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备受瞩目、享受着威望的人必须维护他们的信誉，接受众人对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一表述做出的评判；那些被捐助者和接受贵重礼物的人一定要感恩和回礼；任何希望获得政治、经济、艺术和科学成功的人必须愿意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利益上，甚至是人际关系上做出牺牲；任何渴望不同权力的人必须学会与嫉妒和对手共处。
即使是没有权力的人也需要付出代价。任何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反对外部抵抗而有意识放弃权力的人很快就会沦落为其他人权力下的玩物。企图逃脱“万物皆有价”范式的行为并不会带来自由，而会直接导致丧失自主性。
如一切皆可变一样，万物皆有价也是人类的状况。这导致产生两种影响。第一，处于所有时代、所有文化情境下的人类都需要判断他们拥有或希望拥有的商品的价格。第二，他们需要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就此付出，如果不愿意，当前目标的替代品是什么。不仅仅是个人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尤其是在政治权力问题上，成本问题是整个国家及其领导精英面临的持续挑战。
正如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艾贡·弗莱格（Egon Flaig）写道的那样，还有一个本质性问题，那就是无论文化如何引导，人们的欲望是得不到满足的。 满足一个欲望通常会导致另一个欲望的形成，而这个欲望的范围和满足感会超过前一个。另一方面，有限且分配不均的资源衬托出了我们潜在的毫无止境的需求范围。其结果是，人类的需求仍然被抑制、持续地无法得到满足。
笼统地说，这种人类状况会产生两种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欲望得不到满足，这促使人们继续创新、激发潜能和创业精神，而不是接受现实。
不是接受一种商品的高昂造价只吸引少数消费者这一事实，而是对生产过程进行优化，以便吸引新的、不那么富裕的买家。
人类的历史就是在有限资源的背景下，不断提高满足需求的效率和效果的历史。
不是接受一种商品的高昂造价只吸引少数消费者这一事实，而是对生产过程进行优化，以便吸引新的、不那么富裕的买家。
人类的历史就是在有限资源的背景下，不断提高满足需求的效率和效果的历史。
即使不断地通过科技和文化创新来优化满足需求的过程，我们仍旧面临两难问题，首先，需求随着过程的改善而增加，其次，全面、公平、理想地甚至是全球性地满足人类所有需求，从根本上来说是乌托邦式的。这样的结果就是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在分配上不断出现斗争，甚至是军事冲突。这些人、阶级和国家之间形成冲突的关键当然就是权力。争取影响力的斗争积累了更多无法实现的欲望。
权力是可分割的，但其总数是不可增加的——就是说，权力是一种恒量商品。相应地，对权力的追寻总是与零和游戏相关。一个人拥有了权力就代表了另一人失去权力。我从权力中获得的就是其他人失去的。没有文化手段或科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对权力的本能追求，至少无法从增加其总量上入手。
在这场零和游戏中，唯一能够优化的是竞争者成功的能力。
在这场零和游戏中，唯一能够优化的是竞争者成功的能力。
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分配不均的资源和人类无法满足的需求带来的不仅仅是需求被最大限度地满足，也导致了分配斗争，随之而来的是权力斗争；因为权力是恒量商品，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需求，人类专注于用于权力争夺本身的技术和手段。现实的挑战显而易见：那些希望赢得零和游戏的人被迫不断地对其权力手段进行评估和创新。停滞不前意味着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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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塑造我们的社会秩序、个人生活计划和人际关系过程中，对意义和合理性的探寻是我们人类学构成的组成部分。它们塑造了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我们自我组织的方式，以及我们对社会的需求。于是，从商业和政治到体育、艺术和文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囊括在内。与爱好、正面和负面激励以及权威机构一样，意义具有无可争辩的激励作用。如果人们认为一个目标或一个项目是有意义的，那么他们就会至少最大限度地去实现和捍卫它。如果他们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缺乏任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就此给予支持和进行合作。
根据波皮茨的观点，无论所处历史和社会环境如何，每一种权力现象都可以根据行为方式而被归入以下基本类别：行动权力（the power of action）、工具权力（instrumental power）、权威权力（authoritative power）和技术权力（technical power）。
行动权力（the power of action）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做出伤害他人行为的能力。波皮茨认为，正如人类使用权力的历史所清晰呈现的那样，这是权力最直接的方式，同时也是最古老的方式。这种权力形式不仅仅包括纯粹的身体创伤，还包括对社会或经济造成的伤害。然而，行动权力不仅仅是具有破坏性的，它也具有维护和生产职能。任何希望保持社会及其相应的非暴力合作规则体系的人都会同意行动权力是不可缺少的。另外，当被用于摧毁已有社会秩序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时，行动权力就发挥了生产职能。革命是这一职能的范例。在革命中，社会激进人士通过联合使用物质、社会和经济行动权力，摧毁原有权力机构，建立新的政权。
工具权力（instrumental power）是第二种权力形式，指的是通过可靠的威胁或承诺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成功的威胁能够控制行为，因为其他人害怕造成威胁的一方有能力、有意愿做出对他们不利的行为。成功的承诺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因为提供承诺的人给其他人带来希望，让他们相信他/她的所作所为将对他们有利。 [4] 总而言之，拥有工具权力意味着拥有支配他人恐惧和希望的权力。 当然，这不需要建立在真实的权力基础上，也不必客观合理，只要对方认为他/她希望或害怕的行为将会发生就足够了。因此，工具权力既可以依赖于以假乱真的虚张声势，也可以依赖于损害或造福他人的真实潜力。工具权力总是依赖于进行威胁或给出承诺一方过往行为的记录。
威胁和承诺有两个常见的结构特征。第一，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将所有接收方（addressees）的行为选项分为两类：服从和不服从。通过这个方式，接收方的选择被限制在这两个选项之中。不管其中一种选择是多么令人反感，只有当接收方在二者中进行自由选择的时候，他们才会面临工具权力。 [6] 第二，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承担着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威胁或承诺的发出者，也是奖惩的潜在分发者，因此他们自己的行为与接收者未来的行为捆绑在一起。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必须按照所宣称的那样对接收者采取行动，否则会丧失信誉和权力基础，即未来威胁和承诺的有效性。换言之，接收方可以迫使做出威胁和承诺的一方露出他们的真面目，转被动为主动。当被威胁者很可能会遵从当权者意愿时，采用威胁。但是，当接收者几乎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不确定是否会实现当权人的心愿时，就会采用承诺“如果你认为将会服从，那么就威胁！”和“如果你预计不会服从，那就承诺！”。
权威权力（authoritative power）是第三种权力形式，指的是利用他人对认可和引导的需求来掌控他人的能力。根据波皮茨的观点，人类不仅仅有模仿道德、学识、社交或精神楷模的倾向，还希望得到这些人的赞许。除此之外，权威权力所有者不需要持续地对服从对象使用权力。只要这些服从者不断地内化统治者的心愿、价值观和行动规则，不断地以统治者来鞭策自己，将统治者作为他们严格的裁判，这就足够了。
第四种权力形式是技术权力（technical power），这指的是通过干预或改变他人的自然和非自然居住条件来间接影响他人的能力。该权力形式的根源在于，人类天生具有目的性，并且会干预他们的环境。对应的权力行为可以分为三大类：改造（modifying）、生产（producing）和部署（employing）。改造强调的是对已有环境做出修改，例如，清理森林、拦河筑坝或围起牧场。生产指的是创造一个新物品，即人工制品。这类人工制品的工艺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且用途广泛，从简单的茅草屋到复杂的核能发电站，从长柄大锤到显微激光切割机。最后，部署指的是人工制品的精准运用，要么是为了参与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环境，要么是为了生产其他人工制品。
行动权力（the power of action）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做出伤害他人行为的能力。波皮茨认为，正如人类使用权力的历史所清晰呈现的那样，这是权力最直接的方式，同时也是最古老的方式。这种权力形式不仅仅包括纯粹的身体创伤，还包括对社会或经济造成的伤害。然而，行动权力不仅仅是具有破坏性的，它也具有维护和生产职能。任何希望保持社会及其相应的非暴力合作规则体系的人都会同意行动权力是不可缺少的。另外，当被用于摧毁已有社会秩序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时，行动权力就发挥了生产职能。革命是这一职能的范例。在革命中，社会激进人士通过联合使用物质、社会和经济行动权力，摧毁原有权力机构，建立新的政权。
工具权力（instrumental power）是第二种权力形式，指的是通过可靠的威胁或承诺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成功的威胁能够控制行为，因为其他人害怕造成威胁的一方有能力、有意愿做出对他们不利的行为。成功的承诺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因为提供承诺的人给其他人带来希望，让他们相信他/她的所作所为将对他们有利。 [4] 总而言之，拥有工具权力意味着拥有支配他人恐惧和希望的权力。 当然，这不需要建立在真实的权力基础上，也不必客观合理，只要对方认为他/她希望或害怕的行为将会发生就足够了。因此，工具权力既可以依赖于以假乱真的虚张声势，也可以依赖于损害或造福他人的真实潜力。工具权力总是依赖于进行威胁或给出承诺一方过往行为的记录。
威胁和承诺有两个常见的结构特征。第一，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将所有接收方（addressees）的行为选项分为两类：服从和不服从。通过这个方式，接收方的选择被限制在这两个选项之中。不管其中一种选择是多么令人反感，只有当接收方在二者中进行自由选择的时候，他们才会面临工具权力。 [6] 第二，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承担着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威胁或承诺的发出者，也是奖惩的潜在分发者，因此他们自己的行为与接收者未来的行为捆绑在一起。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必须按照所宣称的那样对接收者采取行动，否则会丧失信誉和权力基础，即未来威胁和承诺的有效性。换言之，接收方可以迫使做出威胁和承诺的一方露出他们的真面目，转被动为主动。当被威胁者很可能会遵从当权者意愿时，采用威胁。但是，当接收者几乎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不确定是否会实现当权人的心愿时，就会采用承诺“如果你认为将会服从，那么就威胁！”和“如果你预计不会服从，那就承诺！”。
权威权力（authoritative power）是第三种权力形式，指的是利用他人对认可和引导的需求来掌控他人的能力。根据波皮茨的观点，人类不仅仅有模仿道德、学识、社交或精神楷模的倾向，还希望得到这些人的赞许。除此之外，权威权力所有者不需要持续地对服从对象使用权力。只要这些服从者不断地内化统治者的心愿、价值观和行动规则，不断地以统治者来鞭策自己，将统治者作为他们严格的裁判，这就足够了。
第四种权力形式是技术权力（technical power），这指的是通过干预或改变他人的自然和非自然居住条件来间接影响他人的能力。该权力形式的根源在于，人类天生具有目的性，并且会干预他们的环境。对应的权力行为可以分为三大类：改造（modifying）、生产（producing）和部署（employing）。改造强调的是对已有环境做出修改，例如，清理森林、拦河筑坝或围起牧场。生产指的是创造一个新物品，即人工制品。这类人工制品的工艺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且用途广泛，从简单的茅草屋到复杂的核能发电站，从长柄大锤到显微激光切割机。最后，部署指的是人工制品的精准运用，要么是为了参与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环境，要么是为了生产其他人工制品。
任何控制了土地和领土划分的人均决定了其余人类同伴的流动性和空间，可以赋予其他人通过权和使用权，允许或禁止他人进入，等等。人造制品的生产和使用具有潜在权力是容易被证明的。就此而言，我们必须不只是考虑巡航导弹、隐形战机、高斯步枪等尖端武器技术的生产和使用等突出例子。无论是疫苗还是软件，生产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垄断梦寐以求的产品也是技术权力的一种形式。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于发展中新兴国家的权力极大地建立在尖端科技及对其持有和限制其使用上。因此，欧盟等地缘政治地区的政治决策者将技术转移议题作为权力优先项是不足为奇的，为了避免遭受质疑，这样的权力出于纯粹的经济考量。
”今天读了什么“
“今天看了什么”
“偶尔想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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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说明：
1. 在整个阅读中会频繁进行字段的修改，若是书读完全本，会在最后将所有摘录合并为 md 文件
2. 是我自己的阅读记录，并不会考虑对线问题，群也无法加入因为是仅作评论
3. 我自己的呓语，表达我当时当下并非不变的态度
4. 我的摘录，并不一定代表我的态度，只代表我感兴趣
5. 只有两个表情，能给开俩不错了别问了
6. 所有都是感兴趣就摘录了，你看一看笑一笑就过去了，没有说一定要看一定给赛脑子里，甭来上纲上线辩经了
7. 为啥一大段都摘过来？关你屁事，读书想要看上下文
目前收集的 #标记 有：
#知乎 ：部分知乎的回答/问题
#呓语 ：不成逻辑的瞎说，破碎思维的拙劣表达
#起始 ：开始看一本书了
#收集 ：看完第一遍了，把发的整成 md 文件，以及再看一遍（觉得值得再看的）
2023 年的阅读书单：
#罗马史纲
没看完，好看，可以多看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衙役
没看完，好看，但是非常繁琐
#亚洲教父
没看完，可以当传记看
不是非常值得再读一次，可做消遣读物，要学知识看一遍摘录就行
#权力极其逻辑
权力及其逻辑/（德）多米尼克·迈尔（Dominik Meier），（德）克里斯蒂安·布鲁姆（Christian Blum）著；李希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 书名原文：Logiken der Macht：Politik und wie man sie beherrscht ISBN 978-7-5201-6736-9
好看，值得买下实体书多看
#资治通鉴 卷一 周 秦 汉
目前偶尔看看，目前看到汉开始
#君主论
这还用我评价？和我一起来看b站李筠（笑）
#偏见看政治
书还没出，但是我已经买了网课了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反正都说好，至于好不好，我还没看
#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
对我来说不感兴趣，一般般。历史传记，不够详细。
#了凡四训
多行善事
#像哲学家一样生活：斯多葛哲学的生活艺术
一直认同斯多葛学派的思想，但是没有系统看过，可以一看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大名鼎鼎
#小众行为心理学
看不下去了什么傻逼书，下次别抄袭了，好好生活吧，出这个书你不丢人啊。
#动物行为学
学术书籍
#性社会学 人类性行为
李银河翻译
#最省力原则
#恶的科学
#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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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自己的呓语，表达我当时当下并非不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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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有都是感兴趣就摘录了，你看一看笑一笑就过去了，没有说一定要看一定给赛脑子里，甭来上纲上线辩经了
7. 为啥一大段都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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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呓语 ：不成逻辑的瞎说，破碎思维的拙劣表达
#起始 ：开始看一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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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纲
没看完，好看，可以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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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完，好看，但是非常繁琐
#亚洲教父
没看完，可以当传记看
不是非常值得再读一次，可做消遣读物，要学知识看一遍摘录就行
#权力极其逻辑
权力及其逻辑/（德）多米尼克·迈尔（Dominik Meier），（德）克里斯蒂安·布鲁姆（Christian Blum）著；李希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 书名原文：Logiken der Macht：Politik und wie man sie beherrscht ISBN 978-7-5201-6736-9
好看，值得买下实体书多看
#资治通鉴 卷一 周 秦 汉
目前偶尔看看，目前看到汉开始
#君主论
这还用我评价？和我一起来看b站李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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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没出，但是我已经买了网课了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反正都说好，至于好不好，我还没看
#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
对我来说不感兴趣，一般般。历史传记，不够详细。
#了凡四训
多行善事
#像哲学家一样生活：斯多葛哲学的生活艺术
一直认同斯多葛学派的思想，但是没有系统看过，可以一看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大名鼎鼎
#小众行为心理学
看不下去了什么傻逼书，下次别抄袭了，好好生活吧，出这个书你不丢人啊。
#动物行为学
学术书籍
#性社会学 人类性行为
李银河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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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极其逻辑
行为体技术权力的范围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技术手段的完成度，这是波皮茨的重点。在特定的权力使用领域，一个人越能有效和高效地掌握改造、生产和部署，那么他/她的权力就越大。
我们认为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同样重要，但是波皮茨没有提及。这两个因素是社会学、地理学和民族学范畴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弹性”（resilience）。 脆弱性指的是人们暴露于风险之中，对其敏感，这既可以是洪水或旱灾等环境灾害，也可以是贫困或犯罪等社会风险。与此同时，弹性指的是人们对伤害的抵抗力，以及他们对于已改变且变得危险的居住条件的适应能力。
一个国家通过改变河流走向对另一个国家行使技术权力。在这个例子中，通过对其拥有哪些可替代的水资源、有多少蓄水量以及农业对水的依赖程度进行评估，从而确定该国的脆弱性。邻国的弹性则由其成功蓄水的状况、调整农业生产来应对旱期等情况来决定。显然，如果下游国家拥有可替代的水源，其农业具有适应能力，那么上游国家对其邻国所具有的影响则小得多，同时，这一结论不考虑上游国家是否具有改变河流走向的有效措施。
脆弱性和弹性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卫生政策部门，死亡率、药品供应、卫生状况等评判标准是相关的；在能源政策领域，与之相关的是可替代能源的有效性、现有生产方式的效率、人口的能源消耗等。
行为体的脆弱性越高或其弹性越低，那么成功对其行使技术权力的可能性就越高。同理，行为体的脆弱性越低或弹性越高，那么成功的可能性越低。因此，技术权力的影响和成功不仅仅依赖于掌握该权力的人是否具有完善的资源，还取决于那些可能受权力支配的人面对风险时的脆弱性及其应对风险的能力。
行为体技术权力的范围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技术手段的完成度，这是波皮茨的重点。在特定的权力使用领域，一个人越能有效和高效地掌握改造、生产和部署，那么他/她的权力就越大。
我们认为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同样重要，但是波皮茨没有提及。这两个因素是社会学、地理学和民族学范畴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弹性”（resilience）。 脆弱性指的是人们暴露于风险之中，对其敏感，这既可以是洪水或旱灾等环境灾害，也可以是贫困或犯罪等社会风险。与此同时，弹性指的是人们对伤害的抵抗力，以及他们对于已改变且变得危险的居住条件的适应能力。
一个国家通过改变河流走向对另一个国家行使技术权力。在这个例子中，通过对其拥有哪些可替代的水资源、有多少蓄水量以及农业对水的依赖程度进行评估，从而确定该国的脆弱性。邻国的弹性则由其成功蓄水的状况、调整农业生产来应对旱期等情况来决定。显然，如果下游国家拥有可替代的水源，其农业具有适应能力，那么上游国家对其邻国所具有的影响则小得多，同时，这一结论不考虑上游国家是否具有改变河流走向的有效措施。
脆弱性和弹性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卫生政策部门，死亡率、药品供应、卫生状况等评判标准是相关的；在能源政策领域，与之相关的是可替代能源的有效性、现有生产方式的效率、人口的能源消耗等。
行为体的脆弱性越高或其弹性越低，那么成功对其行使技术权力的可能性就越高。同理，行为体的脆弱性越低或弹性越高，那么成功的可能性越低。因此，技术权力的影响和成功不仅仅依赖于掌握该权力的人是否具有完善的资源，还取决于那些可能受权力支配的人面对风险时的脆弱性及其应对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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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极其逻辑
历史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迅速地为其找到了原因，声称人类不相信看不见的权力。他们需要看见才会相信。 按照这种观点，权力只是有潜力采取行动，只是有机会增进个人利益，因此它必然是抽象的。也就是说，它是不可见的。为了成功地使用和扩大权力，必须通过感官符号使其可见。
所有这些象征符号的相同点在于，除了因人类不断进化而养成的敏感性而需要对某些警示颜色做出解释外，这些象征符号不需自我诠释。 它们需要一个由翻译者和演讲家组成的团体，对它们进行解密、围绕它们进行交流并使之传播。因此，符号的意义不是永恒的，而是与已有且多变的社会惯例有关；因此，关于诠释象征符号意义的冲突不断，这与权力分析直接相关。
那些希望长时间、大幅度地与他人进行复杂的权力行为合作的人依赖于成文的沟通，也就是符号标记（symbolic sign）。缺乏符号标记来传达指示和目标的话，权力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使用将是受限的。
“语言、其他符号形式和话语是维持统治关系及其再现的有力手段。”
那些没有被动和主动掌握文字使用的人被许多教育和工作机会以及社会参与所排斥。无法接触到书本、报章、互联网等书面信息几乎让社会成员无法知晓他们社会内现有权力结构的现状。
如果统治者将一些交流符号视为禁忌，而将另一些视为普遍的约束规范，那么他们就控制了社会话语，甚至完全使（一部分）人民禁言。
历史是我们创造的。至少从粗鲁、客观的角度而言，过去本身并不存在，因此，关于过去才会有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诠释。这与权力战略极其相关。任何有权力诠释社会或国家历史的人可以将此描述为一个不断获得成功的故事，描述为与敌对势力的斗争或者是一系列的不公和罪行。 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权力政治的现状是能够被保存的，人民能够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甚至可以为政治和经济的新开端打下基础。控制文化记忆因此为“对政治社会的认同至关重要的集体记忆建构”做出了贡献，可以用于将权力主张合法化
历史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迅速地为其找到了原因，声称人类不相信看不见的权力。他们需要看见才会相信。 按照这种观点，权力只是有潜力采取行动，只是有机会增进个人利益，因此它必然是抽象的。也就是说，它是不可见的。为了成功地使用和扩大权力，必须通过感官符号使其可见。
所有这些象征符号的相同点在于，除了因人类不断进化而养成的敏感性而需要对某些警示颜色做出解释外，这些象征符号不需自我诠释。 它们需要一个由翻译者和演讲家组成的团体，对它们进行解密、围绕它们进行交流并使之传播。因此，符号的意义不是永恒的，而是与已有且多变的社会惯例有关；因此，关于诠释象征符号意义的冲突不断，这与权力分析直接相关。
那些希望长时间、大幅度地与他人进行复杂的权力行为合作的人依赖于成文的沟通，也就是符号标记（symbolic sign）。缺乏符号标记来传达指示和目标的话，权力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使用将是受限的。
“语言、其他符号形式和话语是维持统治关系及其再现的有力手段。”
那些没有被动和主动掌握文字使用的人被许多教育和工作机会以及社会参与所排斥。无法接触到书本、报章、互联网等书面信息几乎让社会成员无法知晓他们社会内现有权力结构的现状。
如果统治者将一些交流符号视为禁忌，而将另一些视为普遍的约束规范，那么他们就控制了社会话语，甚至完全使（一部分）人民禁言。
历史是我们创造的。至少从粗鲁、客观的角度而言，过去本身并不存在，因此，关于过去才会有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诠释。这与权力战略极其相关。任何有权力诠释社会或国家历史的人可以将此描述为一个不断获得成功的故事，描述为与敌对势力的斗争或者是一系列的不公和罪行。 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权力政治的现状是能够被保存的，人民能够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甚至可以为政治和经济的新开端打下基础。控制文化记忆因此为“对政治社会的认同至关重要的集体记忆建构”做出了贡献，可以用于将权力主张合法化
#权力极其逻辑
布迪厄认为，随着不断进步，社会逐渐按照分工组织起来，不同领域有自己的功能，彼此间有组织地相连。布迪厄将这些领域称为“权力场域”（fields of power）和“力量场域”（force fields），在这些领域中，不仅有之前提到的宗教、经济和政治，还有文化、科学、军队和体育。 [44]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将权力领域描述为一个微观世界，是大社会环境中一个小型的、相对自治的社会世界。尽管这些微观世界之间存在功能上的差异，但它们都具有三个共同的组成特征：参与者具体的阶级惯习（habitus）、他们的实践（practices）和等级制度，以及行为体彼此竞争的特定权力资源类型。
论其本质，惯习不过是一套社会习得的规则，囊括行为、思想、观点和评价机制，我们或多或少无意识地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规则也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对待我们的世界和其他人类同伴。相应地，它是一种社会反射：只要拥有惯习H的P某处于S型状况下，他/她就非常有可能做出行为B。
对布迪厄而言，不同人的惯习与他们的阶级和他们在权力领域中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惯习构成了群体特征。在文化领域，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培养的惯习之一是艺术和音乐爱好。这与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受压迫”的惯习相对应，这些无产阶级不仅以拒绝高档文化精品为特征，还形成了表达自己审美偏好和身份象征的反主流文化。各种惯习类型所涉及的范围是巨大的。因此，从社会学习到的不仅包括审美品位，还包括我们决定吃什么，是有机食品还是廉价的肉类，我们穿什么，是巴伯衫还是短夹克，我们如何移动，是闲逛还是大步走，我们具有何种价值取向，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等等。布迪厄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简单的。 惯习自动养成的行为、观点、思想和评价过程让我们不必持续地衡量每一种情境中的所有选择。因此，它确保了我们所处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得到降低，这正是我们所急需的。
权力领域的惯习不仅仅以这种方式将复杂性降低，它们也带来了特定领域的实践（practice）和等级制度。大体而言，“实践”一词指的是经过协调的一系列行为，由多人共同完成，没有固定开始和结束时间的单一事件，具有其连续性。客观社会世界及其权力领域仅仅存在于实践之中，也仅仅通过实践而存在；它们由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行动组成，不停地被再次运用和调整。经典的例子包括生产和财政周期、民主选举和宗教仪式以及行政和司法程序。布迪厄坚持认为，如果行为体没有习惯性地倾向于这么做，那么这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行为就无法持久地延续，更不用说协调一致了。换言之，只有在无意识行为模式中融入社会环境的客观结构，才能不断地对某一领域的实践特点实现再生产。反过来说，对具体阶级和具体权力领域的实践进行再生产也是将惯习进行世代传递的前提条件。毕竟，惯习不是抽象习得和演练的，而是在社会世界现有结构中随着成长而获得的。因此，是先有惯习还是先有实践甚至不是一个问题。这两个权力领域的元素相互依赖，都是原始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所有实践都涉及具体的等级秩序地位，这些地位都由参与的行为体取得，并且都与不同的权力层次相关联。在一些领域中，如军事、经济和宗教，这些地位等级制度往往是高度正规的。首先，他们可以一一对应以区分，如指挥官/命令接收人，雇主/雇员，牧师/一般信徒，老师/学生，其次，他们可以按照管辖权和能力的复杂性进行排序，例如，组织结构、军队指挥结构和教区等级制度等。即使是文化等不太正规的领域也以伴随而来的阶级地位和社会不公为特征。布迪厄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一个实践，尽管存在争议，但是他认为艺术家和主顾之间是隐藏的剥削关系。
实践中的等级地位分别组成了相应的权力领域，以特定领域中具体权力资源的不同配置为基础。 布迪厄通常将此称之为领域的“资本”（capital）而不是资源，它与经济上的资本概念没有明显的联系。在此，他认为造成主要阶级生活条件产生差别的原因在于资本的总和不同，资本总和指的是所有可有效利用的资源和权力潜力的总和。 简单概括就是，供其支配的权力资源越多，行为体在其实践领域内的地位就越高。然而，至于什么组成了权力资源和行为体的权力是基于什么，这些问题在各个领域的答案都不一样。采用一个比喻帮助进行理解：权力领域好比纸牌游戏，不同的王牌用于不同的目标。对布迪厄而言，在政治领域，游戏的目标是控制国家，合法地在社会世界中实现愿景和执行分工。最重要的王牌，或者说权力资源包括威望、网络、自由时间和教育。另外，在科学研究领域，决定性的权力资源是出版物、成功的第三方资金支持和引用率。同样，行为体在积累和使用这些资源上做得越好，他们的地位就越有影响力，越有可能在科学权力领域维护其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布迪厄提出的实践模型中，宿命论的一面可能会引导出这样的猜想，但是他特别强调的是，领域内权力资源的分配绝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停的竞争之中。
每一个权力领域都努力使自己的权力资源类型成为社会世界的基本原则，将其他权力资源形式固定，使它们边缘化。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那么我们就可以优雅地将我们所处时代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冲突解释并归类为“王牌性的斗争”。因此，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在所有其他领域之上，尤其是经济领域之上建立政治领域绝对主导地位的尝试。技术精英集中管控经济过程，在消费品和服务分配中废除市场机制以及生产手段国有化，这些都是为了消除经济领域自主性而做出的努力。
显然，对于具体领域中成功的权力战略来说，了解相应的行为体的地位和决定他们行为的惯习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了解有关的权力资源，用纸牌游戏的话来说，就是要知道王牌是哪个颜色。无须多言，任何将经济等领域的权力资源转移至艺术等其他领域的人很快就会遭遇翻船。每个权力领域都有自己的逻辑，这就是布迪厄称为“相对自治的社会世界”的含义，因此，权力资源不能被轻易地相互转换和替代。
布迪厄认为，随着不断进步，社会逐渐按照分工组织起来，不同领域有自己的功能，彼此间有组织地相连。布迪厄将这些领域称为“权力场域”（fields of power）和“力量场域”（force fields），在这些领域中，不仅有之前提到的宗教、经济和政治，还有文化、科学、军队和体育。 [44]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将权力领域描述为一个微观世界，是大社会环境中一个小型的、相对自治的社会世界。尽管这些微观世界之间存在功能上的差异，但它们都具有三个共同的组成特征：参与者具体的阶级惯习（habitus）、他们的实践（practices）和等级制度，以及行为体彼此竞争的特定权力资源类型。
论其本质，惯习不过是一套社会习得的规则，囊括行为、思想、观点和评价机制，我们或多或少无意识地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规则也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对待我们的世界和其他人类同伴。相应地，它是一种社会反射：只要拥有惯习H的P某处于S型状况下，他/她就非常有可能做出行为B。
对布迪厄而言，不同人的惯习与他们的阶级和他们在权力领域中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惯习构成了群体特征。在文化领域，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培养的惯习之一是艺术和音乐爱好。这与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受压迫”的惯习相对应，这些无产阶级不仅以拒绝高档文化精品为特征，还形成了表达自己审美偏好和身份象征的反主流文化。各种惯习类型所涉及的范围是巨大的。因此，从社会学习到的不仅包括审美品位，还包括我们决定吃什么，是有机食品还是廉价的肉类，我们穿什么，是巴伯衫还是短夹克，我们如何移动，是闲逛还是大步走，我们具有何种价值取向，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等等。布迪厄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简单的。 惯习自动养成的行为、观点、思想和评价过程让我们不必持续地衡量每一种情境中的所有选择。因此，它确保了我们所处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得到降低，这正是我们所急需的。
权力领域的惯习不仅仅以这种方式将复杂性降低，它们也带来了特定领域的实践（practice）和等级制度。大体而言，“实践”一词指的是经过协调的一系列行为，由多人共同完成，没有固定开始和结束时间的单一事件，具有其连续性。客观社会世界及其权力领域仅仅存在于实践之中，也仅仅通过实践而存在；它们由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行动组成，不停地被再次运用和调整。经典的例子包括生产和财政周期、民主选举和宗教仪式以及行政和司法程序。布迪厄坚持认为，如果行为体没有习惯性地倾向于这么做，那么这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行为就无法持久地延续，更不用说协调一致了。换言之，只有在无意识行为模式中融入社会环境的客观结构，才能不断地对某一领域的实践特点实现再生产。反过来说，对具体阶级和具体权力领域的实践进行再生产也是将惯习进行世代传递的前提条件。毕竟，惯习不是抽象习得和演练的，而是在社会世界现有结构中随着成长而获得的。因此，是先有惯习还是先有实践甚至不是一个问题。这两个权力领域的元素相互依赖，都是原始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所有实践都涉及具体的等级秩序地位，这些地位都由参与的行为体取得，并且都与不同的权力层次相关联。在一些领域中，如军事、经济和宗教，这些地位等级制度往往是高度正规的。首先，他们可以一一对应以区分，如指挥官/命令接收人，雇主/雇员，牧师/一般信徒，老师/学生，其次，他们可以按照管辖权和能力的复杂性进行排序，例如，组织结构、军队指挥结构和教区等级制度等。即使是文化等不太正规的领域也以伴随而来的阶级地位和社会不公为特征。布迪厄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一个实践，尽管存在争议，但是他认为艺术家和主顾之间是隐藏的剥削关系。
实践中的等级地位分别组成了相应的权力领域，以特定领域中具体权力资源的不同配置为基础。 布迪厄通常将此称之为领域的“资本”（capital）而不是资源，它与经济上的资本概念没有明显的联系。在此，他认为造成主要阶级生活条件产生差别的原因在于资本的总和不同，资本总和指的是所有可有效利用的资源和权力潜力的总和。 简单概括就是，供其支配的权力资源越多，行为体在其实践领域内的地位就越高。然而，至于什么组成了权力资源和行为体的权力是基于什么，这些问题在各个领域的答案都不一样。采用一个比喻帮助进行理解：权力领域好比纸牌游戏，不同的王牌用于不同的目标。对布迪厄而言，在政治领域，游戏的目标是控制国家，合法地在社会世界中实现愿景和执行分工。最重要的王牌，或者说权力资源包括威望、网络、自由时间和教育。另外，在科学研究领域，决定性的权力资源是出版物、成功的第三方资金支持和引用率。同样，行为体在积累和使用这些资源上做得越好，他们的地位就越有影响力，越有可能在科学权力领域维护其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布迪厄提出的实践模型中，宿命论的一面可能会引导出这样的猜想，但是他特别强调的是，领域内权力资源的分配绝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停的竞争之中。
每一个权力领域都努力使自己的权力资源类型成为社会世界的基本原则，将其他权力资源形式固定，使它们边缘化。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那么我们就可以优雅地将我们所处时代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冲突解释并归类为“王牌性的斗争”。因此，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在所有其他领域之上，尤其是经济领域之上建立政治领域绝对主导地位的尝试。技术精英集中管控经济过程，在消费品和服务分配中废除市场机制以及生产手段国有化，这些都是为了消除经济领域自主性而做出的努力。
显然，对于具体领域中成功的权力战略来说，了解相应的行为体的地位和决定他们行为的惯习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了解有关的权力资源，用纸牌游戏的话来说，就是要知道王牌是哪个颜色。无须多言，任何将经济等领域的权力资源转移至艺术等其他领域的人很快就会遭遇翻船。每个权力领域都有自己的逻辑，这就是布迪厄称为“相对自治的社会世界”的含义，因此，权力资源不能被轻易地相互转换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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