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和大多数精神分析专家都着重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即精神分析的任务乃在于揭示一种冲动的性欲根源（例如特殊的性感区）或发现一种反复重演的幼儿模式。尽管我认为，不追溯病人的童年环境，就不可能对神经症有完整的理解，但我仍然相信，这种发生学的考察，如果片面地运用，只会造成混乱，而不可能使问题得到澄清。因为它会使我们完全忽视实际存在的种种无意识倾向、它们的功能，以及它们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倾向（例如各种冲动、恐惧和保护性措施）之间的相互影响。发生学的理解只有在它有助于这种功能性的理解时才是有用的。

这些可以观察到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分类如下：（1）给予和获得爱的态度；（2）自我评价的态度；（3）自我肯定的态度；（4）攻击性；（5）性欲。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的一种主导倾向，就是对他人之称赞或他人之情爱的过分依赖。我们都希望获得他人的喜爱和赢得他人的赞赏，然而神经症病人对爱和赞扬的依赖，却与爱和赞扬对于他人生活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极不相称。尽管我们都希望能被我们所爱的人喜爱，但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却有一种对于爱和赞赏的不加分辨的饥渴，以致完全不考虑他们究竟是否关注那个当事人，以及那个当事人的评价究竟对他们有没有任何意义。神经症病人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这种无穷的渴望，但一当他们得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关心和注意时，这种渴望就会从他们的过分敏感中表现出来。例如，如果有谁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或者很长时间没有打电话来问候寒暄，或者甚至只是在某一问题上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会感到受了伤害。当然，这种敏感也可以借一种“我不在乎”的态度隐藏起来。
更有甚者，在他们对爱的渴望和他们自身感受或给予爱的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们自己对于爱的过分需要，往往同缺乏对他人的关怀体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矛盾并不一定要表现在外面。例如，神经症病人也许会过分关心、体谅甚至急于帮助他人，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往往不难发现，他的行为是强迫性的，并非出自一种自发的热情。
这种对于他人的依赖，乃是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

我们通过表面观察，从神经症病人身上发现的第二个特点，就正是这种内在的不安全感。自卑感和不足感乃是其准确无误的标志，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确信自己无能、愚蠢、缺乏魅力，而这些想法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现实依据。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绝顶聪明的人却认为自己愚蠢无比，或美艳绝伦的女人却认为自己毫无吸引力。这些自卑感可以表现为自怨自艾、忧心忡忡；也可以表现为把莫须有的缺陷视为当然的事实，而在上面无休止地浪费自己的心思。另一方面，这些自卑感也可能被掩盖起来，而表现为一种自我夸张的补偿性需要，表现为一种出风头的顽固嗜好，表现为用各种足以在我们的文化中赢得尊敬的东西来引起他人和自己的重视，例如金钱、古画收藏、老式家具、女人、与社会名流的交往、旅游、优越的知识等。这两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但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往往会分别感觉到两种倾向都同时存在。

第三种态度，即自我肯定，它往往要涉及种种明显的抑制倾向（inhibitions）。我所说的自我肯定，指的是一种肯定自己或肯定自己主张的行动，而并不意味着任何不正当的欲望和追求。在这方面，神经症病人表现出大量的抑制倾向。他们抑制自己表达某种愿望或某种要求；抑制自己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抑制自己表达意见、发表批评或命令他人；抑制自己选择愿意与之交往的人，以及与他人的正常接触，等等。同样，在我们所说的坚持个人立场方面，也存在着种种抑制倾向。神经症病人往往无法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攻击，即使在他并不愿意顺从他人的意愿时，他也无力表示反对意见。就像当他遇到一个推销员在向他大肆兜售某种他根本不打算买的东西，或者，当他被别人邀请去参加一个晚会，或者碰上一个希望与他做爱的女人而无力表示反对意见时那样。最后，他们在明确意识到什么是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方面，也存在着种种抑制倾向，即老是不能做出决定，形成意见，不敢表达哪怕仅仅涉及个人利益的愿望。这些愿望往往被隐藏起来。我的一位朋友就在她的私人账簿中，把“电影”记在“教育”名下，把“酒类”记在“健康”名下。在最后这一方面，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是缺乏计划能力，不管这需要计划的事是一次旅行，还是对未来生活的安排。神经症病人总是让自己毫无主见地随波逐流，即使在诸如职业与婚姻这些重大问题上，也无力做出自己的选择。对自己在生活中究竟需要什么，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他们仅仅被一种病态的恐惧所推动，就像我们从那些由于害怕贫穷，因而拼命聚敛钱财的人，或者由于害怕从事创造性工作，因而无休无止地追逐异性的人身上看见的那样。

第四种障碍即与攻击性有关的态度，乃是一种与自我肯定恰恰相反的态度，即一种反对、攻击、贬低、侵犯他人的行动，或无论什么形式的敌对行为。这种类型的心理紊乱可以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喜欢攻击、支配或挑剔别人，喜欢指挥、欺骗别人或寻找别人的过错。具有这种心态的人偶尔也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攻击倾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仅丝毫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还往往主观地认为他们恰恰是在表示真诚，或者仅仅是在表达一种意见。尽管事实上他们往往十分蛮横和咄咄逼人，他们却认为自己的要求十分谦恭。但在另一些人身上，这种心理紊乱却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表面观察即可以发现，这些人具有这样一种心态，即容易感到自己受了欺骗，被人辖制，遭人责怪，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处于屈辱的地位。同样，这些人也往往意识不到这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心态，而郁郁不乐地认为整个世界都在欺压他们，亏待他们。

第五种态度，即表现在性生活方面的怪癖，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类，即对性行为的强迫性需要和对性行为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可出现在达到性满足之前的任何阶段上，可以表现为禁止自己与异性接触、禁止自己追求异性、对性机能和性欢娱产生反感等方面。前面描述过的那些反常表现，也可以出现在性心态中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态度，我们就必须考察产生这些态度的动力过程。认识了这些潜在的动力过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态度，尽管表面上看缺乏逻辑关系，在结构上却是相互关联的。

坏了，我病了

恐惧乃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危险做出的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的不相称的反应，或甚至是对想象中的危险的反应。

恐惧与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和客观外在的；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则是隐而不露和主观内在的。这就是说，焦虑的强度是与情境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成正比的，至于他为什么如此焦虑，他本人却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我们感受过爱、愤怒、怀疑，所有这些感受是如此短暂易逝，以致它们几乎没有能够进入我们的意识；又是如此昙花一现，以致我们很快就把它们忘诸脑后。这些感受可能的确是转瞬即逝、互不相干的，但在它们后面，却同样可能有一种巨大的动力。对一种感受的自觉程度，并不能说明这种感受的程度和重要性 。应用到焦虑上，这就表明，我们不仅可能有焦虑而不自知，而且同时还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焦虑乃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

事实上，我们似乎在竭力摆脱焦虑或避免感觉到焦虑。这样做有种种理由，最一般的理由是：强烈的焦虑是一种最折磨人的心情。那些曾经经历过强烈焦虑的病人会告诉你说，他们宁死也不愿再经历一次这样的折磨。此外，包含在焦虑心情中的某些因素，对个人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彻底的无能为力乃是这些不能容忍的因素之一。一个人可以在面对巨大的外来危险时仍然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然而在焦虑的状态中，他却感到——事实上也的确是——完全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这对于那些把权力、地位、控制视为最高理想的人来说，是特别不能容忍的。由于觉得自己的反应明显地与自己的理想不相称，他们就憎恨这种焦虑的感受，仿佛它证明了自己的软弱和怯懦。
包含在焦虑中的另一因素是它的明显的非理性。对有些人来说，允许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是特别不能容忍的。这些人在内心隐秘地感觉到有被自己身上非理性异己力量吞没的危险，或者，他们已经在生活中自动地把自己训练得严格服从理智的支配，因此，他们绝不会自觉地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除了包含种种个人动机之外，后面这一种反应还涉及文化的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总是特别强调理性的思维和理智的行为，而把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或某些似乎是非理性的东西，统统视为低级的东西。
包含在焦虑中的最后一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一点相关联。通过自身的非理性性质，焦虑向我们提出了一种含蓄的告诫——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出了问题。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警报，它要求我们彻底检视我们自己。这倒不是说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一种警报，而是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暗中的警报。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会喜欢这种警报，甚至不妨说，我们最反感的就是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态度。不管怎样，一个人越是无能为力地感到自己正陷身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错综复杂的罗网之中，就越是紧抱住自己的妄想不放，坚信自己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的和完美无缺的，也就越是会本能地拒绝任何暗示——即使是间接的、含蓄的暗示——不承认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在我们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这就是：一、把焦虑合理化；二、否认焦虑；三、麻醉自己；四、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处境。

在出差

但是不影响拜读官书记新的视频

https://youtu.be/2pjfY_YR3d0

看完周处除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