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想要生存的教父深谋远虑，他们不只是贿赂、傍上一个主要政客。许多大亨把宝押在一个政客上，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真正伟大的教父从来不允许自己仅仅支持潜在政治势力中的一方。

两个最富有的马来西亚人郭鹤年和阿南达·克里斯南，对所有政客都八面玲珑，这绝非偶然。郭鹤年的关系毫无瑕疵，部分是由于他的资历。郭鹤年在柔佛州长大，那时他父亲常与贵族出身的巫统创始人拿督翁主席打麻将。郭鹤年与拿督翁的儿子，马来西亚第三任总理胡先翁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过，又与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阿都·拉萨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24]。这无可避免地让他了解了独立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所有发展中的机构。虽然有时会与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关系紧张，但是郭鹤年从不让他在新加坡的投资处于危险境地，也不会让他还拥有的对马来西亚软商品的垄断受到威胁。

汉语“关系”一词，意味着“联系”或“交往”。在亚洲，这一词语被大量用来简称与有权人的且能给工作带来方便的个人联系。“关系”有行贿受贿的含义。在中国，它被过于滥用了，因为该词本身只表达找到合适的人，买通他后，就万事大吉了，这词的简明意义与中国辽阔的国土、复杂的文化极不相称。不了解这一点的外国商人，会花费很多时间去讨好那些无权给予他们想要的特许经营权或交易的政府官员。东南亚不同，它更像人们期望中的“关系”世界。苏哈托、马科斯、马哈蒂尔等高级官员促成交易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寻求同这些人的良好关系是一个理性的商业选择。

殖民遗产与本地政治精英（贵族的、因歧视而反商业的）和外来的经济精英之间的传统分离，使得东南亚成了“关系”商人的真正发祥之地。这些教父是出手大方的款待者和送礼者。当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出国旅行时，那些大亨的家、旅馆和员工是供他们任意使用的。阿南达·克里斯南非常关注政客们以及他们孩子的私生活，可以说他的关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拥有私人飞机、巨大的游艇，同时在瑞士、奥地利以及伦敦拥有住宅。对那些需要让他们一直保持开心的人，还会提供给他有报酬的董事职位。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董事职位、免费或低价股票以及直接赠与都只是做生意的成本。商人需讨得政客的欢心，而有权人也希望捞回他们的政治投资。

东南亚与毁了许多非洲国家经济的盗贼统治者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东南亚的政客只是把公共资源与经济权力卖给个体商人却不干涉商业的运营。

正常情况下，东南亚地区对政客的投资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前面提到的亿万富翁贿赂首相之后，得到了看似随意的好处。这与陈弼臣一个儿子的描述很相似：贿赂泰国政客和将军的过程非常体面，很“绅士”。

在东南亚的中央集权国家里，社会结构是建立在阶级上的，这使得该地区成为亚洲的关系中心。

就独立和亚洲金融危机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调查了这个国家的领导层，他发现他们不是指向苏加诺，也不是指向苏哈托，而是指向了长期存在的封建传统

在东南亚，关系很重要，因为它们产出结果。但是当大亨忙于磨合他们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时，一个关于教父之间合作方式的不可忽视的传说出现了，这就是关于“竹网”的传说，认为它存在于华裔大亨中，为他们提供着合作的地区关系网，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是华裔大亨共同投资的不可否认的事实。

事实上，大亨都是由于运营环境的本质而被迫合作的。基于许可证的经济要求跨境的投资者找到有政治影响的合作伙伴。卡特尔也需要合作。合作伙伴常常是华人，因为华裔移民在该地区拥有杰出的经济地位。但是华裔大亨也和非华裔人合伙投资、合伙经营。他们几乎都与跨国公司共同经营合资企业，以获得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他们也与其他民族的大亨合作。

那些现金流量也掩盖了许多商业上的失败。

核心现金流量是教父的一个保险政策，也导致了大亨企业两个常见的特性。第一个是围绕垄断或寡头独占的纵向一体化。垄断现金流量的第二个影响与我们直觉所认为的有点儿相反。围绕着纵向一体化的卡特尔企业为他们创造的大部分现金，教父们肆意扩展多元化经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经营着一个集团公司。对于一个顶级的巨头大亨来说，操纵三四百个私人公司和将近二十个上市公司是十分正常的。这部分反映了以许可证为基础的经营环境的特质，在这种环境下，竞争国家被限制，因此要抓住任何新的商业机会。

多元化经营是因为钱和信贷来得太容易。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当东南亚的大亨们拥有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的现金时，他们愿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各种族的人都是这样的。

打高尔夫是商务与社交融合的基本内容，金融界的教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玩这个游戏。高尔夫是亚洲地区促成大生意成交的最好的社交润滑剂。因此，打高尔夫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参加与生意伙伴和政客们的婚礼或葬礼——香港人所谓的“红白喜事”（红是中式婚礼的颜色，白是葬礼的颜色），请客吃饭（生意常在饭局中谈成，因此教父们几乎从不在家里吃饭），无休止地举办晚宴和聚会，这些也全都是工作。

熟悉“奴隶头目”的人说他们的工作动力并不只是他们的薪水，而是拥有权力的感觉与接近教父。权力带来的战栗比非个人的跨国公司更加大，特别是由于大亨的地位更直接地与他们的政治势力有关。然而最终，“奴隶头目”的地位只是一个幻景，他可能会有股票期权，但是企业的控制权永远不会落到他们手里，大亨只会把企业的控制权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忍受着一个反复无常的雇主的幻想，但却一无所获。

教父的企业从事的是获取垄断权，然后降低成本，而不是雇佣最好的人，以便在自由市场上接受挑战。与跨国公司相比，他们的管理系统相对较少、较神秘。最重要的是大老板的意愿。每一个大亨企业的中心是众多的秘书、一个“奴隶头目”和一批紧张的行政人员，等待着无法预测的人物发出下一个指示。

除了拥有寡头垄断下的许可证与特许经营权之外，东南亚教父还需要另一个必备条件：获得资本的机会。在后殖民时代，由于三个发展，当地企业家获得“资本”第一次变得容易了。第一个发展，是当时银行在贷款做法上的变化；第二个发展，是与权贵有关系的大亨们被准许开设自己的银行，这种银行成了典型的贪婪的私人银行，虽然在这种银行里存的是他人的金钱；第三个发展，是该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

在殖民统治下，最束缚当地商人的事情之一是取得合理利率的贷款。欧美银行对贷款给亚洲商业界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他们更喜欢给有信用证和其他证明的国际贸易公司提供资金，而当他们真的贷款给当地人时，贪婪的买办就要求获得回扣。当时在这个地区，已经有了几家华人和泰国人开办的银行，但他们在贷款时极其保守。因而，很多当地商人只能转而向传统的放高利贷的印度放债人借款。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两家更具进取心与创业才能的亚洲银行开始改变这种格局。这两家银行就是总部设在泰国的盘谷银行与总部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

那时，日本政府为了扶植造船业，向外国人出售为期约8年、利率固定的出口信用证书，也就是贷款，共占造船成本的80%。同时，战后经济繁荣的景象意味着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综合商社，愿意签署长期包租合同，一般都是长达10年以上的合同，以获得雇佣廉价外国船员的外资船只。最主要的是，有可能让与贸易公司有业务关系的银行出具租赁者业绩的保证函，使租赁更加可靠。当这些东西都凑齐后，它们就构成了一桩大买卖。包玉刚能在日本造船，用日本政府的钱来付大部分的费用，然后把它们长期出租给那些租金受日本银行保证的公司。租赁结束后，船就完全属于他了。正如他的奥地利大女婿、本格森环球航运[9]的董事长苏海文所说：“只有银行家的脑子才能看见利用政府的慷慨的机会。”

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为资金使用权的斗争各有不同。与香港要求抵押给权威性的第三方的银行机构不同，也与新加坡统治者支配下的银行体系不同，主要大亨劝说他们的政治庇护者，让他们自己开银行。这必将导致财政危机。但是，政府还是签字了。部分原因是长期以来国家银行业绩极差，似乎总是腐败的受害者。政策制定者认为教父银行会比普遍存在的私人银行好，这真是很奇怪的想法。当然，银行许可证的分配是该地区最丰厚的贿赂的来源。菲律宾是第一个在银行管理上出问题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