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政治战略的基础在于对社会世界有专门的看法，福柯恰当地将此称之为“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一个结合了“治理”（govern）和“心理”（mentality）的新术语。 一方面，无论是通过政治经历、理论反思，还是理想化地两者兼具，那些掌握了治理术的人系统性地吸收了权力现象的各种原则、形式、领域和合法性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制定了强有力的政治方针。拉什克和蒂尔斯将后者视为“基于经验的模型，该模型以战略参与者的目标参数为起点，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系统化。” 正如“模型”表述所显示的那样，这个方针不是政治现实的确切说明，而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将政治的核心参数汇聚起来：政治决策的时间跨度和程序、政策、主题、组织、任务、象征符号和公众。

通过将权力渗透和定向计划相结合，战略行为体们能够光栅化社会现实，将重要的内容与不重要的内容进行分离，并且获知决策环境的概况。在这里，我们希望避免造成可能的误解：治理术不是认知上的职业习惯，因为这会导致行为体只在成功的目的-手段关系背景下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其他的人、制度和议题。相反，这是一种特定心态，通过培养政治技能和积累知识，每一个人都能塑造并有目的地利用这种心态

#权力及其逻辑

但是，那些能够任意使用复杂治理术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分化的多级体系，由决策者、利益相关者、机构制度和议题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构成，其功能关乎权力的合法性、分配和使用。内行人能够判断出竞争对手和盟友的力量，识别机遇和风险。确实，正是这样的观点让成功的战略制定和实施成为可能。

#权力及其逻辑

第二个构成成分是战略能力，指的是在真实政治竞赛条件下，其他人在推进相互冲突的政治战略时，权力行为体有效、高效地实施战略决定的能力。这取决于七个因素或战略力量（strategic powers）

第一个决定因素是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即确定清晰战略目标和做出相应决定的能力。一方面，这是建立决策等级制度的前提，在这个等级制度中，内部权力、管理任务、责任和管控职能得到界定，并与具体角色或官职挂钩。另一方面，通过议题、立场和象征符号，需要初步阐述政治方向，或者像拉什克和蒂尔斯精辟总结的那样，建立定义利益形成内容的通道。 这就形成了对政治和内部一致性的共同理解。这些领域的相关性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政治领导权，战略行为体就无法行动；如果没有清晰的政治方向，他就是漫无目的的。

第二个因素——动员能力（mobilization capability）代表的是行为体与其所在的战略环境的关系。政治动员是一种沟通和行动方式，使得政党、联合会、公司、非政府组织、工会和教会等政治权力领域内的组织能够让各色各样的一群人活跃起来，包括选民、会员、顾客、追随者、病人，等等，从而维护他们各自的战略利益。因此，它的功能相当于社会催化剂，被动员起来的人被这些组织所利用，为了组织目标而积极行动。 政治动员的核心工具是运动（campaign）。行为体们依据各自不同的政策目标而发起运动并在广告和政治传播中使用这一工具，因此，有必要非常准确地对运动的功能进行说明。运动包括总统或总理的（再次）竞选、针对产品或公司的罢工、采用或废除法律法规、支持或拒绝基础设施计划，等等。乌尔丽克·罗特格尔（Ulrike Röttger）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运动是“采用了戏剧性设计、主题限定、时间限定的沟通战略，用于吸引公众注意力［……］，它们利用了一系列不同的传播工具和技术，包括宣传手段、用于市场营销的工具和经典的公共关系举措。吸引注意力是各种运动的最低目标。其目的还在于对组织信誉产生信心，对个人意图或后续行动表达肯定。” 这一紧凑的描述清楚地表达了，具有说服力的运动或有能力进行动员不仅需要具备站得住脚且有魅力的政治话语，囊括起点、高潮、终点和持续的紧张局势，还要有一套来自媒体和新闻业的方式方法。这些工具得到了我们在第二章第三节中描述并讨论的数据权力的补充。今天，不了解特定目标群体及其利益的话，成功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政治动员的成功与否与数据爬虫和数据匹配等工具能否得到有效使用尤为相关。基于算法的数据分析不仅精确地判断了目标群体的偏好，还形成了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和动员方式：一方面，在平台、社交网络和邮件中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对话沟通；另一方面，采用私人信件和拜访等传统模拟工具。因此，动员能力的战略潜力建立在对戏剧式的智慧、沟通技巧、技术诀窍和严密的运动管理的结合之上。毫不夸张地说，严密的运动管理对于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这在美国尤为明显。在那里，竞选运动管理几乎采用了军队式的组织结构。美国竞选者们创作出的伟大艺术是组织严密、由上至下的一整套竞选活动，尽管民众将此看作一个激励草根的运动。

#权力及其逻辑

战略潜能的第三个因素是网络能力（network capability），也针对的是权力玩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过，这强调的是与其他组织和利益集团建立同盟的能力，用于扩大行为体个人的关注范围，或者获取更多信誉。这样的政治网络只有在政治盟友之间存在足够的交叉时才能形成。

对于形成有效、长久的联盟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仅是拥有共同的主题和目标，还包括共同的惯习和实践，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解释视野。

政党、公司、非政府组织、教会或其他组织间的政治联盟是非常有效的政治战略工具。尽管如此，它们的构成在实际上必须面向或符合战略目标。就此而言，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评估：质量和数量。当需要与一小群专业的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完成一个高度集中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时，例如，修订药品条令，那么就应该与少数能力强大的伙伴建立同盟关系。在这里，信息交换、共享专业知识及其声誉是首要的。对于像欧盟和美国签署《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样广泛的战略目标而言，情况是不同的，这不仅涉及诸多权力领域和利益群体，还有巨大的公众动员潜能。该协定未能成行，主要是因为支持者没能建立起整合不同组织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盟，没有在其中强调公众利益。反而在欧洲社会中，对疏远且排外的政治决策精英集团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他们的统治是违背民意的。反对TTIP的人在欧洲范围内建立起了联盟，成员包括全球化反对者、环保主义者和动物权利保护者，也有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者，他们以“TTIP kills”（TTIP杀戮）或“Tango vs. TTIP”（探戈还是TTIP）等简单的标语开启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大规模的声浪和该议题所产生的情绪感染使得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家名气变得毫无用处；信誉陷阱无可避免。

以上案例清晰地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尽管存在不同，但是动员能力和网络能力在实际中常常紧密交织；第二，同盟构建中的公共因素总是具有战略风险或机遇的，需要思考和评估。可以肯定的是，从某种角度而言，修订单一条令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些都是政治和战略目标的极端例子。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构建以目标为导向的网络不能只看重数量或者质量，而是要注重两者的平衡。因此，我们认为，网络能力所产生的潜力不仅仅是以在主题、惯习和实践中创造节点或交叉的能力为基础，而且要基于判断，这使得所设想的联盟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平衡。

第四个战略能力：传递能力。这是将与实现战略目标相关的考量、利益和意见传递给其他个人或机构的能力。我们最好从“传递”（mediating）一词的字面意思进行理解：这不仅仅是使信息易于理解，即翻译成接收人的语言，还要使该信息具有说服力。例如，任何在对话中成功地传递了请求、使理性与感性兼具的人，他或她就被认为是值得倾听、可信赖的沟通伙伴。初看上去，似乎有两个关键要素是相互冲突的：真诚（truthfulness）和修辞技巧（rhetorical finesse）。

真诚不意味着我们的观点总是真理，不会受到任何质疑。从知识论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要求过于复杂，因为这假设存在无限的元知识（meta-knowledge），给传递信息者的自我反省强加了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当然，真诚意味着表述和实际行动相符，也就是说话和行为保持一致。言行无法一致的权力行为体要么被认为是反复无常的，要么是固执己见的。他们是无法信赖的。即便他们的论述具有说服力，但是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遭到反对。

对政治吹毛求疵的人可能会指出，如果权力行为体无法恰当地掩盖言行之间的差异，那么真诚就仅是传递能力的关键要素而已。应该认真对待这样的质疑，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当然，隐瞒和保密是所有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在知识和权力之间最初的内在联系中已经很明显了。在权力知识上享有的优势为权力带来了明确的优势，这反过来极大地增加了战略成功的可能。因此，对竞争对手、批评人士和潜在对手隐瞒信息，使他们无法了解自己的能力和目标，这是战略所要求的。第二，无论权力行为体如何完善，隐瞒能力都有其实际限制：言行之间的分歧越大，越容易被发现，也越难掩盖。此外，谨慎还出于另一个原因：当今的全球数字网络通信空间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调查潜力。目前关于假新闻的争论并没有改变这一点。简而言之，由于被认为是反复无常或固执己见的人的风险成倍增加，所以至少从长期来看，这样的隐瞒策略很可能不会成功。

#权力及其逻辑

传递的第二个要素是修辞，似乎与真实原则相冲突。但是，认为两者矛盾的印象是由于概念的收缩——一边是传递概念，另一边是修辞概念。包括柏拉图、歌德和俾斯麦（Bismarck）等在内的思想史上的著名批评家，都将修辞描述为一种娴熟的说服技巧，本身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谴责它是一种煽动和空谈的工具。启蒙运动标志性人物康德甚至将此称为“骗术” 。

不过，我们认为，这样强烈的批判扭曲了政治修辞这个伟大传统，当被负责任地使用并得到很好的理解时，它围绕三个主要指导原则：理性诉求（logos）、情感诉求（pathos）和品格诉求（ethos）。 真正的修辞学表达的是接收人的情感以及他们的理性和判断，反映了演讲者的诚实和正直。在上述三者的背后，是一个同样简单且可信赖的人类学假设：作为政治动物，人类绝不仅仅是理性或感性的，也不完全是出于自私或利他的原因。相反，人类似乎是被各种各样的冲动和动机所驱使的动物。如果要获得成功，政治传递就必须对全部这些进行强调。

让我们记住，传递能力所具有的潜力是复杂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在战略行为体争夺权力时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境中，摈弃修辞学，转而采用严格理性且不带感情色彩的论证方式，这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劣势。简言之，因为修辞学是一门说服和鼓舞听众的艺术，还因为所有不使用这件工具的权力行为体都将丧失政治影响力，所以从权力战略角度而言，对话伦理学模式是不合理的。

与传递能力互补的另一种能力也与公众联系紧密：名声（fame）。名人享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公众关注，使他们区别于其他行为体，其声誉让他们能够在战略上影响政治权力领域。他们的话语具有分量，他们的行动感染着众人，他们的名字口口相传。现在，名声尤其是政治荣耀（political glory）并不等同于独特的关注。

社交媒体名人、“油管人”（YouTubers）和流行明星可能在数字平台上拥有上百万的追随者，并且通过产品推荐等方式享受着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就市场营销而言，他们是非常有效的影响者。然而，这样的影响力无法转化成政治战略能力。原因在于，即使是他们的追随者，通常也不会将这些人与政治技能联系起来，而是与艺术才华、对时尚和潮流的杰出品位等联系起来。我们认为，这存在具体差异：名声包括获得公众关注以及拥有权力技能、权力知识和权力本身。...清楚地说明了名声不一定与良好声誉或相互尊重有关。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的统治者可能更令人畏惧而不是尊重，西方世界尤其如此。不过，这丝毫没有损害他们的名声。

现在，将名声定义为战略能力是一回事，而确定名声的基础和如何获得名声又是另一回事。对于名声而言，不存在通用指南，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中，名声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人格和精神等决定性因素无法改变。因此，只能列举一系列有利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出身、金钱、成就和对象征符号的敏感度。

与身处内罗毕（Nairobi）或加尔各答（Calcutta）贫民窟之中的人相比，那些在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以上家庭长大的人，他们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更可能受到瞩目。历史上绝大多数光辉的权力行为体总是出现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阶级，这是发人深省却非常重要的事实。良好出身这样的财政资源不是拥有名声的保证，但是对于争夺社会关注度至关重要。传媒学家乔治·法兰克（Georg Franck）和约格·贝尔纳迪（Jörg Bernardy）强调，尤其是在现代传媒集团，关注度是一种极受追捧却极其稀缺的商品，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为此投入日益巨大的资本支出。 消费者在无穷无尽的出版物、新闻报道、网站、信息、时事通讯等之间不断摇摆。那些想要在这场战斗中永远维护自身立场的人，必须在其公共形象和媒体形象上进行投资；否则，他们会立刻失去关注。这方面的表现是决定性的：它提供了关于名声的表述。无论是通过赢得战争、对国家进行改革、重振国家经济，还是调节民族矛盾，只有当权力行为体真正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时，他们的自我呈现才具有政治实质。缺乏实质的光环是易碎的。在上述提到的现如今的数字网络传播空间中，总是存在被认为是骗子的风险。为了让关注度转变成为名声，必须借助象征主义。可以通过姿态、比喻和手势来控制公众对一个人的看法。

#权力及其逻辑

我们希望讨论的第六个战略能力要素是资金能力（financial potency）。这个要素已经在讨论其他能力时提及。因此，我们将简化我们的讨论。显然，权力行为体最终能否有效、高效地落实战略决策取决于他们的资金能力。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网络能力、传递能力甚至是名声，所有这些要素都默认要具备资金能力。需要支付薪水给优秀、可靠的人员，运动需要资金支持，当然，对于科技和传播工具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而言，也是如此。

#权力及其逻辑

在政治权力领域中，如果行为体的战略目标被广大民意认为是极其无私的，例如环保主义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开发人员的战略目标，那么用布迪厄的话来说，他们就拥有称为道德资本的战略资源（见第二章第三节）。这些人的目标符合广泛社会阶层的道德信念。相对于那些目标没有被认为是同样无私的行为体而言，道德资本为这些人提供了战略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财政资本。例如，吸引人们从事一项已经与其道德信念多少相符的事情，比需要先从道德上说服他们才能做到的事情要来得容易且成本更低。坦白地说，人权比核力量更受欢迎。此外，对拥有与道德表述密不可分的战略目标的行为体而言，在个别情况下，大量的财政资源甚至被认为是负担，因为这将造成具有优越感或贪赃枉法的印象。无论如何，鉴于以上原因，缺乏资金能力的权力行为体无法利用其他战略力量。所以，这并非一个是与否的问题，而是关乎数量。资金能力仍旧是战略能力的必要条件。

#权力及其逻辑

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战略能力是牺牲的意愿。乍看上去，该词语似乎是军事的，仅仅指的是权力行为体及其支持者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而接受损失、承担风险（关系到他们个人的福祉）的意愿。政治战略的发展、落实和管理从来都不是没有风险或不费力的。战略消耗时间、金钱、精神以及以上所有力量。权力领域的未知性不可避免地将带来挫折。在挑战现有秩序的战略实施中，例如改革或反对独裁统治、有组织的公民抗命，除了挫折，还有金钱、威望、友谊，甚至是生命的丧失。相较于愿意做出牺牲的行为体来说，那些没有充分动机去承担这些风险的行为体显然是处于劣势地位的。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无需提及印度政治家莫罕达斯·甘地（Mahatma Ghandi）等杰出历史人物，他随时准备为其和平反对大英帝国的战略而献出完整的生命。 光是政治领导人漫长而极其耗费体力的日常工作，尤其是在选举活动期间，就足够表现出，对于政治战略而言愿意做出牺牲意味着什么了。

#权力及其逻辑

我们将结束对战略能力的讨论，转向政治战略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战略制定。成功的战略制定基于正确的计算，这是拉什克和蒂尔斯采用的有趣的数学类比。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样的计算是效益评估。因此，行为体们根据其可用资源或权力资产来定义其跨情境的目标，并制定行动方案。简言之，行为体能够通过多条途径达成目标，选择成功概率和付出努力之间最优的那条。理想的结果是辨认出一条效果最好、效率最高的路径，即拥有最大的成功可能，用到最少的资源。然而，拉什克和蒂尔斯的数学类比遇到了限制，与基于普遍公理的算术运算不同，战略计算不是逻辑推论，而是基于经验知识的概率运算。 它们有以下通用形式：通过基于经验的假设，我能够动员资源r，若政治环境按照路径d进行发展，并且政治对手做出行动a，那么我将有x%的可能实现目标。因为预测的是未来的行动和事件，所以这样的计算以不可预测的风险为特征。这随着战略时间跨度的拉长以及变量和常量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换言之，任何进行战略计算的人都试图（a）平衡其战略目标和可用权力手段；（b）预测政治对手和盟友未来的行动以及政策相关事件和政治发展；（c）回忆他们在政治权力领域的过往经历、其行为体、程序和限制，以便于（d）确定通向目标的理想因果途径。这一高度概括清楚说明了战略构建是非常复杂的过程。

尽管影响战略形成的因素是非常多且难以用案例进行分析的，但它们仍旧是可以被系统化的，因此可以通过一些类别对其进行管理。首先，我们可以将所有因素分为两个基本类型：战略常量和战略变量。

#权力及其逻辑

常量，我们指的是那些极其难以改变的因素，是稳定、跨文化的原则或者个别社会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这包含了基本经济规律，例如，高需求、低供应造成价格上涨，还包括了权力普遍准则和人类学常量，例如人类脆弱性等。

另外，常量还涵盖了社会的宪法和程序规范，战略在其中实施。这包括政治和公民权利，选举体系，横向和纵向权力分立形式，欧盟或英联邦等跨国家机构的参与。这些规范描述了政治权力竞赛的正式规则，为战略权力资源的合法使用划定了界线。需要提醒的是，这些规则不是普遍适用的，它们依历史而变，可以由人类改变或废除。不过，重要的是，它们不仅受到极其苛刻的程序障碍的保护，例如美国众、参两院以及德国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原则，还受到各自政治实践中根深蒂固的元素的保护。因此，战略鲜少针对或宪法和程序性规范（或它们的修改），而是在这些规范所划定的范围内运作。

以下观点是可以推广的：战略构成的常量因其长久性和几乎不存在的可变性而成为影响因子，在战略中要认真对待，但通常而言，它们不是战略目标。这个观点所带来的实际影响，首先是权力行为体必须了解哪些常量与他们的战略目标有关，而哪些是无关的。其次，他们必须清楚哪些常量对理想的因果路径造成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最后，实际上没有必要在战略实施和控制期间对常量进行观察和评估，因为在预估中，它们将是稳定的。一旦你已经确定了战略中的所有常量，并且在目标-手段-环境计算中考虑了它们，你就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专注于战略变量了。

战略变量包括所有明显将会发生改变的因素，无论这种改变是蓄意造成或自然事件导致的，还是未经协调的集体行为所造成的非故意后果。

第一，战略变量直接与战略制定者本人的战略能力和战略目标相关。显然，行为体在战略制定时必须对他们本身的能力进行考量，切实地对其进行评估，如有需要，进行补充。如果你拥有强大的网络和传递技能，但是缺乏名声，也没有强大的资金能力，那么你最好要么寻找一个合适的盟友，要么增强本人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将战略目标视为变量，这意味着就其能力和资源而言，战略制定必须反映行为者的目标是否切合实际，或者这些目标是否需要调整甚至放弃。传统的问题有：在不放弃我的调节能力，也就是保持自身真诚的情况下，我究竟能否实现目标？我是否有足够的组织技能以便在长时间跨度内实现复杂的目标？还是我需要专注于一个较为简单的短期目标？我的目标的实现对于维持现有同盟而言是利还是弊？我的目标x是否与目标y相互冲突？如果是的话，应该优先哪个？这只是简短的举例，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第二，我们能够概括出所有影响政治联盟的因素。它们是：伙伴的数量、战略技能和目标。显然，制定战略的行为体只能间接影响这些变量，但是这些变量却与本身的目标发展和相应的手段选择直接相关。正如我们已经在讨论网络能力时提到的那样，政治联盟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对于战略计算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伙伴的目标和偏好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第三类战略变量包括政治对手的数量、战略能力和目标。所有这些都对战略计算造成极大的影响，无论就目标定义还是战略和联盟伙伴的选择而言。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拥有与你正好相反的战略目标，并且他们比你拥有更强大的战略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你最好调整你的目标，并且将一些对手转变为盟友。

第四种，同时也是最后一种变量包括所有那些构成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环境的所有可变因素，因此无法归入前三类。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环境变量。 本节覆盖的领域有公众舆论、国家和国际宏观经济发展（战争、改革、和平协定），自然现象和技术灾难（洪水、干旱、核灾难），上述提到的未经协调的集体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崩溃、经济衰退、大萧条、大规模恐慌）和技术创新（印刷机、火药、因特网）。所有这些因素既能对战略成功造成积极影响，也能造成消极影响，但是除了公众舆论有些许例外，普遍而言，它们几乎都是不可预测的，也是很难影响的。例如，在2011年，日本福岛反应堆的损毁被证明是反核运动成功的战略转折点。受到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在几周时间内，德国本已占比很小的核能支持者比例从34%降至26%，而反核力量比例从64%增加至72%。 这样一来，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将弃用核能和能源转型作为战略目标来实施将很有可能得到公众支持。

考虑到环境变量的可预测性较低且很难影响它们，加上它们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可以得出两个用于计算的战略原则：利用（exploit）和武装（arm）。一方面，成功的计算必须足够灵活，以便确定无法预见的环境变量，并将其作为战略机遇进行利用，例如之前提到的福岛核电站损毁。另一方面，成功的计算必须具有可预测性，足够稳健，以便规避或至少降低环境变量所带来的风险。

#权力及其逻辑

该计算方式的传奇例子之一来自法国政治家、主教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他在1780～1838年间的法国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期间，法国经历了五次政权更替。 [261] 他是法兰西皇室的教会代理人和三级会议代表（三级指的是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不过，在1789年的动荡中，塔列朗与具有君主主义倾向的教士决裂，在旧政权没落的背景下，这些教士是没有机会成功的。相反，塔列朗与奥诺雷·米拉波（Mirabeau）等温和改革派结为联盟，追随时代精神，提倡将教会财产国有化。但是，他始终忠于自由主义教士的核心利益，支持在法国公民宪法框架下保留教会。塔列朗组建战略联盟并将权力变化融入其计算的能力足以让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等雅各宾派领袖成为他的支持者。这一能力也让这位政治家在雅各宾恐怖专政之后还能服务于五人执政的督政府，然后是拿破仑帝国，最后是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塔列朗的灵活性为他赢得了同时代人中的歪脖啄木鸟（wryneck）的名声，拿破仑自己将他称为“穿着丝袜的渣滓”（shit in silk stockings）。然而，此评论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成就实际上是最有效且高效构建战略的典范，他以政治对手的权力能力为导向，充分理解了战略目标的灵活本质。

#权力极其逻辑

权力行为体必须充分考虑权力原则、经济规律、程序规范等政治常量和四种类型的变量，这四种类型的变量包括行为体自身的目标和能力、盟友和对手的目标和能力、环境变量，等等。

我们尽量清晰地区分该挑战的两个方面，即认知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制定以目标为导向和高效的战略需要在信息上付出巨大的努力，这包括需要将收集到的信息系统化，至于变量，要保持更新。另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以目标-手段-环境这一计算方式来使用这些信息的过程不仅是归纳和反思，还与直觉有关。

在制定战略时，那些总是以过去取得成功的行动计划作为导航并严格参照该计划行事的人，将会在中途遭遇灾难，就像那些在政治权力领域持有过分唯智主义观点的人一样。

成功的计算总是一个关乎直觉感官、权力能力和政治“技能”（téchne）的问题。如果没有备受吹捧的敢于尝试“新的、有风险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由与政治权力的亲密关系加强，那么政治战略将仍是可预测的，毫无创造性的，是不会成功的。因此，作为政治战略核心要素的“知识”（épistéme）和“技能”（téchne）是相互重叠的。一方面，行为体有意识地暂时停止具体的行动，以便以其权力知识为基础，对目标、手段和成功的条件进行反思。另一方面，战略选择的最终决定必须以权力技能为基础，将其作为创造性动力，为战略思维注入活力。

#权力极其逻辑

如果决策者希望成功制定并实施政策，他们就必须依赖于其权力结构内积极性高、忠实且具有竞争力的员工或下属。判断积极性、忠诚度和能力并依此分配岗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通过经验和常识是能够处理的。初看上去，真正的关键在于扎实的专业知识。我们将此称为“专业矛盾”（paradox of experts）。 该矛盾由两方面构成。第一，政治领导人依赖于卫生、金融、军事、基础建设、教育等领域专家的建议来形成具体意见和决策，因为他们本身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或者获取这些知识是非常耗费时间的。第二，鉴于领导层缺乏所需专业知识，所以他们不足以区分真正的专家和狐假虎威或半桶水的人。简言之，缺少扎实的专业知识就需要求助于真正的专家，但是求助者本人要有鉴别专家的能力。 如果这个矛盾成立，那么对于领导权知识而言将是一场“灾难”。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元专长（meta-expertise）？如果存在，这由什么构成？这样一来，除了战略知识外，这将是领导权知识的第二根支柱。

#权力极其逻辑
戈德曼认为，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够在试探中及考虑了认知标准的情况下，依据信息，在所谓的专家中做出选择。第一个标准是在所谓的专家中，判断可能的利益冲突或偏见，例如歧视和怨恨、他们自己的主张、特定决策所带来的利益，等等；这尤其适用于一些声称具有专业知识却对某一情形做出相反评价的人。戈德曼干练地总结了这个原则：“如果两个人提供了相反的报告，那么其中一个人明显是在撒谎，这个人的相对可信度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个标准与所谓专家的历史记录有关。这是一种归纳推理法：公认的专家先前所给出的结论越有用——无论是成功为之前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咨询、撰写了准确且普遍被认可的报告，还是做出了准确的预测——那么此人继续提供正确的意见和指导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三个标准也许是最明显的，那就是从你所信任的其他专家那里获得有用建议，这些人要么是你曾经成功与之合作过的人，要么是他们符合前两个标准。

#权力极其逻辑
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引述韦伯的经典著作《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官僚行政意味着通过知识，从根本上掌握主导地位。这就是使其特别合理的特征。一方面，这由技术知识构成，技术知识本身就足以确保它具有非凡的力量。但除此之外，官僚机构，或者拥有并使用权力的人倾向于通过在服务中累积知识，从而进一步增强自己的权力。这是因为他们通过担任公职，获得了有关事实的特殊资料，并拥有大量属于他们自己的文件材料。虽然‘官方机密’概念不是官僚机构所特有的，但无疑是官僚机构的典型特征［……］这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权力极其逻辑

应该从领导权知识和专业知识中的隐藏区别入手。在我们的详细讨论中，领导权知识是一种关于怎么做的知识，例如，如何能最好地实现战略目标？如何最优地为战略相关任务选择人员？官僚专业知识是一种关于是什么的知识，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技术知识”。任何掌握这门知识的权力机构行政部门成员，都会详细了解烟草条例修订法例的内容有哪些，铁路海底隧道采用哪些具体规定，给予低收入群体5%的税收减免对财政的影响有哪些，等等。对于特定政治细分领域而言，这毫无疑问是扎实的知识。就像韦伯指出的那样，这些知识所具有的权力潜能首先且主要来自其“完全不可缺少”。 只有通过政治分工和专业化将其制度化（，政府治理才能长久（再次引用波皮茨）。 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建立导致诞生了一种政治专家，他们在一个狭窄的专业知识领域内几乎成了无可匹敌的专家。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对于使用政治权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又因为只有他们拥有这些知识，因此他们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掌握领导权知识的政治通才，用韦伯有些古老的术语来说就是政治“大师”，他们需要政治专才；不仅是为了制定和实施战略，还是为了确保权力机构持续运转。

#权力极其逻辑

关键在于，政治专才需要政治通才吗？从政治或宏观角度而言，显然，领导能力和专业知识相辅相成，为公共利益而塑造政治规则。但是，如果认为政治领导人和官僚专家是围绕权力和利益进行竞争的团体，他们有各自的惯习、实践和解释视野，那么情况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专家被证明是一种工具权力资源（见第二章第一节），可以被官僚们用来有针对性地对付政治领导人。我们要记住：工具权力指的是通过可靠的威胁或承诺来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对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的掌握。韦伯对官僚机构的效率和高效性的热情可以从他的每一句话中看出，尽管如此，他仍然是该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在著作中对此进行了独立论述。简单概括就是，专业公务员的权力基础在于专业知识，政治家的权力基础在于其领导权知识，鉴于两者在权力基础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他们渐行渐远，以至于公开对抗并进行权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