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在其历史社会比较研究中，以上述三种权威类型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三种“支配形式”（forms of domination）的理想类型，即官僚制、家长（产）制和卡理斯玛制。这里所说的“支配形式”这一概念，依韦伯著作已有中文版本翻译而从之，是指行使控制或统治权力的方式。在韦伯的讨论中，“支配是指这样一种情形：支配者所明示的意志（‘命令’）旨在影响他人（被支配者）的行为，且确实对其行为产生了一定社会意义上的影响，即被支配者犹如把命令的内容当作自己行为的准则。从这一关系的被支配者一端来看，这一情形可称为‘顺从’”（韦伯2004b：8） 。在宏观层面上，韦伯所说的“支配形式”实际上是指一个社会中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意义上的支配形式与本书关注的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密切相关。

在家长（产）制支配形式中，传统权威通过人们对家长或首领权力遵从的传统习俗为其合法性提供了基础。因此，弘扬传统的礼节仪式等制度设施不断强化人们对传统权威的认同，延续了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官僚制中，法理权威与正式程序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故特别强调维护程序公正、法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以此作为其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卡理斯玛权威建立在领袖的超凡禀赋之上，因此，如何不断创造“奇迹”以显示其超凡禀赋和如何保持“追随者”对这一禀赋的认可与服从，成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关键所在，也诱发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与传统的组织如家庭、作坊、村落、宗族相比，官僚制组织的突出特点是其等级分明的正式结构，上下级间命令指示以文书形式传递，官员的行事作为有正式规章制度的约束，官员有职业生涯，其录用晋升有正式程序规则（参见Weber 1946：196—239）。正因为此，官僚制度有着高度稳定性、高效率的特点，适应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韦伯提出，官僚组织是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之上的，即其合法性以正式规章制度和程序为依据，以官僚组织的“即事性”和结构地位而不是以个人禀性作为行使权力的基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为薄人传已是高不见顶，没想到啊没想到，官书记整了半个小时的青年大学习

时间线上一半在哭：果然是巴黎。另一半在惊叹：法国这个国家也没有那么“脏乱差”嘛，误会了。

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从未有一秒怀疑过法国会端出一个举重若轻、简单从容里透着高级的show.

奥运开幕式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炫富。2012年的伦敦奥运开幕式，英国当然炫耀了工业革命和莎士比亚，但最展现文化底色的，其实是把很多“不和谐”的英伦摇滚都摆上台面，性手枪的《上帝拯救女王》，把王室讽刺得都有些过分了，搬到奥运开幕上，这一手show得，高级。这是观念问题。

像奥运开幕这样的嘉年华场合，很难避免宏大叙事，“我有一个梦想”，I m a dreamer，那怎么把调子降下来一点呢？谁都想尽可能展现普通人，一个社会的普通人可以活成怎样的状态？是让普通人挂上锦旗彩带站满舞台，还是让ta们自然地奔跑、跳舞、喝酒和亲吻？这是审美问题……本质上还是观念问题。

今晚的塞纳河很特别。但如果你到访过夏日的巴黎，会明白平时的塞纳河两岸……差不多也这样的景象。最普通市民的乐子。在岸边坐着聊着、跑步、冥想、聊天、派对、蹦迪。今晚只有买票的才能进，开幕式前几天一直在封控，扫码才能靠近塞纳河，很多法国人都在骂奥运。

这就是法国秀出的审美和家底了。的确没花多少钱，你说寒酸就寒酸吧，就是给你看看夏日塞纳河边，巴黎的日常生活——没太用力。那些运动员坐的船，平日里都是给游客坐的，在塞纳河上穿梭，当地人就坐岸边乐呵着生活。

正是这个国家，前两周刚刚经历了一次历史级撕裂的大选，眼看着要崩溃和内乱了。两周后，日子照过，说好的奥运照办。说真的，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个笑话，但在我看来这是法国在“炫耀”自己社会的质感和韧性。

至于那些不靠谱的细节，没空调的房间、缺肉的食堂和永远也弄不干净的塞纳河水，也会一直存在，或许也没能力解决。自己暴露、自己嘲讽、自己在电视上吵架。据说真正的巴黎人早就出城“躲奥运”了，一点都不感到骄傲。这也是奥运的一部分啊。

我想中文语境里对欧洲国家的“低预期”和瞧不上，不仅来自于长期优质信息的缺乏，更源于根本上的陌生——相比美国，欧洲国家是更难以理解的存在，也很难用作镜像参照。当我们说到“西方社会”，就默认是在说美国，好像欧洲国家都是小国，问题挺多，水深火热。

这个误解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记得跟一个在美国住了十年的朋友吃饭，他说搬到欧洲后很震惊，同等购买力之下，生活质量高出好几倍，他甚至用了“人类发展指数”这个表述。欧洲社会是典型的平民社会，普通人过得更好，但上限不够，所以看上去不“耀眼”。刚才跟@Alain王勤伯 在山上乘凉吃饭时还在说，意大利全民低保八九百欧，坦白讲，咖啡葡萄酒晒太阳，体面活下去没问题。法国年轻艺术家拿个政府赞助每月1000欧出头，做不到精致从容，但夏天在塞纳河边喝个小酒是没问题的。这些细节其实离美国非常遥远，对中文语境来说也比较陌生。这是不是“失败社会”呢？看你在塞纳河的什么位置了，是坐在岸边吹着夏夜晚风喝酒的普通人，还是租了艘游艇在河面穿行而过的度假客。

而我，在欧洲四个国家生活过之后，只是觉得深深的不公：凭什么？凭什么普通人也过这么好。 source

草你妈写的太好了我也想这么会舔！我™要这么会舔早他妈发达了！我™要狠狠嘬领导的菊花！

韦伯（2004b）提出，在宏观层面，官僚制也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一种特有支配形式，其合法性基于“一个（经由协定或指令）特意制定的理性规则体系。在这一制度中，当根据规则所‘委任’的支配者要求被支配者服从时，这一要求具有通常的约束性规范的力量……只要符合规则运作，那么支配者的权力即是正当的”（第20页）。如此，官僚制支配形式与其特有的权威类型及其合法性基础有着一致的制度逻辑。官僚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即事化的倾向，即以规章制度为本，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认为官僚制可以成为民主宪政的基础：“与小规模同质性组织中的民主自治形式不同，官僚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近代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这一情形源于官僚制特有的原则，即基于抽象规则来行使权威。而抽象的规则来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对‘特权’的憎恶以及反对‘因事而异’方式行事的基本原则。此一（遵守抽象规则的）原则同样也来自官僚制之得以成立的社会前提条件”（第58页）。这段话的英文与中文翻译都有些佶屈聱牙，但扼要来说，其意思即是民主制度与官僚制在注重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合法性基础诸方面很是一致。相比之下，传统权威着意维护传统使然的等级秩序，卡理斯玛权威注重领袖魅力和追随者的服从，均与“基于抽象规则”的合法性基础难以兼容。

但韦伯（2004b）同时指出，官僚制作为一个高效率的治理工具，也可能与其他的支配形式相结合，为统治者所用。“因此，官僚制与民主化的携手并行，尽管这一情形通常存在，但不能太过夸大。在一些情况下，封建支配阶层也利用了官僚制为其服务”（第69页）。也就是说，官僚制作为一个组织形式可能存在于不同的支配形式之中，正如官吏角色在各种社会形态中均可观见，但其运作和特点不可避免地为不同的支配形式所重新塑造。我们不妨将官僚体制放在官僚制支配形式与家产制支配形式中做一对比。如上所述，在官僚制支配形式中，官僚权力来自正当的程序规则。而在家产制支配里，官吏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乃是传统权威，官吏“‘可以’任意行事，只要他不违反传统的力量以及支配者的利益……官僚制行政之具有明确拘束力的规范与规则，在此付之阙如”（第131页）。因此，“与官僚制中的官僚不同，家产制官吏的地位来自于他对支配者的臣属关系……家产制官员的职务忠诚并非针对即事化任务的即事化忠诚，而是基于一种婢仆对于主人的忠诚，基于对支配者有着无限义务的人身依附关系之上”（第132页）。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官僚体制的影子。

王亚南（1981）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初版于1948年，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阐述了中国官僚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官僚制与中国专制政体的制度渊源。例如，王亚南指出了官僚体制与特定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其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等等，这些都是韦伯所未及关注的。与王亚南的研究相比，韦伯理论思路则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研究问题：第一，我们不仅要关心权力本身或其运行的政治制度，而且要关注权力运作的依据，即合法性基础，这为我们认识各种权力，如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相应的制度设施和制度逻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次，韦伯有关官僚制的讨论指出了正式组织本身的一系列特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官僚体制内在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行为。最后，韦伯理论蕴含了不同支配形式和合法性基础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融合和转化，如卡理斯玛权威经过常规化，可以融入法理权威。但这些转化过程可能因权威类型、支配形式和合法性基础间错位而产生紧张和冲突。韦伯的分析概念和逻辑思路提供了一种洞见，帮助我们透视那些纷繁交错的权力运作现象背后的稳定制度机制及其内在张力。

讨论至此，我们需要分析的问题也浮现而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官僚体制是不是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支配形式？如果不是，它与更大的国家支配形式是什么关系？它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中国官僚体制与国家支配形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运作特点？

怎么没有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Sfrfcy2A1k

从韦伯理论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以皇权为中心，表现为家产制支配形式。如韦伯（2004b）所说，“当君侯以一种人身的强制，而非领主式的支配，扩展其政治权力于其家产制之外的地域与人民，然而其权力的行使仍依循家权力的行使方式时，我们即称之为家产制国家”（第103页）。韦伯（2004b）针对中国历史上皇权与官僚权力两种权力共生的特点，将其支配形式称为“家产官僚制”并详加讨论（第159—164页）。当代学术界认同这一思路，将之具体表述为“君主官僚制”（孔飞力1999［1990］）。在这一支配形式中，皇权与官僚权力双重权力并存治国，其中皇权或君权是最高权力；而官僚体制为皇权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治理工具。然而，官僚体制并不仅仅是皇权可以随心所欲运用的治理工具，而是有内在运作机制的有机体。这一点从明朝皇帝几十年不理朝政而国家依旧运转如常这一令人瞠目的现象可见一斑（钱穆2001，黄仁宇2006）。

中国官僚体制不是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上的，而是国家支配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依附于君主专断权力之下。

皇权与官僚权力有各自的合法性基础。皇权以其专断权力为特征，“皇帝权力的范围，是涉及全领域的，它不容许有跟自己相同权力之存在。即：天下无二君，此乃皇权之特性”（西嶋定生2004：43）；换言之，“君主专制制度，从一建立起，其基本点便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祝总斌2006：38）。皇权建立在传统权威与卡理斯玛权威兼而有之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即一方面来自传统权威的祖宗之法，另一方面来自君权天授的卡理斯玛权威，体现在德治天下。在这个基础上，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在中国帝制中是天经地义的。这些合法性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制度设施上：儒学经典、科举制度、官僚体制、君臣关系、礼仪程序等。对于广大民众来说，皇权成为自然秩序（尾形勇2010［1991］，陈旭麓1991；阎步克1996）。

与皇权的合法性基础不同，中国官僚体制的合法性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集中表现在“向上负责制”。这一合法性基础与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支配形式有本质上的区别。表面上，中国历史上官僚体制的许多特点例如择优录取、等级结构、繁文缛节等，都与韦伯式官僚体制甚是相似。但在君主官僚制中，官僚体制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于皇权统治基础之上；皇权与官僚权力两者有次第分明的主从关系。如韦伯所描述的家产制官员一样，中国官僚制中的官僚对于皇权有着人身依附的臣属关系。我们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到这一关系（吴宗国2004，楼劲、刘光华2009，瞿同祖）：
（1）官员的录用、拔擢、流动、罢免等生杀予夺大权最终握于君主之手；
（2）各级官员在各地、各位置上的所作所为来自于皇帝的授权，其职能为代皇帝行使权力；
（3）官僚体制发展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用以传递指令、下达任务、考核评定等等，但皇帝在各个环节都有最终的决定权和任意干预的专断权力。也就是说，皇权是这一支配形式中的最高权力，凌驾于官僚权力之上。

via 匿名

洛阳三月花如锦，偏我来时不遇春

而对于农民来说，习副书记到正定县的第一次出手带来的收益，就比得上一整年的风调雨顺，可以说不管是自然还是人为，县里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当然，也只有他们这些拥有特殊背景和信息渠道的人，才有这样操作豪赌的魄力，一如其他几位从北京外放基层的太子党，他们开阔的眼界，自带的政治资源优势，无欲无求的工作作风，在区县一级，是如同天神下凡一般的存在

他也可以在北京的家中直接上书到中共中央的核心机构，自己的父亲手里

很多人吹起牛来,吹嘘自己本事通天,而这位新来的习书记直接就有天庭的编制,在天庭的机要岗位工作

而秘书的工作 并不能向直接领导之外的人证明自己,对于志不在此的青年人来说,终归只能算是一个跳板

因为跳槽时机不当的人,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遗忘

改革开放后军人权力的衰退,主掌经济的地方干部势力崛起,才是大势所趋

在未来的数十年里,政客所能达到的高度也绝非是军人所能望项背

离退休干部们交出了权利，却获得了不同以往的特权感受，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令人满足，他们后顾无忧，开心颐养天年，也就再无心对县委的工作说三道四

赢家把他们这些输家当成座上嘉宾，冢中枯骨再沐新风，如何不令人感动

言简意赅，正定县已经团结在以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县委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