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卡莱尔在1836年如此说：“社会，我越思考就越对它感到惊讶，是建立在纺织品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服饰的惊人影响力。某些服饰的设计和材质令人惊叹，与卡莱尔时代相比毫不逊色。然而，当服饰被强制规定并且携带着群体价值观时（例如制服），它们就会散发出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
制服是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因为它们都带有某种暗示：清廉正直和高尚的品德（例如牧师、修女、身着法袍的法官）；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海军军官、高级厨师、飞行员）；可信赖（童子军、邮递员、快递员）；勇气（美国海军陆战队、警察、消防员）；服从（高中或大学的军乐队、三K党）；超乎寻常的干净和卫生（例如街头的冰激凌摊主、手术室里的医务人员、美容院的雇员、公众可见的食品加工工人，以及医院里所有穿白大褂的人——白大褂上的任何血渍都是不可容忍的，你会为此感到羞愧，甚至会被解雇）。此外，与一般服装相比，制服还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它们上面可见的每一个要素都带有明确的假定意义。
除非一个人选择用军服或宗教服饰来隐藏自己身体的独特性，否则人们内心深处，总会存在冲突：一是追求独一无二身份的强烈冲动；二是与之相反的一种冲动，即加入大众行列，以免遭到他人的讥讽乃至羞辱。
这种普遍存在的两难困境可以简单表述为：每个人都需要穿制服，但每个人又似乎必须否认这一点，以免自己宝贵的个性和独特的身份受到损害。如果你拒绝和他人穿得一样，那么你就会遭到嘲讽，而且没有人愿意穿得像个傻瓜或怪人一样出现在公共场所。企业高管不太可能在中午的时候穿着色彩艳丽的紧身衣在公园大道蹦蹦跳跳。就普罗大众而言，他们也不太可能放弃内心深处的自尊，他们希望自己能被认出来，并会想象自己因穿着独特而获得殊荣。
肩部是展示男性荣耀的舞台，世界各地都对军服肩部予以关注。众所周知，男人的肩膀和胸毛是宝贵的第二性征。由此可见，宽阔而发达的肩膀，对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来说至关重要。男人和女人不同。女人的臀部往往比肩部宽，至少在理想的情况下，男人的肩部应该比臀部宽。小孩子可能会跨坐在女人臀部上，男人却喜欢把孩子高高举起，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肩膀上。就军服而言，重视肩部设计，意在突出着装者的阳刚之气和应有的战斗精神。
阿道夫·希特勒也把宽阔的肩膀视为男性力量及男性优点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德国纳粹党卫军早期成员体格方面的挑选标准，依照的正是18世纪古典学者、考古学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所确立的男性完美体格模型。20世纪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理论称，犹太男性的体格是令人厌恶的体格，他们不爱运动，缺乏美感，一脸书呆子气。因为过度研究和关注金钱与服装贸易，他们的身体被彻底毁掉。
希特勒对这种理想男性体格（以古希腊雕塑为标准的体格）的热衷，影响了整个德国社会。那些狂热的爱国青年纷纷行动起来，以温克尔曼的模型标准和党卫军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的身体。此举的目的是帮助第三帝国培养“新男性”，即足够强壮和足够勇敢的男性，以便将整个欧洲彻底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健康农场”。纳粹“理想体格理念”的成功就体现在肩宽上。
这类制服通常是夹克配领带，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夹克非常修身，打褶收腰，肩带或肩章异常突出。裤子必须非常贴身，当然不能有褶子。军队中有一个过分讲究的神话：在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军人有哪怕稍微肥胖的腰部，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做任何掩饰。制服勾勒出来的形体，是理想的战斗人员的形体：健壮、服从、极强的自我控制力、高度专注，没有任何懈怠，也不会呈现一种安逸状态。“休闲服”最早出现时之所以被称为休闲服，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宽松，以及这种宽松带来的休闲自在感。然而，对军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穿上军服，人在站立时显得挺拔，但在他们坐下时，这一切也就失去了意义。
军服为穿着者提供了一个个人与世界之间的明确界限……军服的真正功能是彰显和主宰世界秩序，是阻止生活中的混乱和变化。就像藏匿了人体内柔软的不断变化的东西一样，它也遮蔽了军人的内衣和皮肤……军服把军人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坚硬的外壳之下，同时配备肩带和腰带等各种起固定作用的带子。如此一来，他就会忘记自己的内衣，忘记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要欣赏俄国制服文化的独特性，就必须把目光转向陆军、海军等各军种的制服以及外交人员的制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制服的肩章特别大，上面有彩色的条纹和大小不一的星徽，而这也彰显了斯拉夫人的两大迷恋：头衔和等级。军帽为大檐帽——帽檐真的很大，跟垃圾桶的盖子差不多大。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肩章是他们最热衷的目标。在遇到军官时，他们喜欢撕掉对方制服上的肩章，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权力。1917年，布尔什维克逮捕了沙皇，而羞辱他的方式就是撕掉了他昂贵的特制肩章，这也是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肩章。要知道，世世代代以来，沙皇的肩章象征着独裁统治的神圣延续。在尼古拉的肩章上，有用珠宝镶饰的前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首字母缩写，就如同尼古拉长子的肩章上也有尼古拉的首字母缩写一样。尼古拉在日记中写道：“决不能忘记这种兽行。
在苏联，那些级别很高的人，比如陆军元帅，所穿的制服包括一件橄榄色的束腰外衣，这件外衣的袖口和领口有红色绲边，领口徽章为金丝刺绣，而肩章上则是一颗硕大的元帅星。每条裤腿都有一条很宽的红色条纹。当然，最好是胸前挂满绶带和勋章。马文·里昂就这种炫耀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大多数军官出身于贫苦家庭，通常来自死气沉沉的毫无时尚气息的穷乡僻壤。“也许是为了自我补偿，俄国的军服比其他国家的军服更显光彩，也更为雅致。”尽管布尔什维克倡导社会平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服的这一趋势仍明显可见。这或许可以视为一种严重的心理焦虑，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研究20世纪德国男性服饰的人，很快就会被德国制服的民族独特性倾向惊得目瞪口呆。这不仅仅是因为怪异的皮短裤，在20世纪30年代（此前当然也是如此），刽子手在公共场合用斧子行刑时，穿的竟然是全套晚礼服，包括白色的领结和燕尾服，并配以高顶丝质礼帽和白色手套。
对这些德国制服的关注，必然会把我们拖入20世纪德国社会认知下的黑暗世界。除了实施驱逐和消灭“异族”来纯化日耳曼种族的计划，第三帝国社会化运作中的一个关键推动力是对“统一性”的渴望，而“统一性”则被认为是理想的文化状态。正如约瑟夫·戈培尔说过的那样，帝国的文化部门（文学、音乐、电影）的目标是“将所有的创意人才团结起来，实现文化思想的统一性”。即便是在战时的前线，德军也强调部队之间的“同志情谊”。每个人都必须是活跃分子，而且是精力充沛的充满热情的活跃分子。帝国认为，在理想的情况下，军人之间的这种同志情谊将会渗透战后的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前线共同体”会催生“大众共同体”，而有独特思想的人则被视为国家的敌人。质疑者、智者、怀疑论者、讽刺者、异见者和不合群的人要么被悄悄地吸纳、改造，要么消失——不要问他们的去向。第三帝国最终将会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为每个人定制的帅气的制服会成为群体凝聚力的可见证据，并会激发民众加入其中。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俄国人不讨人喜欢的橄榄色套装相比，德国的制服更具吸引力，会自发激起普通人正常的穿着欲望。几乎每一个可界定的行业或劳动群体都有漂亮的制服。在跟同事一起工作时，你可以穿工装或防护服。但当穿着制服外出时，你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他们也会觉得你有些特别。在论及纳粹的制服时，库尔特·冯内古特写道，无论是军服还是民用制服，都带有“疯狂的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