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体环境。这一点反过来又意味着：如果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有所认识，我们就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正常情感和正常心态的特殊性质。同样，既然神经症不过是正常行为模式的畸变（deviation），我们也就有可能对种种神经症有更好的理解。
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体环境。这一点反过来又意味着：如果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有所认识，我们就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正常情感和正常心态的特殊性质。同样，既然神经症不过是正常行为模式的畸变（deviation），我们也就有可能对种种神经症有更好的理解。
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无论神经症病人的人格结构多么复杂，这种焦虑始终是产生和保持神经症过程的内在动力。
首先，每一种文化所提供的生活环境，都会导致某些恐惧。不管这些恐惧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却可能由外在的危险（例如大自然和敌人），由社会关系的种种形式（例如因压抑不平、强迫服从、人生挫折所激发起来的仇恨），由种种文化传统（例如对鬼魂、对触犯禁忌的传统性恐惧）所引发。不同的个人蒙受这些恐惧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总的说来，在每一种特定的文化中，这些恐惧都是强加给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逃避得了的。但神经症病人却不仅分担了一定文化中每一个个人都共同具有的那些恐惧，而且，由于他个人生命环境的不同（但这种生命环境却是与普遍的生活环境交织在一起的），他还具有在量与质上都偏离了文化模式的种种恐惧。
其次，这些存在于一定文化之中的恐惧通常都会因为某些保护性措施，例如种种禁忌、仪式、风俗习惯等，而得以抵消。一般说来，这些防御措施，与神经症病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防御措施相比，代表了一种更为经济的方式。因此正常人虽然不能不身受其自身文化中恐惧与防御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却完全能够发挥其自身的潜能，享受生活提供给他的一切机会和可能。正常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抓住和利用他的文化给他提供的种种机会。消极地说，他所遭受的痛苦，不会比生活在他的文化中所不可避免要遭受的痛苦更多。相反，神经症病人却不可避免地要比一般人遭受更多的痛苦，他必须为他的防御措施付出一笔高昂的代价，从而使他的生机与活力受到损害，使他人格的拓展受到阻碍；更具体地说，使他获得成就和享受生活的能力受到损害，其结果则是我在上文中提到过的差距和脱节。事实上，神经症病人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受苦的人。在讨论一切神经症可以通过表面观察而发现的共同特征时，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事实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并不必然是可以从外部观察得到的。甚至神经症病人自己，也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他正在受苦这一事实。
其次，这些存在于一定文化之中的恐惧通常都会因为某些保护性措施，例如种种禁忌、仪式、风俗习惯等，而得以抵消。一般说来，这些防御措施，与神经症病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防御措施相比，代表了一种更为经济的方式。因此正常人虽然不能不身受其自身文化中恐惧与防御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却完全能够发挥其自身的潜能，享受生活提供给他的一切机会和可能。正常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抓住和利用他的文化给他提供的种种机会。消极地说，他所遭受的痛苦，不会比生活在他的文化中所不可避免要遭受的痛苦更多。相反，神经症病人却不可避免地要比一般人遭受更多的痛苦，他必须为他的防御措施付出一笔高昂的代价，从而使他的生机与活力受到损害，使他人格的拓展受到阻碍；更具体地说，使他获得成就和享受生活的能力受到损害，其结果则是我在上文中提到过的差距和脱节。事实上，神经症病人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受苦的人。在讨论一切神经症可以通过表面观察而发现的共同特征时，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事实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并不必然是可以从外部观察得到的。甚至神经症病人自己，也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他正在受苦这一事实。
一般说来，我们指出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内在动力之一，但只有当它在量与质上都偏离了同一文化中模式化了的恐惧与防御措施时才构成神经症。我们所采取的就是这一观察方法。
因为神经症还有另一种基本特性，那就是冲突倾向的存在。对这种冲突倾向的存在，或至少是对它的确切内容，神经症患者本人并不知道，因此他只是自发地企图达到某种妥协和解决。
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应该将它叫作神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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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应该将它叫作神经症。
我们仍然未能给神经症下一准确完美的定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对它作这样一种描述
它们乃是潜伏的慢性过程的结果，通常形成于童年时代，并且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人格的各个部分。表面上看，性格神经症也可以由实际的情境冲突所导致，但仔细搜集的病史却表明：种种病态的性格特点，早在任何困境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眼前暂时的困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那些先前存在的人格障碍导致的。更有甚者，神经症病人往往病态地对某一生活情境做出反应，而这一生活情境对一般健康人却并不意味着任何冲突。因此，情境不过是揭示了早已存在的神经症而已。
弗洛伊德和大多数精神分析专家都着重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即精神分析的任务乃在于揭示一种冲动的性欲根源（例如特殊的性感区）或发现一种反复重演的幼儿模式。尽管我认为，不追溯病人的童年环境，就不可能对神经症有完整的理解，但我仍然相信，这种发生学的考察，如果片面地运用，只会造成混乱，而不可能使问题得到澄清。因为它会使我们完全忽视实际存在的种种无意识倾向、它们的功能，以及它们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倾向（例如各种冲动、恐惧和保护性措施）之间的相互影响。发生学的理解只有在它有助于这种功能性的理解时才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