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分为三种：传统，法理，克里斯马型

毫无疑问，用克里斯玛型权威代替武力会使商的统治更加稳固，但如同人界常年为部落间的战争所扰，神灵世界中也会发生类似的冲突。有权使用神圣之力的并非只有商王:实际上，每一个贵族之家，包括商的敌人，都可以基于与自家祖先神的密切关系提出相似主张。祖先神襄助其人世中的子孙的确切方式仍不太明确，在此点上，最普遍的学术观点是商人信仰一位名为“帝”的至上神，对于普通人来说，至上神是高高在上、独善其身的人类命运的仲裁者。不同于亚伯拉罕诸教中的耶和华，“帝”从不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凡人。他无情无欲，对人类的顾虑不甚关心，在多数祈求者眼中他难以接近因为祖先神可以直接与至上神沟通，人世间的统治者通过祖先神的调解想方设法地讨好于他，为提升自己的克里斯玛、宗族向祖先供上丰厚的祭品、以此提升他们自己对于“帝”的影响力。商人的宗教信仰甚至整个商王朝的社会秩序的中心内容，都是这种对祖先神的招魂问卜、安抚取悦。

因此历代商王都依靠祖先的协调以确保自己政治方面的至高权力。商朝宗教逻辑与政治合法化逻辑的交点是对生者与者相互依存关系的强调。只有在获得定期奉上的丰盛祭品后先祖在灵界的崇高地位才能维系，内此，商王朝形成了以上供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供品在祭典中被献给祖先神:作为交换，祖先神会帮助后代子孙获得“帝”的庇佑，除诸候进贡外，王室的狩猎和出游活动也是商王调用其王土上的资源孝敬祖先的好机会，尽管祭祖仪式消耗了大量谷物、酒类、动物活人等祭品以及祭祀用具(尤其是青铜器)，但在世者获得的神明庇佑价值远远超过他们的付出，在祭祖过程中还需要对仪式的每一个细节都一丝不苟。商朝手工艺人有着精湛的青铜器铸造技艺，他们主要生产的不是武器与农具，而是被用作神界和凡界力量有形载体的礼器。商朝青铜艺术的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缺少关于神与人的意象，青铜器上描绘的实际上是各类怪物--它们是戴着兽面、在生者与其族内祖先神的关系中起协调作用的灵或巫。

商王朝统治者与其先祖间通过巫卜进行的沟通对治国理政至关重要，因为所有重大决定都是根据卜辞做出的。然而卜辞显示商人对其已故亲属的感情不仅有仰慕还有畏惧，在举行祭礼时虔诚之心稍显不足便会招致严厉的惩罚。提到君主遭到疾病折磨的卜辞通常都在询问哪位祖先被惹怒了以及怎样才能平息其愤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生活在更早时期的先祖在时间上相距更远，但他们通常被描绘为强大仁慈的保护神;然而那些最近死亡的祖先---他们在生前通常与问卜者有私交--却常常被卜辞确认为“诅咒”之源。

灵界仍只对统治阶层开放，商朝的神祇从未成为普罗大众的神祇，也不是任何社群的神祇，方国中筑有城墙的都城是最早且最为重要的崇拜中心，是于室和贵族的宗祠和幕地所在还是神界与凡界力量共同的焦点。与西方和南亚早期文明中的城市相反，商朝的城市中明显缺少为纪念活人成就而修建的建筑，商朝的城市以由围墙封闭的区域以及统治者家族的宗祠和墓地为基本特征，这反映了它们的首要功能为仪式活动中心。然而在放置了多数王室财富的王陵面前，献给祖先的庙宇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商朝的都城实际上是一块古老的大型坟地，在城中死者的帮助下生者与神圣之力间建立了必要的联系。商朝城市的宗教及仪式功能因此对社会分层起到了加剧而非缓解的功效。统治者及其族人的祖先崇拜对地方神祇的吸收，导致作为庶民的城市居民(主要是手工艺人和奴隶)被排斥在宗教生活之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AQtK-dEJxE

现在的年轻人主要有三大痛苦
分别是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和焦虑
对经济的未来呢
感到自己没有机会
对人生也比以前年轻人看得更通透
呃其实清醒也是一种痛苦 （知道太多反而痛苦.jpg）

其实趋势判断的基本方式
就是资源的现状
至少资源啊
它是一种决定长期趋势的最关键因素
当然啊短期趋势则未必

活得糟糕的呢
是陷于悲观啊
无法接受现实的这些人

现在年轻人迷茫呢
还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娱舆论哈
都对中国是普遍悲观的
这里面的逻辑是啊
当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悲观的时候
就会导致民间投资的疲软
就会导致消失的一代人
是这样子的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哈
一个国家未来趋势是好是坏
并不是人们是否普遍悲观所决定的

而日本的昭和一代和这个平成一代啊
是相互觉得对方是傻子的
两代人的观念就很像现在的中国
撕裂的非常严重
平成一代认为哈
普通人的人生都是被国家所控制的
平民只是韭菜
努力奋斗呢
并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昭和一代则认为呢
这个乐观和积极向上
本身就是智慧的一部分
努力呢未必会成功
但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成功

但是后来的日本经济哈
却是在老百姓的一片悲观声中
所走出来的
换句话说
当大多数人都在悲观的时候
民间投资也很疲软的时候
经济呢却并非没有希望

群体性当下的悲观啊
其实
是不能作为未来趋势的判断依据的
因为情绪这种东西啊
是转化很快的东西
炒股的朋友都知道
3根大阳线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情绪就反转了
情绪其实是一种看起来像是绝症
但却转变很快的东西
而且国家的趋势呢
也未必与个人的趋势一一对应
所以我的看法是哈
个人不能跟着悲观的大众去随波逐流
这反而会使自身的前景暗淡

所以年轻人千万别跟别人一样
就是陷入那种群体性的悲观
要知道
现实的情况经常是悲观者他是正确的
但是乐观者才能最终的胜利
另外哈在身边人都陷入悲观的时候
其实年轻人最佳的做法
应该是去努力的提升自己的能力下限

在商朝的最后几十年中，巫史的角色几乎已完全被商王自己取代，他独自一人就可以完成凡人世界与神灵世界的沟通

商朝宗教对统治阶层的要求是按照既定程序一丝不苟地完成宗教仪式，而不是遵守高于世俗权威的道德法则或规范，因此商朝宗教并没有在善与恶、神与魔间画出明确的界线。商朝祭祀艺术中的饕餮和其他可怕形象传达出一种混合了敬畏与神秘的感觉，这正是商人对于其神灵的看法:然而，这些形象所代表的神力最终还是臣服于君主的权威。通过在宗族团结的基础上从事仪式活动，商朝的统治者得以使各路神祇为自己所用，这些神祗的神力也被用来服务于统治者对世俗世界的规划

不同于商人把青铜器随主人一起埋入黑暗地下的做法，周人把它们交给子孙后代，它们中的许多因此被保存在了光明世界中，商朝青铜器铭文极少包含除主人和献祭对象名字之外的内容，周人则在青铜器上刻下了用来教化先人、启迪子孙的长篇:在周朝统治者心中，为宗族的延续和宗族拥有的等级头衔及财产的承袭提供保障的，不是已故祖先的克里斯玛，而是当世子孙的美德…周人青铜器上主要铭刻向祖先之灵宣告其活着的亲人之丰功伟绩的文字，尤其是后人从周天子处获得的荣誉和赏赐"因此，周朝青铜器见证了宗族功绩获取方面的血统和影响，它们在宗祠中不断提醒后人，应担负起从先人手中接过的重任、周朝祖先崇拜中青铜礼器的含义和用途发生的变化，只是政治和宗教文化更大范围的转型之缩影

关于至上神的新理念是周朝宗教文化与商的最大不同，在周人口中至上神被简单地称作“天”。与遥远的、高深莫测的“帝”相反,“天”无所不在，对人类事务有明显干涉:此外“天”使君主及其臣民都服从一种普世的道德法则，为“天下”这个凡尘世界选择一位主宰者，并通过这个人贯彻自己的意志。如果统治者没能遵从天意(在人们心中，天意不是类似于商代卜辞的具体神启，而是一套普遍道德原则)，“天就会将其恩惠转赐给另一个更优人选，“天命”的概念使君权被神圣化，它赐予君王一种其他人无法违抗的道德认可。在为推翻商朝一事进行辩护时，周人坚持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天命所归，是“天”让周讨伐邪恶的商并取而代之成为文明世界的统治者。最古老的中国文学遗产《诗经》和《尚书》都简略地提到过周朝用来巩固其权力的神话、周人在这些神话中被描述为某位神明的仁慈的代理人…和“帝”一样，“天”是全能且不近人情的神，他从不对个别民族或族系表示偏爱;但与“帝”不同的是，“天”对正义的统治和全然的暴政做了区分，周朝的宗教信仰还摒弃了商人对于祖先神克里斯玛力量的信仰，将商王和其祖先间难以去除的生物学关系，替换为“天”与世俗君主间隐喻性的亲属关系。周王自称“天子以此承认自己遵从于“天”的父系权威，但他的统治权始终倚仗对“天命”的拥护。

周王朝取消了祖先作为凡间统治者与至上神间中间人的身份，这使君主成为获得神力的唯一途径，其他公卿贵族若要分享“天”的恩赐只能与君主建立从属关系，虽然商王自封为尖世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他们的克里斯玛型权威被扩散到了数量庞大的族人当中，他们与神的亲属关系声明的说服力因此被削弱了。在周朝，除君主本人外，所有其他祈求者与神灵世界(也就是"天”)的联系都被切断。无约束的人神交流，例如由商人对祖先克里斯玛的崇拜促成的巫卜活动，被视作社会政治秩序的威胁:周朝的神话极少述及神谱和世俗世界与人类子民的诞生过程，而这些内容在西亚早期文明的神话中至关重要。实际，周朝神话关注的问题是，神、人、兽混居的原始世界是如何变得开化且人性化的。周王朝的传说和歌谣中称颂的远古圣王通过发明有用的生产技术和社会机制(例如农耕、火法律、仪式章程)，为人类文明的推进做出了贡献:圣王们驯服了自然世界，使之变得宜居;通过设计社会行为准则，他们向人类社群灌输了纪律与和谐;通过设立天与地、人与兽、文明与野蛮间的界线，他们使宇宙变得秩序井然。

虽然周天子将接近至上神“天”的唯一机会留给了自己，但他同时建立了一个将君权分授给成百上千诸候的政治秩序通过举办受封仪式(称为封建)，周王把封地分配给了亲属和伐商的盟友。与诸侯订立的契约得以成立的标志是礼器的赐予，其中包括代表君权的青铜器，它们的表面刻有铭文以详细说明接受天子赏赐之人应承担的义务和被赋予的权利。之后的历史显示，大多数封地都被赐给了与周天子同族的姬姓之人周把大部分地方统治宗族都纳人宗室，原因很有可能是希望借此消除从前不受天子约束的贵族礼先的影响力，从而令这些家族的命运与王室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受封之礼中还有一种重要的仪式:一块来自王都社坛的泥土将被赐予诸候，然后诸侯会把它放置到自己国都的社坛之上，社坛在周朝祭祀生活中的作用可以与宗庙相提并论，天子与诸候通过社坛实现了有形结合，这无疑加强了诸候对其统治权的衍生物属性的认知。

在人们所说的春秋时期(公元前8世纪晚期至公元前5世纪)，兵燹连连纵容了武士文化的兴起，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军事实力的重要性超过了礼制方面的地位:忠义准则的分崩离析加剧了诸侯与地方士族间的紧张关系。许多统治者发现在脱离与周王的从属关系后，他们实际成了诸侯国内愈发不安分且野心勃勃的武士贵族阶层的猎物。

崇尚武功的士族阶层的崛起和敌对国间的战火蔓延使祭祖仪式的含义和它们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发生了微妙转变。在后世子孙的生活中，祖先的影响力仍然很强且十分关键。人们再一次通过崇拜祖先，尤其是在宗庙或社坛向祖先之灵献上血食，来获得政治权威”战争本身被理解为一种既可证明当出子孙勇气，又可为宗族建功立业的祭祀。战争、狩猎、牲祭被宗族推崇为可为其利益服务且原理类似的三种仪式，它们都可被当作用生命滋养祖先之灵的血食“然而与商不同、祭祖仪式并不意味着祖先会把神力赐予自己的子孙。周朝早期的青铜铭文将祖先描绘为强大的神灵，他们将为子孙后代带去长寿和好运;与之相反，春秋时期的铜器歌颂子孙的功劳与品德，对祖先几乎不怎么提及，春秋时期的祖先崇拜因此将活人放在首位，在世子孙以祖先的名义通过丰功伟业保障了后代的兴旺，祖先则象征着整个宗族的不朽遗产

由于周王室的无能，其用以确立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逻辑以及道德权威的概念本身都遭到了质疑，“天”表现出的明显不公与王权的式微动摇了周朝宗教信仰的根基，在春秋时期的武士文化中，同美德和荣耀相提并论的是武功，而不是道德传承或对礼制的遵从。由于不再存在对周王室忠诚的默认，也不再存在其他任何广受认可的权威，维持诸侯国间关系的是通过血食得以神圣化的誓言与盟约。越来越普遍的盟誓之举本身就反映了公卿贵族之间缺乏信任，哪怕他们可能同属一国。在这些宣誓和结盟仪式中，祖先或其他神灵通常会被召唤出来见证契约的订立并处罚违背誓言的一方。对这些誓言及战争的发动起支撑作用的，是一种被灌输了周礼神圣权威的士的精神，但这种精神不再受到天命制约。

虽然祖先的概念在仪式层面朝着愈发抽象及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个体的先祖在死后各自拥有了具体存在(“灵魂”)和命运。尽管死者在祭礼中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但在生者眼中他们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了不同的人格，此外，基于士族对荣誉的信仰，祖先被生动地刻画为健壮、生机勃勃、不为凡世牵绊的英雄。

逝者之灵有时会表现为身着华丽战甲的可怕巨人，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可怜可悲、瘦骨伶仃、依靠子孙后代的供养维持身形的鬼魂，这在叙述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左传》(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