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奴隶头目”的人说他们的工作动力并不只是他们的薪水，而是拥有权力的感觉与接近教父。权力带来的战栗比非个人的跨国公司更加大，特别是由于大亨的地位更直接地与他们的政治势力有关。然而最终，“奴隶头目”的地位只是一个幻景，他可能会有股票期权，但是企业的控制权永远不会落到他们手里，大亨只会把企业的控制权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忍受着一个反复无常的雇主的幻想，但却一无所获。

教父的企业从事的是获取垄断权，然后降低成本，而不是雇佣最好的人，以便在自由市场上接受挑战。与跨国公司相比，他们的管理系统相对较少、较神秘。最重要的是大老板的意愿。每一个大亨企业的中心是众多的秘书、一个“奴隶头目”和一批紧张的行政人员，等待着无法预测的人物发出下一个指示。

除了拥有寡头垄断下的许可证与特许经营权之外，东南亚教父还需要另一个必备条件：获得资本的机会。在后殖民时代，由于三个发展，当地企业家获得“资本”第一次变得容易了。第一个发展，是当时银行在贷款做法上的变化；第二个发展，是与权贵有关系的大亨们被准许开设自己的银行，这种银行成了典型的贪婪的私人银行，虽然在这种银行里存的是他人的金钱；第三个发展，是该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

在殖民统治下，最束缚当地商人的事情之一是取得合理利率的贷款。欧美银行对贷款给亚洲商业界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他们更喜欢给有信用证和其他证明的国际贸易公司提供资金，而当他们真的贷款给当地人时，贪婪的买办就要求获得回扣。当时在这个地区，已经有了几家华人和泰国人开办的银行，但他们在贷款时极其保守。因而，很多当地商人只能转而向传统的放高利贷的印度放债人借款。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两家更具进取心与创业才能的亚洲银行开始改变这种格局。这两家银行就是总部设在泰国的盘谷银行与总部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

那时，日本政府为了扶植造船业，向外国人出售为期约8年、利率固定的出口信用证书，也就是贷款，共占造船成本的80%。同时，战后经济繁荣的景象意味着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综合商社，愿意签署长期包租合同，一般都是长达10年以上的合同，以获得雇佣廉价外国船员的外资船只。最主要的是，有可能让与贸易公司有业务关系的银行出具租赁者业绩的保证函，使租赁更加可靠。当这些东西都凑齐后，它们就构成了一桩大买卖。包玉刚能在日本造船，用日本政府的钱来付大部分的费用，然后把它们长期出租给那些租金受日本银行保证的公司。租赁结束后，船就完全属于他了。正如他的奥地利大女婿、本格森环球航运[9]的董事长苏海文所说：“只有银行家的脑子才能看见利用政府的慷慨的机会。”

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为资金使用权的斗争各有不同。与香港要求抵押给权威性的第三方的银行机构不同，也与新加坡统治者支配下的银行体系不同，主要大亨劝说他们的政治庇护者，让他们自己开银行。这必将导致财政危机。但是，政府还是签字了。部分原因是长期以来国家银行业绩极差，似乎总是腐败的受害者。政策制定者认为教父银行会比普遍存在的私人银行好，这真是很奇怪的想法。当然，银行许可证的分配是该地区最丰厚的贿赂的来源。菲律宾是第一个在银行管理上出问题的国家。

“表面上是专业问题，实际上是分配问题”

知乎日报
儒家为何如此看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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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普遍存在的假新闻，具备将政治事实与政治虚构区分开来的能力和意愿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如何强调这种重要性，都是毫不过分的。

个人或群体的权力范围取决于他们通往目标的行动选择范围。

现代大多数关于这个概念的著名定义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权力是一个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体不顾阻力、实现自身意愿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的权力定义仅仅以成功且负有目的性的行动为基础，这只能够应用于仅存一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韦伯关于权力的理解是不再成立的。

根据韦伯的理解，权力是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性的，需要至少两个人。 第二，控制权定义暗示了潜在的阻力是可以克服的。换句话说，如果权力预设的具体意志与那些掌权人的意志相反，那么在他们希望的情况下，这些预设的意志是可以被毁灭的。

统治者拥有权力，但这不能确保他们的意志得到实现。这只意味着如果统治者使用胁迫手段，那么这些手段很有可能成功消除反抗。

虚假的冷静植根于内心的愚钝，绝不是值得羡慕的，它只会使我们变得虚弱而不堪一击。

via 鸭累鸭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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