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父有一点绝对不会引起争论，那就是在他们的家里，男性家长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管理家族企业中，他们要求所有亲属绝对的服从，并且用各种手段保证他们的绝对权威。让孩子和其他亲属忠诚于他们的最有效策略是，给予他们得到巨额遗产的希望，同时不让他们拥有太多的现金。

在中国家庭里，家长权力得以确保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明文规定谁将接管家庭的哪部分财产。通常以为实行的是某种形式的长子继承制，但这只是错误的感觉。事实上，大儿子只是一个事业继承人，如果他被认为能胜任这个职位。选择其他子女也是十分正常的，虽然首先考虑的永远是男性。

英国殖民政府为房地产垄断创造了条件，因为它的预算资金基本上来自土地销售——所有土地在销售前都是“皇家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不断发展，政府拍卖开发土地的价格更高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笔交易是10亿美元买几块地皮。任何人在二手市场获得的非建筑用地，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亨家族控制的新鸿基地产和恒基地产看上的新界农用土地，都必须支付大笔的转换费才能开土动工。

香港的中产阶级，在名义上交纳的税款很低，但他们所付的租金或者抵押款却是世界上最高的，并还要交纳相当于租金13%—15%的物业管理费

几乎所有由超级大亨控制的香港主要商业事务都有卡特尔的特征——房地产、港口、能源、水泥、混凝土、柏油和连锁零售，这很能说明问题。

寻求核心现金流量就是去获取垄断或者少数人控制的许可证，不管东南亚教父在哪儿经营都一样。

每一个地方都见证了仿效瓜分殖民地经济权力的演化过程

香港和新加坡很早就仔细筹划了防止商人和政治权力公开勾结的方法。香港有立法委和行政局，营造了代议制政府的气氛，虽然事实上立法委和行政局已被未经选举的大亨所占据。在新加坡，政府机构中的有权人和大亨的关系被笼罩在更大的迷雾之下。一个也许明显的并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关联，就是受惠的家庭通过当地的慈善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邵氏基金（1957年由邵氏兄弟设立）和李氏基金（1952年由李光前家族设立）就由此建立。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那些在英国人或他们的继承者李光耀统治下而幸存下来并发达的大亨，从不从事慈善活动提高自己的形象。走私起家的郭芳枫及其儿子郭令明曾寻求获得新加坡银行执照以获得所需的核心现金，但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们从不出资设立基金会。

但是想要生存的教父深谋远虑，他们不只是贿赂、傍上一个主要政客。许多大亨把宝押在一个政客上，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真正伟大的教父从来不允许自己仅仅支持潜在政治势力中的一方。

两个最富有的马来西亚人郭鹤年和阿南达·克里斯南，对所有政客都八面玲珑，这绝非偶然。郭鹤年的关系毫无瑕疵，部分是由于他的资历。郭鹤年在柔佛州长大，那时他父亲常与贵族出身的巫统创始人拿督翁主席打麻将。郭鹤年与拿督翁的儿子，马来西亚第三任总理胡先翁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过，又与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阿都·拉萨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24]。这无可避免地让他了解了独立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所有发展中的机构。虽然有时会与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关系紧张，但是郭鹤年从不让他在新加坡的投资处于危险境地，也不会让他还拥有的对马来西亚软商品的垄断受到威胁。

汉语“关系”一词，意味着“联系”或“交往”。在亚洲，这一词语被大量用来简称与有权人的且能给工作带来方便的个人联系。“关系”有行贿受贿的含义。在中国，它被过于滥用了，因为该词本身只表达找到合适的人，买通他后，就万事大吉了，这词的简明意义与中国辽阔的国土、复杂的文化极不相称。不了解这一点的外国商人，会花费很多时间去讨好那些无权给予他们想要的特许经营权或交易的政府官员。东南亚不同，它更像人们期望中的“关系”世界。苏哈托、马科斯、马哈蒂尔等高级官员促成交易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寻求同这些人的良好关系是一个理性的商业选择。

殖民遗产与本地政治精英（贵族的、因歧视而反商业的）和外来的经济精英之间的传统分离，使得东南亚成了“关系”商人的真正发祥之地。这些教父是出手大方的款待者和送礼者。当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出国旅行时，那些大亨的家、旅馆和员工是供他们任意使用的。阿南达·克里斯南非常关注政客们以及他们孩子的私生活，可以说他的关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拥有私人飞机、巨大的游艇，同时在瑞士、奥地利以及伦敦拥有住宅。对那些需要让他们一直保持开心的人，还会提供给他有报酬的董事职位。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董事职位、免费或低价股票以及直接赠与都只是做生意的成本。商人需讨得政客的欢心，而有权人也希望捞回他们的政治投资。

东南亚与毁了许多非洲国家经济的盗贼统治者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东南亚的政客只是把公共资源与经济权力卖给个体商人却不干涉商业的运营。

正常情况下，东南亚地区对政客的投资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前面提到的亿万富翁贿赂首相之后，得到了看似随意的好处。这与陈弼臣一个儿子的描述很相似：贿赂泰国政客和将军的过程非常体面，很“绅士”。

在东南亚的中央集权国家里，社会结构是建立在阶级上的，这使得该地区成为亚洲的关系中心。

就独立和亚洲金融危机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调查了这个国家的领导层，他发现他们不是指向苏加诺，也不是指向苏哈托，而是指向了长期存在的封建传统

在东南亚，关系很重要，因为它们产出结果。但是当大亨忙于磨合他们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时，一个关于教父之间合作方式的不可忽视的传说出现了，这就是关于“竹网”的传说，认为它存在于华裔大亨中，为他们提供着合作的地区关系网，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是华裔大亨共同投资的不可否认的事实。

事实上，大亨都是由于运营环境的本质而被迫合作的。基于许可证的经济要求跨境的投资者找到有政治影响的合作伙伴。卡特尔也需要合作。合作伙伴常常是华人，因为华裔移民在该地区拥有杰出的经济地位。但是华裔大亨也和非华裔人合伙投资、合伙经营。他们几乎都与跨国公司共同经营合资企业，以获得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他们也与其他民族的大亨合作。

那些现金流量也掩盖了许多商业上的失败。

核心现金流量是教父的一个保险政策，也导致了大亨企业两个常见的特性。第一个是围绕垄断或寡头独占的纵向一体化。垄断现金流量的第二个影响与我们直觉所认为的有点儿相反。围绕着纵向一体化的卡特尔企业为他们创造的大部分现金，教父们肆意扩展多元化经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经营着一个集团公司。对于一个顶级的巨头大亨来说，操纵三四百个私人公司和将近二十个上市公司是十分正常的。这部分反映了以许可证为基础的经营环境的特质，在这种环境下，竞争国家被限制，因此要抓住任何新的商业机会。

多元化经营是因为钱和信贷来得太容易。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当东南亚的大亨们拥有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的现金时，他们愿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各种族的人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