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鬼山哥身上有着一个当下年轻人很典型的朴素价值观。坦白说，这一代00后是真正吃着共和国的经济红利长大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学生时代是没有任何压力的，所以他们当然爱国，因为他们享受，并且他们接受的也是东升西降亡我之心不死的叙事。但是同时社会上的价值观又是畸形的，过于重利而轻义，缺乏爱与责任的教育。所以很多人明明很善良很正常，但是他们一谈及一些问题的时候无不表露出下意识的仇恨，歧视，厌女。
整个中国大环境下就催生着如今这种朴素的价值观，因为缺乏系统性和思考性，就必然存在局限性和矛盾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无论在世界各地，亦自然而然地在宣传机器的指挥下对自己生活的好好的国家进行着批判和嘲讽。
无它，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正义与正确。
然而如今的问题是，这一代00们的sogni d'oro破碎了，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一方面是社交媒体上，国家越来越好，有钱人不断晒着自己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自己没有工作，高不成低不就，原本课堂里的宏大叙事在如今成为了对自己的讽刺。
他们也会意识到问题，爱国的青年们也会觉醒，认为社会应该回到书本里描绘的那样。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网上到处都在“盼教归，他公平”。
他们也会在被铁拳砸中的时候意识到，社会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改变。他们的政治诉求保守，温和，并坚信自己依然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然而现实却是，当温柔慈爱的宣传机器意识到这一代人不再是听话的乖宝宝时，便露出了凶恶的一面，愤怒的批判他们不肯脚踏实地的工作，不肯生孩子，从而拖累了经济发展。
年轻人们当然不接受这样的论调，他们是天之骄子，肩负的是为中华之崛起的使命，他们是宏大叙事的执行者，而不是社会关节上的螺丝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深谙屠龙之术的勇士，而此刻却被号召去专心杀鱼，这是对年轻人的莫大的侮辱。
因此，那些原本高举大旗的吹鼓手一个个沦为了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认为他们是资本的信徒走狗，忘记了自己身为官媒的荣耀。
然而显然他们忽略了“资本”的强大。很快在越发严苛的社会管制进程中，他们惊讶地发现，爱国，居然成了一件被禁止的事情。
事实上，鬼山哥们嘲讽着美日，喊着抓台湾美少女回家，和他们大骂官媒批判孔乙己和各种社会问题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为国家好的，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只是如今年轻人们才发现原来自己所能表达的只是小时候那种无条件的服从与跟随。
而自己真正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却被忽略和轻视——不，更应该说是被禁止讨论的。我们只能在宏大的事物上声嘶力竭，却无法对切身实际的事情发表任何意见。
因此这种朴素的价值观也在发生转变，从原本官媒新闻底下的愤，恨，激变成了今天的麻，爽，甜。
但是这种朴素价值观的转变亦需要时间，同时无法控制它的走向。就像鬼山哥只强调自己的转变，而并未站出来为过去伤害他人的歌曲或者言论道歉一样，年轻人们或许可以理解自己正在遭受的不公，却无法共情他人的遭遇。
这样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将伴随他们这一代人，和他们的理想主义一同渐渐沉入这个时代。
未来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https://vxtwitter.com/lilaoshizuikeai/status/1642892292703891460

#权力极其逻辑
政治总是强烈地追求获得经济范畴内的数据权力，一方面，数据权力是“‘王牌’斗争”中的风险；另一方面，它是使自身能力在内外都得以发挥和增强的条件。毕竟，就像没有武器产业就无法发动战争一样，如果无法掌控从印刷、电报和电话到往来邮件等交流媒介，那么国家就无法掌控其人民。对于部委、税务机关、政党、军队或情报部门等政治行为体来说，数据权力曾是且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数字化革命只是完善了这类资源。在政治领域，有四个方面是核心：第一，监视；第二，网络战争；第三，通信和影响力；第四，预测和模拟。

根本而言，在数据权力的背景下，无论我们是否谈及经济或政治，这些议题都围绕着一个关键点：这些数据实际属于谁？数据“所有人”可以合法地向他人宣称拥有何种权利？

关于数据权力使用的决定突出展现的是社会中的权力政治平衡，这是一个存在于两极之间的竞争领域。我们得出一个简洁的结论：数据道德因此是一个政治话题。它们的诞生、落实和持续地被重新审视都必须在协商和决策过程中进行，这些过程是由技术创新和文化范式转变而决定的。

将公共部门和经济部门区分开来是重要的：国家机构的职责是保护民众，这与企业不同。

我们已经强调了经济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一个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体系，那么其他领域及其实践都无法维系。所有20世纪的经验，尤其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失败，都告诉我们只有在自治性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市场机制得到保护的情况下，经济权力领域才能完全发挥其生产力。鉴于其特殊性，经济权力领域参与其他领域的“‘王牌’斗争”并强化其权力逻辑的首要地位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不必接受“金钱统治世界的秩序”，也不必跟随马克思的脚步，将政治和宗教仅仅视为与经济“下层建筑”无因果关系的“上层建筑”。这样权威的观点低估了宗教和政治领域抵御经济战略干预的能力。

显然，赎罪券交易是历史上在宗教领域采用经济权力逻辑的例子。

从权力战略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是既富有戏剧性，又非常有趣的。通过赎罪券交易，经济领域的核心权力资源突然间变成了宗教领域中至关重要的权力资源。以前，行为体必须服从真正的宗教规则和神职人员的戒律，并真诚地，或至少看上去是可信地忏悔所犯下的错误，但是现在，他们可以将市场逻辑一一应用于宗教实践。

一方面，在政治决策过程中考虑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试图将经济的权力逻辑用于政治之中。在我们看来，前者是政治决策的合法一面；后者是对政治权力领域自治性的攻击。例如，当人们试图购买政治决策和/或官职时，我们就谈及这样的攻击。对于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在贪污过程中，政治决定被看作商业服务，而官职就像商品。跟之前所提到的例子一样，这是将市场原则及其核心权力资源安插在非经济领域的尝试，以达到使该领域的权力逻辑和资源被边缘化的目的。该现象无论是对政治及其核心任务还是对最终的经济领域自身而言，都是毁灭性的。这从全球贪污指数中可以看出，该指数由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自1995年开始收集整理。 管理不善、缺乏效率和社会贫困与贪污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没有人会相信这只是偶然。

#知乎
这一类精英金融男习惯用“资源化”的视角看待一切，女性在他们眼里都被习惯性估算其价值和应该所处的位置，并且根据价值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他们会极其谨慎的算计人，同时还能让他人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舒适，从而顺畅吸收他人的资源为自己所用

#权力极其逻辑

政治的本质是授权并执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行动准则。政治的核心在于，通过团体统治，在需要的时候使用行动权力，即暴力，来实现社会共存的组织机构。

拥有政治权力意味着能够影响：一、共同规则的内容和范围；二、规则的实施和对违规行为的制裁；三、对新规则的授权程序和对已有规则的修改或废除。简言之，政治权力是对具有集体约束力决定的形式和内容的控制。

在这个决策领域内，行为体的影响越大、越广泛，那么他们对政治领域的控制就越广，他们在实际政治等级中的地位就越高

宗教领域的重要性来源于对非物质需求的满足感；而经济领域的重要性则来自对物质需求的满足感。因为两者的根源都在于人类的需求，所以与权力的基本原则密不可分。

霍布斯解释是这样的：人类就本质而言是有目的性、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为了满足其需求，他们愿意利用他人，不顾他人意愿而获取自己的利益。因此，为了将需求带来的满足感最大化，他们必然会为争夺权力而展开激烈的竞争。由于他们拥有相似的物质和精神资产，因此，这样的冲突预见不到结束的一天。这样的竞争终将对所有参与者不利，因为这不仅仅消耗资源，还将人们置于持续的死亡恐惧之中。只有一个关键性步骤可以对其进行遏制：建立一个具有政治权力的机构，这个机构能够设立约束集体行为的规则，如禁止抢劫、攻击和谋杀等，得益于对武力使用的垄断，该机构能够对违背这些规定的人进行严厉惩罚。政治权力的目的是防止人类陷入暴力，确保和平。防止发生著名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war of all against all）是首要且最为重要的；政治权力的功能是被动或预防性的。增加对它的需求意味着狂妄。

卢梭的解释则是不同的。人类发自内心地依赖于并且倾向于与他人合作。独自一人将会灭亡。当他们相互结合彼此技能、制定共同目标时，他们不仅可以确保各自的生存，还能实现所有人的幸福和福祉。不过，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个人能力的协同以及如何有效、高效地采取联合行动。富有逻辑的答案是建立一个政治机构，为所有人的行动制定约束性规则。这些规则让个体在彼此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以便他们更有可能成功地实现共同目标。这些规则为期望提供了安全感，降低了交易成本；破坏规则将会受到惩罚，因此它们鼓励所有人不得阻碍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政治权力的目的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达成共同目标。促进公共利益是首要且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功能是积极或有建设性的。减少对它的需求意味着放弃其潜力。

政治权力可以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获得其合理性：要么仅仅通过控制人际暴力，要么通过促进公共利益。

#权力极其逻辑

第一次了解这个划分的时候，非常惊讶民主其实在道德上是恶的划分

#权力极其逻辑

政治权力只有在服务于公共利益时才合法。

施泰纳给出了清晰的结论：在政治冲突中，“通过公共利益来表达观点是社会规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行为体提到公共利益时总是切实地考虑民众的利益。正如斯坦纳适宜表述的那样：“当政治家和平民百姓声称以公共利益来为他们的立场辩护时，他们并不总是可以信赖的。他们可能采用一种战略性的方式，以公共利益作为理由来捍卫个人利益。”

政治话语在内容上存在如此多的任意性

#权力极其逻辑

第一，公共利益可以被如何决定？第二，公共利益与现代的宪政民主存在何种关系？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应该考虑到上述批评声浪：一个站得住脚的公共利益概念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即内容连贯（不仅仅是无意义的公式）与符合民主式的人民主权（非极权主义）。

依程序论（proceduralism）、实质论（substantivism）和一体论（integrative theory）。

依程序论：公共利益在于政治制度的产出，这个过程（1）为所有个人提供了同样的机会，让他们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维护其利益，并且（2）通过政策决定，公平、有效、高效地落实的要求的利益。

好像也不错🤪

via 好像吃饭了

#知乎

与其老老实实地等领导来PUA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整点骚操作，反向PUA一下我们的领导呢？


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奉承领导了？ - 狐狸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59709600/answer/2976816617

#权力及其逻辑

依程序论的支持者认为，首先，公共利益由公平的实际利益、愿望、担忧、价值和信仰构成；其次，公民能够通过民主参与、平等地维护其利益。如果我们同时采用解释主权原则和依程序论原则，那么将会得出依程序论的核心思想：公共利益代表的是一个公平、有效且高效的体系的产出，因为这是由公民民主所要求的利益构成的。

依程序论存在两个重大问题：解释主权原则指的是公共利益总是由公民的实际愿望、利益和判断所构成，这是存在错误异议的。依程序原则指的是公民通过恰当、公平的政治决策过程捍卫其利益，这是存在缺点异议的。

公共利益由普遍存在的、客观且有价值的一系列好处构成，这些好处（1）与社会整体有关，（2）与公民的偏好、判断和政治决定无关，以及（3）可以通过认知努力而得到确认。

zlib 的 bot 与我开始冷战一个小时后突然复活

#权力及其逻辑
我们最初的观点，政治权力资源有三种形式：权力技能（power competence）、权力知识和权力工具。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构成了权力能力的内在、主观一面。行为体不能缺少这些资源，这是他/她通过教育、培训和赋权获得的。我们将权力工具称为权力能力的客观、外在一面。这包括了被行为体支配的权力工具。此三者构成的组合的特点是，没有哪一种资源类型可以被另一种资源类型所取代，也没有哪一种资源类型能够单独满足政治权力的需要。

“技能”和“知识”这一对术语基本上是语言精简后的产物。在超过2000年前的古希腊，古典思想家（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一种更为高雅的分类：“téchne”和“epistémé”。 我们将“téchne”翻译为“技能”，是对一种行为、一门手艺和一项艺术的实际掌握。

“epistémé”通常被译作“知识”，但究其本质，这个术语是更加精确的。它描述了关于人、事实、过程、战略和法律的事实性知识。以这种方式理解的知识不是实用的专门知识（即怎么做的知识），而是针对特定主题领域的认真思考和可交流的见解。

“téchne”和“epistémé”，即技能和知识，是两种不同的资产。哲学家杰里米·范特尔（Jeremy Fantl）简单明了地概括道：“知道怎么做和知道是什么是不同的；知道怎么做不是指明白怎么做的正确事实，练习怎么做也不需要先含蓄或明确地对怎么做的事实进行思考。” 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这两种资产：一方面，我们通过实际行动来获得技能，例如，通过不断地实施一系列的行为，通过社会化和培训；另一方面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书本知识，我们通过理论或科学努力而获得。

#权力及其逻辑

至于小规模政治家族是如何成功地屹立于贵族式共和国之权力顶端而数代不倒，不仅让罗马成为古代无法撼动的领导力量，还维持了内部稳定，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历史学者。历史学家彼得·舒尔茨（PeterScholz）在其通俗易懂的著作《跟随长老们》（Den Vätern Folgen ）中提供了一个答案，将我们引至研究的核心：通过明确规定、功能有序的社会化，所有（男性）家族成员从早期孩童时代起就被教授了元老院式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涵盖了经验、技能和信仰，共同创造了他们独立的惯习。另外，舒尔茨稍后做了额外说明，这些家族的统治地位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经过数代人，他们默认权力是家族的传统任务，将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精神和承诺传给下一代。 简言之，共和国精英们成功的秘诀是他们不仅将政治视为对罗马公众的道德义务，也将此看作一种训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成长为统治者的做法发生在高级、受过教育的文化中，但并没有书本和理论指导作为支撑。罗马精英们对古希腊意义中“epistémé”的质疑是自相矛盾的，这在一位较具说服力的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西塞罗（Cicero）在其专著《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中写道：“把我想象成身穿托加长袍的人，多亏父亲的关心，我接受了博雅教育，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学习，尽管如此，我从经验和家族教导中所学到的远远多于书本。”我们对这位伟大修辞学者的理解是，统治不是基于抽象的原则和信息就能够理解的东西，而是要通过生活实践。政治必须变成“第二天性”，即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对于西塞罗和罗马精英而言，实际技能——“téchne”对政治权力而言是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

#权力及其逻辑

无论是隐喻性的还是直接意义上的，罗马贵族的后裔们通过“跟随长老们”获得他们的权力技能。首先，所有元老院贵族成员都明白他们只不过是家族长链中很小的一环，他们的祖先，即较年长者（maiores）不仅仅是受到狂热崇拜的对象，还是政治行为永远的模范。为了达到一种符合个人所在阶级的生活方式，纪念家族内重要的名人就足够了，这称为“domesticae laudis exempla”（内部模范）。个人行为的价值和规范获取自家族历史。 通过在祖屋的肖像画廊前，仪式化地复述著名统治者的英雄事迹，形成了这种纪念文化。每一项有关元老院贵族基本美德的论述也构成了他们权力技能的核心要素：自我约束、卓越的口才、战士般的勇气、竞争优势、了解传统和公职的高贵。效仿这些要素是每一个罗马贵族高贵生活（vita honesta）的指导原则。

其次，效仿的不仅仅是已经逝去的传奇祖先们，还有现在的长老们：贵族家族中在位的“父老家族”（patres familias）。从7岁到16岁，元老院的后代们事事都陪伴着其长老。当家族理事会接见其追随者，即所谓的“被保护者”（clientes），并给予他们法律咨询、政治建议或财政支持时，贵族子孙们都在场。他们陪伴长老前往剧院和广场，出席有影响力的朋友参加的舞会，去往浴场，甚至是一起参与竞选活动。这样，他们从实际建议、轶事见闻、指示命令和次要任务中获得了丰富知识，熟悉了罗马共和国的整个政治体系。通过多年的学习，长老的教育不是将抽象的价值和原则作为孤立的个人美德传递给年轻一代，而是让他们意识到未来将要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从而将统治的道德和具体模式“植入”他们体内。 在今天，这种权力技能传递方式或许被称为“在职培训”。16岁时，正式的政治学徒制开始了，称为“tirocinium fori”。在这个阶段，年轻的贵族被托付给一位年长者，此人有可能是具有影响力的亲属，也可能是在任的财务官、监察官，甚至是执政官。在他的指导下，年轻人开始接触日常事务，其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撰写在民众面前和元老院发表的演讲，参与演讲的排练，为法律程序找寻法律规范和先例，起草法案，准备竞选，不停地汇报公众的政治情绪，以及组织本地活动来动员追随者。 通过这些行为，年轻人建立了友谊，培养了关系，发展了交际网络，最重要的是：在争夺政治影响力和显赫官职的劳动密集型竞争中，练习了技能、保存并积累了政治权力。与文职政治训练同步进行的是导师的军事指导，称为“tirocinium militiae”。一旦年长者走上战场，与充满敌意的国家或野蛮部落对抗，他就会将他的门徒带上，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协助行政或完成战略任务。当然，年轻的贵族们必须证明其有与罗马敌人近身搏斗的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还得率领部队献身共和国；胸部没有疮疤的政治家在元老院是受到质疑的。

支撑这种做法的是罗马社会各阶层所共有的信念，那就是权力技能需要经历政治和军事领导上的考验。任何被长老和选民认为在其中一个领导权任务上失败了的人，就会被毫不留情地从官职晋升（称为“cursushonorum”）中除名。 裙带关系在罗马共和国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样严格的训练培养出了一批高度专业化的人，他们是为单一功能而专门存在的。尽管舒尔茨有些脱离学术，但是不可否认他对于罗马贵族展现出了巨大的、具有感染力的热情，他认为“就社会学层面来说，元老院贵族们的基本工作包括［……］代表平民百姓做出应对危机的政治活动。［……］在政治行为中，他们需要不断地应对不可预见的新困难和新事件，在解决冲突时，他们很难重复采用久经考验的措施或做法，常常被迫冒险做一些新的、有风险的尝试，而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

#权力及其逻辑

美国拥有世界上竞争最为激烈的政治体系之一，被一个选举权贵阶层所统治，专栏作家斯图尔特·奥尔索普（StewartAlsop）曾将他们称为“人民公爵”。 数字给出了证明：“在44个美国家族中，每一个家族至少有4位同名成员当选过联邦政府官员，在75个家族中，每一个家族有三位同名成员担任过国家公职。” 像肯尼迪、布什和克林顿这样的政治家族，以及罗斯福和亚当斯这样曾经的王朝，都曾通过选民的支持，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职位，甚至是总统职位传递给自己的后代，这样的情况仍将继续。


通过将权力技能嵌入高度专业化和精英化的学习环境中，从小进行教授。

这样的社交行为不仅确保了对政治象征主义和共同仪式的重要性形成前所未有的理解，还有助于对选民需求形成同理心，无条件地培养交际能力。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个人能够充满信心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采取行动。比喻来讲，这些社交行为拓展了个人社会视野。

在叙述克林顿王朝的权力巩固时，赫斯谈论了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
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的政治教育；有必要详细地引用这位编年史学家的话：“几乎从出生起在政治上就是特别的，通过创造一系列经历，将特殊变为普通。什么时候知道哪一位同学是真朋友，哪一些只是想去州长府邸玩呢？哪些礼物是适宜的，哪些是过分夸张的呢？有没有哪一种公共行为是那些普通人家的孩子不需要学习，但是像切尔西这样的孩子最好要从小学起的呢？” 严格却有趣的政治沟通训练补充了这些权力战略知识，可以说，这些是克林顿的女儿在无意中学到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其自传《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 ）中回忆道：“比尔和我试图让切尔西为她可能听到的关于她父亲或母亲的事情做好准备。我们坐在州长官邸的餐桌旁，与她一起进行角色扮演，假装我们在辩论，而我们中的一个人扮成一位政治对手，批评比尔不是一位好州长。” 由两位格外杰出的政治家来教授权力技能，这对于那些没有经过类似训练的竞争者而言是多么大的竞争优势，就更不用说了。简言之，通过结合才能和实践经验从而获得权力技能的人更可能将此传递给他们的家族。当然，克林顿家族不是单一案例；这是典型案例，代表了多个，甚至上百个政治家族。经济学家埃内斯托·达尔·波（Ernesto Dal Bó）率领的研究团队对民主政体中的王朝统治话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能够用一句简单的口号进行概括：“因此，在政治中，权力带来权力。”

#权力及其逻辑

舍勒将权力知识（也被翻译为“实际知识”和“产生效果的知识”）与文化知识（或学识）和救世知识做了区分。文化知识致力于塑造和培养个人品格，救世知识旨在建立理智、条理分明的世界观，权力知识则是对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以及人类同伴的实际掌握。舍勒之后，这个术语在规范上变得狭隘，已经遗憾地简化成精英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对权力信息进行垄断。

以这种方式理解的权力知识可以被分为三种类型：合理性知识（justification knowledge）、领导权知识（leadership knowledge）和行政管理知识（administrative knowledge）。通过不断地证明普遍政治表述的合理性、为其辩护和帮助其进一步发展，第一种类型的知识使权力使用合法化。第二种类型是决策者的形式知识（formal knowledge），包括如何不顾与之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反对、实现政治目的，如何有效、高效地操控权力手段（波皮茨提到的统治的地位结构）。第三种类型是官僚主义专家知识，指的是具体程序和政策。

三种形式的知识相互依赖。合理性知识为在这个独特且具体的政治体系内实现公共利益以及公民应该为这样的秩序所努力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合理性结构——但是如果想要永远成功，就必须要由领导权知识和行政管理知识进行补充。反过来，在规范层面符合可信赖的论述，在落实层面遵循对话题和程序的正确理解，也就是说，只有当行政机构认识到决策者往往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时，领导权知识才能转变为政治权力。不过，决策者还必须学会从官僚机构获取和利用知识。只有在决策者能够对其进行专业选择和战略运用的情况下，行政管理知识才能发挥政治影响力。否则，毫不客气地说，它会在中途卡壳。

除了相互依赖，三种形式的权力知识也是统一的，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它们必须得到积极呈现，也就是说，行为体必须尽可能随时随地对其进行取用。背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权力是在时间和物质都匮乏的情况下运作的。延迟、协调问题、查询和研究不仅耗费金钱，还消耗权力。

#权力及其逻辑

在介绍了这三种知识形式（合理性、领导权、行政管理）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似性之后，我们希望分别对其进行探讨。首先是合理性概念。它的不可缺少性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明里还是暗里，权力总是不断地有合法性需求，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即在规范上合理。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形式的政府。背后的原因归结于普遍的权力原则，我们在第一章第二节中已经谈论过了：权力的产生是有目的性的。由于权力关系在法理上不是必需的，换言之，权力关系不是由自然法则而是由人类决定的，所以它们时刻发生改变。概括来说，合理性知识回答了为什么本应相同的权力关系却是不同的问题。那些具备合理性知识的人能够为以下问题提供标准答案：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其他人进行统治？为什么政治体系采用这种而不是那种宪法？为什么我使用这项而不是那项政策？为什么公民选择我而不是其他参选者？等等。在一个权力体系中，如果决策者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或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么长久而言，这个权力体系是不稳定的。只有合理性知识才具备动力，能够将社会成员长期约束在已建立的秩序中。

#权力及其逻辑

然而，合理性知识不是政治哲学的专业学术知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抽象的、合乎道德和逻辑的原则，严格、理性地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进行演绎是不重要的。合理性知识是关于如何发展和诠释包罗万象的政治表述的知识。 当然，这样的表述不是随意的虚构，不是暂时的说辞，也不是具有政治基础的传说，而是一种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对社会在世界中的定位，它基于共同的历史、共享价值和象征符号——“理解这个世界的共同方式［……］并建立在假设、判断、竞争、倾向和能力之上。”

权力行为体之间的争论不在于伟大民族的三个基本价值是不是表述法国人的指导原则，而在于这三个价值对于公民的日常政治意味着什么，通过何种政策可以得到最好的落实以及哪些行为体能够为这个庞大的国家表述提供最站得住脚的诠释。 所以，任何懂得如何利用这个表述（或其他国家的类似表述）的人都能够在规范框架内对政治事件有更好的理解并做出更适当的指示，从而在政治统治中展现全方位的合理性。

在成员中创造了归属感，包括对前几代人乃至逝去已久的祖先的认同。 共享的表述不仅讲述了社会起源、目的和发展，它还是一个互动故事，呼吁每一个成员参与其中。以这样的方式，人类成为更大整体一部分的需要得到了考虑，而更大整体的意义超越了个体的存在。这就解释了伟大政治表述所具有的强大动员能力以及合理性对维护政治稳定性的重要意义。显然，具体的参与和承诺取决于表述的本质及其演出方式和设计。范围从普通公民对法律和权威的服从到爱国者无条件为国家做出的牺牲。

法地位的不断质疑体现在，在政治影响范畴内，政治表述的具体化是最重要的领导权任务之一。因此，让我们来看看政治表述的来源。这样一来，能够明确四种基础，它们互有不同。第一个来源由不超过三代人的政治经历构成。这些世代群体所共享的经历和记忆是由关键事件或环境所决定的，要么是亲身经历的，要么是由目击者口头传播而重现的。我们有意宽泛地定义“政治经验”一词：这不仅指的是正式的政治程序，还包括具有相关象征意义的事件。只要这些事件不断地呈现在社会成员面前，并发挥其突出的论述作用，那么它们就是政治表述的重要资源。如果权力行为体想要将他们的表述扎根于日常政治话语和公民的实际现实中，他们可以且必须引用这些事件。若仅仅使用来自遥远过去的主题，那么该表述是冒着过时的风险的；它们会丧失约束功能，因为他们没有显示出与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关系。

另外，无法铭记历史的政治表述是不能保证延续性和论述连贯性的，而这是伟大表述的核心。这将我们带向第二个资源，整个政治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即使与之前提到的世代群体的亲身经历有所重叠，但是集体记忆的重点在于社会的过去，这是现如今活着的成员们没有直接经历的。大多数政治社会的历史是通过文学、艺术和建筑向其成员展示的，少数社会是通过照片、录音和电影。尽管如此，这些事件的“记忆”指的不是内心对个人主观经历的回忆，而是对过往证据的解释（见第二章第一节），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用麦金泰尔的话来说就是，这使得社会能够被看作统一了世代、跨越了世纪的项目，当今这个时代或者单纯所有活着的成员之和都不会耗尽其精华和价值。通过不断地对过往证据进行诠释从而使集体记忆保持鲜活，正是如此，才使得对文化传统、祖先的道德责任、历史愧疚感和历史成就的谈论变得可能。然而，正如文化学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注意到的那样，得到诠释的过去既不是仅仅为预测当下（权力）利益提供背景，也不是脱离现在的自治领域：“过去是一面镜子，我们透过它认识超出这一刻的自己，不断地形成我们所谓的自己的形象。这面镜子能够成倍地英雄化或反映一个人的形象，但也能突出负面且可耻的特征。尽管过去不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而是依赖于我们对它的忠诚，但这不仅仅是我们需求和倾向的因变量。它超出了个人和集体；既不能被垄断，也无法得到最终的评估。”

过去无法被垄断，需要不断地被重新评估并受到质疑，这一事实并没有损害集体记忆所具有的巨大潜在权力。历史记忆的爆发力是明确的，从在科索沃平原上进行的科索沃战役就可看出，这是塞尔维亚人的国家历史神话。在1389年6月28日，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Sultan Murat I）的军队在巴尔干地区行进至普里什蒂纳（Pristina）附近时，遇到了东正教的捍卫者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Lazar）。在长期的会战中，两位首领都献出了生命，军队则互相毁灭。这样的军事僵持并未能改变奥斯曼帝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征服了巴尔干地区的事实。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事件，但传说从14世纪时就诞生了。失败的塞尔维亚战士们在战役后变成了黑鸟，以证明他们为捍卫基督教而做出的牺牲。塞尔维亚政治表述就此诞生，整个社会挺身而出，捍卫西方、反对东方，是敢于与强大敌人进行斗争的卫士。这一表述一直以来存在于科索沃，这里是塞尔维亚人民所谓的“腹地”。该表述在600多年后被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占用，一方面，用于塑造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国家联盟所压迫的塞尔维亚独立民族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为了掌握科索沃。米洛舍维奇的战略在中期内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民族主义表述及其实际政治意义得到了同胞们的热烈响应。这是南斯拉夫解体的开端，也是塞尔维亚在欧洲东南部取得主导权的开端。其导致的长期影响众所周知：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升级最后因北约迫使塞尔维亚投降、科索沃独立而结束。将科索沃神话作为造成南斯拉夫战争一系列原因的开端是错误的；该理解对于这样一个多原因导致的冲突情形是不合适的。但是，这一插曲清楚地说明了如果被聪明地用于政治，那么集体记忆将是一种有效的破坏性催化剂。

#权力及其逻辑
宗教为统治者及被统治的人提供了一个条理分明的世界观、个人形象和伦理取向。 如果相信存在一种超凡脱俗、神圣的秩序，那么对世俗秩序而言，没有比“神的旨意”（Deus vult）这句简单的口号更好的辩护了。纵观历史，在政治体系中，神的旨意反复被用于在逻辑上支持统治体制的构建

当然，不是每一个基于宗教的政治表述都来自神权统治。当致力于赋予其权力合法地位并创建含义表述框架时，即使是民主选举诞生的统治者也要使用宗教元素，像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领导的新保守主义政府那样，引用上帝赐予他们国家的例外主义及传教士般的意识，或者像前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那样，号称共同的基督价值连接着欧洲各国。因此，共同的信仰为人们创造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就像拥有共同的历史一样，于是，这些与超越历史的规范和含义一道，掩护了政治表述的历史来源。

就像政治表述一样，我们不应该忘记宗教是由伟大且连续的故事组成的这一特征。通常来说，它们不是静态的，而是末世论的，叙述了一部救赎史，一部有着清晰界定的起点（创世纪）和终点（最后的审判）的世界史。

用历史时间轴对社会进行分析，从神学和战略两方面对其进行诠释，能够将与他国的战争和内部动乱等所有政治事件和经济、科学和文化成就一同放在宗教领域进行解释。这样一来，国家危机被认为是需要经历的神圣考验，军事冲突是命中注定的、对抗异教徒和叛教者的防御战，而王朝统治或政治精英的连续性可以解释为伟大神圣计划的实现。

持批判意见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不是所有主流政治表述都具备这个神圣、末世论元素，实际上，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伟大民族”这个与神无关的世俗化表述。 但是，这个元素或者至少是其逻辑和主旨，确实比初看之下要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表述中就会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该表述的意识形态核心，它预测（或预言）了当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历史斗争结束后，将会产生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些都具备所有救赎特征。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启发，将历史看作一个目的论过程，必须经历一系列历史时期。他再次坚守其对于基督教的立场。

所有的政治表述来源都得到了指认，同时也确定了合理性知识最重要的基础。当然，最突出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即个别行为体如何具体使用这些来源，将他们在特定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变得合法。不过，由于这是非常具有环境针对性的，只能根据不同社会的叙述资源情况进行回答，因此，这里无法给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反复强调的那样，这一点也涉及政治领导权和战略问题，无法单独讨论；这将我们带向第二种主要的权力知识类型：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