力极其逻辑

第二种权力制品是传播手段。

大体而言，长时间、远距离地与其他人合作采取复杂的政治行动，需要拥有适于传递远程命令和信息的通信工具。否则，权力的使用将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另外，需要不断地围绕权力的专业化结构及其在政治专才和通才之间的复杂职责等级划分进行沟通交流，才能使其完全发挥作用。因此，从苏美尔人时代开始，长距离沟通手段成了政治权力的必要基础之一。

这样的沟通手段必须符合三项重要但部分冲突的质量标准：速度（speed）、内容差异（differentiation of content）和安全（security）。对速度的需求很快获得解释。为了连贯且灵活地在大面积领土上使用权力，用于偏远地区的广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通信手段必须尽力保证其交流的流畅性。第二个标准是内容差异，这仅仅意味着通信手段要尽可能正确地传递预期的信息内容。创新的推动力却让第三个标准——安全变得极其重要，同时也更具有挑战性。在互联网时代，大量数据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传输。但是，敌人获取数据的技术机会和能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由此给通信手段施加的安全压力产生了一个实际悖论：通过区块链、密闭的内部网络或防窃听的“加密电话”等手段对关键信息进行有效保护通常会对速度造成极大的影响。 由数字化创新所带来的通信速度的提升直接受到这些风险的挑战。同样，关于速度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准则。具体决策仍旧是一个政治判断问题，因此属于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范畴。

监视技术是第三种权力制品，这是不令人意外的，我们将其理解为采用明、暗两种手段和方式对与权力相关的个人和组织信息进行收集、分类和评估。 [ 当涉及外部力量时，例如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国家同盟、国际企业或国际恐怖组织等，这些工具会被用于获取其在战略目标、权力技能和具有技术敏感性（关键词是产业间谍）方面的信息，服务于风险预测和国际冲突场景模拟。外国间谍情报机构越来越依赖于大数据带来的可能性。这种所谓的“数据监控”的基础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电子化数据存储以及基于这些电子化数据的算法分析，电子化数据有IP地址、电子邮件、搜索引擎、信用卡卡债、通信软件推文，等等。

#知乎

中国教育为什么从来不教人情世故，光教知识，学了一堆的知识却不会做人，有什么用？ - 余说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1363402/answer/2986848630

“《滕王阁序》的第一段，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应酬模板。几乎句句不离逢迎。”

via 桌爱 艾草

#权力极其逻辑
用社会学家詹姆斯·鲁尔（James B. Rule）的话来说，监视技术是一种“知道规则在何时得到遵守、何时被破坏，以及最重要的是谁将为此负责的手段［……］监视的第二个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能够找到并查明对某种罪行负有责任的人。” 然而，监视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为了稳定权力结构及其规范而对违规行为进行核实和制裁的手段，例如，借助高速公路的超速摄像头或地铁里的安全摄像头。就像米歇尔·福柯在其经典著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指出的那样，监视技术还是一种有效的规训手段。 [在福柯有些抽象的表述中，规训是“权力的特殊技巧，同时把人类视为操练权力的对象和工具。”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规训既教导社会成员自愿遵守社会政治秩序，同时又鼓励他们实施对他人的控制。但是，“规训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被强制的对象清晰可见。［……］望远镜、透镜和射线是新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部分。与这些重大技术一同得到发展的是不那么重要的复合交叉的观察技术，由于使用了征服技术和剥削方法，这些技术既可以观察而又能不被发现。” 这样一来，规训和监视技术之间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无论是借助机器还是人类同伴，通过不断对监视产生的预感，一方面，个人需要证明其毫无隐瞒；另一方面，为了积极展现自身的服从，需要举报违反规则的人。福柯通过现代监狱的例子来研究这些机制。但是，他强调这一原则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 ，总而言之，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