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极其逻辑
行为体技术权力的范围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技术手段的完成度，这是波皮茨的重点。在特定的权力使用领域，一个人越能有效和高效地掌握改造、生产和部署，那么他/她的权力就越大。
我们认为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同样重要，但是波皮茨没有提及。这两个因素是社会学、地理学和民族学范畴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弹性”（resilience）。 脆弱性指的是人们暴露于风险之中，对其敏感，这既可以是洪水或旱灾等环境灾害，也可以是贫困或犯罪等社会风险。与此同时，弹性指的是人们对伤害的抵抗力，以及他们对于已改变且变得危险的居住条件的适应能力。

一个国家通过改变河流走向对另一个国家行使技术权力。在这个例子中，通过对其拥有哪些可替代的水资源、有多少蓄水量以及农业对水的依赖程度进行评估，从而确定该国的脆弱性。邻国的弹性则由其成功蓄水的状况、调整农业生产来应对旱期等情况来决定。显然，如果下游国家拥有可替代的水源，其农业具有适应能力，那么上游国家对其邻国所具有的影响则小得多，同时，这一结论不考虑上游国家是否具有改变河流走向的有效措施。

脆弱性和弹性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卫生政策部门，死亡率、药品供应、卫生状况等评判标准是相关的；在能源政策领域，与之相关的是可替代能源的有效性、现有生产方式的效率、人口的能源消耗等。

行为体的脆弱性越高或其弹性越低，那么成功对其行使技术权力的可能性就越高。同理，行为体的脆弱性越低或弹性越高，那么成功的可能性越低。因此，技术权力的影响和成功不仅仅依赖于掌握该权力的人是否具有完善的资源，还取决于那些可能受权力支配的人面对风险时的脆弱性及其应对风险的能力。

#权力极其逻辑
历史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迅速地为其找到了原因，声称人类不相信看不见的权力。他们需要看见才会相信。 按照这种观点，权力只是有潜力采取行动，只是有机会增进个人利益，因此它必然是抽象的。也就是说，它是不可见的。为了成功地使用和扩大权力，必须通过感官符号使其可见。

所有这些象征符号的相同点在于，除了因人类不断进化而养成的敏感性而需要对某些警示颜色做出解释外，这些象征符号不需自我诠释。 它们需要一个由翻译者和演讲家组成的团体，对它们进行解密、围绕它们进行交流并使之传播。因此，符号的意义不是永恒的，而是与已有且多变的社会惯例有关；因此，关于诠释象征符号意义的冲突不断，这与权力分析直接相关。

那些希望长时间、大幅度地与他人进行复杂的权力行为合作的人依赖于成文的沟通，也就是符号标记（symbolic sign）。缺乏符号标记来传达指示和目标的话，权力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使用将是受限的。

“语言、其他符号形式和话语是维持统治关系及其再现的有力手段。”

那些没有被动和主动掌握文字使用的人被许多教育和工作机会以及社会参与所排斥。无法接触到书本、报章、互联网等书面信息几乎让社会成员无法知晓他们社会内现有权力结构的现状。

如果统治者将一些交流符号视为禁忌，而将另一些视为普遍的约束规范，那么他们就控制了社会话语，甚至完全使（一部分）人民禁言。

历史是我们创造的。至少从粗鲁、客观的角度而言，过去本身并不存在，因此，关于过去才会有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诠释。这与权力战略极其相关。任何有权力诠释社会或国家历史的人可以将此描述为一个不断获得成功的故事，描述为与敌对势力的斗争或者是一系列的不公和罪行。 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权力政治的现状是能够被保存的，人民能够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甚至可以为政治和经济的新开端打下基础。控制文化记忆因此为“对政治社会的认同至关重要的集体记忆建构”做出了贡献，可以用于将权力主张合法化

非壮丽无以重威

#权力极其逻辑
布迪厄认为，随着不断进步，社会逐渐按照分工组织起来，不同领域有自己的功能，彼此间有组织地相连。布迪厄将这些领域称为“权力场域”（fields of power）和“力量场域”（force fields），在这些领域中，不仅有之前提到的宗教、经济和政治，还有文化、科学、军队和体育。 [44]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将权力领域描述为一个微观世界，是大社会环境中一个小型的、相对自治的社会世界。尽管这些微观世界之间存在功能上的差异，但它们都具有三个共同的组成特征：参与者具体的阶级惯习（habitus）、他们的实践（practices）和等级制度，以及行为体彼此竞争的特定权力资源类型。

论其本质，惯习不过是一套社会习得的规则，囊括行为、思想、观点和评价机制，我们或多或少无意识地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规则也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对待我们的世界和其他人类同伴。相应地，它是一种社会反射：只要拥有惯习H的P某处于S型状况下，他/她就非常有可能做出行为B。

对布迪厄而言，不同人的惯习与他们的阶级和他们在权力领域中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惯习构成了群体特征。在文化领域，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培养的惯习之一是艺术和音乐爱好。这与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受压迫”的惯习相对应，这些无产阶级不仅以拒绝高档文化精品为特征，还形成了表达自己审美偏好和身份象征的反主流文化。各种惯习类型所涉及的范围是巨大的。因此，从社会学习到的不仅包括审美品位，还包括我们决定吃什么，是有机食品还是廉价的肉类，我们穿什么，是巴伯衫还是短夹克，我们如何移动，是闲逛还是大步走，我们具有何种价值取向，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等等。布迪厄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简单的。 惯习自动养成的行为、观点、思想和评价过程让我们不必持续地衡量每一种情境中的所有选择。因此，它确保了我们所处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得到降低，这正是我们所急需的。

权力领域的惯习不仅仅以这种方式将复杂性降低，它们也带来了特定领域的实践（practice）和等级制度。大体而言，“实践”一词指的是经过协调的一系列行为，由多人共同完成，没有固定开始和结束时间的单一事件，具有其连续性。客观社会世界及其权力领域仅仅存在于实践之中，也仅仅通过实践而存在；它们由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行动组成，不停地被再次运用和调整。经典的例子包括生产和财政周期、民主选举和宗教仪式以及行政和司法程序。布迪厄坚持认为，如果行为体没有习惯性地倾向于这么做，那么这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行为就无法持久地延续，更不用说协调一致了。换言之，只有在无意识行为模式中融入社会环境的客观结构，才能不断地对某一领域的实践特点实现再生产。反过来说，对具体阶级和具体权力领域的实践进行再生产也是将惯习进行世代传递的前提条件。毕竟，惯习不是抽象习得和演练的，而是在社会世界现有结构中随着成长而获得的。因此，是先有惯习还是先有实践甚至不是一个问题。这两个权力领域的元素相互依赖，都是原始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所有实践都涉及具体的等级秩序地位，这些地位都由参与的行为体取得，并且都与不同的权力层次相关联。在一些领域中，如军事、经济和宗教，这些地位等级制度往往是高度正规的。首先，他们可以一一对应以区分，如指挥官/命令接收人，雇主/雇员，牧师/一般信徒，老师/学生，其次，他们可以按照管辖权和能力的复杂性进行排序，例如，组织结构、军队指挥结构和教区等级制度等。即使是文化等不太正规的领域也以伴随而来的阶级地位和社会不公为特征。布迪厄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一个实践，尽管存在争议，但是他认为艺术家和主顾之间是隐藏的剥削关系。

实践中的等级地位分别组成了相应的权力领域，以特定领域中具体权力资源的不同配置为基础。 布迪厄通常将此称之为领域的“资本”（capital）而不是资源，它与经济上的资本概念没有明显的联系。在此，他认为造成主要阶级生活条件产生差别的原因在于资本的总和不同，资本总和指的是所有可有效利用的资源和权力潜力的总和。 简单概括就是，供其支配的权力资源越多，行为体在其实践领域内的地位就越高。然而，至于什么组成了权力资源和行为体的权力是基于什么，这些问题在各个领域的答案都不一样。采用一个比喻帮助进行理解：权力领域好比纸牌游戏，不同的王牌用于不同的目标。对布迪厄而言，在政治领域，游戏的目标是控制国家，合法地在社会世界中实现愿景和执行分工。最重要的王牌，或者说权力资源包括威望、网络、自由时间和教育。另外，在科学研究领域，决定性的权力资源是出版物、成功的第三方资金支持和引用率。同样，行为体在积累和使用这些资源上做得越好，他们的地位就越有影响力，越有可能在科学权力领域维护其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布迪厄提出的实践模型中，宿命论的一面可能会引导出这样的猜想，但是他特别强调的是，领域内权力资源的分配绝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停的竞争之中。

每一个权力领域都努力使自己的权力资源类型成为社会世界的基本原则，将其他权力资源形式固定，使它们边缘化。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那么我们就可以优雅地将我们所处时代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冲突解释并归类为“王牌性的斗争”。因此，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在所有其他领域之上，尤其是经济领域之上建立政治领域绝对主导地位的尝试。技术精英集中管控经济过程，在消费品和服务分配中废除市场机制以及生产手段国有化，这些都是为了消除经济领域自主性而做出的努力。
显然，对于具体领域中成功的权力战略来说，了解相应的行为体的地位和决定他们行为的惯习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了解有关的权力资源，用纸牌游戏的话来说，就是要知道王牌是哪个颜色。无须多言，任何将经济等领域的权力资源转移至艺术等其他领域的人很快就会遭遇翻船。每个权力领域都有自己的逻辑，这就是布迪厄称为“相对自治的社会世界”的含义，因此，权力资源不能被轻易地相互转换和替代。

惯习构成了群体特征 可以重温《格调》

#权力极其逻辑
波齐认为，在人类历史中，宗教既是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原始的权力领域：“祭祀是每一个地方集体行为的原始形式，但是集体信仰的原始形式始终是神话。”简言之，任何形式的权力最初都是通过宗教崇拜而被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所有首领最初都是祭司；所有形式的统治最初都是神权政治。宗教（主要）假设了一个我们自然感官以外的超然世界，那里到处是神灵，是道德规范和最终权威的来源，嘉奖正确行为，惩罚犯罪行为。 通过这种方式，宗教不仅仅为集体行动原则的约束性本质问题提供了答案，还创造了对救赎的期待和对地狱的惧怕。
人类对超越的态度，即信仰或不信的问题，最终无法通过争辩得到解决。最精明的学者能够为神的存在论提供无数的证据，但是仍无法说服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相反，通过提出进化论或认知科学上的反对来试图动摇虔诚的基督教徒或佛教徒的信念，同样毫无意义。就此而言，宗教态度在结构上与爱、讨厌、热情等其他情绪态度类似。

我们能够给朋友提供一千个好的理由，告诉他共同认识的一个女人适合他，但是所有这些理由无法迫使我们的朋友与她相爱。 就像信仰一样，爱不是通过理性决定的，而是某种莫名其妙就战胜了我们的东西。

超越的不可知性和不可解性不仅仅是宗教避开审视的把戏。

宗教学者伯恩哈德·乌德写道：“宗教内容所具有的思考的可能性不意味着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思考，而是有必要在以它们的原则为前提的情况下进行思考，而这些原则本身在世俗知识看来似乎是假设。” 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这些相同的假设，那么他们就会将追随宗教教条、实践和惯习视为逻辑必然性。这一点对于权力分析极其重要。因为每一个宗教领域都有其内在逻辑，所以每一个宗教领域都能够进行逻辑分析。换言之，通过合理地描述、系统化宗教，从权力逻辑的角度，神学也为更具体、更容易地去理解宗教习惯和惯例奠定了基础。

任何有权力诠释宗教的人，都以约束性的仪式和叙事方式对其进行推崇，以此将自己定位为超验和世俗之间的沟通者，从而获得巨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潜力。

第一，信徒对于意义和道德方向的需求；第二，信徒希望在来生得到善行的嘉奖和神的救赎；第三，信徒害怕犯罪和诅咒带来的惩罚。

套用波皮茨的话，摆脱“他人的恐惧和希望”是工具权力的特质

于是，在宗教权力领域，工具权力以这种方式出现，牧师等高级别行为体通过做出救赎承诺和诅咒威胁来指导信徒。宗教领域的特别之处在于，牧师不需要吹捧他们的承诺和威胁，因为如前所述，他们的专长是为了实现超越。无论神或众神是否真的会在来生奖励遵守指令的行为，这都不能被证明是虚伪的，原因显而易见；当然，这也同样适用于通过痛苦的地狱而对不合格行为实施的惩罚。波齐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权力战略与勒索保护费进行了类比。 勒索者说服潜在的被保护人相信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例如原罪，我们都将与亚当和夏娃一样，被上帝孤立；第二步，勒索者接着提供解除威胁的保护，尽管只是一种选项，例如，如果你接受了基督教、受洗并支付什一税，那么你将与上帝和好。该权力战略特殊性的负面在于，承诺和威胁是否能够成功依赖于信徒是否真的相信神职人员的宗教表述，因为这是无法核实和验证真伪的。所以，宗教的巨大权力也是其致命弱点：“以吸引人并令人信服的观点控制人的思想，宗教权力建立于此。当控制变得松散时，宗教权力很大程度上就瓦解了。”

宗教惯习和实践可以通过所有权力形式来实现或得到所有形式的支持。毫无疑问，尤其重要的是权威权力，即利用他人对认可和引导的需求来掌控他人的能力。

只有那些有能力将自己塑造为精神和道德的模范、认为自己的美德值得模仿的人才能建立一个有信仰的社会，以宗教的表述来鼓舞他们的追随者。由于宗教创建者的生命和活动已经成为信仰的一部分，被世代传递，所以宗教创建者的权威权力能够在他们死后得以延续。通常来说，即使不是全部，但可以说许多信仰都可以追溯至其富有个人魅力的创建者，他们的人格是宗教表述的核心。延续权威权力是宗教权力战略的关键要素。只有神职人员成功地以创建者合法继承人及其传统的守护人形象出现时，他们才有希望继承创建者的非凡魅力和权威权力。

#呓语
名分两个字，原来我看着其实不过如此，有砸烂一切蔑视一切的空洞自大，后来我逐渐发现，万事都逃不过这套规则。

#权力极其逻辑
根据经济学的普遍定义，经济领域是商品和服务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的社会体系。经济领域的普遍组织原则是市场。

宗教满足了人类对精神方向和意义的无形需求，而经济则满足了物质需求。人类的需求既是权力最主要的根源之一，也是权力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因此，经济领域相对于其他社会范畴的整体社会权力地位是明确的：因为根据劳动分工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生产和分配对满足需求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人甚至都无法独自生产出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一部分。

基本概括出四种基本权力资源：资本、资质、原材料和土地的所有权，最后是数据。

将资本分为三个方面。实际资本（real capital）或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只是私营或国有企业对生产手段的控制，包括汽车、药品、糖和电脑等商品的生产和医疗、学校课程、美甲、政治咨询等服务的提供。因此，实际资本的种类丰富，有工厂、机器、办公大楼、咖啡机、出租车、文身机、记事本、笔，等等。与之对应，金融资本指的是企业用于扩张、更新和保存实际资本的金融资源。第三个，也是最近才被认定的是人力资本，指的是劳动力的表现潜力和生产力。

尽管从结构上而言，企业和雇员相互依赖，即企业需要劳动力，工人需要工资，但是他们的权力关系是不平衡的。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 ）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写道：“许多工人无法维持一周的生活，很少有人能够维持一个月，没有人能够在不工作的情况下维持一年。长期而言，工人对其雇主的重要性就像雇主对其工人一样；但是，这样的必要性不是那么直接的。”

但是，在企业和雇员的权力斗争中，资质作为第二种权力资源是关键。非熟练工人无法选择雇主，尤其是无法选择工资、假期、工作场所设计、培训等聘用条件，但是合格工人则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行为体所具有的能力是稀有的，但企业却大量需要，例如编程和IT技术，工程专业等，那么他们就能够扭转权力平衡，进而规定雇用条件。这同样适用于那些在人群中具备稀有技术且技术掌握程度特别好的人，例如明星钢琴家或重要的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全明星球员。

钻石、稀土元素、石油等是难以替代的资源，作为这类资源唯一或为数不多的供应商之一，行为体首先可以作为垄断者或寡头垄断者在不流失客户的情况下极大地提高价格。 其次，通过威胁要剥夺他们的资源，这些行为体可以迫使市场参与者建立或切断与其他参与者的经济联系。最后，他们阻止替代品的发展，或者通过降低价格使相关发展停滞。总而言之，在佩鲁看来，供应商能够主导其他经济行为体的行动，而且他们不具备形成抗衡能力的可能性。

占具具有经济和/或政治重要性的领土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行为体掌握了对国际海洋贸易起关键作用的海峡或石油管道途经的领土，那么就能在经济领域将广泛的工具权力集中起来。不过，缺点在于：集中这样的权力资源促进了经济和政治抵消势力的发展。

没想到吧，我们开打了！北溪都炸了！

Tableau 的总裁吹数据——利益相关
微信...唉...微信

#知乎

现在很多条件不错的大龄剩女之所以剩，并不是单纯物质、拜金那些。反倒是很多真正物质、拜金女嫁出去了。很多经济实力不错的男生，多去相亲几次应该都有一个体会，最怕的其实是那种本身各方面条件不错，对房子车子经济要求不高，不要你包吃包喝包玩，花销是你来我往的，但是特别在乎情绪价值的人。这种女生基本只会对4种东西感兴趣：
1、吃喝玩乐；
2、搞钱的事情（主要是能搞快钱，最好她是具备参与的条件的，或者你搞了钱给她花）；
3、体验她没接触过的东西。
4、在她擅长和爱好的领域里面你段位比她高。

作者：匿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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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个话题是个富矿，双方不同的思想在激烈碰撞，而且都是长时间因为各种各样情况没找到合适配偶的，非常适合用来刷着解闷

顺便一提，本题我在意的部分已经标黑

大家通过相亲都明白了什么道理，得了什么感悟？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605963/answer/2956807872

女孩子真的要嫁给有钱人吗？ - 心理君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2422462/answer/2896261796

当然进入中上层单纯的靠情绪价值也是远远不够的，更主要的还要有一手绝活以及独立的能力，这才是一个女人最有魅力的地方。

对我这样情感匮乏的人说富矿真的不是吹

#知乎

记者李微敖曝光疑似张继科借款合同，这份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吗？若属实，张继科需承担哪些后果？ - 龙城飞将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3386131/answer/2966405984

#知乎

在我看来，鬼山哥身上有着一个当下年轻人很典型的朴素价值观。坦白说，这一代00后是真正吃着共和国的经济红利长大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学生时代是没有任何压力的，所以他们当然爱国，因为他们享受，并且他们接受的也是东升西降亡我之心不死的叙事。但是同时社会上的价值观又是畸形的，过于重利而轻义，缺乏爱与责任的教育。所以很多人明明很善良很正常，但是他们一谈及一些问题的时候无不表露出下意识的仇恨，歧视，厌女。
整个中国大环境下就催生着如今这种朴素的价值观，因为缺乏系统性和思考性，就必然存在局限性和矛盾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无论在世界各地，亦自然而然地在宣传机器的指挥下对自己生活的好好的国家进行着批判和嘲讽。
无它，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正义与正确。
然而如今的问题是，这一代00们的sogni d'oro破碎了，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一方面是社交媒体上，国家越来越好，有钱人不断晒着自己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自己没有工作，高不成低不就，原本课堂里的宏大叙事在如今成为了对自己的讽刺。
他们也会意识到问题，爱国的青年们也会觉醒，认为社会应该回到书本里描绘的那样。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网上到处都在“盼教归，他公平”。
他们也会在被铁拳砸中的时候意识到，社会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改变。他们的政治诉求保守，温和，并坚信自己依然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然而现实却是，当温柔慈爱的宣传机器意识到这一代人不再是听话的乖宝宝时，便露出了凶恶的一面，愤怒的批判他们不肯脚踏实地的工作，不肯生孩子，从而拖累了经济发展。
年轻人们当然不接受这样的论调，他们是天之骄子，肩负的是为中华之崛起的使命，他们是宏大叙事的执行者，而不是社会关节上的螺丝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深谙屠龙之术的勇士，而此刻却被号召去专心杀鱼，这是对年轻人的莫大的侮辱。
因此，那些原本高举大旗的吹鼓手一个个沦为了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认为他们是资本的信徒走狗，忘记了自己身为官媒的荣耀。
然而显然他们忽略了“资本”的强大。很快在越发严苛的社会管制进程中，他们惊讶地发现，爱国，居然成了一件被禁止的事情。
事实上，鬼山哥们嘲讽着美日，喊着抓台湾美少女回家，和他们大骂官媒批判孔乙己和各种社会问题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为国家好的，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只是如今年轻人们才发现原来自己所能表达的只是小时候那种无条件的服从与跟随。
而自己真正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却被忽略和轻视——不，更应该说是被禁止讨论的。我们只能在宏大的事物上声嘶力竭，却无法对切身实际的事情发表任何意见。
因此这种朴素的价值观也在发生转变，从原本官媒新闻底下的愤，恨，激变成了今天的麻，爽，甜。
但是这种朴素价值观的转变亦需要时间，同时无法控制它的走向。就像鬼山哥只强调自己的转变，而并未站出来为过去伤害他人的歌曲或者言论道歉一样，年轻人们或许可以理解自己正在遭受的不公，却无法共情他人的遭遇。
这样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将伴随他们这一代人，和他们的理想主义一同渐渐沉入这个时代。
未来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https://vxtwitter.com/lilaoshizuikeai/status/1642892292703891460

#权力极其逻辑
政治总是强烈地追求获得经济范畴内的数据权力，一方面，数据权力是“‘王牌’斗争”中的风险；另一方面，它是使自身能力在内外都得以发挥和增强的条件。毕竟，就像没有武器产业就无法发动战争一样，如果无法掌控从印刷、电报和电话到往来邮件等交流媒介，那么国家就无法掌控其人民。对于部委、税务机关、政党、军队或情报部门等政治行为体来说，数据权力曾是且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数字化革命只是完善了这类资源。在政治领域，有四个方面是核心：第一，监视；第二，网络战争；第三，通信和影响力；第四，预测和模拟。

根本而言，在数据权力的背景下，无论我们是否谈及经济或政治，这些议题都围绕着一个关键点：这些数据实际属于谁？数据“所有人”可以合法地向他人宣称拥有何种权利？

关于数据权力使用的决定突出展现的是社会中的权力政治平衡，这是一个存在于两极之间的竞争领域。我们得出一个简洁的结论：数据道德因此是一个政治话题。它们的诞生、落实和持续地被重新审视都必须在协商和决策过程中进行，这些过程是由技术创新和文化范式转变而决定的。

将公共部门和经济部门区分开来是重要的：国家机构的职责是保护民众，这与企业不同。

我们已经强调了经济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一个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体系，那么其他领域及其实践都无法维系。所有20世纪的经验，尤其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失败，都告诉我们只有在自治性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市场机制得到保护的情况下，经济权力领域才能完全发挥其生产力。鉴于其特殊性，经济权力领域参与其他领域的“‘王牌’斗争”并强化其权力逻辑的首要地位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不必接受“金钱统治世界的秩序”，也不必跟随马克思的脚步，将政治和宗教仅仅视为与经济“下层建筑”无因果关系的“上层建筑”。这样权威的观点低估了宗教和政治领域抵御经济战略干预的能力。

显然，赎罪券交易是历史上在宗教领域采用经济权力逻辑的例子。

从权力战略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是既富有戏剧性，又非常有趣的。通过赎罪券交易，经济领域的核心权力资源突然间变成了宗教领域中至关重要的权力资源。以前，行为体必须服从真正的宗教规则和神职人员的戒律，并真诚地，或至少看上去是可信地忏悔所犯下的错误，但是现在，他们可以将市场逻辑一一应用于宗教实践。

一方面，在政治决策过程中考虑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试图将经济的权力逻辑用于政治之中。在我们看来，前者是政治决策的合法一面；后者是对政治权力领域自治性的攻击。例如，当人们试图购买政治决策和/或官职时，我们就谈及这样的攻击。对于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在贪污过程中，政治决定被看作商业服务，而官职就像商品。跟之前所提到的例子一样，这是将市场原则及其核心权力资源安插在非经济领域的尝试，以达到使该领域的权力逻辑和资源被边缘化的目的。该现象无论是对政治及其核心任务还是对最终的经济领域自身而言，都是毁灭性的。这从全球贪污指数中可以看出，该指数由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自1995年开始收集整理。 管理不善、缺乏效率和社会贫困与贪污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没有人会相信这只是偶然。

#知乎
这一类精英金融男习惯用“资源化”的视角看待一切，女性在他们眼里都被习惯性估算其价值和应该所处的位置，并且根据价值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他们会极其谨慎的算计人，同时还能让他人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舒适，从而顺畅吸收他人的资源为自己所用

#权力极其逻辑

政治的本质是授权并执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行动准则。政治的核心在于，通过团体统治，在需要的时候使用行动权力，即暴力，来实现社会共存的组织机构。

拥有政治权力意味着能够影响：一、共同规则的内容和范围；二、规则的实施和对违规行为的制裁；三、对新规则的授权程序和对已有规则的修改或废除。简言之，政治权力是对具有集体约束力决定的形式和内容的控制。

在这个决策领域内，行为体的影响越大、越广泛，那么他们对政治领域的控制就越广，他们在实际政治等级中的地位就越高

宗教领域的重要性来源于对非物质需求的满足感；而经济领域的重要性则来自对物质需求的满足感。因为两者的根源都在于人类的需求，所以与权力的基本原则密不可分。

霍布斯解释是这样的：人类就本质而言是有目的性、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为了满足其需求，他们愿意利用他人，不顾他人意愿而获取自己的利益。因此，为了将需求带来的满足感最大化，他们必然会为争夺权力而展开激烈的竞争。由于他们拥有相似的物质和精神资产，因此，这样的冲突预见不到结束的一天。这样的竞争终将对所有参与者不利，因为这不仅仅消耗资源，还将人们置于持续的死亡恐惧之中。只有一个关键性步骤可以对其进行遏制：建立一个具有政治权力的机构，这个机构能够设立约束集体行为的规则，如禁止抢劫、攻击和谋杀等，得益于对武力使用的垄断，该机构能够对违背这些规定的人进行严厉惩罚。政治权力的目的是防止人类陷入暴力，确保和平。防止发生著名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war of all against all）是首要且最为重要的；政治权力的功能是被动或预防性的。增加对它的需求意味着狂妄。

卢梭的解释则是不同的。人类发自内心地依赖于并且倾向于与他人合作。独自一人将会灭亡。当他们相互结合彼此技能、制定共同目标时，他们不仅可以确保各自的生存，还能实现所有人的幸福和福祉。不过，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个人能力的协同以及如何有效、高效地采取联合行动。富有逻辑的答案是建立一个政治机构，为所有人的行动制定约束性规则。这些规则让个体在彼此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以便他们更有可能成功地实现共同目标。这些规则为期望提供了安全感，降低了交易成本；破坏规则将会受到惩罚，因此它们鼓励所有人不得阻碍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政治权力的目的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达成共同目标。促进公共利益是首要且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功能是积极或有建设性的。减少对它的需求意味着放弃其潜力。

政治权力可以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获得其合理性：要么仅仅通过控制人际暴力，要么通过促进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