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奔腾计划”。在这个项目中大部分外汇分配给了本地商人。经济历史学家理查德·罗宾逊发现这个计划“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本地商人资产阶级，而是创造出了一群许可证经纪人和政治中间人”[53]。20世纪70年代也是如此，随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印尼政府突然富了起来，也尝试了进口替代工业化。与政府有着良好关系的土著和华人大亨得到了特许证和支持，而中小型的制造商却没有。钢铁、水泥、汽车、化工和化肥厂又以商人阶级为基础进行了构建，后者引进跨国公司来提供技术，而他们自己则专注于用巧计做成政治上的买卖。

那就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扶植本地的小型制造企业，把他们培养成大型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业，相反它只是巩固了殖民时期就存在的贸易精英的地位。

重要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分别是城市型的地区和小国，确切地说是“港口城市型的地区和国家”。自从沦为殖民地，它们就提供了无关税贸易（很少或根本不问对方在做什么买卖），还成了寄放钱财的地方（很少或根本不问这些钱财是从哪来的）。作为比较容易管理的城市型的地区和小国（有着目的相当明确的纯移民）[55]香港和新加坡玩弄着一个简单的经济把戏：他们从内地经济相对的低效能中套利。换句话说，生意主动找上门来，是因为他们干得比邻国好，主要是服务业。

作为储存资本的地方，香港和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很重要，随着近几十年来现代金融服务的发展，它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商业特权从周边国家获利的外族大亨一直设法把资金放在境外，因为他们害怕可能有一天会成为政治变革的受害者，这当然很有道理。逃税的可能性和东南亚各司法管辖区的调拨定价导致大量资金需要境外避难所。香港和新加坡的银行保密业务，它们愿意给外国有股东代表的空壳公司提供银行账户，香港对私人公司设立公款账户不作要求，这些都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了完美且容易获得的庇护。

在香港和新加坡，与银行服务业一起发展的还有房地产、购物和娱乐业。一直以来，外地客户促进了这里的高档住房市场——现在香港的主要客户是内地的中国人，新加坡的客户一直是印尼人。无论是19世纪还是当今，香港或新加坡一直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大亨的安全避难所和可靠的投资场所。

在中国县域经济中，有四大模式广为流传：苏南模式、顺德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

0 引言：你为什么逃不开政治

0.1 大师们的偏见
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治是名分）
马基雅维利：政治是权力的争夺
洛克：政治是平等自由的人们一起处理公共事务
施密特：政治是敌友划分
伊斯顿：政治是稀缺资源的权威性分配
“每个人都对政治有自己的偏见”，大宗师因为对其偏见的深刻而留下了定义，营造了属于他们的世界观

0.2 政治即江湖
“江湖险恶”：“每个人实际上都处于和别人的紧张和斗争当中”
> 霍布斯：人和人如果处于自然状态，那就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每个其他人很可能都是自己潜在的敌人

0.3 退得出？逃得掉？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
人有太多的关系，在许多系统里生存，上下自然存在，孔子所说上下相安，逃不掉
伊斯顿讲分蛋糕的游戏，只要和别人有关系，都存在着划分胜利果实的事情，稀缺资源也同样需要分配
你我之间的意见冲突，到底谁来裁判

0.4 政治学与厚黑学，政治学是黑魔法防御术
政治学：着眼人和人如何好好的在一起，当然也要防住人与人互相伤害
厚黑学的人性基础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然而人和人必须在一起，没有孤家寡人可以独活：”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和全世界为敌的人，难道不是一个作死的人吗“

”每个大宗师都在用他的偏见来告诉你：政治学的正道是什么，恰恰是因为他独特的角度观察到了这个世界这个秩序这个人的共同体，遭受了什么样的冲击和破坏，所以他要重新架构出一个好的秩序来帮我们安身其内“，而这样的世界都以他的人性论作为基础。


1.程树德 《论语集释 》
2.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论李维》
3.霍布斯《利维坦》
4.洛克《政府论》
5.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6.施密特《政治的概念》
7.伊斯顿《政治体系一一政治学状况研究》

……说真的：这大自然有什么权利把我生到这世界上来，它这样做基于自己的哪些永恒法则？我生而有知，也意识到这个大自然：它有什么权利未经我的允许就把我生成一个有意识的人呢？既然我有意识，因此也就有痛苦，但是我不想痛苦——因为我凭什么要同意接受这痛苦呢？大自然通过我的意识向我宣告，存在着某种总的和谐。于是人的意识便从这一宣告中造出了若干宗教。大自然告诉我，虽然我心里很清楚，我不能也永远不会参与到这总的和谐中去，而且也根本不可能了解它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仍旧必须服从这一宣告，必须逆来顺受，为了总的和谐而接受这痛苦，同意活下去。但是如果让我自觉选择，那么，不用说，我宁愿仅仅在我存在的那一瞬间是幸福的，至于这整体及其和谐云云，在我消灭以后，与我毫不相干——在我去世之后，这整体及其和谐是否仍旧存在于这世上，还是与我一起立刻同时消灭，在我都一样。再说，我凭什么要操心在我去世之后它是否还依旧存留——这倒是个问题？还不如我生来就像所有的动物那样，也就是尽管活着，但是却不能理性地意识到自己那样，我的意识恰恰不是和谐，而是相反，是不和谐，因为有意识的我不幸福。诸位不妨看看，谁在世上幸福？什么人同意继续活下去？恰恰是那些形同畜生，就他们不发达的意识而言，更接近于动物类型的人。他们很乐意活下去，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却像动物一样，即吃喝睡觉，安家立业，生儿育女。至于要像人一样吃喝睡觉，那就必须发财，必须掠夺，至于要成家立业，那就必须主要靠掠夺。有人会反驳我说，似乎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可以在有科学根据的、正确的社会原则上成家立业嘛，何必靠此前出现过的掠夺呢？就算这样吧，但是我倒要请问：因为什么？为什么要成家立业，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力气来正确地、理性地、合乎道德和循规蹈矩地在人类社会中成家立业呢？对于这个问题，当然，任何人也不能给予我下正确的回答。他们能够回答我的无非是：‘为了享受’。是的，如果我是一朵花或是一头母牛，我倒能得到享受。但是，像现在这样，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我是不会得到幸福的，即使我处在爱他人和人类对我的爱这种最高级和最自然的幸福中，我也不可能幸福，因为我知道明天这一切就会统统消失。而我，这整个幸福，这整个爱，以及整个人类——将统统化为乌有，化为过去的一片混沌。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任何幸福——倒不是因为我不愿接受它，也不是因为我因原则而产生的某种固执，而不过是因为明天我就可能变为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会幸福，也不可能幸福。这是一种感情，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而我却战胜不了它。好吧，就算我死了吧，可是只要人类能代替我而永远存在下去，那么，也许，我毕竟还能得到某种慰藉。但是，要知道，我们的星球不是永恒的，而且人类的生存也是有期限的——同我一样，一刹那而已。因此不管人类在地球上安排得如何合乎理性，如何快乐，如何公正和神圣——这一切，到明天，都将成为那同一个零字。虽然，根据大自然的某种万能的、永恒的和僵死的原则，不知为什么，这结果却似乎是必需的，但是请相信，蕴含于这一想法中的，却是对人类的某种极大的不敬，是对我深深的侮辱，更因为这事无法归罪于任何人，因而令人更加无法忍受。
最后，如果，甚至假设，这个关于人在地球上终究会在合乎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安置下来的神话，是可能的，并且相信这一神话，相信人们的幸福终将到来，但是，一想到大自然根据它的某种因循守旧的法则，在使人达到这一幸福之前，却必需千千万万年地先把人折磨个够，一想到这点，就使人无比愤慨不能容忍。现在，再来说那个终于使人达到幸福的大自然，不知为什么，明天必须把这一切都化为零，尽管人类为了达到这幸福受尽了各种各样的苦难，而且，主要的是，凡此种种，它对我和我的意识还毫不隐瞒。可是它却向母牛隐瞒，不让它知道，这就使人不由得产生一个非常滑稽可笑、但又令人不能容忍的可悲的想法：‘如果我来做一次大胆而又无礼的实验，把人插进泥——目的只是为了看看这类生物是不是适合在泥土中生长，那又会怎样呢？’主要是，这想法的可悲之处在于这里仍旧没有可以指责的人，谁也没有作过这样的试验，也无人可以诅咒，而这一切无非是根据我完全不能理解的大自然僵死的法则产生的，而我的意识无论如何没法同意这些法则。因此：
因为我就幸福所提的问题，我通过我的意识从大自然那儿得到的回答仅仅是，我只有在总的和谐中才能得到幸福，舍此，别无他法，对于我来说，这显而易见：我永远无法理解这种所谓的总的和谐——
因为大自然不仅不承认我有要它说明的权利，甚至对我的问题根本不予理睬——倒不是因为它不想回答，而是因为它回答不了——
因为我深信，大自然为了回答我的问题，肯定会将我自己指定给我（无意识地） ，并通过我的意识来回答我（因为我自己就一直在对我自己说这一切）——
因为，最后，既然是这样，我就同时担任了既是原告又是被告，既是受审人又是法官的角色，因此我认为这出喜剧就大自然方面而言是完全愚蠢的，而忍受这样一出喜剧，就我而言，我认为甚至是屈辱的——
因此，我作为既是原告又是被告，既是法官又是受审人的这一无可置疑的角色，我判决这个无礼而又无耻地把我生出来受苦受难的大自然——与我一起同归于尽……可是，因为我无法消灭这个大自然，因此我只能消灭我自己一个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忍受这种暴虐太苦恼了，而在这种暴虐中，居然并无可以归罪的人。

《判决》——陀思妥耶夫斯基

殖民政权把东南亚构建成了一个原材料的提供者和成品的购买者。进口替代工业化短期内在该地区产生了可观的增长率。但它太容易被靠买卖起家的大亨阶级操纵。对与政府有很好的政治关系的大亨来说，一切工业发展计划都是套利机会。在一般情况下，程序是这样的：大亨取得必要的许可证，外国合作伙伴提供生产步骤（只是配套元件组装，而且大部分元件都是进口的），然后依靠关税壁垒出售在国际上卖不出去的商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丰厚的利润，但是并不能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制造业基地。

虽然各个项目、各个国家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滥用程度不尽相同，但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们清楚地看到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万灵药。而且，东北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依据产品出口的模式发展经济，比东南亚国家发展更快、更持久。

这种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靠的是不断提高研发新产品的能力、逐步建立国际品牌。然而在东南亚，进口替代工业化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相反，只创造了受制于外国合伙商和供货商的装配企业。而出口型工业同样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只是把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出租给了跨国公司，后者只在这些地区进行外包加工，而其新产品的研发部分则继续留在发达国家。

教父只是利用了东南亚区域经济中的低效率，才有了出色的业绩，他们或是通过个人关系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垄断特许经营权，或是当政府企图完全控制工业发展时，从中获取利润。对大亨而言，出口型工业好处巨大，但不直接：它的增长支撑着政界精英和商界精英的关系，还减轻了要求真正撤销对国内经济监管的压力。当出口促进了东南亚经济时，市政工程的无竞标和私有化的暗箱操作才变得更加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这是傲慢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真实的宏观经济背景。那时大亨们在会议和媒体中大肆赞美他们自己为东南亚经济繁华所作出的贡献，而实际上，真正使东南亚繁华起来的是出口加工厂里的组装工人（大部分是女性）。

马来西亚的年表记载的内容比周围的国家要迟，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这样一个模式：民粹主义者的阶级觉醒，民族主义的升起，之后，重又回到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互依赖的关系。

而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则设立了“咨询委员会”，里面的成员主要是教父。

他设法获得了两个中国银行买办和其他消息灵通人士的帮助，确认了135位在泰国最具实力的华商，并且成功采访了其中的130位。施坚雅能说流利的泰语和官方汉语，了解中国南部方言，并有惊人的记忆力。

大亨们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刻画成出身卑微的白手起家者。就像上面看到的，苏哈托和马科斯政权确实造就了工人阶级出身的亿万富翁，因为作为独裁者的他们在分配由权力带来的经济利益时，需要无名的圈外人士成为他们可靠的同谋。但在较为固定的政治格局中，人们不会这样做。如果说东南亚教父有一种阶级模式，那就是快速循环的经济贵族模式。

中国有条关于三代人财富的谚语：第一代人创业，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败业。几百年来的事实指向了四代人的发展顺序：第一代人建立核心资本；第二代人加强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使财富不断扩大；第三代人努力守护反映父辈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资产；由于第四代人对事业的专注不够，前辈们原先创立的集团赖以生存的关系网逐渐衰落，加上家族企业固有的缺陷，几代人的鸿基大业终于毁于他们之手。

之前看大佬的回答，如何维持自家的资源
1. 切换到事务性语境
2. 资源 盘点 审计 建立

前几天也看到了一位南方老板对自家孩子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这两样，而且孩子已经基本上接手了父辈的所有资源，比起我们这里的各类败家二代，真是令人感慨

但是对俺没用，咱普普通通的，应该祈祷能普普通通过完这一生

关于教父有一点绝对不会引起争论，那就是在他们的家里，男性家长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管理家族企业中，他们要求所有亲属绝对的服从，并且用各种手段保证他们的绝对权威。让孩子和其他亲属忠诚于他们的最有效策略是，给予他们得到巨额遗产的希望，同时不让他们拥有太多的现金。

在中国家庭里，家长权力得以确保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明文规定谁将接管家庭的哪部分财产。通常以为实行的是某种形式的长子继承制，但这只是错误的感觉。事实上，大儿子只是一个事业继承人，如果他被认为能胜任这个职位。选择其他子女也是十分正常的，虽然首先考虑的永远是男性。