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至于小规模政治家族是如何成功地屹立于贵族式共和国之权力顶端而数代不倒，不仅让罗马成为古代无法撼动的领导力量，还维持了内部稳定，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历史学者。历史学家彼得·舒尔茨（PeterScholz）在其通俗易懂的著作《跟随长老们》（Den Vätern Folgen ）中提供了一个答案，将我们引至研究的核心：通过明确规定、功能有序的社会化，所有（男性）家族成员从早期孩童时代起就被教授了元老院式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涵盖了经验、技能和信仰，共同创造了他们独立的惯习。另外，舒尔茨稍后做了额外说明，这些家族的统治地位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经过数代人，他们默认权力是家族的传统任务，将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精神和承诺传给下一代。 简言之，共和国精英们成功的秘诀是他们不仅将政治视为对罗马公众的道德义务，也将此看作一种训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成长为统治者的做法发生在高级、受过教育的文化中，但并没有书本和理论指导作为支撑。罗马精英们对古希腊意义中“epistémé”的质疑是自相矛盾的，这在一位较具说服力的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西塞罗（Cicero）在其专著《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中写道：“把我想象成身穿托加长袍的人，多亏父亲的关心，我接受了博雅教育，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学习，尽管如此，我从经验和家族教导中所学到的远远多于书本。”我们对这位伟大修辞学者的理解是，统治不是基于抽象的原则和信息就能够理解的东西，而是要通过生活实践。政治必须变成“第二天性”，即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对于西塞罗和罗马精英而言，实际技能——“téchne”对政治权力而言是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
至于小规模政治家族是如何成功地屹立于贵族式共和国之权力顶端而数代不倒，不仅让罗马成为古代无法撼动的领导力量，还维持了内部稳定，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历史学者。历史学家彼得·舒尔茨（PeterScholz）在其通俗易懂的著作《跟随长老们》（Den Vätern Folgen ）中提供了一个答案，将我们引至研究的核心：通过明确规定、功能有序的社会化，所有（男性）家族成员从早期孩童时代起就被教授了元老院式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涵盖了经验、技能和信仰，共同创造了他们独立的惯习。另外，舒尔茨稍后做了额外说明，这些家族的统治地位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经过数代人，他们默认权力是家族的传统任务，将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精神和承诺传给下一代。 简言之，共和国精英们成功的秘诀是他们不仅将政治视为对罗马公众的道德义务，也将此看作一种训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成长为统治者的做法发生在高级、受过教育的文化中，但并没有书本和理论指导作为支撑。罗马精英们对古希腊意义中“epistémé”的质疑是自相矛盾的，这在一位较具说服力的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西塞罗（Cicero）在其专著《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中写道：“把我想象成身穿托加长袍的人，多亏父亲的关心，我接受了博雅教育，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学习，尽管如此，我从经验和家族教导中所学到的远远多于书本。”我们对这位伟大修辞学者的理解是，统治不是基于抽象的原则和信息就能够理解的东西，而是要通过生活实践。政治必须变成“第二天性”，即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对于西塞罗和罗马精英而言，实际技能——“téchne”对政治权力而言是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
#权力及其逻辑
无论是隐喻性的还是直接意义上的，罗马贵族的后裔们通过“跟随长老们”获得他们的权力技能。首先，所有元老院贵族成员都明白他们只不过是家族长链中很小的一环，他们的祖先，即较年长者（maiores）不仅仅是受到狂热崇拜的对象，还是政治行为永远的模范。为了达到一种符合个人所在阶级的生活方式，纪念家族内重要的名人就足够了，这称为“domesticae laudis exempla”（内部模范）。个人行为的价值和规范获取自家族历史。 通过在祖屋的肖像画廊前，仪式化地复述著名统治者的英雄事迹，形成了这种纪念文化。每一项有关元老院贵族基本美德的论述也构成了他们权力技能的核心要素：自我约束、卓越的口才、战士般的勇气、竞争优势、了解传统和公职的高贵。效仿这些要素是每一个罗马贵族高贵生活（vita honesta）的指导原则。
其次，效仿的不仅仅是已经逝去的传奇祖先们，还有现在的长老们：贵族家族中在位的“父老家族”（patres familias）。从7岁到16岁，元老院的后代们事事都陪伴着其长老。当家族理事会接见其追随者，即所谓的“被保护者”（clientes），并给予他们法律咨询、政治建议或财政支持时，贵族子孙们都在场。他们陪伴长老前往剧院和广场，出席有影响力的朋友参加的舞会，去往浴场，甚至是一起参与竞选活动。这样，他们从实际建议、轶事见闻、指示命令和次要任务中获得了丰富知识，熟悉了罗马共和国的整个政治体系。通过多年的学习，长老的教育不是将抽象的价值和原则作为孤立的个人美德传递给年轻一代，而是让他们意识到未来将要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从而将统治的道德和具体模式“植入”他们体内。 在今天，这种权力技能传递方式或许被称为“在职培训”。16岁时，正式的政治学徒制开始了，称为“tirocinium fori”。在这个阶段，年轻的贵族被托付给一位年长者，此人有可能是具有影响力的亲属，也可能是在任的财务官、监察官，甚至是执政官。在他的指导下，年轻人开始接触日常事务，其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撰写在民众面前和元老院发表的演讲，参与演讲的排练，为法律程序找寻法律规范和先例，起草法案，准备竞选，不停地汇报公众的政治情绪，以及组织本地活动来动员追随者。 通过这些行为，年轻人建立了友谊，培养了关系，发展了交际网络，最重要的是：在争夺政治影响力和显赫官职的劳动密集型竞争中，练习了技能、保存并积累了政治权力。与文职政治训练同步进行的是导师的军事指导，称为“tirocinium militiae”。一旦年长者走上战场，与充满敌意的国家或野蛮部落对抗，他就会将他的门徒带上，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协助行政或完成战略任务。当然，年轻的贵族们必须证明其有与罗马敌人近身搏斗的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还得率领部队献身共和国；胸部没有疮疤的政治家在元老院是受到质疑的。
支撑这种做法的是罗马社会各阶层所共有的信念，那就是权力技能需要经历政治和军事领导上的考验。任何被长老和选民认为在其中一个领导权任务上失败了的人，就会被毫不留情地从官职晋升（称为“cursushonorum”）中除名。 裙带关系在罗马共和国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样严格的训练培养出了一批高度专业化的人，他们是为单一功能而专门存在的。尽管舒尔茨有些脱离学术，但是不可否认他对于罗马贵族展现出了巨大的、具有感染力的热情，他认为“就社会学层面来说，元老院贵族们的基本工作包括［……］代表平民百姓做出应对危机的政治活动。［……］在政治行为中，他们需要不断地应对不可预见的新困难和新事件，在解决冲突时，他们很难重复采用久经考验的措施或做法，常常被迫冒险做一些新的、有风险的尝试，而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
无论是隐喻性的还是直接意义上的，罗马贵族的后裔们通过“跟随长老们”获得他们的权力技能。首先，所有元老院贵族成员都明白他们只不过是家族长链中很小的一环，他们的祖先，即较年长者（maiores）不仅仅是受到狂热崇拜的对象，还是政治行为永远的模范。为了达到一种符合个人所在阶级的生活方式，纪念家族内重要的名人就足够了，这称为“domesticae laudis exempla”（内部模范）。个人行为的价值和规范获取自家族历史。 通过在祖屋的肖像画廊前，仪式化地复述著名统治者的英雄事迹，形成了这种纪念文化。每一项有关元老院贵族基本美德的论述也构成了他们权力技能的核心要素：自我约束、卓越的口才、战士般的勇气、竞争优势、了解传统和公职的高贵。效仿这些要素是每一个罗马贵族高贵生活（vita honesta）的指导原则。
其次，效仿的不仅仅是已经逝去的传奇祖先们，还有现在的长老们：贵族家族中在位的“父老家族”（patres familias）。从7岁到16岁，元老院的后代们事事都陪伴着其长老。当家族理事会接见其追随者，即所谓的“被保护者”（clientes），并给予他们法律咨询、政治建议或财政支持时，贵族子孙们都在场。他们陪伴长老前往剧院和广场，出席有影响力的朋友参加的舞会，去往浴场，甚至是一起参与竞选活动。这样，他们从实际建议、轶事见闻、指示命令和次要任务中获得了丰富知识，熟悉了罗马共和国的整个政治体系。通过多年的学习，长老的教育不是将抽象的价值和原则作为孤立的个人美德传递给年轻一代，而是让他们意识到未来将要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从而将统治的道德和具体模式“植入”他们体内。 在今天，这种权力技能传递方式或许被称为“在职培训”。16岁时，正式的政治学徒制开始了，称为“tirocinium fori”。在这个阶段，年轻的贵族被托付给一位年长者，此人有可能是具有影响力的亲属，也可能是在任的财务官、监察官，甚至是执政官。在他的指导下，年轻人开始接触日常事务，其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撰写在民众面前和元老院发表的演讲，参与演讲的排练，为法律程序找寻法律规范和先例，起草法案，准备竞选，不停地汇报公众的政治情绪，以及组织本地活动来动员追随者。 通过这些行为，年轻人建立了友谊，培养了关系，发展了交际网络，最重要的是：在争夺政治影响力和显赫官职的劳动密集型竞争中，练习了技能、保存并积累了政治权力。与文职政治训练同步进行的是导师的军事指导，称为“tirocinium militiae”。一旦年长者走上战场，与充满敌意的国家或野蛮部落对抗，他就会将他的门徒带上，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协助行政或完成战略任务。当然，年轻的贵族们必须证明其有与罗马敌人近身搏斗的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还得率领部队献身共和国；胸部没有疮疤的政治家在元老院是受到质疑的。
支撑这种做法的是罗马社会各阶层所共有的信念，那就是权力技能需要经历政治和军事领导上的考验。任何被长老和选民认为在其中一个领导权任务上失败了的人，就会被毫不留情地从官职晋升（称为“cursushonorum”）中除名。 裙带关系在罗马共和国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样严格的训练培养出了一批高度专业化的人，他们是为单一功能而专门存在的。尽管舒尔茨有些脱离学术，但是不可否认他对于罗马贵族展现出了巨大的、具有感染力的热情，他认为“就社会学层面来说，元老院贵族们的基本工作包括［……］代表平民百姓做出应对危机的政治活动。［……］在政治行为中，他们需要不断地应对不可预见的新困难和新事件，在解决冲突时，他们很难重复采用久经考验的措施或做法，常常被迫冒险做一些新的、有风险的尝试，而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
#权力及其逻辑
美国拥有世界上竞争最为激烈的政治体系之一，被一个选举权贵阶层所统治，专栏作家斯图尔特·奥尔索普（StewartAlsop）曾将他们称为“人民公爵”。 数字给出了证明：“在44个美国家族中，每一个家族至少有4位同名成员当选过联邦政府官员，在75个家族中，每一个家族有三位同名成员担任过国家公职。” 像肯尼迪、布什和克林顿这样的政治家族，以及罗斯福和亚当斯这样曾经的王朝，都曾通过选民的支持，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职位，甚至是总统职位传递给自己的后代，这样的情况仍将继续。
通过将权力技能嵌入高度专业化和精英化的学习环境中，从小进行教授。
这样的社交行为不仅确保了对政治象征主义和共同仪式的重要性形成前所未有的理解，还有助于对选民需求形成同理心，无条件地培养交际能力。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个人能够充满信心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采取行动。比喻来讲，这些社交行为拓展了个人社会视野。
在叙述克林顿王朝的权力巩固时，赫斯谈论了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
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的政治教育；有必要详细地引用这位编年史学家的话：“几乎从出生起在政治上就是特别的，通过创造一系列经历，将特殊变为普通。什么时候知道哪一位同学是真朋友，哪一些只是想去州长府邸玩呢？哪些礼物是适宜的，哪些是过分夸张的呢？有没有哪一种公共行为是那些普通人家的孩子不需要学习，但是像切尔西这样的孩子最好要从小学起的呢？” 严格却有趣的政治沟通训练补充了这些权力战略知识，可以说，这些是克林顿的女儿在无意中学到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其自传《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 ）中回忆道：“比尔和我试图让切尔西为她可能听到的关于她父亲或母亲的事情做好准备。我们坐在州长官邸的餐桌旁，与她一起进行角色扮演，假装我们在辩论，而我们中的一个人扮成一位政治对手，批评比尔不是一位好州长。” 由两位格外杰出的政治家来教授权力技能，这对于那些没有经过类似训练的竞争者而言是多么大的竞争优势，就更不用说了。简言之，通过结合才能和实践经验从而获得权力技能的人更可能将此传递给他们的家族。当然，克林顿家族不是单一案例；这是典型案例，代表了多个，甚至上百个政治家族。经济学家埃内斯托·达尔·波（Ernesto Dal Bó）率领的研究团队对民主政体中的王朝统治话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能够用一句简单的口号进行概括：“因此，在政治中，权力带来权力。”
美国拥有世界上竞争最为激烈的政治体系之一，被一个选举权贵阶层所统治，专栏作家斯图尔特·奥尔索普（StewartAlsop）曾将他们称为“人民公爵”。 数字给出了证明：“在44个美国家族中，每一个家族至少有4位同名成员当选过联邦政府官员，在75个家族中，每一个家族有三位同名成员担任过国家公职。” 像肯尼迪、布什和克林顿这样的政治家族，以及罗斯福和亚当斯这样曾经的王朝，都曾通过选民的支持，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职位，甚至是总统职位传递给自己的后代，这样的情况仍将继续。
通过将权力技能嵌入高度专业化和精英化的学习环境中，从小进行教授。
这样的社交行为不仅确保了对政治象征主义和共同仪式的重要性形成前所未有的理解，还有助于对选民需求形成同理心，无条件地培养交际能力。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个人能够充满信心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采取行动。比喻来讲，这些社交行为拓展了个人社会视野。
在叙述克林顿王朝的权力巩固时，赫斯谈论了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
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的政治教育；有必要详细地引用这位编年史学家的话：“几乎从出生起在政治上就是特别的，通过创造一系列经历，将特殊变为普通。什么时候知道哪一位同学是真朋友，哪一些只是想去州长府邸玩呢？哪些礼物是适宜的，哪些是过分夸张的呢？有没有哪一种公共行为是那些普通人家的孩子不需要学习，但是像切尔西这样的孩子最好要从小学起的呢？” 严格却有趣的政治沟通训练补充了这些权力战略知识，可以说，这些是克林顿的女儿在无意中学到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其自传《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 ）中回忆道：“比尔和我试图让切尔西为她可能听到的关于她父亲或母亲的事情做好准备。我们坐在州长官邸的餐桌旁，与她一起进行角色扮演，假装我们在辩论，而我们中的一个人扮成一位政治对手，批评比尔不是一位好州长。” 由两位格外杰出的政治家来教授权力技能，这对于那些没有经过类似训练的竞争者而言是多么大的竞争优势，就更不用说了。简言之，通过结合才能和实践经验从而获得权力技能的人更可能将此传递给他们的家族。当然，克林顿家族不是单一案例；这是典型案例，代表了多个，甚至上百个政治家族。经济学家埃内斯托·达尔·波（Ernesto Dal Bó）率领的研究团队对民主政体中的王朝统治话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能够用一句简单的口号进行概括：“因此，在政治中，权力带来权力。”
#权力及其逻辑
舍勒将权力知识（也被翻译为“实际知识”和“产生效果的知识”）与文化知识（或学识）和救世知识做了区分。文化知识致力于塑造和培养个人品格，救世知识旨在建立理智、条理分明的世界观，权力知识则是对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以及人类同伴的实际掌握。舍勒之后，这个术语在规范上变得狭隘，已经遗憾地简化成精英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对权力信息进行垄断。
以这种方式理解的权力知识可以被分为三种类型：合理性知识（justification knowledge）、领导权知识（leadership knowledge）和行政管理知识（administrative knowledge）。通过不断地证明普遍政治表述的合理性、为其辩护和帮助其进一步发展，第一种类型的知识使权力使用合法化。第二种类型是决策者的形式知识（formal knowledge），包括如何不顾与之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反对、实现政治目的，如何有效、高效地操控权力手段（波皮茨提到的统治的地位结构）。第三种类型是官僚主义专家知识，指的是具体程序和政策。
三种形式的知识相互依赖。合理性知识为在这个独特且具体的政治体系内实现公共利益以及公民应该为这样的秩序所努力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合理性结构——但是如果想要永远成功，就必须要由领导权知识和行政管理知识进行补充。反过来，在规范层面符合可信赖的论述，在落实层面遵循对话题和程序的正确理解，也就是说，只有当行政机构认识到决策者往往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时，领导权知识才能转变为政治权力。不过，决策者还必须学会从官僚机构获取和利用知识。只有在决策者能够对其进行专业选择和战略运用的情况下，行政管理知识才能发挥政治影响力。否则，毫不客气地说，它会在中途卡壳。
除了相互依赖，三种形式的权力知识也是统一的，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它们必须得到积极呈现，也就是说，行为体必须尽可能随时随地对其进行取用。背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权力是在时间和物质都匮乏的情况下运作的。延迟、协调问题、查询和研究不仅耗费金钱，还消耗权力。
舍勒将权力知识（也被翻译为“实际知识”和“产生效果的知识”）与文化知识（或学识）和救世知识做了区分。文化知识致力于塑造和培养个人品格，救世知识旨在建立理智、条理分明的世界观，权力知识则是对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以及人类同伴的实际掌握。舍勒之后，这个术语在规范上变得狭隘，已经遗憾地简化成精英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对权力信息进行垄断。
以这种方式理解的权力知识可以被分为三种类型：合理性知识（justification knowledge）、领导权知识（leadership knowledge）和行政管理知识（administrative knowledge）。通过不断地证明普遍政治表述的合理性、为其辩护和帮助其进一步发展，第一种类型的知识使权力使用合法化。第二种类型是决策者的形式知识（formal knowledge），包括如何不顾与之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反对、实现政治目的，如何有效、高效地操控权力手段（波皮茨提到的统治的地位结构）。第三种类型是官僚主义专家知识，指的是具体程序和政策。
三种形式的知识相互依赖。合理性知识为在这个独特且具体的政治体系内实现公共利益以及公民应该为这样的秩序所努力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合理性结构——但是如果想要永远成功，就必须要由领导权知识和行政管理知识进行补充。反过来，在规范层面符合可信赖的论述，在落实层面遵循对话题和程序的正确理解，也就是说，只有当行政机构认识到决策者往往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时，领导权知识才能转变为政治权力。不过，决策者还必须学会从官僚机构获取和利用知识。只有在决策者能够对其进行专业选择和战略运用的情况下，行政管理知识才能发挥政治影响力。否则，毫不客气地说，它会在中途卡壳。
除了相互依赖，三种形式的权力知识也是统一的，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它们必须得到积极呈现，也就是说，行为体必须尽可能随时随地对其进行取用。背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权力是在时间和物质都匮乏的情况下运作的。延迟、协调问题、查询和研究不仅耗费金钱，还消耗权力。
#权力及其逻辑
在介绍了这三种知识形式（合理性、领导权、行政管理）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似性之后，我们希望分别对其进行探讨。首先是合理性概念。它的不可缺少性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明里还是暗里，权力总是不断地有合法性需求，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即在规范上合理。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形式的政府。背后的原因归结于普遍的权力原则，我们在第一章第二节中已经谈论过了：权力的产生是有目的性的。由于权力关系在法理上不是必需的，换言之，权力关系不是由自然法则而是由人类决定的，所以它们时刻发生改变。概括来说，合理性知识回答了为什么本应相同的权力关系却是不同的问题。那些具备合理性知识的人能够为以下问题提供标准答案：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其他人进行统治？为什么政治体系采用这种而不是那种宪法？为什么我使用这项而不是那项政策？为什么公民选择我而不是其他参选者？等等。在一个权力体系中，如果决策者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或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么长久而言，这个权力体系是不稳定的。只有合理性知识才具备动力，能够将社会成员长期约束在已建立的秩序中。
在介绍了这三种知识形式（合理性、领导权、行政管理）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似性之后，我们希望分别对其进行探讨。首先是合理性概念。它的不可缺少性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明里还是暗里，权力总是不断地有合法性需求，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即在规范上合理。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形式的政府。背后的原因归结于普遍的权力原则，我们在第一章第二节中已经谈论过了：权力的产生是有目的性的。由于权力关系在法理上不是必需的，换言之，权力关系不是由自然法则而是由人类决定的，所以它们时刻发生改变。概括来说，合理性知识回答了为什么本应相同的权力关系却是不同的问题。那些具备合理性知识的人能够为以下问题提供标准答案：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其他人进行统治？为什么政治体系采用这种而不是那种宪法？为什么我使用这项而不是那项政策？为什么公民选择我而不是其他参选者？等等。在一个权力体系中，如果决策者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或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么长久而言，这个权力体系是不稳定的。只有合理性知识才具备动力，能够将社会成员长期约束在已建立的秩序中。
#权力及其逻辑
然而，合理性知识不是政治哲学的专业学术知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抽象的、合乎道德和逻辑的原则，严格、理性地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进行演绎是不重要的。合理性知识是关于如何发展和诠释包罗万象的政治表述的知识。 当然，这样的表述不是随意的虚构，不是暂时的说辞，也不是具有政治基础的传说，而是一种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对社会在世界中的定位，它基于共同的历史、共享价值和象征符号——“理解这个世界的共同方式［……］并建立在假设、判断、竞争、倾向和能力之上。”
权力行为体之间的争论不在于伟大民族的三个基本价值是不是表述法国人的指导原则，而在于这三个价值对于公民的日常政治意味着什么，通过何种政策可以得到最好的落实以及哪些行为体能够为这个庞大的国家表述提供最站得住脚的诠释。 所以，任何懂得如何利用这个表述（或其他国家的类似表述）的人都能够在规范框架内对政治事件有更好的理解并做出更适当的指示，从而在政治统治中展现全方位的合理性。
在成员中创造了归属感，包括对前几代人乃至逝去已久的祖先的认同。 共享的表述不仅讲述了社会起源、目的和发展，它还是一个互动故事，呼吁每一个成员参与其中。以这样的方式，人类成为更大整体一部分的需要得到了考虑，而更大整体的意义超越了个体的存在。这就解释了伟大政治表述所具有的强大动员能力以及合理性对维护政治稳定性的重要意义。显然，具体的参与和承诺取决于表述的本质及其演出方式和设计。范围从普通公民对法律和权威的服从到爱国者无条件为国家做出的牺牲。
法地位的不断质疑体现在，在政治影响范畴内，政治表述的具体化是最重要的领导权任务之一。因此，让我们来看看政治表述的来源。这样一来，能够明确四种基础，它们互有不同。第一个来源由不超过三代人的政治经历构成。这些世代群体所共享的经历和记忆是由关键事件或环境所决定的，要么是亲身经历的，要么是由目击者口头传播而重现的。我们有意宽泛地定义“政治经验”一词：这不仅指的是正式的政治程序，还包括具有相关象征意义的事件。只要这些事件不断地呈现在社会成员面前，并发挥其突出的论述作用，那么它们就是政治表述的重要资源。如果权力行为体想要将他们的表述扎根于日常政治话语和公民的实际现实中，他们可以且必须引用这些事件。若仅仅使用来自遥远过去的主题，那么该表述是冒着过时的风险的；它们会丧失约束功能，因为他们没有显示出与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关系。
另外，无法铭记历史的政治表述是不能保证延续性和论述连贯性的，而这是伟大表述的核心。这将我们带向第二个资源，整个政治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即使与之前提到的世代群体的亲身经历有所重叠，但是集体记忆的重点在于社会的过去，这是现如今活着的成员们没有直接经历的。大多数政治社会的历史是通过文学、艺术和建筑向其成员展示的，少数社会是通过照片、录音和电影。尽管如此，这些事件的“记忆”指的不是内心对个人主观经历的回忆，而是对过往证据的解释（见第二章第一节），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用麦金泰尔的话来说就是，这使得社会能够被看作统一了世代、跨越了世纪的项目，当今这个时代或者单纯所有活着的成员之和都不会耗尽其精华和价值。通过不断地对过往证据进行诠释从而使集体记忆保持鲜活，正是如此，才使得对文化传统、祖先的道德责任、历史愧疚感和历史成就的谈论变得可能。然而，正如文化学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注意到的那样，得到诠释的过去既不是仅仅为预测当下（权力）利益提供背景，也不是脱离现在的自治领域：“过去是一面镜子，我们透过它认识超出这一刻的自己，不断地形成我们所谓的自己的形象。这面镜子能够成倍地英雄化或反映一个人的形象，但也能突出负面且可耻的特征。尽管过去不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而是依赖于我们对它的忠诚，但这不仅仅是我们需求和倾向的因变量。它超出了个人和集体；既不能被垄断，也无法得到最终的评估。”
过去无法被垄断，需要不断地被重新评估并受到质疑，这一事实并没有损害集体记忆所具有的巨大潜在权力。历史记忆的爆发力是明确的，从在科索沃平原上进行的科索沃战役就可看出，这是塞尔维亚人的国家历史神话。在1389年6月28日，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Sultan Murat I）的军队在巴尔干地区行进至普里什蒂纳（Pristina）附近时，遇到了东正教的捍卫者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Lazar）。在长期的会战中，两位首领都献出了生命，军队则互相毁灭。这样的军事僵持并未能改变奥斯曼帝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征服了巴尔干地区的事实。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事件，但传说从14世纪时就诞生了。失败的塞尔维亚战士们在战役后变成了黑鸟，以证明他们为捍卫基督教而做出的牺牲。塞尔维亚政治表述就此诞生，整个社会挺身而出，捍卫西方、反对东方，是敢于与强大敌人进行斗争的卫士。这一表述一直以来存在于科索沃，这里是塞尔维亚人民所谓的“腹地”。该表述在600多年后被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占用，一方面，用于塑造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国家联盟所压迫的塞尔维亚独立民族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为了掌握科索沃。米洛舍维奇的战略在中期内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民族主义表述及其实际政治意义得到了同胞们的热烈响应。这是南斯拉夫解体的开端，也是塞尔维亚在欧洲东南部取得主导权的开端。其导致的长期影响众所周知：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升级最后因北约迫使塞尔维亚投降、科索沃独立而结束。将科索沃神话作为造成南斯拉夫战争一系列原因的开端是错误的；该理解对于这样一个多原因导致的冲突情形是不合适的。但是，这一插曲清楚地说明了如果被聪明地用于政治，那么集体记忆将是一种有效的破坏性催化剂。
然而，合理性知识不是政治哲学的专业学术知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抽象的、合乎道德和逻辑的原则，严格、理性地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进行演绎是不重要的。合理性知识是关于如何发展和诠释包罗万象的政治表述的知识。 当然，这样的表述不是随意的虚构，不是暂时的说辞，也不是具有政治基础的传说，而是一种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对社会在世界中的定位，它基于共同的历史、共享价值和象征符号——“理解这个世界的共同方式［……］并建立在假设、判断、竞争、倾向和能力之上。”
权力行为体之间的争论不在于伟大民族的三个基本价值是不是表述法国人的指导原则，而在于这三个价值对于公民的日常政治意味着什么，通过何种政策可以得到最好的落实以及哪些行为体能够为这个庞大的国家表述提供最站得住脚的诠释。 所以，任何懂得如何利用这个表述（或其他国家的类似表述）的人都能够在规范框架内对政治事件有更好的理解并做出更适当的指示，从而在政治统治中展现全方位的合理性。
在成员中创造了归属感，包括对前几代人乃至逝去已久的祖先的认同。 共享的表述不仅讲述了社会起源、目的和发展，它还是一个互动故事，呼吁每一个成员参与其中。以这样的方式，人类成为更大整体一部分的需要得到了考虑，而更大整体的意义超越了个体的存在。这就解释了伟大政治表述所具有的强大动员能力以及合理性对维护政治稳定性的重要意义。显然，具体的参与和承诺取决于表述的本质及其演出方式和设计。范围从普通公民对法律和权威的服从到爱国者无条件为国家做出的牺牲。
法地位的不断质疑体现在，在政治影响范畴内，政治表述的具体化是最重要的领导权任务之一。因此，让我们来看看政治表述的来源。这样一来，能够明确四种基础，它们互有不同。第一个来源由不超过三代人的政治经历构成。这些世代群体所共享的经历和记忆是由关键事件或环境所决定的，要么是亲身经历的，要么是由目击者口头传播而重现的。我们有意宽泛地定义“政治经验”一词：这不仅指的是正式的政治程序，还包括具有相关象征意义的事件。只要这些事件不断地呈现在社会成员面前，并发挥其突出的论述作用，那么它们就是政治表述的重要资源。如果权力行为体想要将他们的表述扎根于日常政治话语和公民的实际现实中，他们可以且必须引用这些事件。若仅仅使用来自遥远过去的主题，那么该表述是冒着过时的风险的；它们会丧失约束功能，因为他们没有显示出与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关系。
另外，无法铭记历史的政治表述是不能保证延续性和论述连贯性的，而这是伟大表述的核心。这将我们带向第二个资源，整个政治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即使与之前提到的世代群体的亲身经历有所重叠，但是集体记忆的重点在于社会的过去，这是现如今活着的成员们没有直接经历的。大多数政治社会的历史是通过文学、艺术和建筑向其成员展示的，少数社会是通过照片、录音和电影。尽管如此，这些事件的“记忆”指的不是内心对个人主观经历的回忆，而是对过往证据的解释（见第二章第一节），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用麦金泰尔的话来说就是，这使得社会能够被看作统一了世代、跨越了世纪的项目，当今这个时代或者单纯所有活着的成员之和都不会耗尽其精华和价值。通过不断地对过往证据进行诠释从而使集体记忆保持鲜活，正是如此，才使得对文化传统、祖先的道德责任、历史愧疚感和历史成就的谈论变得可能。然而，正如文化学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注意到的那样，得到诠释的过去既不是仅仅为预测当下（权力）利益提供背景，也不是脱离现在的自治领域：“过去是一面镜子，我们透过它认识超出这一刻的自己，不断地形成我们所谓的自己的形象。这面镜子能够成倍地英雄化或反映一个人的形象，但也能突出负面且可耻的特征。尽管过去不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而是依赖于我们对它的忠诚，但这不仅仅是我们需求和倾向的因变量。它超出了个人和集体；既不能被垄断，也无法得到最终的评估。”
过去无法被垄断，需要不断地被重新评估并受到质疑，这一事实并没有损害集体记忆所具有的巨大潜在权力。历史记忆的爆发力是明确的，从在科索沃平原上进行的科索沃战役就可看出，这是塞尔维亚人的国家历史神话。在1389年6月28日，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Sultan Murat I）的军队在巴尔干地区行进至普里什蒂纳（Pristina）附近时，遇到了东正教的捍卫者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Lazar）。在长期的会战中，两位首领都献出了生命，军队则互相毁灭。这样的军事僵持并未能改变奥斯曼帝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征服了巴尔干地区的事实。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事件，但传说从14世纪时就诞生了。失败的塞尔维亚战士们在战役后变成了黑鸟，以证明他们为捍卫基督教而做出的牺牲。塞尔维亚政治表述就此诞生，整个社会挺身而出，捍卫西方、反对东方，是敢于与强大敌人进行斗争的卫士。这一表述一直以来存在于科索沃，这里是塞尔维亚人民所谓的“腹地”。该表述在600多年后被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占用，一方面，用于塑造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国家联盟所压迫的塞尔维亚独立民族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为了掌握科索沃。米洛舍维奇的战略在中期内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民族主义表述及其实际政治意义得到了同胞们的热烈响应。这是南斯拉夫解体的开端，也是塞尔维亚在欧洲东南部取得主导权的开端。其导致的长期影响众所周知：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升级最后因北约迫使塞尔维亚投降、科索沃独立而结束。将科索沃神话作为造成南斯拉夫战争一系列原因的开端是错误的；该理解对于这样一个多原因导致的冲突情形是不合适的。但是，这一插曲清楚地说明了如果被聪明地用于政治，那么集体记忆将是一种有效的破坏性催化剂。
#权力及其逻辑
宗教为统治者及被统治的人提供了一个条理分明的世界观、个人形象和伦理取向。 如果相信存在一种超凡脱俗、神圣的秩序，那么对世俗秩序而言，没有比“神的旨意”（Deus vult）这句简单的口号更好的辩护了。纵观历史，在政治体系中，神的旨意反复被用于在逻辑上支持统治体制的构建
当然，不是每一个基于宗教的政治表述都来自神权统治。当致力于赋予其权力合法地位并创建含义表述框架时，即使是民主选举诞生的统治者也要使用宗教元素，像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领导的新保守主义政府那样，引用上帝赐予他们国家的例外主义及传教士般的意识，或者像前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那样，号称共同的基督价值连接着欧洲各国。因此，共同的信仰为人们创造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就像拥有共同的历史一样，于是，这些与超越历史的规范和含义一道，掩护了政治表述的历史来源。
就像政治表述一样，我们不应该忘记宗教是由伟大且连续的故事组成的这一特征。通常来说，它们不是静态的，而是末世论的，叙述了一部救赎史，一部有着清晰界定的起点（创世纪）和终点（最后的审判）的世界史。
用历史时间轴对社会进行分析，从神学和战略两方面对其进行诠释，能够将与他国的战争和内部动乱等所有政治事件和经济、科学和文化成就一同放在宗教领域进行解释。这样一来，国家危机被认为是需要经历的神圣考验，军事冲突是命中注定的、对抗异教徒和叛教者的防御战，而王朝统治或政治精英的连续性可以解释为伟大神圣计划的实现。
持批判意见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不是所有主流政治表述都具备这个神圣、末世论元素，实际上，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伟大民族”这个与神无关的世俗化表述。 但是，这个元素或者至少是其逻辑和主旨，确实比初看之下要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表述中就会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该表述的意识形态核心，它预测（或预言）了当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历史斗争结束后，将会产生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些都具备所有救赎特征。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启发，将历史看作一个目的论过程，必须经历一系列历史时期。他再次坚守其对于基督教的立场。
所有的政治表述来源都得到了指认，同时也确定了合理性知识最重要的基础。当然，最突出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即个别行为体如何具体使用这些来源，将他们在特定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变得合法。不过，由于这是非常具有环境针对性的，只能根据不同社会的叙述资源情况进行回答，因此，这里无法给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反复强调的那样，这一点也涉及政治领导权和战略问题，无法单独讨论；这将我们带向第二种主要的权力知识类型：领导权。
宗教为统治者及被统治的人提供了一个条理分明的世界观、个人形象和伦理取向。 如果相信存在一种超凡脱俗、神圣的秩序，那么对世俗秩序而言，没有比“神的旨意”（Deus vult）这句简单的口号更好的辩护了。纵观历史，在政治体系中，神的旨意反复被用于在逻辑上支持统治体制的构建
当然，不是每一个基于宗教的政治表述都来自神权统治。当致力于赋予其权力合法地位并创建含义表述框架时，即使是民主选举诞生的统治者也要使用宗教元素，像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领导的新保守主义政府那样，引用上帝赐予他们国家的例外主义及传教士般的意识，或者像前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那样，号称共同的基督价值连接着欧洲各国。因此，共同的信仰为人们创造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就像拥有共同的历史一样，于是，这些与超越历史的规范和含义一道，掩护了政治表述的历史来源。
就像政治表述一样，我们不应该忘记宗教是由伟大且连续的故事组成的这一特征。通常来说，它们不是静态的，而是末世论的，叙述了一部救赎史，一部有着清晰界定的起点（创世纪）和终点（最后的审判）的世界史。
用历史时间轴对社会进行分析，从神学和战略两方面对其进行诠释，能够将与他国的战争和内部动乱等所有政治事件和经济、科学和文化成就一同放在宗教领域进行解释。这样一来，国家危机被认为是需要经历的神圣考验，军事冲突是命中注定的、对抗异教徒和叛教者的防御战，而王朝统治或政治精英的连续性可以解释为伟大神圣计划的实现。
持批判意见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不是所有主流政治表述都具备这个神圣、末世论元素，实际上，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伟大民族”这个与神无关的世俗化表述。 但是，这个元素或者至少是其逻辑和主旨，确实比初看之下要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表述中就会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该表述的意识形态核心，它预测（或预言）了当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历史斗争结束后，将会产生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些都具备所有救赎特征。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启发，将历史看作一个目的论过程，必须经历一系列历史时期。他再次坚守其对于基督教的立场。
所有的政治表述来源都得到了指认，同时也确定了合理性知识最重要的基础。当然，最突出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即个别行为体如何具体使用这些来源，将他们在特定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变得合法。不过，由于这是非常具有环境针对性的，只能根据不同社会的叙述资源情况进行回答，因此，这里无法给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反复强调的那样，这一点也涉及政治领导权和战略问题，无法单独讨论；这将我们带向第二种主要的权力知识类型：领导权。
#权力及其逻辑
第一个与领导权核心概念相关的关键领域是政治战略，这也是最为突出的。 战略的概念毫无疑问是“永远存在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以通过界定与之相关的战术概念来入手战略概念。战术和战略都是在心中构建的，被参与者充分利用，从而在国际象棋、战场、市场营销和政治领域等竞争环境中实现其目标。区别在于，战术总是面对某一情况或当下的问题。它们决定了行为体在面对具体情形时的行为和反应，具体情形包括敌后战争、有重要辩论伙伴参与的激烈政治辩论等。战略通常是跨情境的，它不在特定行动环境下指导参与者的行为，但是，它可以决定行为体创建的情境是什么样的，他们将与什么样的对手产生争执，与什么样的对手和平相处，将与哪些人结成同盟，以便有效、高效地实现目标，等等。发生与行为体利益产生冲突的不可预见事件标志着战略的失败，却不代表战术上的失误。
一个成功的政治战略由四部分构成：战略基础（strategy foundations）、战略能力（strategy capability）、战略制定（strategy development）和战略指导（strategic steering）
第一个与领导权核心概念相关的关键领域是政治战略，这也是最为突出的。 战略的概念毫无疑问是“永远存在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以通过界定与之相关的战术概念来入手战略概念。战术和战略都是在心中构建的，被参与者充分利用，从而在国际象棋、战场、市场营销和政治领域等竞争环境中实现其目标。区别在于，战术总是面对某一情况或当下的问题。它们决定了行为体在面对具体情形时的行为和反应，具体情形包括敌后战争、有重要辩论伙伴参与的激烈政治辩论等。战略通常是跨情境的，它不在特定行动环境下指导参与者的行为，但是，它可以决定行为体创建的情境是什么样的，他们将与什么样的对手产生争执，与什么样的对手和平相处，将与哪些人结成同盟，以便有效、高效地实现目标，等等。发生与行为体利益产生冲突的不可预见事件标志着战略的失败，却不代表战术上的失误。
一个成功的政治战略由四部分构成：战略基础（strategy foundations）、战略能力（strategy capability）、战略制定（strategy development）和战略指导（strategic steering）
#权力及其逻辑
政治战略的基础在于对社会世界有专门的看法，福柯恰当地将此称之为“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一个结合了“治理”（govern）和“心理”（mentality）的新术语。 一方面，无论是通过政治经历、理论反思，还是理想化地两者兼具，那些掌握了治理术的人系统性地吸收了权力现象的各种原则、形式、领域和合法性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制定了强有力的政治方针。拉什克和蒂尔斯将后者视为“基于经验的模型，该模型以战略参与者的目标参数为起点，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系统化。” 正如“模型”表述所显示的那样，这个方针不是政治现实的确切说明，而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将政治的核心参数汇聚起来：政治决策的时间跨度和程序、政策、主题、组织、任务、象征符号和公众。
通过将权力渗透和定向计划相结合，战略行为体们能够光栅化社会现实，将重要的内容与不重要的内容进行分离，并且获知决策环境的概况。在这里，我们希望避免造成可能的误解：治理术不是认知上的职业习惯，因为这会导致行为体只在成功的目的-手段关系背景下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其他的人、制度和议题。相反，这是一种特定心态，通过培养政治技能和积累知识，每一个人都能塑造并有目的地利用这种心态
政治战略的基础在于对社会世界有专门的看法，福柯恰当地将此称之为“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一个结合了“治理”（govern）和“心理”（mentality）的新术语。 一方面，无论是通过政治经历、理论反思，还是理想化地两者兼具，那些掌握了治理术的人系统性地吸收了权力现象的各种原则、形式、领域和合法性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制定了强有力的政治方针。拉什克和蒂尔斯将后者视为“基于经验的模型，该模型以战略参与者的目标参数为起点，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系统化。” 正如“模型”表述所显示的那样，这个方针不是政治现实的确切说明，而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将政治的核心参数汇聚起来：政治决策的时间跨度和程序、政策、主题、组织、任务、象征符号和公众。
通过将权力渗透和定向计划相结合，战略行为体们能够光栅化社会现实，将重要的内容与不重要的内容进行分离，并且获知决策环境的概况。在这里，我们希望避免造成可能的误解：治理术不是认知上的职业习惯，因为这会导致行为体只在成功的目的-手段关系背景下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其他的人、制度和议题。相反，这是一种特定心态，通过培养政治技能和积累知识，每一个人都能塑造并有目的地利用这种心态
#权力及其逻辑
但是，那些能够任意使用复杂治理术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分化的多级体系，由决策者、利益相关者、机构制度和议题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构成，其功能关乎权力的合法性、分配和使用。内行人能够判断出竞争对手和盟友的力量，识别机遇和风险。确实，正是这样的观点让成功的战略制定和实施成为可能。
但是，那些能够任意使用复杂治理术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分化的多级体系，由决策者、利益相关者、机构制度和议题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构成，其功能关乎权力的合法性、分配和使用。内行人能够判断出竞争对手和盟友的力量，识别机遇和风险。确实，正是这样的观点让成功的战略制定和实施成为可能。
#权力及其逻辑
第二个构成成分是战略能力，指的是在真实政治竞赛条件下，其他人在推进相互冲突的政治战略时，权力行为体有效、高效地实施战略决定的能力。这取决于七个因素或战略力量（strategic powers）
第一个决定因素是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即确定清晰战略目标和做出相应决定的能力。一方面，这是建立决策等级制度的前提，在这个等级制度中，内部权力、管理任务、责任和管控职能得到界定，并与具体角色或官职挂钩。另一方面，通过议题、立场和象征符号，需要初步阐述政治方向，或者像拉什克和蒂尔斯精辟总结的那样，建立定义利益形成内容的通道。 这就形成了对政治和内部一致性的共同理解。这些领域的相关性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政治领导权，战略行为体就无法行动；如果没有清晰的政治方向，他就是漫无目的的。
第二个因素——动员能力（mobilization capability）代表的是行为体与其所在的战略环境的关系。政治动员是一种沟通和行动方式，使得政党、联合会、公司、非政府组织、工会和教会等政治权力领域内的组织能够让各色各样的一群人活跃起来，包括选民、会员、顾客、追随者、病人，等等，从而维护他们各自的战略利益。因此，它的功能相当于社会催化剂，被动员起来的人被这些组织所利用，为了组织目标而积极行动。 政治动员的核心工具是运动（campaign）。行为体们依据各自不同的政策目标而发起运动并在广告和政治传播中使用这一工具，因此，有必要非常准确地对运动的功能进行说明。运动包括总统或总理的（再次）竞选、针对产品或公司的罢工、采用或废除法律法规、支持或拒绝基础设施计划，等等。乌尔丽克·罗特格尔（Ulrike Röttger）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运动是“采用了戏剧性设计、主题限定、时间限定的沟通战略，用于吸引公众注意力［……］，它们利用了一系列不同的传播工具和技术，包括宣传手段、用于市场营销的工具和经典的公共关系举措。吸引注意力是各种运动的最低目标。其目的还在于对组织信誉产生信心，对个人意图或后续行动表达肯定。” 这一紧凑的描述清楚地表达了，具有说服力的运动或有能力进行动员不仅需要具备站得住脚且有魅力的政治话语，囊括起点、高潮、终点和持续的紧张局势，还要有一套来自媒体和新闻业的方式方法。这些工具得到了我们在第二章第三节中描述并讨论的数据权力的补充。今天，不了解特定目标群体及其利益的话，成功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政治动员的成功与否与数据爬虫和数据匹配等工具能否得到有效使用尤为相关。基于算法的数据分析不仅精确地判断了目标群体的偏好，还形成了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和动员方式：一方面，在平台、社交网络和邮件中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对话沟通；另一方面，采用私人信件和拜访等传统模拟工具。因此，动员能力的战略潜力建立在对戏剧式的智慧、沟通技巧、技术诀窍和严密的运动管理的结合之上。毫不夸张地说，严密的运动管理对于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这在美国尤为明显。在那里，竞选运动管理几乎采用了军队式的组织结构。美国竞选者们创作出的伟大艺术是组织严密、由上至下的一整套竞选活动，尽管民众将此看作一个激励草根的运动。
第二个构成成分是战略能力，指的是在真实政治竞赛条件下，其他人在推进相互冲突的政治战略时，权力行为体有效、高效地实施战略决定的能力。这取决于七个因素或战略力量（strategic powers）
第一个决定因素是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即确定清晰战略目标和做出相应决定的能力。一方面，这是建立决策等级制度的前提，在这个等级制度中，内部权力、管理任务、责任和管控职能得到界定，并与具体角色或官职挂钩。另一方面，通过议题、立场和象征符号，需要初步阐述政治方向，或者像拉什克和蒂尔斯精辟总结的那样，建立定义利益形成内容的通道。 这就形成了对政治和内部一致性的共同理解。这些领域的相关性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政治领导权，战略行为体就无法行动；如果没有清晰的政治方向，他就是漫无目的的。
第二个因素——动员能力（mobilization capability）代表的是行为体与其所在的战略环境的关系。政治动员是一种沟通和行动方式，使得政党、联合会、公司、非政府组织、工会和教会等政治权力领域内的组织能够让各色各样的一群人活跃起来，包括选民、会员、顾客、追随者、病人，等等，从而维护他们各自的战略利益。因此，它的功能相当于社会催化剂，被动员起来的人被这些组织所利用，为了组织目标而积极行动。 政治动员的核心工具是运动（campaign）。行为体们依据各自不同的政策目标而发起运动并在广告和政治传播中使用这一工具，因此，有必要非常准确地对运动的功能进行说明。运动包括总统或总理的（再次）竞选、针对产品或公司的罢工、采用或废除法律法规、支持或拒绝基础设施计划，等等。乌尔丽克·罗特格尔（Ulrike Röttger）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运动是“采用了戏剧性设计、主题限定、时间限定的沟通战略，用于吸引公众注意力［……］，它们利用了一系列不同的传播工具和技术，包括宣传手段、用于市场营销的工具和经典的公共关系举措。吸引注意力是各种运动的最低目标。其目的还在于对组织信誉产生信心，对个人意图或后续行动表达肯定。” 这一紧凑的描述清楚地表达了，具有说服力的运动或有能力进行动员不仅需要具备站得住脚且有魅力的政治话语，囊括起点、高潮、终点和持续的紧张局势，还要有一套来自媒体和新闻业的方式方法。这些工具得到了我们在第二章第三节中描述并讨论的数据权力的补充。今天，不了解特定目标群体及其利益的话，成功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政治动员的成功与否与数据爬虫和数据匹配等工具能否得到有效使用尤为相关。基于算法的数据分析不仅精确地判断了目标群体的偏好，还形成了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和动员方式：一方面，在平台、社交网络和邮件中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对话沟通；另一方面，采用私人信件和拜访等传统模拟工具。因此，动员能力的战略潜力建立在对戏剧式的智慧、沟通技巧、技术诀窍和严密的运动管理的结合之上。毫不夸张地说，严密的运动管理对于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这在美国尤为明显。在那里，竞选运动管理几乎采用了军队式的组织结构。美国竞选者们创作出的伟大艺术是组织严密、由上至下的一整套竞选活动，尽管民众将此看作一个激励草根的运动。
#权力及其逻辑
战略潜能的第三个因素是网络能力（network capability），也针对的是权力玩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过，这强调的是与其他组织和利益集团建立同盟的能力，用于扩大行为体个人的关注范围，或者获取更多信誉。这样的政治网络只有在政治盟友之间存在足够的交叉时才能形成。
对于形成有效、长久的联盟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仅是拥有共同的主题和目标，还包括共同的惯习和实践，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解释视野。
政党、公司、非政府组织、教会或其他组织间的政治联盟是非常有效的政治战略工具。尽管如此，它们的构成在实际上必须面向或符合战略目标。就此而言，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评估：质量和数量。当需要与一小群专业的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完成一个高度集中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时，例如，修订药品条令，那么就应该与少数能力强大的伙伴建立同盟关系。在这里，信息交换、共享专业知识及其声誉是首要的。对于像欧盟和美国签署《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样广泛的战略目标而言，情况是不同的，这不仅涉及诸多权力领域和利益群体，还有巨大的公众动员潜能。该协定未能成行，主要是因为支持者没能建立起整合不同组织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盟，没有在其中强调公众利益。反而在欧洲社会中，对疏远且排外的政治决策精英集团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他们的统治是违背民意的。反对TTIP的人在欧洲范围内建立起了联盟，成员包括全球化反对者、环保主义者和动物权利保护者，也有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者，他们以“TTIP kills”（TTIP杀戮）或“Tango vs. TTIP”（探戈还是TTIP）等简单的标语开启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大规模的声浪和该议题所产生的情绪感染使得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家名气变得毫无用处；信誉陷阱无可避免。
以上案例清晰地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尽管存在不同，但是动员能力和网络能力在实际中常常紧密交织；第二，同盟构建中的公共因素总是具有战略风险或机遇的，需要思考和评估。可以肯定的是，从某种角度而言，修订单一条令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些都是政治和战略目标的极端例子。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构建以目标为导向的网络不能只看重数量或者质量，而是要注重两者的平衡。因此，我们认为，网络能力所产生的潜力不仅仅是以在主题、惯习和实践中创造节点或交叉的能力为基础，而且要基于判断，这使得所设想的联盟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平衡。
第四个战略能力：传递能力。这是将与实现战略目标相关的考量、利益和意见传递给其他个人或机构的能力。我们最好从“传递”（mediating）一词的字面意思进行理解：这不仅仅是使信息易于理解，即翻译成接收人的语言，还要使该信息具有说服力。例如，任何在对话中成功地传递了请求、使理性与感性兼具的人，他或她就被认为是值得倾听、可信赖的沟通伙伴。初看上去，似乎有两个关键要素是相互冲突的：真诚（truthfulness）和修辞技巧（rhetorical finesse）。
真诚不意味着我们的观点总是真理，不会受到任何质疑。从知识论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要求过于复杂，因为这假设存在无限的元知识（meta-knowledge），给传递信息者的自我反省强加了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当然，真诚意味着表述和实际行动相符，也就是说话和行为保持一致。言行无法一致的权力行为体要么被认为是反复无常的，要么是固执己见的。他们是无法信赖的。即便他们的论述具有说服力，但是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遭到反对。
对政治吹毛求疵的人可能会指出，如果权力行为体无法恰当地掩盖言行之间的差异，那么真诚就仅是传递能力的关键要素而已。应该认真对待这样的质疑，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当然，隐瞒和保密是所有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在知识和权力之间最初的内在联系中已经很明显了。在权力知识上享有的优势为权力带来了明确的优势，这反过来极大地增加了战略成功的可能。因此，对竞争对手、批评人士和潜在对手隐瞒信息，使他们无法了解自己的能力和目标，这是战略所要求的。第二，无论权力行为体如何完善，隐瞒能力都有其实际限制：言行之间的分歧越大，越容易被发现，也越难掩盖。此外，谨慎还出于另一个原因：当今的全球数字网络通信空间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调查潜力。目前关于假新闻的争论并没有改变这一点。简而言之，由于被认为是反复无常或固执己见的人的风险成倍增加，所以至少从长期来看，这样的隐瞒策略很可能不会成功。
战略潜能的第三个因素是网络能力（network capability），也针对的是权力玩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过，这强调的是与其他组织和利益集团建立同盟的能力，用于扩大行为体个人的关注范围，或者获取更多信誉。这样的政治网络只有在政治盟友之间存在足够的交叉时才能形成。
对于形成有效、长久的联盟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仅是拥有共同的主题和目标，还包括共同的惯习和实践，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解释视野。
政党、公司、非政府组织、教会或其他组织间的政治联盟是非常有效的政治战略工具。尽管如此，它们的构成在实际上必须面向或符合战略目标。就此而言，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评估：质量和数量。当需要与一小群专业的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完成一个高度集中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时，例如，修订药品条令，那么就应该与少数能力强大的伙伴建立同盟关系。在这里，信息交换、共享专业知识及其声誉是首要的。对于像欧盟和美国签署《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样广泛的战略目标而言，情况是不同的，这不仅涉及诸多权力领域和利益群体，还有巨大的公众动员潜能。该协定未能成行，主要是因为支持者没能建立起整合不同组织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盟，没有在其中强调公众利益。反而在欧洲社会中，对疏远且排外的政治决策精英集团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他们的统治是违背民意的。反对TTIP的人在欧洲范围内建立起了联盟，成员包括全球化反对者、环保主义者和动物权利保护者，也有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者，他们以“TTIP kills”（TTIP杀戮）或“Tango vs. TTIP”（探戈还是TTIP）等简单的标语开启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大规模的声浪和该议题所产生的情绪感染使得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家名气变得毫无用处；信誉陷阱无可避免。
以上案例清晰地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尽管存在不同，但是动员能力和网络能力在实际中常常紧密交织；第二，同盟构建中的公共因素总是具有战略风险或机遇的，需要思考和评估。可以肯定的是，从某种角度而言，修订单一条令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些都是政治和战略目标的极端例子。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构建以目标为导向的网络不能只看重数量或者质量，而是要注重两者的平衡。因此，我们认为，网络能力所产生的潜力不仅仅是以在主题、惯习和实践中创造节点或交叉的能力为基础，而且要基于判断，这使得所设想的联盟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平衡。
第四个战略能力：传递能力。这是将与实现战略目标相关的考量、利益和意见传递给其他个人或机构的能力。我们最好从“传递”（mediating）一词的字面意思进行理解：这不仅仅是使信息易于理解，即翻译成接收人的语言，还要使该信息具有说服力。例如，任何在对话中成功地传递了请求、使理性与感性兼具的人，他或她就被认为是值得倾听、可信赖的沟通伙伴。初看上去，似乎有两个关键要素是相互冲突的：真诚（truthfulness）和修辞技巧（rhetorical finesse）。
真诚不意味着我们的观点总是真理，不会受到任何质疑。从知识论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要求过于复杂，因为这假设存在无限的元知识（meta-knowledge），给传递信息者的自我反省强加了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当然，真诚意味着表述和实际行动相符，也就是说话和行为保持一致。言行无法一致的权力行为体要么被认为是反复无常的，要么是固执己见的。他们是无法信赖的。即便他们的论述具有说服力，但是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遭到反对。
对政治吹毛求疵的人可能会指出，如果权力行为体无法恰当地掩盖言行之间的差异，那么真诚就仅是传递能力的关键要素而已。应该认真对待这样的质疑，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当然，隐瞒和保密是所有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在知识和权力之间最初的内在联系中已经很明显了。在权力知识上享有的优势为权力带来了明确的优势，这反过来极大地增加了战略成功的可能。因此，对竞争对手、批评人士和潜在对手隐瞒信息，使他们无法了解自己的能力和目标，这是战略所要求的。第二，无论权力行为体如何完善，隐瞒能力都有其实际限制：言行之间的分歧越大，越容易被发现，也越难掩盖。此外，谨慎还出于另一个原因：当今的全球数字网络通信空间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调查潜力。目前关于假新闻的争论并没有改变这一点。简而言之，由于被认为是反复无常或固执己见的人的风险成倍增加，所以至少从长期来看，这样的隐瞒策略很可能不会成功。
#权力及其逻辑
传递的第二个要素是修辞，似乎与真实原则相冲突。但是，认为两者矛盾的印象是由于概念的收缩——一边是传递概念，另一边是修辞概念。包括柏拉图、歌德和俾斯麦（Bismarck）等在内的思想史上的著名批评家，都将修辞描述为一种娴熟的说服技巧，本身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谴责它是一种煽动和空谈的工具。启蒙运动标志性人物康德甚至将此称为“骗术” 。
不过，我们认为，这样强烈的批判扭曲了政治修辞这个伟大传统，当被负责任地使用并得到很好的理解时，它围绕三个主要指导原则：理性诉求（logos）、情感诉求（pathos）和品格诉求（ethos）。 真正的修辞学表达的是接收人的情感以及他们的理性和判断，反映了演讲者的诚实和正直。在上述三者的背后，是一个同样简单且可信赖的人类学假设：作为政治动物，人类绝不仅仅是理性或感性的，也不完全是出于自私或利他的原因。相反，人类似乎是被各种各样的冲动和动机所驱使的动物。如果要获得成功，政治传递就必须对全部这些进行强调。
让我们记住，传递能力所具有的潜力是复杂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在战略行为体争夺权力时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境中，摈弃修辞学，转而采用严格理性且不带感情色彩的论证方式，这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劣势。简言之，因为修辞学是一门说服和鼓舞听众的艺术，还因为所有不使用这件工具的权力行为体都将丧失政治影响力，所以从权力战略角度而言，对话伦理学模式是不合理的。
与传递能力互补的另一种能力也与公众联系紧密：名声（fame）。名人享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公众关注，使他们区别于其他行为体，其声誉让他们能够在战略上影响政治权力领域。他们的话语具有分量，他们的行动感染着众人，他们的名字口口相传。现在，名声尤其是政治荣耀（political glory）并不等同于独特的关注。
社交媒体名人、“油管人”（YouTubers）和流行明星可能在数字平台上拥有上百万的追随者，并且通过产品推荐等方式享受着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就市场营销而言，他们是非常有效的影响者。然而，这样的影响力无法转化成政治战略能力。原因在于，即使是他们的追随者，通常也不会将这些人与政治技能联系起来，而是与艺术才华、对时尚和潮流的杰出品位等联系起来。我们认为，这存在具体差异：名声包括获得公众关注以及拥有权力技能、权力知识和权力本身。...清楚地说明了名声不一定与良好声誉或相互尊重有关。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的统治者可能更令人畏惧而不是尊重，西方世界尤其如此。不过，这丝毫没有损害他们的名声。
现在，将名声定义为战略能力是一回事，而确定名声的基础和如何获得名声又是另一回事。对于名声而言，不存在通用指南，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中，名声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人格和精神等决定性因素无法改变。因此，只能列举一系列有利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出身、金钱、成就和对象征符号的敏感度。
与身处内罗毕（Nairobi）或加尔各答（Calcutta）贫民窟之中的人相比，那些在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以上家庭长大的人，他们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更可能受到瞩目。历史上绝大多数光辉的权力行为体总是出现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阶级，这是发人深省却非常重要的事实。良好出身这样的财政资源不是拥有名声的保证，但是对于争夺社会关注度至关重要。传媒学家乔治·法兰克（Georg Franck）和约格·贝尔纳迪（Jörg Bernardy）强调，尤其是在现代传媒集团，关注度是一种极受追捧却极其稀缺的商品，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为此投入日益巨大的资本支出。 消费者在无穷无尽的出版物、新闻报道、网站、信息、时事通讯等之间不断摇摆。那些想要在这场战斗中永远维护自身立场的人，必须在其公共形象和媒体形象上进行投资；否则，他们会立刻失去关注。这方面的表现是决定性的：它提供了关于名声的表述。无论是通过赢得战争、对国家进行改革、重振国家经济，还是调节民族矛盾，只有当权力行为体真正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时，他们的自我呈现才具有政治实质。缺乏实质的光环是易碎的。在上述提到的现如今的数字网络传播空间中，总是存在被认为是骗子的风险。为了让关注度转变成为名声，必须借助象征主义。可以通过姿态、比喻和手势来控制公众对一个人的看法。
传递的第二个要素是修辞，似乎与真实原则相冲突。但是，认为两者矛盾的印象是由于概念的收缩——一边是传递概念，另一边是修辞概念。包括柏拉图、歌德和俾斯麦（Bismarck）等在内的思想史上的著名批评家，都将修辞描述为一种娴熟的说服技巧，本身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谴责它是一种煽动和空谈的工具。启蒙运动标志性人物康德甚至将此称为“骗术” 。
不过，我们认为，这样强烈的批判扭曲了政治修辞这个伟大传统，当被负责任地使用并得到很好的理解时，它围绕三个主要指导原则：理性诉求（logos）、情感诉求（pathos）和品格诉求（ethos）。 真正的修辞学表达的是接收人的情感以及他们的理性和判断，反映了演讲者的诚实和正直。在上述三者的背后，是一个同样简单且可信赖的人类学假设：作为政治动物，人类绝不仅仅是理性或感性的，也不完全是出于自私或利他的原因。相反，人类似乎是被各种各样的冲动和动机所驱使的动物。如果要获得成功，政治传递就必须对全部这些进行强调。
让我们记住，传递能力所具有的潜力是复杂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在战略行为体争夺权力时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境中，摈弃修辞学，转而采用严格理性且不带感情色彩的论证方式，这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劣势。简言之，因为修辞学是一门说服和鼓舞听众的艺术，还因为所有不使用这件工具的权力行为体都将丧失政治影响力，所以从权力战略角度而言，对话伦理学模式是不合理的。
与传递能力互补的另一种能力也与公众联系紧密：名声（fame）。名人享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公众关注，使他们区别于其他行为体，其声誉让他们能够在战略上影响政治权力领域。他们的话语具有分量，他们的行动感染着众人，他们的名字口口相传。现在，名声尤其是政治荣耀（political glory）并不等同于独特的关注。
社交媒体名人、“油管人”（YouTubers）和流行明星可能在数字平台上拥有上百万的追随者，并且通过产品推荐等方式享受着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就市场营销而言，他们是非常有效的影响者。然而，这样的影响力无法转化成政治战略能力。原因在于，即使是他们的追随者，通常也不会将这些人与政治技能联系起来，而是与艺术才华、对时尚和潮流的杰出品位等联系起来。我们认为，这存在具体差异：名声包括获得公众关注以及拥有权力技能、权力知识和权力本身。...清楚地说明了名声不一定与良好声誉或相互尊重有关。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的统治者可能更令人畏惧而不是尊重，西方世界尤其如此。不过，这丝毫没有损害他们的名声。
现在，将名声定义为战略能力是一回事，而确定名声的基础和如何获得名声又是另一回事。对于名声而言，不存在通用指南，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中，名声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人格和精神等决定性因素无法改变。因此，只能列举一系列有利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出身、金钱、成就和对象征符号的敏感度。
与身处内罗毕（Nairobi）或加尔各答（Calcutta）贫民窟之中的人相比，那些在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以上家庭长大的人，他们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更可能受到瞩目。历史上绝大多数光辉的权力行为体总是出现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阶级，这是发人深省却非常重要的事实。良好出身这样的财政资源不是拥有名声的保证，但是对于争夺社会关注度至关重要。传媒学家乔治·法兰克（Georg Franck）和约格·贝尔纳迪（Jörg Bernardy）强调，尤其是在现代传媒集团，关注度是一种极受追捧却极其稀缺的商品，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为此投入日益巨大的资本支出。 消费者在无穷无尽的出版物、新闻报道、网站、信息、时事通讯等之间不断摇摆。那些想要在这场战斗中永远维护自身立场的人，必须在其公共形象和媒体形象上进行投资；否则，他们会立刻失去关注。这方面的表现是决定性的：它提供了关于名声的表述。无论是通过赢得战争、对国家进行改革、重振国家经济，还是调节民族矛盾，只有当权力行为体真正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时，他们的自我呈现才具有政治实质。缺乏实质的光环是易碎的。在上述提到的现如今的数字网络传播空间中，总是存在被认为是骗子的风险。为了让关注度转变成为名声，必须借助象征主义。可以通过姿态、比喻和手势来控制公众对一个人的看法。
#权力及其逻辑
我们希望讨论的第六个战略能力要素是资金能力（financial potency）。这个要素已经在讨论其他能力时提及。因此，我们将简化我们的讨论。显然，权力行为体最终能否有效、高效地落实战略决策取决于他们的资金能力。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网络能力、传递能力甚至是名声，所有这些要素都默认要具备资金能力。需要支付薪水给优秀、可靠的人员，运动需要资金支持，当然，对于科技和传播工具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而言，也是如此。
我们希望讨论的第六个战略能力要素是资金能力（financial potency）。这个要素已经在讨论其他能力时提及。因此，我们将简化我们的讨论。显然，权力行为体最终能否有效、高效地落实战略决策取决于他们的资金能力。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网络能力、传递能力甚至是名声，所有这些要素都默认要具备资金能力。需要支付薪水给优秀、可靠的人员，运动需要资金支持，当然，对于科技和传播工具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而言，也是如此。
#权力及其逻辑
在政治权力领域中，如果行为体的战略目标被广大民意认为是极其无私的，例如环保主义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开发人员的战略目标，那么用布迪厄的话来说，他们就拥有称为道德资本的战略资源（见第二章第三节）。这些人的目标符合广泛社会阶层的道德信念。相对于那些目标没有被认为是同样无私的行为体而言，道德资本为这些人提供了战略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财政资本。例如，吸引人们从事一项已经与其道德信念多少相符的事情，比需要先从道德上说服他们才能做到的事情要来得容易且成本更低。坦白地说，人权比核力量更受欢迎。此外，对拥有与道德表述密不可分的战略目标的行为体而言，在个别情况下，大量的财政资源甚至被认为是负担，因为这将造成具有优越感或贪赃枉法的印象。无论如何，鉴于以上原因，缺乏资金能力的权力行为体无法利用其他战略力量。所以，这并非一个是与否的问题，而是关乎数量。资金能力仍旧是战略能力的必要条件。
在政治权力领域中，如果行为体的战略目标被广大民意认为是极其无私的，例如环保主义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开发人员的战略目标，那么用布迪厄的话来说，他们就拥有称为道德资本的战略资源（见第二章第三节）。这些人的目标符合广泛社会阶层的道德信念。相对于那些目标没有被认为是同样无私的行为体而言，道德资本为这些人提供了战略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财政资本。例如，吸引人们从事一项已经与其道德信念多少相符的事情，比需要先从道德上说服他们才能做到的事情要来得容易且成本更低。坦白地说，人权比核力量更受欢迎。此外，对拥有与道德表述密不可分的战略目标的行为体而言，在个别情况下，大量的财政资源甚至被认为是负担，因为这将造成具有优越感或贪赃枉法的印象。无论如何，鉴于以上原因，缺乏资金能力的权力行为体无法利用其他战略力量。所以，这并非一个是与否的问题，而是关乎数量。资金能力仍旧是战略能力的必要条件。
#权力及其逻辑
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战略能力是牺牲的意愿。乍看上去，该词语似乎是军事的，仅仅指的是权力行为体及其支持者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而接受损失、承担风险（关系到他们个人的福祉）的意愿。政治战略的发展、落实和管理从来都不是没有风险或不费力的。战略消耗时间、金钱、精神以及以上所有力量。权力领域的未知性不可避免地将带来挫折。在挑战现有秩序的战略实施中，例如改革或反对独裁统治、有组织的公民抗命，除了挫折，还有金钱、威望、友谊，甚至是生命的丧失。相较于愿意做出牺牲的行为体来说，那些没有充分动机去承担这些风险的行为体显然是处于劣势地位的。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无需提及印度政治家莫罕达斯·甘地（Mahatma Ghandi）等杰出历史人物，他随时准备为其和平反对大英帝国的战略而献出完整的生命。 光是政治领导人漫长而极其耗费体力的日常工作，尤其是在选举活动期间，就足够表现出，对于政治战略而言愿意做出牺牲意味着什么了。
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战略能力是牺牲的意愿。乍看上去，该词语似乎是军事的，仅仅指的是权力行为体及其支持者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而接受损失、承担风险（关系到他们个人的福祉）的意愿。政治战略的发展、落实和管理从来都不是没有风险或不费力的。战略消耗时间、金钱、精神以及以上所有力量。权力领域的未知性不可避免地将带来挫折。在挑战现有秩序的战略实施中，例如改革或反对独裁统治、有组织的公民抗命，除了挫折，还有金钱、威望、友谊，甚至是生命的丧失。相较于愿意做出牺牲的行为体来说，那些没有充分动机去承担这些风险的行为体显然是处于劣势地位的。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无需提及印度政治家莫罕达斯·甘地（Mahatma Ghandi）等杰出历史人物，他随时准备为其和平反对大英帝国的战略而献出完整的生命。 光是政治领导人漫长而极其耗费体力的日常工作，尤其是在选举活动期间，就足够表现出，对于政治战略而言愿意做出牺牲意味着什么了。
#权力及其逻辑
我们将结束对战略能力的讨论，转向政治战略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战略制定。成功的战略制定基于正确的计算，这是拉什克和蒂尔斯采用的有趣的数学类比。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样的计算是效益评估。因此，行为体们根据其可用资源或权力资产来定义其跨情境的目标，并制定行动方案。简言之，行为体能够通过多条途径达成目标，选择成功概率和付出努力之间最优的那条。理想的结果是辨认出一条效果最好、效率最高的路径，即拥有最大的成功可能，用到最少的资源。然而，拉什克和蒂尔斯的数学类比遇到了限制，与基于普遍公理的算术运算不同，战略计算不是逻辑推论，而是基于经验知识的概率运算。 它们有以下通用形式：通过基于经验的假设，我能够动员资源r，若政治环境按照路径d进行发展，并且政治对手做出行动a，那么我将有x%的可能实现目标。因为预测的是未来的行动和事件，所以这样的计算以不可预测的风险为特征。这随着战略时间跨度的拉长以及变量和常量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换言之，任何进行战略计算的人都试图（a）平衡其战略目标和可用权力手段；（b）预测政治对手和盟友未来的行动以及政策相关事件和政治发展；（c）回忆他们在政治权力领域的过往经历、其行为体、程序和限制，以便于（d）确定通向目标的理想因果途径。这一高度概括清楚说明了战略构建是非常复杂的过程。
尽管影响战略形成的因素是非常多且难以用案例进行分析的，但它们仍旧是可以被系统化的，因此可以通过一些类别对其进行管理。首先，我们可以将所有因素分为两个基本类型：战略常量和战略变量。
我们将结束对战略能力的讨论，转向政治战略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战略制定。成功的战略制定基于正确的计算，这是拉什克和蒂尔斯采用的有趣的数学类比。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样的计算是效益评估。因此，行为体们根据其可用资源或权力资产来定义其跨情境的目标，并制定行动方案。简言之，行为体能够通过多条途径达成目标，选择成功概率和付出努力之间最优的那条。理想的结果是辨认出一条效果最好、效率最高的路径，即拥有最大的成功可能，用到最少的资源。然而，拉什克和蒂尔斯的数学类比遇到了限制，与基于普遍公理的算术运算不同，战略计算不是逻辑推论，而是基于经验知识的概率运算。 它们有以下通用形式：通过基于经验的假设，我能够动员资源r，若政治环境按照路径d进行发展，并且政治对手做出行动a，那么我将有x%的可能实现目标。因为预测的是未来的行动和事件，所以这样的计算以不可预测的风险为特征。这随着战略时间跨度的拉长以及变量和常量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换言之，任何进行战略计算的人都试图（a）平衡其战略目标和可用权力手段；（b）预测政治对手和盟友未来的行动以及政策相关事件和政治发展；（c）回忆他们在政治权力领域的过往经历、其行为体、程序和限制，以便于（d）确定通向目标的理想因果途径。这一高度概括清楚说明了战略构建是非常复杂的过程。
尽管影响战略形成的因素是非常多且难以用案例进行分析的，但它们仍旧是可以被系统化的，因此可以通过一些类别对其进行管理。首先，我们可以将所有因素分为两个基本类型：战略常量和战略变量。
#权力及其逻辑
常量，我们指的是那些极其难以改变的因素，是稳定、跨文化的原则或者个别社会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这包含了基本经济规律，例如，高需求、低供应造成价格上涨，还包括了权力普遍准则和人类学常量，例如人类脆弱性等。
另外，常量还涵盖了社会的宪法和程序规范，战略在其中实施。这包括政治和公民权利，选举体系，横向和纵向权力分立形式，欧盟或英联邦等跨国家机构的参与。这些规范描述了政治权力竞赛的正式规则，为战略权力资源的合法使用划定了界线。需要提醒的是，这些规则不是普遍适用的，它们依历史而变，可以由人类改变或废除。不过，重要的是，它们不仅受到极其苛刻的程序障碍的保护，例如美国众、参两院以及德国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原则，还受到各自政治实践中根深蒂固的元素的保护。因此，战略鲜少针对或宪法和程序性规范（或它们的修改），而是在这些规范所划定的范围内运作。
以下观点是可以推广的：战略构成的常量因其长久性和几乎不存在的可变性而成为影响因子，在战略中要认真对待，但通常而言，它们不是战略目标。这个观点所带来的实际影响，首先是权力行为体必须了解哪些常量与他们的战略目标有关，而哪些是无关的。其次，他们必须清楚哪些常量对理想的因果路径造成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最后，实际上没有必要在战略实施和控制期间对常量进行观察和评估，因为在预估中，它们将是稳定的。一旦你已经确定了战略中的所有常量，并且在目标-手段-环境计算中考虑了它们，你就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专注于战略变量了。
战略变量包括所有明显将会发生改变的因素，无论这种改变是蓄意造成或自然事件导致的，还是未经协调的集体行为所造成的非故意后果。
第一，战略变量直接与战略制定者本人的战略能力和战略目标相关。显然，行为体在战略制定时必须对他们本身的能力进行考量，切实地对其进行评估，如有需要，进行补充。如果你拥有强大的网络和传递技能，但是缺乏名声，也没有强大的资金能力，那么你最好要么寻找一个合适的盟友，要么增强本人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将战略目标视为变量，这意味着就其能力和资源而言，战略制定必须反映行为者的目标是否切合实际，或者这些目标是否需要调整甚至放弃。传统的问题有：在不放弃我的调节能力，也就是保持自身真诚的情况下，我究竟能否实现目标？我是否有足够的组织技能以便在长时间跨度内实现复杂的目标？还是我需要专注于一个较为简单的短期目标？我的目标的实现对于维持现有同盟而言是利还是弊？我的目标x是否与目标y相互冲突？如果是的话，应该优先哪个？这只是简短的举例，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第二，我们能够概括出所有影响政治联盟的因素。它们是：伙伴的数量、战略技能和目标。显然，制定战略的行为体只能间接影响这些变量，但是这些变量却与本身的目标发展和相应的手段选择直接相关。正如我们已经在讨论网络能力时提到的那样，政治联盟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对于战略计算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伙伴的目标和偏好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第三类战略变量包括政治对手的数量、战略能力和目标。所有这些都对战略计算造成极大的影响，无论就目标定义还是战略和联盟伙伴的选择而言。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拥有与你正好相反的战略目标，并且他们比你拥有更强大的战略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你最好调整你的目标，并且将一些对手转变为盟友。
第四种，同时也是最后一种变量包括所有那些构成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环境的所有可变因素，因此无法归入前三类。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环境变量。 本节覆盖的领域有公众舆论、国家和国际宏观经济发展（战争、改革、和平协定），自然现象和技术灾难（洪水、干旱、核灾难），上述提到的未经协调的集体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崩溃、经济衰退、大萧条、大规模恐慌）和技术创新（印刷机、火药、因特网）。所有这些因素既能对战略成功造成积极影响，也能造成消极影响，但是除了公众舆论有些许例外，普遍而言，它们几乎都是不可预测的，也是很难影响的。例如，在2011年，日本福岛反应堆的损毁被证明是反核运动成功的战略转折点。受到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在几周时间内，德国本已占比很小的核能支持者比例从34%降至26%，而反核力量比例从64%增加至72%。 这样一来，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将弃用核能和能源转型作为战略目标来实施将很有可能得到公众支持。
考虑到环境变量的可预测性较低且很难影响它们，加上它们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可以得出两个用于计算的战略原则：利用（exploit）和武装（arm）。一方面，成功的计算必须足够灵活，以便确定无法预见的环境变量，并将其作为战略机遇进行利用，例如之前提到的福岛核电站损毁。另一方面，成功的计算必须具有可预测性，足够稳健，以便规避或至少降低环境变量所带来的风险。
常量，我们指的是那些极其难以改变的因素，是稳定、跨文化的原则或者个别社会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这包含了基本经济规律，例如，高需求、低供应造成价格上涨，还包括了权力普遍准则和人类学常量，例如人类脆弱性等。
另外，常量还涵盖了社会的宪法和程序规范，战略在其中实施。这包括政治和公民权利，选举体系，横向和纵向权力分立形式，欧盟或英联邦等跨国家机构的参与。这些规范描述了政治权力竞赛的正式规则，为战略权力资源的合法使用划定了界线。需要提醒的是，这些规则不是普遍适用的，它们依历史而变，可以由人类改变或废除。不过，重要的是，它们不仅受到极其苛刻的程序障碍的保护，例如美国众、参两院以及德国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原则，还受到各自政治实践中根深蒂固的元素的保护。因此，战略鲜少针对或宪法和程序性规范（或它们的修改），而是在这些规范所划定的范围内运作。
以下观点是可以推广的：战略构成的常量因其长久性和几乎不存在的可变性而成为影响因子，在战略中要认真对待，但通常而言，它们不是战略目标。这个观点所带来的实际影响，首先是权力行为体必须了解哪些常量与他们的战略目标有关，而哪些是无关的。其次，他们必须清楚哪些常量对理想的因果路径造成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最后，实际上没有必要在战略实施和控制期间对常量进行观察和评估，因为在预估中，它们将是稳定的。一旦你已经确定了战略中的所有常量，并且在目标-手段-环境计算中考虑了它们，你就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专注于战略变量了。
战略变量包括所有明显将会发生改变的因素，无论这种改变是蓄意造成或自然事件导致的，还是未经协调的集体行为所造成的非故意后果。
第一，战略变量直接与战略制定者本人的战略能力和战略目标相关。显然，行为体在战略制定时必须对他们本身的能力进行考量，切实地对其进行评估，如有需要，进行补充。如果你拥有强大的网络和传递技能，但是缺乏名声，也没有强大的资金能力，那么你最好要么寻找一个合适的盟友，要么增强本人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将战略目标视为变量，这意味着就其能力和资源而言，战略制定必须反映行为者的目标是否切合实际，或者这些目标是否需要调整甚至放弃。传统的问题有：在不放弃我的调节能力，也就是保持自身真诚的情况下，我究竟能否实现目标？我是否有足够的组织技能以便在长时间跨度内实现复杂的目标？还是我需要专注于一个较为简单的短期目标？我的目标的实现对于维持现有同盟而言是利还是弊？我的目标x是否与目标y相互冲突？如果是的话，应该优先哪个？这只是简短的举例，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第二，我们能够概括出所有影响政治联盟的因素。它们是：伙伴的数量、战略技能和目标。显然，制定战略的行为体只能间接影响这些变量，但是这些变量却与本身的目标发展和相应的手段选择直接相关。正如我们已经在讨论网络能力时提到的那样，政治联盟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对于战略计算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伙伴的目标和偏好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第三类战略变量包括政治对手的数量、战略能力和目标。所有这些都对战略计算造成极大的影响，无论就目标定义还是战略和联盟伙伴的选择而言。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拥有与你正好相反的战略目标，并且他们比你拥有更强大的战略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你最好调整你的目标，并且将一些对手转变为盟友。
第四种，同时也是最后一种变量包括所有那些构成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环境的所有可变因素，因此无法归入前三类。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环境变量。 本节覆盖的领域有公众舆论、国家和国际宏观经济发展（战争、改革、和平协定），自然现象和技术灾难（洪水、干旱、核灾难），上述提到的未经协调的集体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崩溃、经济衰退、大萧条、大规模恐慌）和技术创新（印刷机、火药、因特网）。所有这些因素既能对战略成功造成积极影响，也能造成消极影响，但是除了公众舆论有些许例外，普遍而言，它们几乎都是不可预测的，也是很难影响的。例如，在2011年，日本福岛反应堆的损毁被证明是反核运动成功的战略转折点。受到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在几周时间内，德国本已占比很小的核能支持者比例从34%降至26%，而反核力量比例从64%增加至72%。 这样一来，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将弃用核能和能源转型作为战略目标来实施将很有可能得到公众支持。
考虑到环境变量的可预测性较低且很难影响它们，加上它们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可以得出两个用于计算的战略原则：利用（exploit）和武装（arm）。一方面，成功的计算必须足够灵活，以便确定无法预见的环境变量，并将其作为战略机遇进行利用，例如之前提到的福岛核电站损毁。另一方面，成功的计算必须具有可预测性，足够稳健，以便规避或至少降低环境变量所带来的风险。
#权力及其逻辑
该计算方式的传奇例子之一来自法国政治家、主教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他在1780～1838年间的法国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期间，法国经历了五次政权更替。 [261] 他是法兰西皇室的教会代理人和三级会议代表（三级指的是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不过，在1789年的动荡中，塔列朗与具有君主主义倾向的教士决裂，在旧政权没落的背景下，这些教士是没有机会成功的。相反，塔列朗与奥诺雷·米拉波（Mirabeau）等温和改革派结为联盟，追随时代精神，提倡将教会财产国有化。但是，他始终忠于自由主义教士的核心利益，支持在法国公民宪法框架下保留教会。塔列朗组建战略联盟并将权力变化融入其计算的能力足以让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等雅各宾派领袖成为他的支持者。这一能力也让这位政治家在雅各宾恐怖专政之后还能服务于五人执政的督政府，然后是拿破仑帝国，最后是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塔列朗的灵活性为他赢得了同时代人中的歪脖啄木鸟（wryneck）的名声，拿破仑自己将他称为“穿着丝袜的渣滓”（shit in silk stockings）。然而，此评论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成就实际上是最有效且高效构建战略的典范，他以政治对手的权力能力为导向，充分理解了战略目标的灵活本质。
该计算方式的传奇例子之一来自法国政治家、主教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他在1780～1838年间的法国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期间，法国经历了五次政权更替。 [261] 他是法兰西皇室的教会代理人和三级会议代表（三级指的是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不过，在1789年的动荡中，塔列朗与具有君主主义倾向的教士决裂，在旧政权没落的背景下，这些教士是没有机会成功的。相反，塔列朗与奥诺雷·米拉波（Mirabeau）等温和改革派结为联盟，追随时代精神，提倡将教会财产国有化。但是，他始终忠于自由主义教士的核心利益，支持在法国公民宪法框架下保留教会。塔列朗组建战略联盟并将权力变化融入其计算的能力足以让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等雅各宾派领袖成为他的支持者。这一能力也让这位政治家在雅各宾恐怖专政之后还能服务于五人执政的督政府，然后是拿破仑帝国，最后是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塔列朗的灵活性为他赢得了同时代人中的歪脖啄木鸟（wryneck）的名声，拿破仑自己将他称为“穿着丝袜的渣滓”（shit in silk stockings）。然而，此评论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成就实际上是最有效且高效构建战略的典范，他以政治对手的权力能力为导向，充分理解了战略目标的灵活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