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政权把东南亚构建成了一个原材料的提供者和成品的购买者。进口替代工业化短期内在该地区产生了可观的增长率。但它太容易被靠买卖起家的大亨阶级操纵。对与政府有很好的政治关系的大亨来说，一切工业发展计划都是套利机会。在一般情况下，程序是这样的：大亨取得必要的许可证，外国合作伙伴提供生产步骤（只是配套元件组装，而且大部分元件都是进口的），然后依靠关税壁垒出售在国际上卖不出去的商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丰厚的利润，但是并不能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制造业基地。

虽然各个项目、各个国家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滥用程度不尽相同，但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们清楚地看到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万灵药。而且，东北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依据产品出口的模式发展经济，比东南亚国家发展更快、更持久。

这种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靠的是不断提高研发新产品的能力、逐步建立国际品牌。然而在东南亚，进口替代工业化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相反，只创造了受制于外国合伙商和供货商的装配企业。而出口型工业同样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只是把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出租给了跨国公司，后者只在这些地区进行外包加工，而其新产品的研发部分则继续留在发达国家。

教父只是利用了东南亚区域经济中的低效率，才有了出色的业绩，他们或是通过个人关系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垄断特许经营权，或是当政府企图完全控制工业发展时，从中获取利润。对大亨而言，出口型工业好处巨大，但不直接：它的增长支撑着政界精英和商界精英的关系，还减轻了要求真正撤销对国内经济监管的压力。当出口促进了东南亚经济时，市政工程的无竞标和私有化的暗箱操作才变得更加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这是傲慢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真实的宏观经济背景。那时大亨们在会议和媒体中大肆赞美他们自己为东南亚经济繁华所作出的贡献，而实际上，真正使东南亚繁华起来的是出口加工厂里的组装工人（大部分是女性）。

马来西亚的年表记载的内容比周围的国家要迟，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这样一个模式：民粹主义者的阶级觉醒，民族主义的升起，之后，重又回到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互依赖的关系。

而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则设立了“咨询委员会”，里面的成员主要是教父。

他设法获得了两个中国银行买办和其他消息灵通人士的帮助，确认了135位在泰国最具实力的华商，并且成功采访了其中的130位。施坚雅能说流利的泰语和官方汉语，了解中国南部方言，并有惊人的记忆力。

大亨们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刻画成出身卑微的白手起家者。就像上面看到的，苏哈托和马科斯政权确实造就了工人阶级出身的亿万富翁，因为作为独裁者的他们在分配由权力带来的经济利益时，需要无名的圈外人士成为他们可靠的同谋。但在较为固定的政治格局中，人们不会这样做。如果说东南亚教父有一种阶级模式，那就是快速循环的经济贵族模式。

中国有条关于三代人财富的谚语：第一代人创业，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败业。几百年来的事实指向了四代人的发展顺序：第一代人建立核心资本；第二代人加强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使财富不断扩大；第三代人努力守护反映父辈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资产；由于第四代人对事业的专注不够，前辈们原先创立的集团赖以生存的关系网逐渐衰落，加上家族企业固有的缺陷，几代人的鸿基大业终于毁于他们之手。

之前看大佬的回答，如何维持自家的资源
1. 切换到事务性语境
2. 资源 盘点 审计 建立

前几天也看到了一位南方老板对自家孩子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这两样，而且孩子已经基本上接手了父辈的所有资源，比起我们这里的各类败家二代，真是令人感慨

但是对俺没用，咱普普通通的，应该祈祷能普普通通过完这一生

关于教父有一点绝对不会引起争论，那就是在他们的家里，男性家长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管理家族企业中，他们要求所有亲属绝对的服从，并且用各种手段保证他们的绝对权威。让孩子和其他亲属忠诚于他们的最有效策略是，给予他们得到巨额遗产的希望，同时不让他们拥有太多的现金。

在中国家庭里，家长权力得以确保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明文规定谁将接管家庭的哪部分财产。通常以为实行的是某种形式的长子继承制，但这只是错误的感觉。事实上，大儿子只是一个事业继承人，如果他被认为能胜任这个职位。选择其他子女也是十分正常的，虽然首先考虑的永远是男性。

英国殖民政府为房地产垄断创造了条件，因为它的预算资金基本上来自土地销售——所有土地在销售前都是“皇家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不断发展，政府拍卖开发土地的价格更高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笔交易是10亿美元买几块地皮。任何人在二手市场获得的非建筑用地，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亨家族控制的新鸿基地产和恒基地产看上的新界农用土地，都必须支付大笔的转换费才能开土动工。

香港的中产阶级，在名义上交纳的税款很低，但他们所付的租金或者抵押款却是世界上最高的，并还要交纳相当于租金13%—15%的物业管理费

几乎所有由超级大亨控制的香港主要商业事务都有卡特尔的特征——房地产、港口、能源、水泥、混凝土、柏油和连锁零售，这很能说明问题。

寻求核心现金流量就是去获取垄断或者少数人控制的许可证，不管东南亚教父在哪儿经营都一样。

每一个地方都见证了仿效瓜分殖民地经济权力的演化过程

香港和新加坡很早就仔细筹划了防止商人和政治权力公开勾结的方法。香港有立法委和行政局，营造了代议制政府的气氛，虽然事实上立法委和行政局已被未经选举的大亨所占据。在新加坡，政府机构中的有权人和大亨的关系被笼罩在更大的迷雾之下。一个也许明显的并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关联，就是受惠的家庭通过当地的慈善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邵氏基金（1957年由邵氏兄弟设立）和李氏基金（1952年由李光前家族设立）就由此建立。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那些在英国人或他们的继承者李光耀统治下而幸存下来并发达的大亨，从不从事慈善活动提高自己的形象。走私起家的郭芳枫及其儿子郭令明曾寻求获得新加坡银行执照以获得所需的核心现金，但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们从不出资设立基金会。

但是想要生存的教父深谋远虑，他们不只是贿赂、傍上一个主要政客。许多大亨把宝押在一个政客上，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真正伟大的教父从来不允许自己仅仅支持潜在政治势力中的一方。

两个最富有的马来西亚人郭鹤年和阿南达·克里斯南，对所有政客都八面玲珑，这绝非偶然。郭鹤年的关系毫无瑕疵，部分是由于他的资历。郭鹤年在柔佛州长大，那时他父亲常与贵族出身的巫统创始人拿督翁主席打麻将。郭鹤年与拿督翁的儿子，马来西亚第三任总理胡先翁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过，又与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阿都·拉萨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24]。这无可避免地让他了解了独立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所有发展中的机构。虽然有时会与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关系紧张，但是郭鹤年从不让他在新加坡的投资处于危险境地，也不会让他还拥有的对马来西亚软商品的垄断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