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个知乎的回答是：你不懂的什么是好，所以会一而再再三的选择错误的路径

找不到了，头疼

记得是个出轨的回答下的

#知乎 #命运

你的报应来源于你本身没有识别和抓住好东西的能力。

#知乎 #彩礼

作者：陈仙男大天才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52425342/answer/346164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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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这是在给“性-爱-经济”三位一体捆绑的传统婚姻掘墓，结局是男女性都获益的。婚姻中，经济的成分越大，经济惩罚越狠，婚姻离性和爱就越远。而中国男性的婚姻观的一大症结，就是“以婚代性”，把性的压抑使用经济捆绑，移情到婚姻之上，因此没条件强行结婚，造成双方无数悲剧。而当渴婚男被金元砸醒，婚姻与性和爱渐行渐远，传统家庭的丧钟也差不多来了。倾向女方的财产新规，将上嫁几乎变为引贼入室。因此可以有效封死上嫁渠道，有条件的男性，都会明白与其下娶不如短择--因此只要你不结婚，这一趋势完全有利于中低层男性的择偶空间。掘墓完成之后，就是欧美那种非必要不结婚、偷摸结扎互相提防，但又互相去责任化的状态，两性之间保持一种各取所需的礼貌。假如这样的生存空间依然不够，比如老了，或者韩服，那对轰的事到时候再说。女性主义是有系统性著书立说的，而且自洽性相当高，男性当然可以多读读女性主义，不一定要支持它，就像墨索里尼也是学左经起家的。但至少要知道，女性主义者的许多决策不是单纯的“xxn作妖”，而是有路线图有后手的。我是一直支持彩礼自由、婚姻市场化，因为彩礼本身就是市场行为。当地彩礼贵，说明当地男性“以婚代性”的思维更重，渴婚的男性们就是更加低价值。这种低价值，会在婚姻市场上用无形的大手给予最直接的表现。因此也能明显看出来，地方立法和社会舆论对男性的苛刻程度，也直接和当地彩礼价格相关。


如何看闽新规：女方可在男不知情情况下调查男方所有资产？ - 陈仙男大天才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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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充同样描写了道德方面的疫病起因，重申了疾病是一种天谴的流行看法。他反驳了大傩对于预防瘟疫必不可少的说法，提出瘟疫和其他灾害是反映统治者德行的晴雨表。因此，远古时期仁德的圣王不需要向术士或驱邪师求助，而桀纣之时的恶治则导致疾病和灾祸猖獗地肆虐人间。 王充和与他同代的有识之士都相信至上神的存在，认为至上神可支配人类的命运，并通过“灾异”对统治者的行为表示不满或赞赏。 在汉代晚期的教派新运动中，这种天谴的概念同天启救世主义观念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疾病观，它既反感方士主持的驱邪仪式，又拒绝气医的顺势疗法。

天师道和太平道生于2世纪，创始人张鲁和张角最初都是以布道者和医治者的身份吸引信众的。两个道派都拒绝使用常规医术，强调治愈使人备受折磨的疾病，只靠信仰疗法就足够了。这两位宗教导师尽管与他们的同代人一样相信疾病起于邪祟，但同时严厉地告诫自己的追随者说疾病是对道德失范的惩罚。不能将侵袭人体的鬼怪简单视作心怀恶意的寄生者，他们实际上是以神之名对凡人进行审判的道德权威的代理者，因此治疗的第一步必须是悔悟和忏悔。在天师道和太平道中，忏悔罪过都是极为重要的。天师道信徒会在集会中组织集体性质的忏悔赎罪仪式；另外，天师道还规定，害病之人必须向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写下忏悔文，以使自身罪愆得到赦免。同理，张角主张的治愈之道由悔悟、赦罪、驱邪三个环节构成。一旦病人表现出了悔意并保证不再犯下罪孽，道士就会准备一张符箓，以此召唤力士协助病者。然后他们烧掉符咒并用符灰冲水，再命病人喝下符水。最后，道士会通过咒语和傩舞引导力士们各就各位，从而帮助病人驱逐疾病、恢复健康。

疾病是对违反道德规范或礼制者的惩罚的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商王朝。但在战国和汉朝的思想学说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关联性宇宙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体存在的起因和现状，转而强调统治者在维系宇宙和谐中扮演的至高无上的角色。“天象异动”作为一种凶兆会对所有帝国子民造成影响，因此统治者和他的臣子对此格外关注。汉末的新兴宗教运动却反其道而行，将天谴的发生从宏观的帝国层面转移到了微观的个体层面。被天师道和太平道推崇为神启之作的《太平经》谴责了世风的堕落，并同时构想了一个改良社会的图景，在这个图景中每个个体都通过完成自己的使命促成和平与秩序的维系。因此，《太平经》为每个个体都分配了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在正统政治哲学思想中是基本不存在的。一旦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担起责任，统治者就可实现《道德经》大加称颂的无为而治政治理想。

《太平经》中呈现的道德秩序以一个由鬼神构成的科层结构为基础，他们无时无刻不监视着个体的一举一动。每项罪行都会被及时上报给神界高层，然后根据罪行性质，神官会从罪人的寿命中扣去几天、几月或几年的时间。

葛洪在其写于4世纪初的著述中提出，这种看守之神是三尸，他们住在人体之内，每到庚申之日（在中国人的历法中六十天为一个循环，庚申是其中一天）就会向司命汇报个体的过失，然后司命就会相应调整相关个体的寿命。 人们认为三尸在缩短宿主寿命一事上十分积极，因此三尸成了人们恐惧和厌恶的对象。 但在汉末宗教运动参与者的眼中，导致疾病的完全不是恶灵，而是接受上神委派惩罚有罪之人的合法代表。昔日的疫鬼现今被美化成为传达天理的神使。

怪不得什么斩三尸

宋朝之人会在端午节祭拜五位瘟神，至少在中国中部的江西和湖南情况如此。

后来，在东南沿海地区，用舟船逐疫的做法变成了瘟神崇拜的一大核心特征，例如浙江的温琼信仰、福建的五帝信仰、当代台湾的王爷信仰。

这些瘟神信仰中的舟船逐疫充分展现了在山魈鬼神学说中已有预示的主题：应定义、落实人类社会的边界，然后将掠夺成性的妖魔通过保护之神的斡旋赶出这个一元化的社会。

尽管在不同地方，五瘟使者的神像不可能做到完全统一，但它们总的来说还是一致的，这说明到15世纪或早在宋朝之时，一套成熟完善的五瘟神神像已经在南北两地广泛流传。根据这些神像我们可知，这些昔日的疫鬼已经完全弃暗投明，他们不再被视为灾祸的化身，而是成为帮助病人驱逐疫鬼的仁慈之神。

人们一般认为对钟馗的崇拜始于唐玄宗（712～755年在位），或者至少因其得到普及。 卧病不起的唐玄宗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看见了使他饱受疾病之苦的小鬼，突然间一个相貌可怕的大鬼闯进大殿抓住小鬼，剜出其双眼后一口吞了下去。这位向玄宗提供援助的大鬼自称钟馗，他说生前自己因久试不第而自戕，但死后唐高宗对他进行了封赏，因此他誓要扫除天下妖魔。在做了这个梦后不久，唐玄宗就康复了，他命令当时的知名画家吴道子以自己梦中所见为基础为钟馗作像一幅。这位帝王对吴道子描绘的钟馗十分满意，于是他让宫廷画师对这幅画进行了大量临摹，然后新年之时玄宗将这些摹本作为礼物赐给了他的宠臣。

昔吴道子画一钟馗，衣蓝衫，鞹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鬓垂发，左手一捉鬼，右手第二指捥鬼眼睛。

钟馗是宋朝及之后朝代的文人画中一个十分流行的母题，但是流传至今的宋朝文人画没有一幅内容符合引文的描述。在现存的宋代画像中，钟馗一般穿着文人的长袍，身旁伴有形貌古怪的小鬼作为其出游的随从。这类画作通常将钟馗视作受到无视或轻视的文人的化身，在构图上可能模仿了除夕之夜的乞者游街队列。

人们将钟馗的画像当作辟邪护身之物，以此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妖魔鬼怪侵扰。这种做法不禁使人联想到黄帝，传说为了震慑不法之徒并向子民灌输对于法令的适当敬畏，黄帝命人为自己具有可怕外表的手下蚩尤作了画像。钟馗的艺术和文学形象都强调了他令人惊悚的丑陋（这一点再次与远古时期的蚩尤相似），毫无疑问，使这些护身之物具有辟邪之力的，正是他的凶狠外表。除重复蚩尤崇拜中的一些古老要素外，钟馗与驱邪“神椎”终葵的相同读音，以及他通过吞噬动作降服妖魔的习惯，也与其他瘟神崇拜中的一些母题产生了共鸣。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钟馗慢慢演化成了一般意义上的驱邪除魔之神；但是，根据与之相关的早期叙述（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唐玄宗的梦），最早的钟馗信仰强调的只有驱赶导致疾病瘟疫的鬼怪。

宋朝还见证了以地方性神祇为基础且分工更加细化的瘟神信仰的发展。温琼是一位以瘟神身份而获得不朽声名的地方守护神，对他的崇拜起于浙江南部的沿海城市温州。温州也是神霄派的诞生地，12世纪初期宋徽宗主张的神权政治便以神霄派为基础。神霄道士在温琼信仰的传播中似乎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根据神霄派于1274年为温琼撰写的神仙传记，温琼在世之时以勇武闻名，去世后他便加入了泰山府君统领下的地府神官科层体系。尽管有传言称已经成为地祇的温琼对信众为自己立庙的做法表示拒绝，但宋徽宗时期的温州本地道士在驱赶为祸一方的妖魔时仍然常常求助于他。对温琼之谦逊与正统性（这则小传的作者将温琼崇拜的形成归功于同一时期的天师道第三十代天师，天师道是获得朝廷认可的道教教派）的强调掩盖了一个事实：温琼最初实际上是未获制度性宗教认可的民间神祇。在所有与温琼相关的神话中，他都英年早逝且遭遇凶死，这两点当然也是成为怨魂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在温琼神话中还有一些早期传说的痕迹，在那些传说中温琼是蟒神，极有可能是在民间散布瘟疫的妖魔。康豹（Paul Katz）提出和其他邪魔一样，可能温琼先是由怨魂转化为疫鬼，然后在神霄道士的努力下他才恢复了声誉并转型成了一位善神。在温州的地方传说中，温琼还是一名殉道的英雄，他拒绝执行命他毒害凡间罪者的神令，而是自己吞下毒药，因此变作了一只猛鬼。至上神感动于温琼的自我牺牲，遂将他提拔为真武荡魔大帝的下属。在真武大帝的统领下，温琼专司疫鬼的清除和驱赶。

因此，温琼信仰得以发展的基础既包括地方性的宗教祭仪传统，又包括常被道门之人鄙薄为庸俗迷信的民间神祇崇拜。康豹提出，温琼崇拜证实了一个“回响”的过程，即民间崇拜与宗教职业者对此类崇拜的化用和整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了信仰传统的形成。仪式、神话和神像的大量产生可为官方宗教接纳这类民间信仰打好基础，这种接纳反过来又可使民间崇拜的合法性得到确认。这便是加封和官僚科层衔级的效力，在这种力量下邪灵的身份不再暧昧不明，他们被重新接纳进帝国秩序维护者的队列。类似的接纳和“回响”过程也发生在了五通神身上，他也经历了从恶魔到善神的转化。五通最早是庇护本地居民、使其免于疫疠的土地神，然而其矛盾的本性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帝制晚期的华南地区，许多地方都兴起了同时崇拜五位神灵的瘟神崇拜，且在不同的地方五瘟使者的组成也不尽相同。其中的某些组合方式已经体现了五通神崇拜的特有印记。五通神被塑造成了两种对立的形象：他是引发瘟疫的作祟者，同时也是病痛的解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