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一个不干涉个人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在不受他人意愿和目标影响的情况下自主行动。

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一个人所获得的自由越多，领域越小，则自由越少，直到退化成仅保存他个人而丧失一切自主行动的机会。

只有当一个人有机会不顾他人反对而实现自身目标和利益时，他或她才能维护这个不受干涉的领域，用以赛亚·伯林的话来说就是消极的自由

一个人仰仗其直接或间接权力而获得的活动空间越大，留给别人的自由空间则越小。也许有些夸张，但是这说明自由被权力强化的同时也会有自由因此而被束缚。极端而言，这代表了一种专政，在这之中，独裁者最大限度地享受着消极的自由，可能除了统治者身边少数的权力精英以外，其他人只有最低限度的自由，或者没有自由。

我们不是将人类看作通过权力实现所有利益的愤世嫉俗者，我们也不认为所有社会关系永远只是权力关系。

或者说无论对我还是对伴侣，我目前都极度渴望这些品质
正因为渴求，所以看到才会摘录吧

波皮茨认为，去个人化（depersonalization）、规范化（formalization）和一体化（integration）是制度化发展的三个趋势。

在去个人化概念中，波皮茨将权力理解为独立于具体的人而存在的，可以转变成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地位。

这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地位或官职被团体内的其他成员所认可的时候，他/她才在这个结构中拥有权力。当被迫离开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她也就失去了权力。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地位和官职是不与特定人挂钩的，理论上对所有具有相应能力的人开放。

另外，规范化指的是使权力摆脱个人或团体的肆意使用，将其使用规范化。

规范的权力关系以密集的行动和能力标准网络为特征。

这不仅仅决定了谁对谁拥有权力，还对那些在已有规则以外使用或扩张权力的人给予惩罚。

最后，权力一体化指的是当权力的使用、分配和累积成为整体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时，合法的制度化和巩固也随之而来

对于这三个元素而言，它们获得的展现越多，权力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当权力的制度化得到加强时，权力也会变得更为高效和持久。

正如社会学家彼得·因布施（Peter Imbusch）指出的那样，去个人化、规范化和一体化增加了稳定性，是权力的卫士，权力在制度化进程中得到巩固，而且，这个过程是难以撤销的。

总而言之，制度化权力的特征不仅仅在于其比非制度化权力更有可能被大多数人所成功运用，而且，一旦被建立，制度化权力很难被废除。

波皮茨提出将此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阶段是分散性权力（sporadicpower）。

制度化的第二阶段为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

与第一阶段的不同点在于，统治者明确地规范其臣民的行为，使他们服从于在经济、宗教或性生活等广泛社会生活领域中实施的行动规则。这让统治者可以强制执行行为规范，即使是在没有受到任何严重暴力威胁的情况下，这些规范仍然存在根据因布施的判断，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权力安置（positioning of power），这标志着仅仅在社会上得到巩固的权力已转变为实际统治。这个阶段的特征是“超个人优势”（supra-personal
superiority）的建立。安置后的权力与个人无关，允许统治者决定继任者和副手，因此权力在其死后继续存在。

第四阶段以统治地位结构（positional structures of domination）的出现为特征，或者简单来说，就是权力机构。在该阶段中，社会地位围绕统治者机制而建立；反过来，他们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和控制权。一方面，这个结构促成了分工，不同的公共官员专注于特定权力领域，如军队、经济、宗教或政治。

第五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权力制度化阶段。权力机构指的是由具体人群掌握的具有强大社会地位的专门结构，在这个阶段中，权力结构已经成功地“在特定领土内实行垄断性主张，范围涵盖所有三个经典规范性功能：立法权（法律规范）、司法权（垄断制裁）和执行权（包括垄断暴力）”。 这些核心国家功能不需要以传统的三权分立形式来彼此区分。它们也可以被集中在一个赞同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党派精英或牧师手中。但重要的是，国家统治与其他制度化权力形式之间的唯一显著区别在于，权力机构能够不受争议且成功地使用这些功能。

特权、商品、资源、成就，诸如此类，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总是且需要与特定的社会互动关系、预期、楷模、成本效益计算相连。缺一不可。

那些备受瞩目、享受着威望的人必须维护他们的信誉，接受众人对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一表述做出的评判；那些被捐助者和接受贵重礼物的人一定要感恩和回礼；任何希望获得政治、经济、艺术和科学成功的人必须愿意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利益上，甚至是人际关系上做出牺牲；任何渴望不同权力的人必须学会与嫉妒和对手共处。

即使是没有权力的人也需要付出代价。任何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反对外部抵抗而有意识放弃权力的人很快就会沦落为其他人权力下的玩物。企图逃脱“万物皆有价”范式的行为并不会带来自由，而会直接导致丧失自主性。

如一切皆可变一样，万物皆有价也是人类的状况。这导致产生两种影响。第一，处于所有时代、所有文化情境下的人类都需要判断他们拥有或希望拥有的商品的价格。第二，他们需要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就此付出，如果不愿意，当前目标的替代品是什么。不仅仅是个人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尤其是在政治权力问题上，成本问题是整个国家及其领导精英面临的持续挑战。

正如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艾贡·弗莱格（Egon Flaig）写道的那样，还有一个本质性问题，那就是无论文化如何引导，人们的欲望是得不到满足的。 满足一个欲望通常会导致另一个欲望的形成，而这个欲望的范围和满足感会超过前一个。另一方面，有限且分配不均的资源衬托出了我们潜在的毫无止境的需求范围。其结果是，人类的需求仍然被抑制、持续地无法得到满足。

笼统地说，这种人类状况会产生两种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欲望得不到满足，这促使人们继续创新、激发潜能和创业精神，而不是接受现实。
不是接受一种商品的高昂造价只吸引少数消费者这一事实，而是对生产过程进行优化，以便吸引新的、不那么富裕的买家。
人类的历史就是在有限资源的背景下，不断提高满足需求的效率和效果的历史。

即使不断地通过科技和文化创新来优化满足需求的过程，我们仍旧面临两难问题，首先，需求随着过程的改善而增加，其次，全面、公平、理想地甚至是全球性地满足人类所有需求，从根本上来说是乌托邦式的。这样的结果就是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在分配上不断出现斗争，甚至是军事冲突。这些人、阶级和国家之间形成冲突的关键当然就是权力。争取影响力的斗争积累了更多无法实现的欲望。

权力是可分割的，但其总数是不可增加的——就是说，权力是一种恒量商品。相应地，对权力的追寻总是与零和游戏相关。一个人拥有了权力就代表了另一人失去权力。我从权力中获得的就是其他人失去的。没有文化手段或科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对权力的本能追求，至少无法从增加其总量上入手。

在这场零和游戏中，唯一能够优化的是竞争者成功的能力。

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分配不均的资源和人类无法满足的需求带来的不仅仅是需求被最大限度地满足，也导致了分配斗争，随之而来的是权力斗争；因为权力是恒量商品，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需求，人类专注于用于权力争夺本身的技术和手段。现实的挑战显而易见：那些希望赢得零和游戏的人被迫不断地对其权力手段进行评估和创新。停滞不前意味着失败。

在塑造我们的社会秩序、个人生活计划和人际关系过程中，对意义和合理性的探寻是我们人类学构成的组成部分。它们塑造了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我们自我组织的方式，以及我们对社会的需求。于是，从商业和政治到体育、艺术和文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囊括在内。与爱好、正面和负面激励以及权威机构一样，意义具有无可争辩的激励作用。如果人们认为一个目标或一个项目是有意义的，那么他们就会至少最大限度地去实现和捍卫它。如果他们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缺乏任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就此给予支持和进行合作。

根据波皮茨的观点，无论所处历史和社会环境如何，每一种权力现象都可以根据行为方式而被归入以下基本类别：行动权力（the power of action）、工具权力（instrumental power）、权威权力（authoritative power）和技术权力（technical power）。

行动权力（the power of action）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做出伤害他人行为的能力。波皮茨认为，正如人类使用权力的历史所清晰呈现的那样，这是权力最直接的方式，同时也是最古老的方式。这种权力形式不仅仅包括纯粹的身体创伤，还包括对社会或经济造成的伤害。然而，行动权力不仅仅是具有破坏性的，它也具有维护和生产职能。任何希望保持社会及其相应的非暴力合作规则体系的人都会同意行动权力是不可缺少的。另外，当被用于摧毁已有社会秩序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时，行动权力就发挥了生产职能。革命是这一职能的范例。在革命中，社会激进人士通过联合使用物质、社会和经济行动权力，摧毁原有权力机构，建立新的政权。

工具权力（instrumental power）是第二种权力形式，指的是通过可靠的威胁或承诺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成功的威胁能够控制行为，因为其他人害怕造成威胁的一方有能力、有意愿做出对他们不利的行为。成功的承诺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因为提供承诺的人给其他人带来希望，让他们相信他/她的所作所为将对他们有利。 [4] 总而言之，拥有工具权力意味着拥有支配他人恐惧和希望的权力。 当然，这不需要建立在真实的权力基础上，也不必客观合理，只要对方认为他/她希望或害怕的行为将会发生就足够了。因此，工具权力既可以依赖于以假乱真的虚张声势，也可以依赖于损害或造福他人的真实潜力。工具权力总是依赖于进行威胁或给出承诺一方过往行为的记录。

威胁和承诺有两个常见的结构特征。第一，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将所有接收方（addressees）的行为选项分为两类：服从和不服从。通过这个方式，接收方的选择被限制在这两个选项之中。不管其中一种选择是多么令人反感，只有当接收方在二者中进行自由选择的时候，他们才会面临工具权力。 [6] 第二，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承担着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威胁或承诺的发出者，也是奖惩的潜在分发者，因此他们自己的行为与接收者未来的行为捆绑在一起。进行威胁和给出承诺的一方必须按照所宣称的那样对接收者采取行动，否则会丧失信誉和权力基础，即未来威胁和承诺的有效性。换言之，接收方可以迫使做出威胁和承诺的一方露出他们的真面目，转被动为主动。当被威胁者很可能会遵从当权者意愿时，采用威胁。但是，当接收者几乎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不确定是否会实现当权人的心愿时，就会采用承诺“如果你认为将会服从，那么就威胁！”和“如果你预计不会服从，那就承诺！”。

权威权力（authoritative power）是第三种权力形式，指的是利用他人对认可和引导的需求来掌控他人的能力。根据波皮茨的观点，人类不仅仅有模仿道德、学识、社交或精神楷模的倾向，还希望得到这些人的赞许。除此之外，权威权力所有者不需要持续地对服从对象使用权力。只要这些服从者不断地内化统治者的心愿、价值观和行动规则，不断地以统治者来鞭策自己，将统治者作为他们严格的裁判，这就足够了。

第四种权力形式是技术权力（technical power），这指的是通过干预或改变他人的自然和非自然居住条件来间接影响他人的能力。该权力形式的根源在于，人类天生具有目的性，并且会干预他们的环境。对应的权力行为可以分为三大类：改造（modifying）、生产（producing）和部署（employing）。改造强调的是对已有环境做出修改，例如，清理森林、拦河筑坝或围起牧场。生产指的是创造一个新物品，即人工制品。这类人工制品的工艺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且用途广泛，从简单的茅草屋到复杂的核能发电站，从长柄大锤到显微激光切割机。最后，部署指的是人工制品的精准运用，要么是为了参与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环境，要么是为了生产其他人工制品。

任何控制了土地和领土划分的人均决定了其余人类同伴的流动性和空间，可以赋予其他人通过权和使用权，允许或禁止他人进入，等等。人造制品的生产和使用具有潜在权力是容易被证明的。就此而言，我们必须不只是考虑巡航导弹、隐形战机、高斯步枪等尖端武器技术的生产和使用等突出例子。无论是疫苗还是软件，生产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垄断梦寐以求的产品也是技术权力的一种形式。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于发展中新兴国家的权力极大地建立在尖端科技及对其持有和限制其使用上。因此，欧盟等地缘政治地区的政治决策者将技术转移议题作为权力优先项是不足为奇的，为了避免遭受质疑，这样的权力出于纯粹的经济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